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倾向 ▏

恐惧与狂热

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价值观的威胁（恐惧），也都有过幸福和得意的感受（狂热）。作为动物精神的重要成分之一，恐惧是生命、肢体和财富在遭受威胁时的自然反应。这种情绪绝对是先天具备的，没有人例外。然而，人们对恐惧的反应方式则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是构成人们个性的一部分。我们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但我们的个性使每个人的价值观及其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有所不同。此外，正是由于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才创造出了市场、劳动分工以及各种经济活动。

风险厌恶

风险厌恶是一种对预测至关重要的复杂的动物精神，它反映着人们在承担风险时的矛盾态度。每个人都清楚，我们需要通过行动来获取食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我们也都明白，预先未必能够知道行动的效果。承担与回避何种风险的选择过程，决定着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结构，进而影响到金融业的主要功能——从储蓄到投资的资金流动。这个议题将在第五章展开。

如果承担风险对生存必不可少，那么承担的风险越多是否就越有利？假如真是这样，市场对劣质债券的需求就会超过无风险债券，优质债券的回报率将超过劣质债券，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显然说明：承担风险虽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并非大多数人积极追求的东西。对所有人而言，找到恰当的风险平衡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这在投资组合风险管理领域的表现或许最为突出。

对风险零厌恶或完全厌恶（或者说对风险完全承担或零承担）的极端态度，在所有人身上都不存在。零风险厌恶意味着对从事风险行动没有任何回避，它会使人们毫不顾忌或者无从识别生命和肢体面临的客观风险状态。这样的人不能或不愿正视对自己生命的威胁。然而，获取生活资料的需求要求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这必然意味着由自己或他人承担风险，例如父母经常为年幼的子女承担风险。

我们每天都在风险厌恶与风险承担的边界上行走。利用金融市场上的收益率以及信用评级和期限等信息，这种边界的位置可以大致测算出来，它们对于预测来说至关重要。 2008 年经济崩溃后， 2009 年年初股票价格的反弹说明，人们当时的焦虑程度已接近历史的极值（参见第四章）。这种焦虑程度的极值还表现在信用溢价幅度上，它几乎不存在长期的历史趋势。例如，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优级铁路债券相对于美国国债的溢价幅度，与“二战”之后的情形非常相似，表明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幅度在长期内非常稳定。

关于人们在理智与情感上如何应对非金融市场的风险，我采用了自己多年来一直使用的一个测算方法——经理层选择把多大比例的流动资金投入流动性较差的、尤其是长期性的资本投资。这个比例反映着公司经理层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以及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 2009 年，该比例下滑到 1938 年以来和平时期的最低点。对居民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也有类似的测量指标，即家庭的现金投资于房产的比例。该比例在 2010 年达到“二战”后的最低点。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下滑，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在近年来为什么没能像“二战”后的其他 10 次复苏那样，成功地走出困境。本书第七章将对此进行详述。

我将在全书深入讨论风险厌恶心理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关键性影响。我得到的结论是：股票市场不但是产业活动的权威指标，而且是产业周期活动的主要成因之一（参见第四章）。对不确定性的探究带有一些雾里看花般的特点，对未来的强烈折现意味着我们难以准确预见某个时点之后的情况，前方的景致随着跨度（即风险）增加变得更加模糊。反之，不确定性的减弱或消除则相当于迷雾被吹散。

时间偏好

时间偏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心理倾向，人们对今天拥有的某项资产的估价要高于在未来的某个时点拥有的同一资产。明天兑现的承诺在价值上要低于今天兑现的承诺。许多人在购买苹果公司的新款手机时愿意出高价购买现货，而不是排队等待，也是时间偏好的典型表现。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感受，主要是通过其最常见的反例获得的——利率和储蓄率（参见专栏 1-1 ）。时间偏好在代与代之间保持的稳定性有据可依，早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利率水平的表现就已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市场。 英格兰银行在 1694~1972 年执行的官方政策利率一直在 2%~10% 波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高通货膨胀中提升到 17% ，此后又回到个位数的历史区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时间偏好没有明显的长期变动趋势。

时间偏好的稳定性这个推论，在行为经济学中同样得到了证实。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 Walter Mischel ）在 1972 年和 1990 年开展了一项知名实验，结果表明： 4~6 岁的儿童放弃即期享受的自制力，会在多年之后表现在较高的中学会考成绩上，能够推迟享受的儿童比控制力较差的儿童更容易获得成功。 2011 年对同一批测试对象的跟踪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个现象，这表明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保持着终身的稳定水平，当然每个人的水平各不相同。愿意为将来的更大回报而放弃即期享受的人，智力水平通常也更高。

我推测，虽然时间偏好很少能直接观察到，但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后的实际市场利率可能正在不断地向稳定的时间偏好水平趋近。

从众行为

我们观察到，人们普遍具有跟随或模仿某种类型的领袖的习惯，其背后的动因是大多数人需要在情感上和现实中通过加入群体而获得安全感。这种特性应该是仅次于恐惧的另外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倾向，也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从众行为会让我们的注意力脱离市场现实，更多地去关注其他人的看法，从而放大投机和商业周期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在 1899 年发明了“炫耀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一词，以描述这种紧跟式的互相攀比的消费现象。

我认为，这种行为可以解释一代又一代人在家庭支出和储蓄模式上表现出来的长期稳定性。 1897 年以来，个人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和平时期几乎都在 5%~10% 的狭小区间内波动（参见附录图 1 —— 1 ）。平均实际家庭收入在数代人中有了巨幅增长，为什么平均储蓄率没有相应提高？我在回忆录《动荡的年代》（ The Age of Turbulence ）中提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与类似群体乃至榜样人物的比较，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指标。有人曾经调查过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如果他的年收入为 5 万美元，周围的人只有他的一半，或者他的年收入为 10 万美元，周围的人是他的两倍，在哪种情形下他会感觉更加幸福。大多数人宁可只拿 5 万美元。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笑了笑就将其抛到脑后了。不过这个故事是有渊源的，最终可以追溯到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多萝西·布拉迪（ Dorothy Brady ）和罗丝·弗里德曼（ Rose Friedman ）在 1947 年所做的有趣的研究。

布拉迪和弗里德曼给出的数据表明，美国家庭用于消费类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占收入之比，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与全国平均家庭收入的相对水平。这个结论意味着， 2000 年的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支出占收入之比应该基本等于 1900 年时处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然而，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 1900 年的平均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 2000 年。我亲自检验并更新了该研究的计算过程和数据，发现当年的结论是可靠的。 消费者的行为在 125 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从众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人类心理倾向，它不但是指个人的模仿习惯，还是一种群体行为准则，因此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例如，由于从众效应，恐惧和狂热情绪将会传染。 然而我们依旧很难解析，人们为什么会试图模仿某个群体而非其他群体，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人们抛弃某个群体而加入另一个群体。现代社会媒体的出现更是加剧了从众行为。

从众行为是投机泡沫及其破灭的主要推动因素和本质特征之一。一旦投机性的从众倾向达到某个程度，例如广大市场参与者都看好牛市前景，市场就会进入“杰塞尔悖论”（ Jessel paradox ）的状态（参见第三章），然后崩溃。杰塞尔悖论可以解释投机泡沫的兴起过程，而与之类似的泡沫破灭过程则可以用“惊散”（ stampede ）来描述，从字面和数据上讲都是从众行为的极端表现，这是从美国老西部的放牧活动中借用来的术语。

处理日常事务如果都要求非常详细的决策判断，会使大多数成年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宗教就能够带来这方面的指导安慰，同时所有人都容易追随或模仿同伴与领导者的行为。

有人认为自己看清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论对错，他们都要争夺领导地位。政治派系和党派由此兴起，并产生了最高领导人，有时还控制了军事权。至少在民主社会，不管选出来的领导人是好是坏，他们都会受到从众行为的深刻影响。

缺乏此类垂直领导体系的社会团体很少能兴旺发达起来，但通过严格的意见统一来进行集体决策的社群，尤其是那些试图共同控制收入和财富的公社式群体，又几乎总会瓦解。人们具有通过情感纽带结成更大群体的倾向，但如果这种结合需要确立等级秩序或者用平均方式分配收入，就会与人类先天的自我中心本性发生冲突，进而走向崩溃。我们的竞争倾向导致领导地位始终处于争夺之中，从而破坏公社式的社会制度。

任何社会的人们都希望在各种组织中提高自己的相对地位。即便那些自以为不受其他人观点影响的人，也会遵守社会的习俗和文化。例如，无论爱因斯坦多么聪明，他也遵从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规范。就连我所知道的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艾恩·兰德（ Ayn Rand ），也恪守以前的很多烦琐的着装习惯。

依赖倾向

相互依赖的需要促使我们在同类人群中寻找友谊和认可。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过群体生活，通过友谊和分工来获益，而不是做自给自足的隐士。 当然，如果不是拥有内在的生物繁殖本能，我们本来也不会存在。然而这种依赖感从定义上来说必然将求助者置于长期不确定的处境。为减轻不确定性，人们先天的自我价值感会被激发，并且向权威发起挑战。我们的本性还要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各种形式的依赖是必要的，但未必是令人愉快的状态。在成人严格看护下的儿童经常会反抗父母的控制。在极端情况下，许多少年会在某些时候离家出走以寻求独立，只是在发现对父母的依赖大于现实独立之后才不得不回来。

互动倾向

时间偏好加上风险厌恶与从众行为，主宰着所有收益资产的定价，也从 19 世纪开始一直决定着家庭收入用于长期储蓄的比例。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基准点由时间偏好确定，然后根据经济体中储蓄与投资的消长以及金融中介化的程度形成波动。债券收益从两个维度反映着风险厌恶水平：信用评级和期限长短。从众行为经常会扭曲人们对风险厌恶的判断，使其趋向于群体的平均值，例如其他投资者、家庭或者研究者的判断。股票价格可以理解为每股股票未来预期收益的总和，再以某个折现率换算后的结果。这一折现率是投资者持有该项风险资产时所要求的回报率。股票溢价则是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减去无风险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即时间偏好的替代指标）之后的部分。房地产租金收入的资本化水平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计算。

家族倾向

家族倾向是指人们愿意与熟悉的环境打交道的心理倾向，比如与自己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以及在文化、语言和兴趣上较为熟络的人和事情。这在国内外贸易数据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 2011 年在美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据 29% 的份额，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在（除美国外的）全球 GDP 中的份额。我家人最喜欢去的药房则说，绝大多数交易都来自住在一英里范围内的顾客。

即使不考虑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因素，人们也更喜欢投资较熟悉的本地企业。美国对于各州之间的投资没有设置壁垒，国内有着通行的货币、文化、语言和法律体系。然而有研究表明，个人投资者乃至职业资金管理人都具有对自己所在社区和所在州进行投资的微弱偏好。信任对于投资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信任在本地社区的密切交往中最容易培养起来。

与自己家庭熟悉的伙伴做生意会带来安全感和亲密感，这种心理倾向是我们在熟悉而可靠的人际交往中都能体会到的情感需要。陌生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紧张感，不利于放松心态。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人际关系，是在某个地方出生和长大的人愿意继续留在那里，甚至终生不肯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哪怕他们已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资源而能够搬到别处生活，并且有很多搬家的理由。失去熟悉的家庭环境是人们在离开故乡之后的重要焦虑来源，也就是思乡病。

竞争倾向

一个更为复杂、与依赖倾向形成冲突的特性，是我们内在的自然竞争倾向。其影响比其他大多数心理倾向更加广泛。市场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竞争当然是经济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在不断地强调这一点。竞争的力度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并间接地作用于经济事件。

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晚餐对话中，人们都积极投身竞争。观看喜欢的体育竞赛时，即便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立场上的倾向性，但几分钟之后，很多人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某一参赛方的拥趸。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兴趣继续看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如果把竞争倾向与从众行为和家族倾向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形成对本地球队的压倒性的支持。重大体育比赛是非常有效的道德剧，它把我们每天参与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竞争，用格式化的视角表现出来。具体是何种形式的运动其实并不重要，只需要有激烈的战斗，有赢家和输家，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

我猜测（虽然不能证明），这种竞争本性的原因在于，按照达尔文的说法，竞争是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不能在需要承担风险的竞争中胜出，我们就会灭亡。战争是竞争倾向无限放大后的恶果，把竞争推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创造终极的赢家。既然战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我推测这种心理倾向也是先天性的，它同样是动物精神催生的让人爱恨交织的方面之一。

价值观

没有人能够避免判断对错的冲动。我们对于正确和正义的感知反映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我们理性地形成内在的立场，比如我们的行动将如何表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何种行动将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体系植根于宗教和文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到父母的教导，后来又受到伙伴们的影响。

人们对于正确或错误的感知并不是事先注定的，它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判断。从众行为很自然地成为影响个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的价值观体系能够而且的确在随着时间改变。还有，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他人的行动显然是不对的。

价值观倾向是我们在经济事务中产生“公平感”的源泉。大多数人在采取行动时，认为自己对于公平的特定判断是不证自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公平感是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很多人在某些情况下难以清晰表述，甚至无法做出判断。例如，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对富人执行更高的税率，其背后的公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此类观点意味着，高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应该获得那么高的收入，因为人们相信由于社会的劳动分工，所有收入都是联合产生的。另一种视角则主张，虽然产品是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联合生产出来的，但每个人的收入都反映了他对于总产出的边际贡献的大小。两种视角都具有合理性，但都不能以“不证自明”来标榜。就连按“支付能力”纳税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也依赖于高收入不算“应得”的假设。

一个社会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持有类似的公平标准。这样一来，在民主社会里最终会决定什么是法律认可的“正义”，由此形成法律体系的基础。此类基本信念由此成为凝聚整个社会的主要黏合剂。例如，在美国，宪法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公约，所有人都要服从旨在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制体系。 1789 年以来，美国宪法只增加过很少的修正案。不过，美国坚如磐石的法治体系事实上在很多代人之间也周期性地经历过紧张压力的考验，并且在处理某些议题时也遭遇了失败，其中最突出的是奴隶制议题，并由此引发了南北战争。美国《独立宣言》中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这与现实中存在的奴隶制形成了尖锐矛盾，美国法治体系的危机没有更早爆发已经算幸运的了。

乐观主义倾向

还有一种行为倾向是，人们有过于乐观的偏向，而不是坚持现实的态度。这种心理倾向使人们对于各种活动取得成功的判断都高于客观概率。如果确信会遭遇失败，人们是不会承担风险的。例如，赌博风行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人们以为自己可以打败概率，即便是在客观成算非常不利的时候。彩票就属于此种情况，中奖完全是纯粹的机遇问题。卡尼曼注意到：“我们总是容易高估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这就造成了过度自信。在各种认知偏差里，乐观主义倾向对决策产生的影响是最显著的。” 注重“希望”的乐观倾向能鼓励创业活动，这产生了更大的经济影响。鼓励创业会带来更多的成功案例，当然也必定带来更多的失败。

珍视亲人的心理倾向

这方面的证明没有异议，与其他人相比，人们都天然地更珍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子女。这种心理倾向必然导致财富的代代继承和积累，以及收入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自利倾向

我们的行为目标都是获取物质或非物质的价值，这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本质使然。如果失败，我们就会灭亡。在经济学领域，我们的绝大多数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非服务他人。如果实现自身利益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如何解释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而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呢？也就是说，在价格下跌时，买方愿意多多购买，而卖方将减少供应。正是这样，市场的力量使所有类型的市场都能找到独一无二的成交价格。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中，也会出现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罕见现象。 逐利动机必然会缩小选择空间，但即使在这里也存在长期利益与即期享受之间的取舍。另外，所有人都抱有珍惜人类生命的内在倾向，这种心理倾向成为我们的同情心、慈悲心以及在极端时候做出的自我牺牲的根源，当然也存在明确的条件限制。一位父亲不顾自身安危去挽救落水的子女，正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所以可以认为，更为广义的自利倾向对经济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危机中，人们试图互相帮助，以追求共同利益。 1940 年的伦敦大轰炸中就出现了那样的行动，不久前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同样如此。

自尊倾向

人类的所有行为动力似乎都与我们对实现自尊的不断追求有关。自尊是人类的内在需要，要求不断地培养，各式各样的人类行为几乎都在为实现自尊服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较为含蓄地说，“得不到自己的认可会令人不快”。人们永远在追求对自身价值的肯定，经常是通过其他人的认可或者曾经帮助过的人的感激之情。如果不能实现这种尊重，大多数人会陷入消沉。 uryL2jzVVTR7eQ9JNnpfREdFnpcK6M0y5zwIcALIty/R8cvFTgTCbghj9SES5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