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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玲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来，国家教育部规定“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在高等教育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20分投档，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与在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政策。各地区针对当地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一些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也正是由于这一政策，全国范围内都出现过各种隐秘的更改民族成分的行为。当然更改民族成分并不是自有高考优惠政策开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之后。国家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给予少数民族县和聚居地一系列财政补贴，最早在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整个县集体更改民族成分的现象。
回到我们所谈的高考制度，在2009年重庆高考风波以后，关于少数民族享受高考加分的政策的废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深刻讨论和反思。在整个制度实行的三十多年后，将这一政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由于重庆关于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中，规定“户籍在聚居地少数民族的考生可加20分，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加5分”，它为许多弄虚作假者提供了契机。
2009年重庆高考考生更改民族成分，成为高考舞弊的新方式，面对严格的户籍制度，更改民族身份如何能成为可能？事件开始于重庆市南开中学一名学生，爆料重庆巴蜀中学存在大量造假，有200多个民族造假的考生。之后巴蜀、南开两所中学在网上开始了口舌大战，这一事情引起了重庆市教委的注意。在其官方网站对于少数民族考生进行了公示，但持续时间不久信息便消失了。市区委的调查显示巴蜀中学只有77个少数民族考生而不是200个。巴蜀中学解释在于其在选择生源上下足了功夫，很多考生来自于石柱少数民族自治县。因此，存在77个少数民族考生不足为奇。
在事情告一段落后，有人爆料石柱县少数民族副县长的女儿的户籍档案有所改动，因此，重庆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共有31人被确定为伪少数民族考生，并且取消了他们的录取资格。其中最为受关注的2009年的文科状元何川洋，在高考加分调查结果出来的第三天，被爆其父母都是巫山县的重要官员，蓄意篡改了少数民族成分。状元郎的造假使得该事件进一步引起了舆论的哗然。重庆高考考生的民族造假事件已经确定无疑。更改民族成分似乎成了有背景考生冲击名校的必备条件之一。那些没有被曝光的学生名单背后是否有更大的背景？新华社罕见地发出了“有什么理由不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的评论，没有被揭穿的造假父母是否有更多，教育系统和官员的子女是否也身在其中？这里面是否存在了更多的幕后交易和腐败现象？
面对民众的质疑，官方和民间要求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事情尘埃落定以后，回顾官方的做法，重庆教委处理了31名伪少数民族的考生，取消了其当年的录取资格，即使是何川洋拥有重庆市第一名的头衔也一样。给予石柱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汤平等15名党员领导干部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秀山县、石柱县、黔江区等地公安部门相关责任人撤销党内职务、撤销行政职务等处分；给予一些地区的民族宗教事务局相关责任人撤销党内职务、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虽然何川洋的父母极力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努力为儿子寻找最后一丝机会，伴随着港大的拒收希望也最终幻灭。其父亲被革职，母亲也停职。重庆在2010年取消了少数民族加分，按国家要求调整为降分投档照顾，在录取时更有利于公平公正。高考考生最多只能得到10分的加分照顾，2010年重庆高考最高照顾分值由原来的20分调整为10分，单个考生同时享受的多项照顾项目不得累加，同时，重点本科批次改为了全平行志愿方式，考生可同时填报6个第一志愿。这当然是事后的行为。
高考加分门事件后，许多民间网友和各大媒体不同意官方的做法。基本上都要求曝光造假学生的名单，揪出其后台，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受到相关制裁。所谓的“枪打出头鸟”，仅仅因为何川洋是文科状元，才受到舆论的指点，这种做法是极为不公平的。同时，网友认为公布造假名单也是对加分门事件的一个最好交待。唯有公布真相才是停止猜想的最好方式。至今为止，那份31人造假名单上的其他人仍然扑朔迷离。面对公众不绝于耳的质疑声，重庆有关方面仍未公布其他考生的有关情况，并宣称不对外公布是联合调查组的研究决定。与此同时，网友也严重质疑重庆的“2009年普招加分信息”的名单也一度从招生办网站失踪，网友怀疑这是为了避免有好事者与先前的名单相比较，从而寻找到31名存在问题的考生。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身份说改就能改？户籍管理制度向来都是很严格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生还是更改了民族成分？在加分门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
我采取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访谈了目前仍在大学就读的重庆少数民族考生。有的是面对面的交谈，有的是通过访谈，还有的是通过朋友的帮忙。所调查的范围涉及2007~2010年的考生。鉴于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民众对考生本身还是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且高考院校对伪少数民族考生也不再予以追究。所以在回答有些问题的时候，很多同学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部分个人资料是我通过周围人寻找得来的，所有资料具有可信度。
下面我将抽取和分析几个典型的案例，以求更深刻地理解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
以下案例是根据其相关性和差异性排列的，各案例有不同的背景、联系和伪造民族考生的理由。这也源于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大家彼此了解，能够加深对细节的了解。我希望借助这些案例所呈现的事实，形成一个对少数民族造假事件的整体性认识。
案例一：A生，2007级考生
该考生是当年重庆市裸分第三名，可谓实力派，农村籍，应届，存在民族造假情况。其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以说没有任何背景，其父亲最高文化程度也就是高中，一辈子黄土朝天，但重视儿子的教育，希望儿子做个有文化的人。根据该考生自己透露，当年自己的同班同学没自己成绩好，但是很多都有少数民族加分，这一件事经常让他感到苦恼。由于高考的不确定性，他担心自己会因为没有加分而无缘于北大。因为他一直都为北大努力着，成绩也好。并且其高中母校并不在重庆市区，而是一个县城中学，在各方面受到的教育和机会与市区都不可同日而语。重庆市区的巴蜀和南开中学，很多人都有国家二级体育加分项，并且接受各种竞赛的机会多，三好学生名额也多，存在各种事实上的高考加分。该考生知道这一事实，其高中母校也知道这一事实，即使该同学实力再强，能够上北大的希望还依赖于其他人是否有加分这一事实。2008年文科状元差点无缘北大就是例子。加分政策的混乱成为众多考生乃至优秀考生也弄虚作假的真正缘由。
我比较关心的是，根据之前爆料的，其父母有身份有背景的人作假才可以成功。那么该考生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情况下是如何作假成功的呢？他称，其实自己一直家庭观念比较重，不愿意改成其他户籍，但是为了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为了还自己一个公平，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最怕的就是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公平考试的机会。所以其父母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其找到了一户人家，该户人家由于子女众多，因此将他过到该家庭名下。那么为什么公安部门能够受理并顺利通过呢？考生说道，自己申请的理由就是，当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家庭子女众多，为了避免罚款，所以一直没有给最小子女登记户口，但由于高考需要，因此在公安部门有了户籍申报。最终还是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身份认定。具体的公安部门认定过程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也因此，该考生不仅更改了户籍，也更改了法律上的父母。这让他十分难过，坦承自己一直深受困扰。每次申请资助或是其他填写父母状况时，他都不得不写虚假父母的名字。
案例二：B考生，2008级考生
城镇应届，成绩较好，有实力冲击名校，但其高考结果是裸分排名27，北大招生只有22个名额（这22个名额后面还会细讲，因为案例三与案例二直接相关）。但因为有加分情况，其最终还是上了北大某个冷门专业。B考生曾经一度郁闷过，尤其是在2009年少数民族加分事件曝光之后，曾经想过为了不再受到舆论指责，希望可以坦诚自己的身份。但是最终没有勇气，静观舆论变化，直到最终事件平息。其父亲是某局的局长，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足够动用其人际关系更改少数民族的成分。在其高二那年，他更改了民族，但是他是通过将户籍迁移出去，单独作为一个户主的身份，而并非像案例一那样，放入另一家庭户口中。在高中期间，他自信能够上北大，但是，那时他并不知情其他竞争者的加分状况。那时候也没有感到任何羞愧。因为在重庆，有些加分项目泛滥，存在各种隐性加分，说不定周围的人都有各种加分。因此，他如愿以偿地上了北大。关于父亲是如何更改的、更改的程序，他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他只负责念书而已。
上北大之后，他向我透露了对他的中学同班同学，一个分数比他高的男生，也就是案例三，有些心存愧疚。我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此在他不是十分愿意透露的情况下，我通过其他人了解到了真相。
案例三：C考生
初次参考是2008年，复读一年最终于2009年上了北大。汉族考生，农村应届，其父母为农村户籍，但没有从事农业，开着裁缝店，在县城内做着小生意。他讲到自己当年的成绩是656分，在重庆裸分排名位于第9名。但在各种加分项目的情况下，最终被挤出了录取线。仅仅有一个三峡库区的加分，5分，因此总共算下来，含加分成绩，当时在重庆排名25。虽然北大扩招但也只有22个名额，加上除去港大和清华的2个名额，总共有24个。因此，他刚好排名25的名字就成了一个伤口。他无缘了所有自己梦中的高校，仅仅那么一线之隔。这让他受的打击非常之大。而与此同时，案例二的同学刚好是其同班同学，这就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也就理解了为什么B同学会对C考生感到歉意。
在关于是否复读的问题上，他说道自己在一年内成长了，有些缘分是注定的，只分早晚而已。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总会成功！在2009年他如愿以偿地裸分第三名上了北大。而且这一年，新复读的学校给予了他15万的奖金。在复读期间，学校还免了全部学杂费，甚至吃饭都是在教师公共食堂，学校也提供了单人的住宿条件。不仅如此，在这一年，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待以前同学加分，一直都是有点愤恨，但是现在他表示自己可以理解了。
现在该考生能够比较宽容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当问到和B同学的关系时，他说道，我还经常和他一起打球吃饭，现在是很好的朋友。
案例四：D考生，2009级重庆某考生
该考生的实力一般，能够上个二本院校。城镇应届。其父亲早逝，有个哥哥在公安局上班，职位没有透露。因此在2009年参考之前，其哥哥希望唯一的妹妹将来有个好前途，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人际关系将该考生的户籍做了改动，更改为三居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因此也就有了加分情况。但是我们知道2009年“加分门事件”发生以后，该考生理应也受到了牵连，也应该在31名被查处的范围之内。但她还是在2009年顺利被某院校录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为什么能够独善其身，没有受到影响？联合调查组为什么没有将她列入名单之列。这引起了我巨大的好奇。难道枪真的只打出头鸟？
据她自己回忆，当时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也就是在该事件被闹大之前，其哥哥也接到了传闻，关于传闻是怎么来的，具体不太清楚。这个传闻让她胆战心惊，但是根据历年来都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再三犹豫要不要将民族重新改为汉族。因此联合调查组之前，我猜测他们已经发送了某种信息，要求更改少数民族信息的考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变更回来。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联合调查组在巴蜀只查到了77个少数民族考生，在重庆范围内只查到了31个造假的伪少数民族考生。在重庆，这些高考造假成为了学校、教育界、学生公开的秘密。
因此，该考生经过慎重决定，将自己的所有资料更改回来，在招生名单上依然显示的是她汉族身份。但是当时所有考生资料已经送往何处？他们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即使在个人资料被送出之后，还可以顺理成章地改回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机制？
不仅如此，何川洋的故事也证实了传闻的存在。据巫山当地的某些官员透露，他们当时也接到了某些传闻，据说何川洋在出事之前其父母也听到了某些风声，但其父母抱着侥幸的心态，没有主动更改过来。这与D同学的做法完全不同，也因此成了舆论的焦点。
案例五：E考生，何川洋
2009年参加高考，2010年复读。南开中学参考生。这个想必是大家都熟知的事情了。其父母均为公务员，其父系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卢。经查，2006年上半年，在县招生办工作的何业大找到时任中共巫山县委统战副部长、巫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请他帮忙更改何川洋民族成分。何业大的妹妹办理了所需资料，并于2006年7月12日将以上资料及申请书交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手中。局长说他没有按照规定查看何业大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原件，就签署了“同意报批”的意见，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于2006年10月9日批准申请，并发放了更改证明书。
因此，港大和北大先后放弃录取他。但他不气不馁，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挺了过来，最终进入了北大光华学习，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可以看出，在造假的目的上，当然只有一个。但在造假途径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造假的学生上，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越容易造假，越是有背景的人越容易造假；造假是学校、考生和其他有关单位不言自明的“串谋”结果，是一种综合因素的博弈。
基于以上的一些事实和个人陈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加分的主要事实，这些事实都直接或者间接与考生伪造少数民族加分有关。
1.乡镇中学、县城中学和市区中学的考生在接受公平参加除高考以外的保送或者自主招生的机会和信息流通上存在差别。 据显示，大部分保送名额都被市区的一些学校垄断，尤其是名校，而像一些乡镇中学基本上都没有学生获得保送。那么保送名额分配机制本身就存在问题。并且保送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给其他人造成了某种不公平。在乡镇的某些学生，由于接受信息的渠道有限，以为上大学的唯一方式就是参加高考，根本不知道还存在自主招生和保送一说。据A同学透露，当时他的母校是没有北大的保送的，应该都是集中在市区像巴蜀、南开中学内。所以县级的学生要是想上北大，只能通过自己的考试，而且自己当时也并不知道还有自主招生，老师也从来没有提到过。A只知道好好学习而已。
曾经学校一度张贴过关于保送重庆某些院校的告示，最好的学校也就是川大，但是那些名额基本上不是教师子女，就是背景深厚的学生。但是当时A同学的愿望是能够上北大，因此也毫不在意。
此外，不同地级之间中学的考生的差异还表现在伪造加分的能力上，市区学生可以伪造成为各种国家二级运动员，各种加分借口琳琅满目。而较为偏远的学校只能借助自己的地理优势，伪造成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考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伪少数民族考生大多都是来自于县城及县城以下地区的原因之一。当然伪造能力、接受机会、信息流通这些因素与地区差异息息相关，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2.重庆的各种加分项目众多，形成了加分项目混乱的局面，各种加分机制和评选存在不公，审核程序待商议，同时也存在权力渗透。 在“加分门事件”之前，14类人群享受加分。属于常规加分的考生：归侨及其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籍考生和港澳生、残疾青年、少数民族考生和正住户口在享受加分照顾区县（自治县）的汉族考生、库区淹没乡镇的考生，必须按期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证明，审查合格者，方享受加分政策。同时，非随父母工作调动以及户籍迁入黔江区、石柱、彭水、酉阳、秀山、巫溪县、城口县不足三年的考生不能享受上述区县（自治县）的政策性照顾加分。享受市优秀生、市三好生、市优干生、科技发明生、单科竞赛生、体育尖子生加分政策的考生，将相关获奖证书上报区招办，也可获得相应的加分。凡申请加分照顾的农村独生女，可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镇计生办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申请表。如果确定是农村独生女则有加分。如有报考人员父母属我市区县（自治县）级以上人事、组织部门确认引进的优秀人才，本人经户籍管理部门批准落户我市；市、区县（自治县）级以上政府审批的招商引资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其子女经户籍管理部门批准落户我市；部队复员、转业军人及其子女，经户籍管理部门批准落户我市等7种特殊情况，不受之前条件的限制。
由这些加分项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加分存在着漏洞，比如市三好学生、市优干、体育尖子这些加分实在容易至极。市三好学生、市优干的评选机制是不严密的。而且在分配名额上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还是就是有关系、有背景的考生比较容易得到，除此之外，就是成绩极好的学生，这是学校故意安排策划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学生冲击名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在于各个名校的恶性竞争，正如巴蜀中学和南开中学开展的口舌大战一样。无论校际管理阶层之间的反应如何，但在巴蜀、南开及其他学校之间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很多隐性竞争。尤其是以考生进入名校、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巴蜀之所以到处“挖人”，在各个区县寻找成绩优秀的学生，并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优秀学生到巴蜀就读，原因就在于想培养更多的优秀考生。生源质量成为巴蜀中学招生的关注点。
因此，对于区县级和区县级以下户籍的考生来说，大多还是在本地就读，尤其是成绩优秀的考生，在强烈的加分竞争下，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加分，以求获得和市区中学平等的参加考试的基础。而在偏远的县城，伪造少数民族身份是最为方便的事情，因为这方面的人数是没有限制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其他加分项目的分配名额和评选机制往往被名校占取。但是其他加分项目不违反法律，也不受网友指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大出现的重庆考生中，很多都是二级运动员。他们大多都是来自于市区名校。由此，在看待伪造少数民族的身份的考生时，我们不得不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虽然不构成直接原因，但至少也是间接因素之一。网友在抨击伪造少数民族考生的时候，是否想过每个考生加分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有别的路子的话，谁愿意通过伪造民族成分来获得加分？如果谁也没有加分，或者加分机制分配和评选公平，还有谁会背弃自己民族，甚至是更改自己法律上的父母，来获得高考的20分或者5分？
这也是我们理解部分考生成绩越好，越容易造假的原因。当然，被推向舆论浪尖的考生大多都是父母背景较好，或者说是成绩本身就好还加分的学生。因此，在种种泛滥的加分限制下，加上各校之间的竞争，成绩好的学生存在加分，甚至通过篡改民族身份的方式获得加分。我们可以直白地说，这成为了冲击名校的必备砝码。当然考生C就是加分下的牺牲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不幸就是因为舆论所说的由于其他人的少数民族加分而导致的，确切地说，他是重庆各种明目张胆的加分政策的受害者。
3.在更改少数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存在隐性的“潜规则”。 按照法律规定，更改民族成分的程序包括：首先，凡是符合政策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须经本人向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并填报《重庆市民族成分更改申请审批表》；其次，由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组织调查核实，经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会议研究，在本单位公示7天无异议后，由行政主要负责人、分管统战工作领导审签、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县民宗局。那么既然更改民族成分需要经过几次审议，我们可想而知，更改民族成分除了A考生所描述的钻“计划生育”政策的漏洞之外，更多的还是钱权交易。在营私舞弊和弄虚作假的许多环节，往往和一些部门、一些手握权力者的渎职乃至个别公务人员的贪腐有关。但是我们发现，更改民族成分少了一个环节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天衣无缝的结果。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被曝光，都可能让造假人员被绳之以法，但是重庆历年来几乎都出现民族造假的考生，为什么迟迟在2009年才被揭发。重庆相关方面没有公布名单，也许就是某种顾全大局的考虑，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重庆教育体系和重庆官方体系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由于类似事件发生已久，并且波及的范围也大。各种造假层出不穷，加之“加分门事件”出现以后，有些考生收到立即更改个人信息的传闻之后，联合调查组才开始调查。这一情况让我们不得不肯定，重庆内部遵循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被揪出来的部分考生只不过是不幸被舆论揭发，想掩盖也掩盖不了。如果说负有连带责任的话，这并不简单是官员的责任，学校领导、教师难道都不知情吗？如果说考生个人有更改的能力，那么学校、教师由于存在“共同利益”而刻意隐瞒也是正常的。正是由于学校内部的各种加分不公平的体制，没有加分的学生存在相对剥夺感，因此也会寻找各种途径获得加分。
因此不难发现学校和老师、考生、考生家长和官员体系存在“共谋”，也是由于这种“共谋”使得伪造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既然大家都在造假，大家都有机会加分，即使一些考生有机会反映，也会被平息下来。这个圈子的凝固力量之强大，可想而知，背后所隐藏的官方力量也不言而喻。
4.重点班考生加分情况最多，这与学校体制和理念存在密切关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越容易有加分的欲望，除了市三好、市优干以及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造假（这些方式钻空子都有名额的配给和限制）以外，其他成绩较好的学生必须通过伪造民族身份来获得加分。有理由猜想，如果何川洋不是出生在巫山县（该县有少数民族自治乡），他也会获得其他形式的加分，像他这样的好成绩的学生不可能没有其他加分。既然他在参考之前已经借助其父母的便利更改了民族成分，并且其居住地为其造假提供了便利，那么这对于校方无疑是一件好事。
此外，在网络上所盛传的巴蜀中学招收石柱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人数最多，倒不是因为这里的生源素质较好。之所以会在这里大量选拔人才，跟该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关。这里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更改民族成分相对容易。当然也不排除本身招收的学生就是少数民族。可见，学校在生源上，可谓是花尽了心思。归根结底，校际之间的竞争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每个学校都为了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在宣传教学成果上，高考是一个唯一性的综合指标，也是家长择校的关注点。在解决高考加分不公平的措施上，我们有理由首先规范学校之间的竞争。学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不是弄虚造假的地方。
归结而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每个造假考生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伪造少数民族身份也并非单纯是一个造假的问题。探寻问题的由来，直接的关联是钱权交易和幕后操纵，但根本性问题则是很多因素的“综合博弈”，学校、考生和其他有关单位不言而喻的“串谋”才是该现象得以维持的机制。与此同时，通过重庆加分门事件的层层剖析，对一些“成绩好的越是造假的悖论”、“民族更改的方式和何以成为可能”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那些伪少数民族考生，或许应该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毕竟这并不单单只是一个造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