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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过着很宅的生活，极少到纽约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岁的时候，我才初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是那么相似，我感到非常吃惊。人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其相互关系和行为特征却与一个在纽约的都市森林中长大的男孩极度接近。后来我开始远途旅行，发现挪威的商人、南非的部落首领和中国的音乐家们对于每天发生的事件都有着非常相似的情绪反应，这类现象实在令人着迷。例如，人们都用大笑来表达愉悦之情，也用类似的反应传递恐惧或狂热情绪。
多年过去，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表现出相似的不安全感和幼稚感，当然也不乏壮志雄心。在我看来，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写于 19 世纪早期的小说描绘了对今天的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熟悉的社会交往的游戏场。我们人类看起来的确是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
但归根结底，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喜欢把人的本性的驱动力界定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拟的。这个说法无疑很合理，但我们距离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却又差得很远，他们所设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长期利益思考主宰。就像行为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考过程其实更多依赖于直觉而非逻辑思维。虽然所有知识和物质的进步最终都需要系统化的逻辑思考的证明，但我们的日常思维却很少采用那种严密的模式。
广义地说，关于动物精神的经济学研究涉及相当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且与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的很多部分重合。其关键在于，采用了较为现实的行为观来取代纯粹由理性驱动的“经济人”模型。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模型在我们大学校园的经济学课程中已占据了太长时间的统治地位。
新的较为现实的关于人们日常经济活动的行为观所描述的经济增长，会比纯粹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模型的结果低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只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因为我们的全部统计观察和预测本来就是基于人们实际做出的决策，而非基于更加理性的逻辑可能做出的决策。假如人类行为的理性程度真和我从小接触的标准经济学课本中的设想一样高，社会的生活福利水平的确有可能明显提升。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从预测者的视角来看，问题并不在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而在于行为规律是否具有足够的重复性和系统性，从而可以在数量上进行度量和预测。
急速变换的金融市场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多数决策都取决于瞬间的反应判断，用行为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快思考”（ fast thinking ）。我们有能力更好地识别和测算这些快速判断吗？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意，它们为我们带来了蒸汽机、电动机、铁路、电报、原子能和集成电路等奇迹。正是这许许多多创新，在过去两个世纪把人类文明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水平。它们都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据称， 17 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 Blaise Pascal ）曾这样描述：“人的伟大源于其思想力。”这种理性就是卡尼曼所说的“慢思考”（ slow thinking ）。
诚然，很多伟大的创新者经常用顿悟或者直觉来解释他们的创见，但这些顿悟似乎只发生在那些为灵感迸发而辛勤积累相关知识的人身上。
在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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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启蒙运动的杰出成果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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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高生活水准的重要知识基础，尤其是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著作。这些人的激进思想带来了政治运动，改变了由神圣君权（往往结合教会势力）统治的古代社会。许多国家在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法治基础上进行了重构。在角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人们推出了大量创新，结束了数千年来经济停滞不前的僵局。人类智慧的这些成就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历史基础。但同时，人类的智慧向来与各种类型的非理性特征相伴而行。
在 19 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移到日益复杂和注重交互作用的现代社会城市经济，商业周期随即出现。周期现象显然是我们如今在投机泡沫中看到的同一类动物精神所致。农业的重要性虽然有所降低，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农业主要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而非动物精神，其盛衰与非农业的商业周期并不同步，因此在总体上缓解了经济活动的波动幅度。
我在本书中有时会加入一些标准的预测模型的内容，以显示我们已经理解了金融市场扰动的某些特征，但尚未将其成功纳入预测模型。上文曾提到，我过去一直把动物精神视为由随机非理性驱动的人类行为倾向，认为不适合将其结合到描述现代经济运行的正规模型里。但 2008 年 9 月对经济预测者来说是个分水岭，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危机促使我们去探寻将支配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办法。
我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于是我采用了“倾向”（ propensities ）一词来较为正式地描述此类市场行为。自启蒙时期以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理性思维，随机的非理性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星球两个世纪以来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飞跃。
我将试图证明，在理性调节下的动物精神显著影响了宏观经济决策及其结果。新兴的行为经济学正迫使预测者们以更复杂的模型来评估经济数据，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