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特地为书店的开张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而是决定,等一切准备就绪,我的莎士比亚书店就可以开张营业。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所有我能买得起的书都摆上书架,人在书店里走来走去,也不会碰到梯子或打翻油漆桶了,莎士比亚书店终于开张了!这天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从八月起我就开始为书店做准备工作,书店的橱窗里摆着我们的“保护神”们的作品:乔叟、艾略特、乔伊斯等等。还有阿德里安娜最喜欢的英文小说,《三个男人一条船》(Three Men in a Boat)。书店里面,一个书架上摆着各种书评杂志 :《国家》(Nation),《新共和》(New Republic),《日晷》(Dial),《新群众》(New Masses),《花花公子》(Playboy),《千册诗评》(Chapbook),《自我主义者》(Egoist),《新英文评论》(New English Review),还有其他的文学杂志。我在墙上挂上了那两幅布莱克的作品,惠特曼和爱伦·坡的照片。还有两张王尔德的照片,他穿着天鹅绒的裤子和披风,这两张照片和一些王尔德的信件装裱在同一个镜框里,这些信件是西普里安的朋友拜伦·库恩送给我的。书店里展示的还有几张惠特曼的手稿,是他顺手在一些信件后面涂写的,它们是诗人送给我姨妈阿格尼丝·奥比森的礼物。阿格尼丝姨妈曾在布林茅尔学院读书,当时她曾与好友爱丽丝·史密斯一起去肯顿拜访惠特曼。 [爱丽丝后来嫁给了哲学家罗素,她的姐姐玛丽珍嫁给了艺术史家伯纳德·布莱森,她们的哥哥则是罗根·皮萨尔·史密斯,在他的自传《遗忘的岁月》(Forgotten Years)中,记载了这些有趣的事情。 ]爱丽丝的妈妈,汉娜·惠特·史密斯曾经送给惠特曼一把扶手椅,所以,当阿格尼丝和爱丽丝一起去肯顿拜访惠特曼时,她们看到老诗人坐在扶手椅上,而不是“坐在门槛上”。她们看到满地都是手稿,害羞的小阿格尼丝还注意到有些手稿是在废纸篓里。这些手稿大多是涂写在别人写给惠特曼的书信的背面的,阿格尼丝最终鼓起勇气捡起了几张,问老诗人是否可以由她保留,诗人答道:“当然可以,亲爱的小姐。”就这样,这些惠特曼手稿来到我们家里。许多好朋友都在等着莎士比亚书店开张,所以,书店快要开张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但是,我还是以为开张那天不会有什么人来,而且,没人来也不是坏事,因为我还真需要至少二十四小时将莎士比亚书店的一切打点就绪。但是,头天晚上关店用的遮板还没有被移开呢(此事由书店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的伙计代劳),我的第一批朋友就出现了。从那一刻开始,在今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就没有让我再清静过。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在巴黎,借书给人要比卖书给人容易得多。当时出版英文作家便宜版本的出版社只有陶赫尼茨(Tauchnitz)和康纳德(Conard)两家,但它们所出版的作家,不超出吉卜林和哈代等老作家的范围。加上英镑和美元比法郎要值钱得多,所以对于法国人,特别是对塞纳河左岸的居民来说,现代文学作品简直是无法消费的奢侈品。因为这个原因,我很重视我书店中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有我喜欢的所有的作品,我能借着图书馆与巴黎人分享我之所爱。
阿德里安娜一直说我管理图书馆的办法是“很美国式的”,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说。任何一个美国的图书馆员,到了我这里都会被吓昏过去,因为他们都早已习惯了分类检索的系统和机械化的工具。我的图书馆里什么系统都没有。我没有图书目录,更喜欢让读者们自己发现有什么书,缺什么书;我也没有索引卡片,除非我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如阿德里安娜那样能过目不忘,才有可能记住所有出借的书。如果我要找一本书,我得将所有的会员卡片看过一遍,才能知道这本书在哪里。
准确地说,这些会员卡片都硕大无比,上面记载着会员的姓名地址,他们参加图书馆的日期,会费和押金的多少,当然,还有他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每个会员都可以借一到两本书,每次能借十四天,在这期间也可以来交换其他书。(乔伊斯曾经借去过十几本书,并且多年不还。)每个会员都有一张小的会员卡,在他会员期满或因为缺钱而要取回押金时,他必须出示他的会员卡。有人告诉我,这会员卡就如同一本护照那样有用。
我们图书馆的第一批会员中有一位学医的学生,她的医学院位于与杜普伊特伦街相交的那条街上,她叫特雷莎·伯特兰,现在被人称为伯特兰-方丹医生。我一直满怀兴奋地关注着她渐渐事业有成,在各科考试中,她一直成绩优异,在专业上非常拔尖,后来成为“巴黎医院医生”(Médecin des Ho.pitaux),是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科学世家,虽然学业工作繁忙,却总能挤出时间来阅读我的图书馆中新来的美国文学作品,直到我的书店关门,她一直都是会员。
我的下一位会员是纪德(霍莉常称我的会员为“兔儿”,因为这词和法语的“图书馆会员”一词为谐音 ),我看到阿德里安娜陪着他从剧院街的转角处走来,因为我总觉得是纪德的鼓励,才让我开了这家书店,所以每每看到纪德,我总是很腼腆。我告诉阿德里安娜此事时,她说了句“呸!”所以,纪德的出现让我受宠若惊,我在他的卡片上写道:“安德烈·纪德,地址:巴黎十六区蒙马罗大楼一号,期限一年,借书一册。”我紧张得把字都写的一团糟。
纪德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戴着宽檐的牛仔帽,我觉得他和西部片演员威廉·S.哈特长得很像。他总是身披一件斗篷,或是一种泰迪熊的大氅,而且,因为他人长得很高,所以走在路上就非常惹眼。在以后的许多年,纪德对于莎士比亚书店和它的店主,一直都非常关心。
小说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 也是最早给我带来美好祝愿的一位,而且,他还带给我一本他新出版的杰作《布朗勃尔上校的沉默》(Les Silences du Colonel Bram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