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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我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一九一七年，我来到巴黎。我对法国文学特别感兴趣，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我想进一步学习。
我妹妹西普里安正巧也在法国。西普里安想成为一位歌剧演员，但是，当时正在打仗，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她就转向去拍电影。我到后不久，就和她一起搬进王府饭店，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西普里安有很多戏剧界的朋友，是这些朋友帮她找到这么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常有演员光顾，而且不知什么原因，还有许多西班牙人。我们的房间在饭店的最那头，有人告诉我们说，约翰·霍华德·潘恩就是在这里写了那首《家，甜蜜的家》。难以想象，他那让人渴望的“在快乐和宫殿中”的宫殿居然就是这么个又老又破的“宫殿”！饭店旁边就是王府剧院，巴黎那些最没规矩的情色戏剧都在那里上演。
除了这家剧院和一两家卖情色书籍的书店外，当时的王府饭店基本上还是很受人尊重的。以前情况则很不一样，根据我的导游书里所介绍的情况，奥林公爵，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儿子摄政王（The Regent）
住在那里的时候，曾经举办过许多次著名的狂欢晚会。导游书上还说他在墙上挂满了大师的作品，沙皇彼得到巴黎来也由他招待住在这儿。王府饭店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改变风格，它的大堂里常来常往的仍是些花花公子，还有它的“珠宝商店，可以供人借阅的图书馆，炫耀着她们半裸魅力的青楼女子们”。最后，王府饭店如此招蜂惹蝶，有伤风化，所以，就有人对它进行了“道德修理”，当然，修理以后的它也就失去了许多“迷人有趣之处，所以不再流行”，但我们还是觉得它趣味盎然。
我们的窗子能看到花园，花园中间是一个喷泉，再过去是罗丹的雨果雕像。附近的孩子们在积满尘土的小径上用小铲子挖掘，古老的大树上满是会唱歌的鸟，那些猫才是花园真正的主人，它们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小鸟们。
王府饭店有一个围绕着整个饭店的大阳台，我们的窗子开到阳台上。如果你好奇隔壁的住客在做什么，你能顺着阳台走到他们的窗前。这种事还真在我们身上发生过。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敞开的窗前，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出现在我们的阳台上，他一脚跨进我们的房间，友好地伸展着双手，微笑着介绍自己是隔壁王府剧院里的一位演员。我们的态度可不友好，我们把访客推出房间，关上窗子。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王府剧院那里，剧院响起了宣布下一场演出开始的铃声，我们已经穿着妥当地来到售票处。剧院经理很耐心地听完我们的抱怨，但是能看出，他是强忍着才没笑出来。他问我们这个冒犯者长得什么样，我们说他是个“肤色较黑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说他剧团里的演员都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描述。所以，他建议我们坐进舞台前部的包厢里，等到冒犯者一上舞台就指给他看。我们照他说的做了，大叫道：“就是他！”整个剧院的观众和演员，包括我们的冒犯者，都大笑起来，他们不是笑正在演出的戏，而是笑我们。当然，我得承认，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
西普里安长得非常漂亮，所以，不能责怪我们窗前那个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她很喜欢在巴黎散步，但这个可怜的女孩在街上总是要受到这样那样的侵扰。许多小男孩一下子就能认出她是“美丽的米兰达”，系列电影《审判者》（Judex）里面的一个人物，巴黎所有的电影院每周都播放这部电影的一集，所以，她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群粉丝跟着她。最糟糕的一次是我们去巴黎圣母院听一场法国古典音乐会，唱诗班的男孩们认出了“美丽的米兰达”，对着她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我们实在是可怜唱诗班的指挥，那位我们很尊重的年轻神父，所以最终我们只得起身离开。
我妹妹的崇拜者中，达达主义的活跃分子，诗人阿拉贡（Louis Aragon）
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在巴黎一家博物馆中，阿拉贡对我诉说了他对克莱奥帕特拉的木乃伊的崇拜，接着向我倾诉，他已经把这种崇拜全部转移到西普里安身上了。后来，为了追求西普里安，他曾多次光顾我的书店，有时还向我吟诵他的字母诗，其中有一首题为《桌子》（La Table）。字母诗很简单，就是从头到尾慢慢朗诵，例如《桌子》一诗，从头到尾就只有“桌子”二字重复来重复去。
在夜间空袭的那段日子里，西普里安和我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可以躲进防空洞里被传染上流感，或是我们可以留在阳台上享受美景。我们常常选择后者。最让人害怕的是那种名叫“大贝莎”的德国火炮，常常在白天扫过街道。有一天下午，我记得那天正是耶稣受难日，我在法院里旁听一场审判，被审判的是我的一位教师朋友，他是位激进的反战和平主义者。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巨响，审判暂停，我们都跑到外面，只见河对面的圣洁维（Saint Gervais）教堂被击中了，里面有许多从全城各地过来听这个教堂著名的唱诗班的人，他们都死在了里面，这个古老有趣的教堂就这样被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