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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海明威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出版，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文艺圈。书中对许多在巴黎活动的作家颇有不逊之词，但有一段描写却充满了赞扬：“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满快乐。她的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露出她漂亮的前额，在耳朵下剪短，与她褐色的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她的两条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八卦，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
被描写的是西尔维亚·毕奇，《流动的盛宴》出版时，毕奇已去世两年。在毕奇之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中，她对海明威也有许多同样温馨的回忆和由衷的赞扬。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大洋两岸英语法语作家的聚集地，这里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这里来买书、借书、会朋友、聊天、喝咖啡、谈心事。庞德、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因、菲茨杰拉德、拉尔博、罗伯特·麦卡蒙、多斯·帕索斯、桑顿·怀尔德、曼·雷、茱娜·伯恩斯、尚松、普雷沃斯特、麦克利什、莱昂-保尔·法尔格、纪德、布莱荷、保尔·瓦莱里、乔治·安太尔、亨利·米勒、托马斯·伍尔夫等等。莎士比亚书店是自我流放的作家们在巴黎的家，是他们收取信件的稳定的通讯地址，是他们的“左岸银行”和“邮政总局”。
毕奇是一位古怪的书商兼图书管理员。她的图书馆毫无系统，她要出售的书上从无价码，她更没有任何营销活动。而且，她与她要卖出的每一本书都难舍难分。但她是位好书商，因为她知道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书，她曾形容她的工作，说向读者推荐书，就像是鞋店老板为顾客找鞋子一样，非得合脚才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书店》新版中，有美国诗人、出版家詹姆斯·拉何林（James Laughlin）写的序言，其中一段描写了毕奇的书店：
和现在的许多书商不同的是，西尔维亚鼓励顾客们在书店里随便读书。对她来说，莎士比亚书店不只是一个生意，它更是一个事业，是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阅读极广，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文学品位。为了鼓励大家随意阅读，她还特地到跳蚤市场上去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我还能记得，这些椅子坐上去非常舒服。所有的书架都是靠墙摆着的，书店的中间部分是开放式的，就像一间起居室一样，明亮的光线能通过窗子照进来。你一走进商店，目光马上就会被两面墙的书架之上挂着的作家们的照片吸引住，最重要的位置上挂着惠特曼、爱伦·坡和王尔德（还有两张非常精美的布莱克的素描），其他还有当时所有一流作家的照片——乔伊斯，庞德，劳伦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等。书店里的一个支架上，摆放着当时最出色的评论杂志：《小评论》、《扫帚》、《日晷》、《这一区》、《千册诗评》、《自我主义者》、《新英文评论》，当然还有尤金·约拉斯和他的同仁们“语言革命”的阵地《变迁》。一九三六年，我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就是题献给“语言革命”的。因为冬天没有暖气，所以，在书店中还有一个炉子。在旁边有一个小房间，需要时，西尔维亚或哪位没有地方住的作家可以在那里过夜。
对于毕奇，拉何林的印象是：
西尔维亚虽然长得像小鸟一样灵巧，但她却如一匹良种赛马那样充满力度和能量。她抽烟很厉害，总是不停地在忙这忙那。我还记得她在书店中，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是那么迅捷。我也记得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很有幽默感（特别喜欢用双关语），无论别人说什么，她总能妙语答对。在莎士比亚书店中，从来不会有一刻让人觉得无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巴黎的美国作家们，大多是愤世嫉俗的“迷惘的一代”，他们实验新的写作方法，试图打破传统常规。与这些叛逆的作家们相比，毕奇就显得很循规蹈矩。出版史家休·福特（Hugh Ford）在一篇题为《毕奇：从普林斯顿到巴黎》（From Princeton to Paris: Sylvia Beach）的论文中说，她给人的印象是“自我控制”、“脚踏实地”、“端庄整洁”、“可敬可畏”，她更喜欢穿男装：“精心剪裁的天鹅绒外套，低开的白领子上的蝶形领结，一顶小毡帽，一件没有什么特色的深色布料做成的衬衫，一双舒服的美国皮鞋”，“她的头发被卷成整齐的小波浪，她的视力一直非常糟糕”，“她戴着一副钢质框架的眼镜，让她看上去稍稍有些严厉”。但正是她和她的书店的稳定性让她成为一块吸铁石，一个中心，来来往往的作家们星转斗移，划过巴黎的夜空，消失在远处，但过了不久，可能又会飞驰回来，出现在莎士比亚书店里。
毕奇一九一七年到巴黎定居，两年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她在巴黎一直住到七十五岁去世，巴黎是她的第二故乡。二战前在巴黎有两个著名的美国女人，一个是毕奇，另一个是斯坦因。斯坦因曾说：“美国是我的祖国，但巴黎是我的家”，此话也许形容毕奇更确切，因为斯坦因毕竟只是巴黎的一位过客。毕奇的法语比斯坦因的要好很多，瓦莱里曾说自己最喜欢毕奇能“以完全美国的方式说出最有把握的法国成语”，这让“她作出的每一句评论都有警句和寓言的深度与力量”。
毕奇是谦卑的，这让那些自傲的作家们感觉到舒服安全。毕奇也是以谦卑恭敬的态度对待巴黎。我喜欢英国女作家布莱荷所描述的毕奇：“她热爱法国，她让我们觉得住在巴黎是一种特权，但她没犯那种常见的错误，她从未试图与这个异域土地有太亲近的认同，因为她毕竟没有在这里的童年记忆。她能将伟人和俗人混在一起，她能让大家密切相连的纽带是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家、探索者。我们会改变，城市也会变化，但是，在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我们总能看到西尔维亚在等着我们，怀里捧满了新书，在她身边的角落里，往往还站着一位我们正想要见到的作家。”
当然，让莎士比亚书店不朽的，是因它曾是《尤利西斯》的出版商。毕奇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等在站台上，我的心就像火车头一样怦怦直跳。我看着第戎来的火车慢慢停下来，我看见火车司机下了车，他的手上拿着一包东西，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他在找我！几分钟后，我就敲开了乔伊斯家的门，把第一本《尤利西斯》交到他们的手上，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那天正是乔伊斯四十岁的生日，此书的出版，当然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一九二〇年夏天，毕奇与乔伊斯在朋友家相遇，乔伊斯一家刚刚搬到巴黎。毕奇崇拜乔伊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第一次与乔伊斯握手：“我们握了握手，更确切地说，他把他软绵绵，没有骨头的手放进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里 ……”第二天，乔伊斯顺着小街走向莎士比亚书店，那个镜头是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定格：“乔伊斯就顺着我书店前窄窄的上坡路走来，他穿着深蓝色的斜纹哔叽布料西装，头上朝后戴着顶黑色的毡帽，在他窄窄的双脚上，是一双并不太白的运动鞋。他的手上转动着一根手杖”，“乔伊斯的衣着总是有些寒酸，但是他的神态是如此高雅，他的举止是那么出众，所以，人们很少会注意到他究竟穿着什么。”
乔伊斯抱怨没人出版《尤利西斯》，毕奇毛遂自荐，担当起出版此书的重任。回忆录中将出版《尤利西斯》的前前后后交待得非常详细：第戎的印刷厂，希腊蓝的封面，催促乔伊斯完成修改稿，发动在巴黎的作家们兜售《尤利西斯》预订单，走私进入美国等等。后来有不少人批评毕奇不够专业，说她出版的《尤利西斯》中错误百出。确实，乔伊斯的手书难以辨认，而且他又对原稿不停修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而且初版时，因为要赶时间，共有二十六位压根就不懂英文的排字工人对此书进行排版，所以，第一版《尤利西斯》中大约有两千多个错误。以后的各个版本中，错误依然很多，修改了前版的错误，又增加了新的错误。最近，在伦敦“名作展”中一位善本书商处，见到一本当年售价一百五十法郎的纸印本《尤利西斯》，蓝色封面大开本雍容大方，书商的要价将近三十万英镑。
毕奇不仅是乔伊斯的出版商，更是他的助理、秘书、银行、邮局。乔家大事小事都要找她，她简直就是乔伊斯一直拄着的一根拐棍。即使她出门在外，乔伊斯也不放过她，他们之间的许多通信，大多数都是毕奇夏天在山中度假或旅行在外时所写。乔伊斯总是要求毕奇最晚第二天就必须回信，信必须特快寄出，或由送信的邮差直接带回。而且，乔伊斯花钱大手大脚，常常入不敷出，莎士比亚书店就像是他家的钱口袋。
在《尤利西斯》初版后的十年中，莎士比亚书店将此书重印过十一次。文坛对它的兴趣和热情不减，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本书赚了不少钱，乔伊斯的夫人诺拉和他儿子更这么认为，他们屡屡给乔伊斯施加压力，让他去叫毕奇把账算清楚，到底有多少利润。
对于乔伊斯的这位夫人，毕奇下笔相当客气。一方面，她写道诺拉“整天责骂她的孩子们和她的丈夫，说他们偷懒无能”，而且，她“是个不愿和书发生任何关系的女人”，对《尤利西斯》，“她连翻都懒得翻开”，她还曾告诉毕奇她“后悔自己没有嫁给一个农夫或银行家，甚至是一个捡破烂的”，而是嫁给了一个“可鄙”的作家。从毕奇的描述来看，乔伊斯的婚姻肯定不幸极了，但毕奇却能打圆场，说“乔伊斯喜欢被诺拉叫成是窝囊废，因为他在别处一直受人尊敬，所以这种谩骂反而是一种调剂”，还说，“他和诺拉的婚姻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在我所知道的作家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最幸福的”。这样的断语让人怀疑毕奇是否在用反讽。但是，毕奇有一点是对的：“我能理解诺拉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阅读《尤利西斯》，难道她不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么？”
但是，在出版《尤利西斯》究竟花了多少赚了多少上，莎士比亚书店确实只有一笔糊涂账，所以，这也是以后乔伊斯与毕奇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为此，阿德里安娜一直想把毕奇从乔伊斯身边拖开，一九三一年五月，她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给乔伊斯，因为纪德曾经说过乔伊斯对名和利漠不关心，简直是圣人，所以，阿德里安娜在信中说：“有一点纪德并不知道——就像我们要在诺亚的儿子身上盖一块遮羞布一样——正相反，其实你对金钱和成功都非常在乎！”信的最后，阿德里安娜也道出她们的苦衷：“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困难，但是更困难的还在后面呢，我们现在只能坐三等席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只能骑着棍子出门。”这封信虽然让乔伊斯很受伤害，但是他没有和阿德里安娜开战。但是他与毕奇的关系没有再恢复过。
毕奇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乔伊斯彬彬有礼、对人和蔼可亲，他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毕奇虽没太多抱怨，但后期的字里行间能看出她的委屈：“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从《尤利西斯》中赚了不少钱，其实，乔伊斯的口袋里肯定装了一块吸铁石，所有赚到的钱都被吸到他那个方向去了”，“当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所有的乐趣都是我的——确实也是其乐无穷——而所有的利润都是他的。”
美国作家、评论家马尔克姆·考利曾说：“乔伊斯接受别人给他的好处，或是要求别人替他做什么时，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他好像是在说，能够献身给他，那可是一种特权，谁帮他还了债，以后是能在天堂里得到报酬的。”T.S.艾略特后来回忆说，乔伊斯去英国看望他时，他惊奇地发现乔伊斯竟然没有银行账户，“他需要钱花时，就写信给西尔维亚，她会很快给他寄一张银行汇票来，然后他就可以到我的银行里把它兑换成现金。”
拉何林在他的新版序言中说他对毕奇与乔伊斯的关系没有资格多做评论，但他觉得在《尤利西斯》出版那天，乔伊斯仿照《维罗纳二绅士》中的诗句写的那首感谢西尔维亚的打油诗“不痛不痒”、“有气无力”，“想想他那一年给人带来的种种麻烦，他应该多花些心思来写首感谢诗吧。但是这位被庞德称为 ‘耶稣詹姆斯’的乔伊斯是很少会认识到别人给他带来的好处，只有对他的大恩主哈里特·韦弗除外。随手翻翻庞德-乔伊斯的那本通信集，就能从至少几十封庞德的信件中，看到埃兹拉如何想方设法运用各种关系帮助穷途潦倒的乔伊斯，帮他寻找出版社，寻找赞助人，甚至帮他去取衣服，为他的眼疾寻找药方，但是，在乔伊斯的信中，我们看不到一句对庞德的劳碌表示兴趣的话。”
一九三二年初，乔伊斯通过家中亲戚与兰登书屋联系，兰登书屋有意出版《尤利西斯》，但必须要毕奇放弃其版权。乔伊斯没有亲自出面对毕奇提出要求，但有不少他的说客来劝毕奇为“伟人”考虑，把乔伊斯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毕奇别无选择，只得无偿放弃。同年三月，乔伊斯和兰登书屋签约。
毕奇回忆录出版时有不少删节部分。关于放弃《尤利西斯》版权一事，原稿中有一段这样评论乔伊斯：“这以后，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相当精明的生意人，手腕非常强硬。”并称他为“虽然讨人喜欢，但也相当残忍”。在当时给姐姐霍莉的信中，毕奇抱怨：“他就像拿破仑一样，觉得其他人都是为他服务而存在的，他可以把他们的骨头磨成面粉，做成他的面包。”但在最后出版的《莎士比亚书店》中，毕奇只这样写道：“至于我个人的情感，我并不以此为荣，而且现在我怎么想都无所谓了，我也就应该及时将这样的情感抛开。”
《莎士比亚书店》虽是毕奇的回忆录，但书中几乎没怎么谈到她的个人情感。当然，毕奇和她的伴侣阿德里安娜的关系随处可见。阿德里安娜自己的书店和她出版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法国文坛的一部分，她也一直是毕奇的顾问和坚强的后盾。但是，毕奇对她们的关系不愿张扬，在一段删节的文字中，毕奇这样写道：
我想那个夏天，当纪德来耶荷镇与我和阿德里安娜一起度假时，我们之间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可能让纪德很失望。一位认识我那令人尊敬的父亲且每周都要去美国教堂的女士曾告诉别人，她知道我的书店中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她压根就不会到我的店里来。我的“爱情”，不管怎么列单子，可能都是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乔伊斯和莎士比亚书店。仅仅有一次，麦卡蒙如此吸引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的感情……当我还是个少女时，有一次我母亲告诉我“千万别让男人碰你”，从肉体上来说，我总是很害怕男人，也许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幸福地和阿德里安娜生活在一起。
有关她对麦卡蒙的那段感情，毕奇在另一段删节掉的回忆录中写道：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深深地被麦卡蒙吸引着，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爱上了他，甚至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的感情。当时我正在海边度假，可能是因为无所事事的原因吧。他没有回信，等到两周后我回到巴黎时，发现我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份情感，我如释重负。后来，麦卡蒙来到我的书店时，我看到他的神情非常焦虑不安，我就告诉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害怕了。不用什么打击，我的风流韵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毕奇是一位奇女子，最后，我要引用法国作家尚松对毕奇的评论：
西尔维亚就像是一只传播花粉的蜜蜂，她让各方来的不同的作家进行交流，她将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的作家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功效要远远胜过四国大使。乔伊斯，艾略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布莱荷，还有其他的许多作家们，大家都来到这个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莎士比亚书店，来这里和法国作家们见面，并不纯粹是因为友谊的乐趣，而是要通过对话、阅读和接触进行交流，这种交流真是很神秘，就像我自己，我所受到的菲茨杰拉德的影响 ……还有其他作家互相之间的影响，这都是西尔维亚的秘密所在。
二战开始，巴黎被德军占领，许多人劝毕奇离开，她没有，她的书店仍然照常营业。但在一九四一年，一位德国军官走进她的书店，看到一本陈列在橱窗里的《芬尼根守灵夜》，想要购买，被毕奇拒绝。军官恐吓毕奇说要把她店中的东西全部没收。于是，毕奇就和朋友们一起，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将店中的所有东西搬到了楼上的一间公寓里，并将店名粉刷得无影无踪。就这样，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消失了。
一九六四年，为了对毕奇表示敬意，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将他开在巴黎圣母院旁塞纳河左岸的英文书店易名为“莎士比亚书店”，至今，这家书店仍是巴黎的文学地标之一，是许多文学青年和游客要去朝拜的地方。
恺蒂
2013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