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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国家图书馆，我注意到一则书评，我记得评论的是保罗·福尔（Paul Fort）
的杂志《诗与散文》（Vers et Prose），书评中说这本能在巴黎六区剧院街七号的 A.莫尼耶书店里购买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书店，也不熟悉剧院区这个地方，但是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把我往那里拉，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即将发生。我过了塞纳河，很快到了剧院街，街那头的剧院让我想到普林斯顿殖民地时期所建造的那些住宅。这条街的半当中靠左边有一家窄小灰暗的书店，门上写着“A.莫尼耶”（A Monnier）
的字样。我凝视着书店橱窗里摆出的书籍，这些书可真令人兴奋，然后我往书店里窥视，看见沿墙的书架上摆满了用闪闪发亮的透明纸包着的法文书籍，这些书正等着送到装帧师那里去装订，有时这种等待要很久。书店中这处那处还有些作家的画像。
一个年轻的女人靠桌而坐，无疑她正是 A.莫尼耶本人。见我在门外犹豫，她很快起身给我开了门，把我让进书店，非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她的这种态度让我吃惊，因为法国人对素不相识的人向来都不热情，后来我才知道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天生就是这种性格，特别是如果她碰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陌生人。那天我穿戴的是西班牙式的外套和帽子，但阿德里安娜还是一眼就看出我是美国人。“我非常喜欢美国。”她对我说。我回答道我也非常喜欢法国。以后我们的合作将证明，我们俩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站在敞开的门边，突然一阵大风把我的西班牙帽子吹到了街上，它直往前滚， A.莫尼耶赶紧出去追帽子，她虽然穿着长长的裙子，但速度竟能如此之快。在帽子被车轮子轧到之前，她一把抓住了它，然后小心拂去帽子上的灰尘，将它交还给我。然后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身材结实，她的肤色很浅，就像北欧人一样，她的脸色红润，前额光洁，笔直的头发梳往脑后。最动人的是她的眼睛，它们是蓝灰色，稍往前突出，让我想到威廉·布莱克的双目。她看上去充满活力，她的衣着与她个人的风格非常相配，有人曾描写她的衣着打扮是混合了修女和农妇的特点：她的长裙一直拖到脚面，上身是白色的丝绸衬衫，外面罩着紧身的丝绒背心，她的衣服不是灰色就是白色，色调就像她的书店一样。说起话来，她的声音高昂，她的祖辈们都是在山中生活的，肯定习惯了从这山喊到那山。
我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坐下来，当然，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关于书。她告诉我她一直对美国文学很感兴趣，她的图书馆中收集了所有她能弄到手的美国文学的译作，最早收集的是她最喜欢的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我告诉她她一定会喜欢《白鲸》（Moby Dick），但此书当时还没有被翻译成法语。（让·季奥诺的译本后来才出版，阿德里安娜确实喜欢此书。）她没有读过多少当代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家在当时的法国还不为人所知。
对于法国当代文学，我还是一个新手，阿德里安娜得知我钟爱瓦莱里（Paul Valéry）
的作品，而且还收藏了一本他的《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时，她就觉得我这个新手还不错。我们俩达成共识，都认为我应该继续阅读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
，我在美国已经开始阅读他的书了。她还答应帮助我阅读诗人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的作品。就这样，我就成了莫尼耶图书馆书友之屋的会员，开始的期限是一年，当然，我的会员资格以后是延续了许许多多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枪炮声离巴黎越来越近，我也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灰暗的小书店里。
常常有法国作家们顺路来访，有的刚从前线下来，还穿着一身军服，他们和她进行热烈的讨论，有一位总喜欢坐在她的桌子旁边。
还有那些我从来不会错过的朗读会，图书馆的成员们被邀请到书友之屋中，倾听那些还没有出版的手稿的朗读，这些朗读或是由作家亲自进行，或是由他们的朋友代替，例如瓦莱里的作品就是由他的朋友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朗读的。小书店里挤满了人，有的几乎是挤坐在朗读者的身上，大家都屏住呼吸倾听着。
我们聆听了穿着军服的儒勒·罗曼朗读他以和平为主题的诗作《欧洲》（Europe），聆听了瓦莱里阐述他对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尤莱卡》的看法，安德烈·纪德也朗读过好几次。其他在那里朗读过手稿的作家还包括：让·施伦贝格尔（Jean Schlumberger）
、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
、莱昂-保尔·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
。偶尔，也会有艾瑞克·萨蒂（Eric Satie）
和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
参加的音乐节目，后来参与进来的还有詹姆斯·乔伊斯，当然，那是在莎士比亚书店和书友之屋联手之后了。
我相信我是当时发现了剧院街这块好地方的唯一的美国人，而且我还参加了那么多热闹的文学活动。以后，我的书店之所以能成功，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我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那里结识了那么多的法国朋友们。
除了参与这些文学界的活动之外，隔一段时间，我也会去做些别的事。有一年，整整一个夏天，我都在一家农庄里当义工，因为农庄里所有的男人都去前线了。收过小麦后，我又去都兰的葡萄园摘葡萄。后来姐姐霍莉设法在美国红十字会给我找到了一个工作，我们就去了贝尔格莱德，并在那里呆了九个月，我的工作是为勇敢的塞尔维亚人发放睡衣和毛巾。一九一九年七月，我又回到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