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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西尔维斯特·伍德布里奇·毕奇牧师，是一名神学博士，长老教会的神职人员，曾在新泽西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教堂当了十七年的牧师。
《蒙西杂志》（Munsey's Magazine）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美国一些奇奇怪怪的族谱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我奶奶的娘家，伍德布里奇一家，有十二三代人都是神职人员，父子子孙相传。我的姐姐霍莉，喜欢不惜一切代价追究事实，进行一番调查后，她就把这个故事给推翻了。她说我们家族中，最多只出过九位神职人员，但这个数字已经让我们很满意了。
我母亲的娘家姓奥比森，就像神话里的人物一样，是从泉水中涌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她的某一位名叫詹姆斯·哈里斯船长的祖先，在家中后院里挖来挖去，居然发现了一道很棒的泉水，后来就在这道泉水边建立了阿勒格尼山中的好泉镇（Bellefonte），镇名是哈里斯太太给起的。关于这个传说，我更喜欢我母亲的版本：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路过此地时，从泉中取水饮用，之后感叹道：“好泉水啊！”当然我也知道，法国人向人要水喝，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
母亲没有出生在宾州山城老家中，她出生在印度的拉瓦尔品第，她的父亲是那里一位传教的医生。外公奥比森后来把全家带回到好泉镇，在那里，他的遗孀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并在好泉镇度过余生，她在当地很受人尊重，就如同那道著名的泉水一样。
母亲读书的学校是好泉高中，她的拉丁语老师是一个高挑身材的英俊青年，刚刚从普林斯顿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他就是西尔维斯特·伍德布里奇·毕奇。他们订婚的时候母亲只有十六岁，两年后他们结婚。
父亲的第一个神职是在巴尔的摩，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他的第二个神职是在新泽西的布里其顿，他在那里的第一长老会教堂当了十二年的牧师。
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迁居巴黎，同去的有我母亲、我，还有姐姐霍莉和妹妹西普里安。有人请父亲去管理那里的学生联谊会，那时候还没有类似于拉斯帕伊大道（Boulevard Raspail）上的那种优秀的美国学生俱乐部。每个星期日晚上，在蒙帕纳斯区（Montparnasse）的一个大画室中，美国学生到这里来感受家乡风情。也就是说，父亲会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诲，说一些很明智的话，有时，他也会邀请一些著名的艺术家们前来表演，例如歌手玛丽·加登和查尔斯·克拉克，著名的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还有其他很多艺术家。他甚至还请来过红舞星洛伊·富勒，但她没有表演舞蹈，而是来谈论她的舞蹈。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矮胖的芝加哥女孩，长相一般，戴着眼镜，像个女学究，她来给我们讲解她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就是在舞台上用镭来打灯光。我记得那时她正在红磨坊跳舞，而且很走红。当她站在舞台上时，那个矮胖的洛伊·富勒立即脱胎换骨。借助于两根飞舞伸展的棍子，她控制着五百来米长的飞旋之物，火焰包围着她，仿佛要将她吞噬。演出之后，她的周围是一片灰烬。
父亲和母亲热爱法国和法国人，虽然我们认识的法国人并不多，因为父亲工作的性质，我们接触的大多数是自己的同胞。父亲和法国人相处得非常好，我想在内心深处，他其实认同拉丁血统。他也花了许多精力学习法语。他请他的副手兼朋友教他，他很快就能流利地阅读和书写，至于他的发音，哈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常常听到隔壁房间里他的副手教他发法语里的u音。我们先听到副手的u，接着是父亲的“OOH”，响虽响亮，但压根就不像。他就是这样一路学下去。
对母亲来说，巴黎简直是天堂，或者说是一幅印象派的绘画。她喜欢为学生联谊会安排节目，那是她的工作，她也喜欢与艺术家为伴。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认识了卡洛特·威勒斯（Carlotta Welles），她后来成为我一辈子的好朋友。听到她的名字，你可能会以为她是意大利人，其实，她的名字是一个意外。她出生在意大利的阿拉希奥，她的父亲为她取的名字是夏洛特，但是去法院正式登记时，却被翻译成了卡洛特。威勒斯先生经常介绍她为“我们家的小意大利人”，这常让卡洛特生气，因为她是个很爱国的美国人。威勒斯先生是西部电力公司驻巴黎的首席代表，他也创建了这家公司在欧洲和远东的许多分公司。他是电力行业的先驱者，在行业里很有名。
威勒斯一家跟我们一样，也是美国人，但是他们定居在法国。通过卡洛特和她一家，我开始了解法国。他们在都兰地区乡下有一处庄园，在谢尔河（Cher）的河畔，靠近波仁小镇（Bourré）。他们常常邀请朋友们一起去小住，毕奇一家就是幸运的朋友之一。威勒斯先生利用闲暇时间，建立了一个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他常常呆在里面几个小时不出来。他还是品酒的高手，建造了一个特别棒的酒窖，储藏着许多好酒佳酿。但他要等到卡洛特长大成人并与吉姆·布里基斯结了婚后，家中才有了一位能与他共品陈年好酒的人。有关好酒的知识，吉姆·布里基斯与岳父不相上下，如果说到法国美食，他肯定要懂得更多。
那个坐落在蜿蜒流过的谢尔河畔的庄园，与周围的风景构成一幅法国织锦画：两栋房子，一栋新，一栋旧，花园呈层层阶梯状伸展下来，小树林顺着山丘而上，河边是有着围墙的菜园子，河中心有个小岛，要撑着平底船才能过去。所有这一切，都很让毕奇家的几位小朋友们着迷。
后来，威勒斯家的医生建议让卡洛特休学一年，多参加户外运动，这一年中，有许多时间我都和卡洛特在一起。威家请我陪伴卡洛特，这是我们持续多年的友谊的开始。卡洛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野鸟观察家，这个性情独立，喜欢冷嘲热讽的小女孩子（威勒斯一家都喜欢冷嘲热讽），穿着格子的棉布裙，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趴在大树枝上，拿着一副望远镜，观察着鸟儿们。
在欧洲的这段时间，我也上了几个月的学，这是我一生中所接受的唯一的学校教育。霍莉和我一起去了洛桑的一所学校。学校的两位女主管脾气古怪，她们的教育方法更适合管教感化院里的那些无可救药的混虫，而我们可是温顺的女孩子。我在那里学了一点法语语法，但我痛苦不堪，所以，母亲就让我回了家。也就是那时，我应邀去南方的波仁与卡洛特为伴，如果不是常常想到霍莉，我的日子就会是百分之百的快乐。霍莉仍在那个学校里，她们每天只能两次外出散步，还得两两结伴，她们永远不允许看一眼教室窗外的日内瓦河，除了散步时外，她们也不允许和任何人说话，唱歌时她们的牙齿间要咬个软木塞，为的是要保持嘴巴张开。然而，霍莉是一个坚韧克己的人，她如同苦行僧般忍受着这一切。
离开巴黎后，我们又回到了普林斯顿。被派往普林斯顿，父亲非常高兴，他的学生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他视之为家。母亲也很高兴，因为普林斯顿是她想要居住的城市的第一选择。我们在图书馆街的殖民地时期建造的牧师住宅中安定下来。我常想，我们所住的这条街的名字，是否让我以后选择了与书有关的行当？普林斯顿到处种着树，到处都有小鸟，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小城，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公园，这一点，也让毕奇家觉得很幸运。
我的朋友安妮斯·斯托克顿是一位研究普城历史的专家，我曾经与她一起去参观古战场，我们坐着她家的马车，拉车的是老马瑞迪，她家的小香肠狗石头挤坐在我们中间。安妮斯告诉我，当年华盛顿部下的战马在第一长老会教堂的长椅间大嚼燕麦。安妮斯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署名人的后代，她的祖先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萨拉·巴赫（Sarah Bache）
的肖像挂在斯托克顿家的墙上，俯视着世界。
在父亲的教区中，有许多创造了历史或将要创造历史的人物，例如美国的三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詹姆斯·加菲尔德、伍德罗·威尔逊和他们的家人们。格罗弗·克利夫兰充满魅力，热爱和平，他退休后举家搬到普林斯顿，安度晚年。母亲和漂亮的克利夫兰夫人认识时，她们俩还都是刚嫁过来的新娘。他们家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很有教养，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至于伍德罗·威尔逊，他是一位学者，本来也想安安静静地生活，但却事与愿违。他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那么有趣，大家都爱听他说话。他的女儿们都很崇拜他，他也很爱家，如果他出差在外，玛格丽特、杰西和埃莉诺就会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等他回来。玛格丽特喜欢唱歌，但是因为威尔逊家没有钢琴，所以，她常到我家来，和我妹妹西普里安做伴。
伍德罗·威尔逊曾告诉我姐姐霍莉这样一件很巧的事，他离开普林斯顿前往华盛顿上任时，他的专列的名字就叫霍莉·毕奇。
在威尔逊家从普林斯顿搬往华盛顿后，他们仍然认为我父亲是他们的牧师。杰西和埃莉诺结婚时，他们都请了我父亲到白宫去主持婚礼。而且，在威尔逊的要求下，父亲是总统葬礼上的司祭中的一位。
我们住在普林斯顿时，也常常去法国短访或小住，有时是全家，有时是一两个人。我们都非常热爱法国。在普林斯顿，有一位朋友也对法国同样充满激情，她是玛格丽特·斯洛恩，她的父亲是拿破仑传记的作者威廉·斯洛恩教授。所以，在一个炎热的星期天的早上，我妹妹西普里安在第一长老会教堂的前排长椅上坐下，打开一把大折扇，折扇上装饰着一只黑猫，还有这出歌舞剧的法语名字：《黑猫》（au chat noir），看到这个，玛格丽特非常高兴。
纽约出版商本·W.许布希（Ben W Huebsch）
先生依然记得一位叫西尔维亚·毕奇的姑娘一九一六年从普林斯顿来到纽约，向他咨询如何发展她的事业。我非常仰慕他，但我也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占用他的时间。他对我很友善，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好像就鼓励我开一家书店。以后，在乔伊斯的领域中，我成了他的一位追随者，也许在那时，许布希先生和我之间已经有了一种神秘的关联，这点，我丝毫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