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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3日，股票价格较前5周暴跌了约30%，美国股市崩盘。许多如雷曼兄弟公司一样曾备受推崇的公司纷纷宣布破产。在拉斯韦加斯，多家公司市值缩水40%。失业率飙升。金融机构破产，数千亿美元流失。民意测验显示，当时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心已降至最低点。此时距美国的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美国总统大选前通常很平静的国会，这次却为救市法案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这项刚刚通过的法案注定不受欢迎，所以它需要尽力地给公众留下维护正义的印象。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已经约见了标准普尔、穆迪以及惠誉国际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高管。这些评级机构受到指控，因为它们评估数万亿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存在拖欠的可能性。说得婉转些，这些评级机构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2007年爆发的危机常被视为政治体制和金融机构的失败。这次危机显然是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直到2011年，也就是这次经济大萧条正式开始的4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低于其生产潜力8000亿美元之多。
然而，我十分确信，我们更应该将这次金融危机视为决策失败的结果和预测严重失准的结果。这些失败的预测影响面之广，贯穿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全过程；涉及人数之多——从抵押贷款经纪人到美国白宫的官员，几乎所有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
最失败的预测通常有很多共同点，即我们只关注那些符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期许的信息，而不在乎其真实性。对于那些最难测定的风险，即使它们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也会对其视而不见。我们所作的各种预估和假设要比现实状况简单得多。即使在解决问题时绕不开不确定性，我们也会刻意地回避它。要想了解此次金融危机的关键点，我们首先得找出所有失败的预测中错得最离谱的那个，因为所有的错误都因这个预测而起。
正常来讲，评级机构会将3A评级给予全球范围内少数偿还能力高的政府和运营状况极佳的公司。而实际上，数以千计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金融工具居然也都拥有3A评级，于是便滋生了投资者靠别人的住房贷款违约生财的情况，他们赌的是他人违约的概率。这些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视为预测：对一项贷款拖欠的可能性作出预估。例如，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公布某个担保债务凭证为3A级，这便意味着这项债务在未来5年被拖欠的可能性只有0.12%——概率只有1/850——与其他3A级企业的债券一样安全，甚至比美国国债还要安全。这些评级机构从来不进行曲线评级。
但事实上，根据标准普尔评级机构的内部数据来看，3A级担保债务凭证的违约率约为28%（一些独立统计机构得到更高的比例），这就意味着这些担保债务凭证的实际违约率比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先前预估的高出200多倍。这简直可以算作最失败的预测了：原本被认定为绝对可信的数千亿美元的投资，事实上却是毫无安全性可言。这就好比天气预报预测某天是一个温度高达30摄氏度（华氏86度）的大晴天，结果那天却袭来了暴风雪。
C如果仅仅进行了一次错误的预测，还可以就此进行解释。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将这次错误归因于外部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运气不佳”，有时这种解释显得名正言顺，甚至让人觉得它就是实际情况。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明天天高气爽的概率为90%，结果却下雨了，害得你打高尔夫的计划泡汤了，而你却不可能对国家气象局动怒。几十年来的历史数据显示，当天气服务信息预测降雨概率为10%，当天下雨的可能性的确占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的10%。
图 1-1 3A级担保债务凭证的预测违约率与实际违约率的5年数据比较
然而，如果预测者从未有过成功的预测，或犯下严重的错误，“运气不佳”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失败的预测和客观世界无关，而往往取决于预测者的主观方法。
先前提到的担保债务凭证的例子，那些评级机构的预测根本就无据可依：这些证券是全新的证券，关于它们的记录几乎为零；标准普尔评级机构给出的违约率并非由历史数据推导而来，而是在错误的统计模型基础上做出的假设。这一错误评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所谓3A级，违约率竟比理论中高出了200多倍。
评级机构应该做出的补救是，承认那些模型是有缺陷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评级机构的负责人都以“运气不佳”为托词意图逃避责任，谴责房地产泡沫带来了此次意外。
标准普尔公司总裁德文·夏尔马于2008年10月曾对美国国会说过：“对房地产市场和抵押信贷市场的急速衰退感到吃惊的不只是标准普尔公司，实际上，无论房主、投资者、金融机构、评级公司还是监管人，谁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谁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承认自己的无知：一旦预测失败，人们通常会将这种手段作为自己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夏尔马的上述说法其实是在撒谎，这种说法就和“我和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发生性关系”或“我从没有服用过类固醇”之类的说法一样，不过是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惯用伎俩。
然而，这次房地产泡沫真正令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人此前已经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很笃定地将这种情况提前告知给人们。早在2000年的时候，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其著作《非理性繁荣》中就注意到了房地产泡沫的苗头。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迪安·贝克于2002年8月也提到房地产泡沫问题。一向以文风保守著称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5年6月刊发了一位通讯记者的相关文章，这位记者在文中也提到了这次“史上最大的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2005年8月也撰文记述了这次房地产泡沫及其必然后果。后来，克鲁格曼告诉我：“房地产泡沫是内置在经济系统中的。房市崩盘并非黑天鹅，而是房间里的大象，看上去显而易见却总是被人们忽略。”
其实，普通的美国民众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切。2004年1月至2005年夏天，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房地产泡沫”这一词条的谷歌搜索量迅速增加了近10倍。在房价飙升速度最快的那些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对该词条的关注度最高。而这些州的房价也将经历最大幅度的降价风暴。事实上，关于“房地产泡沫”这一话题的讨论当时迅速展开，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01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房地产泡沫”这一词条的只有8条新闻，而到了2005年，相关新闻的数量已经跃升至3447条，这一词条在知名的报纸期刊上出现的频率也高达日均10次。
然而，这些负责预测金融市场风险的评级机构竟然说它们没有注意到金融市场存在风险。这下你该明白，这些机构似乎已经把这种说辞当作它们的最佳防线了。它们对自己所作预测中存在的问题，可谓讳莫如深。
我曾就本章内容与多位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交流过，他们对那些评级机构的工作全都不满意，但是他们认为导致这些机构预测错误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即因贪婪而犯错和因无知而犯错。可问题是，他们真的那么无知吗？
对于这个问题，朱尔斯·克罗尔也许有资格做出评判，因为他本人就经营着一家评级机构——“克罗尔债券评级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09年，我是2011年在克罗尔位于纽约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当时他的公司刚刚发布了一个项目的初评结果——对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建筑商的抵押贷款进行评级。
克罗尔指责大多数评级机构缺乏“监管”。“监管”这个词从克罗尔嘴里说出来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在涉足评级行业之前，他就已经因为创建“克罗尔风险顾问公司”而小有名气了（虽然为人低调，赚钱却很高调，且赚得盆满钵满）。这家风险顾问公司相当于一家侦探公司，专门侦查各类公司的欺骗行径。这家公司知道如何识破骗局——比方说，一群绑架者劫持了身价过亿的对冲基金巨头，但这群绑匪用被绑架者的信用卡买了比萨，这就相当于把自己暴露了。我见到克罗尔时，他已经69岁高龄，但他的侦探直觉仍十分敏锐，在他着手调查那些评级机构的运营情况时，这些直觉便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克罗尔告诉我，“监管”是评级行业的专业术语，指评级公司有义务将所了解的信息如实告知广大投资人。评级机构每月都会收到一份新的数据记录，里面记录着大量数据，比方说抵押贷款的拖欠与支付情况等。这些数据可以提供早期预警——情况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越来越糟？全世界都等着那些评级公司发布这些信息。
换句话说，那些评级公司本该最先察觉到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因为它们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有效信息——数以千计的借款人是否及时还款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评级机构一直都没有大批量地下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级别，直到2007年这些问题凸显出来，房屋止赎率也已经上涨了1倍，此时评级机构才不得不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克罗尔对我说：“评级机构的人并不傻，他们对后果一清二楚。我想他们只是不想让音乐停止罢了。”
“克罗尔证券评级公司”是十大“美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之一，由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许可，为负债性有价证券进行评级。但前10名中的另外3家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几乎瓜分了全部市场份额；其中标普和穆迪曾分别为金融危机前发行的97%的担保债务凭证进行过评级。
标准普尔和穆迪评级公司能占据如此大的市场份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两大巨头长期以来一直是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两者皆为合法寡头垄断链条的一环，政府在这一行业中实施准入限制。与此同时，标准普尔和穆迪的积极评价往往是在大额养老金的各项相关法规的允准下做出的——在购买债券之前，其中2/3的养老金法规规定债券销售前，必须有标准普尔或穆迪两者同时对债券进行评级。
尽管标准普尔和穆迪的员工收入与华尔街那些公司的员工不可同日而语，但两大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获得的特别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1997~2007年这10年间，穆迪公司来自所谓结构性融资评估的收入就增加了800多倍。此类评估也是公司在泡沫经济时期的主要业务，这些业务使得穆迪在房地产泡沫期内连续5年占据着标准普尔500家上市公司的利润榜首位。（2010年，即便当时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碎，各大评级机构的问题已经凸显，穆迪仍旧保持着25%的盈利率。）
只要新的担保债务凭证源源不断地发行，大笔利润就唾手可得。投资者事发前无从知晓评级的准确性，评级公司因此没有比拼服务质量的热情。穆迪的总裁麦克丹尼尔就曾明确地告知董事会，评级质量是对公司利润影响最小的因素。
评级机构的利润方程很简单。每完成一次评级任务，评级公司就会从证券发行人那里得到一份报酬，债权抵押证券发行得越多，来自证券发行人的利润也就越大。通过融合不同类型的抵押证券，或由原类型衍生出新类型，债权抵押证券其实可以无限量发行，而这些评级机构又不会错过任何评估的机会。后来，政府的一次调查公开了穆迪两名老员工的即时信息交流记录，其中一位员工说，即使一种证券是“一群牛设计的”，穆迪也愿意评估它。在有些情况下，一些评级机构甚至还会协助证券发行者操控评估结果。在所谓的透明机制下，标准普尔评级机构为证券发行者提供评级软件的副本，这既方便了他们了解不良贷款的具体数额，确定再投放量，同时还能维持评级结果。
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及其破灭，将会断送评级机构唾手可得的财路。对威胁自己的风险，人类拥有一种超凡的能力，那就是对其视而不见，好像这么做，风险就会自动消失。如此看来，德文·夏尔马在听证会上的陈述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即便其他评级公司注意到房地产泡沫现象，但标准普尔公司却很可能真的忽略了这一信息。
然而事实上，标准普尔公司十分清楚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问题，但它们给出的结论却是，这次泡沫没什么大不了的。标准普尔评级机构的发言人凯瑟琳·马茜斯曾向我提供过一份备忘录，其中详细地记录了该公司在2005年做的一次模拟测评，这次测评预测出，两年内美国的房价将下降20%，这个降幅与2006~2008年间房价的实际降幅——30%——已经相当接近了。这份备忘录认为，标准普尔现有的各种预测模式可以有效地“捕捉到发生经济低迷风险的信号”，由这些模式评定出的高级别证券可以“经受住房价下跌，且不会发生信用降级”。
从某些方面来讲，上述情况比评级公司完全忽略“房地产泡沫”这一因素更令人担忧。我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探讨那些“未知的秘密”——那些我们从未意识到的风险的危险性。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很多风险，但结果并非如此，也许这才是更大的威胁。在这些情况下，评级机构的盲目自信不仅是在愚弄自己，还会殃及他人。标准普尔公司的案例表明，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会伤害整个金融体系。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其著作《银河系漫游指南》一书中写道：“可能会出错的事情和完全不可能出错的事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一旦这件完全不可能出错的事情最终出了错，这个错误往往无法挽回或者根本无法补救。”
既然拥有科学、精确的预警信息，评级机构的预测模式为何还会错误百出，预测水准如此低下呢？
只有深入挖掘，我们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需要对类似担保债务凭证这类金融工具的构成作进一步了解，还要对不确定性与风险之间的差别有所了解。
担保债务凭证是抵押债务的集合，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资产池，或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资产池风险很大，有些资产池则很安全。我的朋友阿尼尔·卡什在芝加哥大学教授金融危机这门课，他想出一个简化了的担保债务凭证的案例，我在这里就用他的案例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你有一组抵押贷款，由5项贷款组成，假设其中每一项都存在5%的违约率。依据抵押贷款的不同级别，你可以设置风险渐次增加的多个赌注。其中最安全的赌注，我们姑且称为α池，在这里当5项抵押贷款全都违约时才会输掉赌局。风险最大的赌注为ε池，这里任何一项贷款违约都会被套牢。其他资产池的风险以此类推。
然而，投资者更愿意将赌注押在ε池，而不是α池，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ε池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抑制较高的风险。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人，比如用养老金来购买证券，你的投资原则就不允许你投资评级很低的证券。如果要购买证券，你一定会从评级为3A级的α池中购买。
α池中的证券由5项违约率只有5%的抵押贷款组成。只有5项贷款全都违约你才会赔本。这种情况下还会有风险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而问题也正在于此。不同的假设或估算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假设错误，整个数据模式都会谬以千里。
一种假设将每一项抵押贷款都视为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是多元化的：如果克利夫兰的某位木匠拖欠贷款，这件事与丹佛的某位牙医是否拖欠贷款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赔本的风险就格外低，如同连续5次掷骰子都掷出两点的概率一样低。确切地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是5%的五次方，概率低到320万分之一。评级机构会宣称一组平均信用等级为B+的次级抵押贷款属于这种假设的多元化奇迹——这种等级的贷款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违约率会超过20%，但放在一个资产池中，其违约率则趋近于零。
与上述假设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假设是，5项贷款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彼此休戚相关，要么5项同时违约，要么都不违约。这时就用不着再分别掷5次骰子，你其实是把赌注押在了一局上。你有5%的概率押中两点，一旦押中，则5项贷款全部违约，这个概率比你最初设想的风险高出160000倍。
表1–1 简化的担保债务凭证结构
上述两种假设哪一种更行之有效，要看经济发展的状况。如果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运转良好，则第一种假设（即5项贷款之间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更合理。之所以会不时地发生违约情况，只是因为运气不佳：有人花了一大笔医疗费，或者有人失业了。但某一个人的违约行为与其他人的违约行为没有多少关系。
假设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存在某种共同的因素将这些房屋所有者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房价暴涨80%，基本住房条件却没有任何的实际改善。现在你的麻烦来了：如果一个借款人违约了，剩下的几位借款人很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么你输掉赌局的可能性就会渐次提高。
美国在2007年年初经历了第二种假设中提到的状况（本章后半部分将会对房地产泡沫进行一个简短分析），但评级机构却将赌注押在了第一种假设中提到的那些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的风险上。尽管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第一种假设的缺陷，有些评级公司的内部人士也对这些缺陷进行了揭秘，但那些评级公司却没有对这些缺陷做出充分解释。
举个例子来说，穆迪国际曾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对其预测模式进行临时调整，将3A级证券的潜在违约率提高了50%。这一改变似乎十分谨慎，但提高的50%真能弥补这一假设本身的漏洞吗？
若评级机构预测中发生的错误本身是线性的、可运算的，事情也许就好办得多了。但举债经营（即贷款投资）常常会使预测中的错误的复杂性增加很多倍，也存在引发呈几何倍数增长的非线性错误的可能性。穆迪公司对违约率所做出的50%的调整，就好比是只涂了层防晒霜就告诉大家这样可以防核辐射一样，根本不足以应对这一严重的问题。这不仅意味着评级机构对违约风险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违约率低很多，误差远不止50%，而且极有可能是500%乃至5000%。实际上，抵押贷款的违约率要比评级公司宣称的高出近200倍，这就意味着它们的预测模式偏离实际数据的概率高达20000%。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评级公司的问题在于，它们无法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不同，或者它们对两者间的差别根本就不关心。
“风险”一词由经济学家弗兰克·H·奈特于1921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可以为其定价。举个例子来说，玩德州扑克时，若对方“顺子”中缺一张牌，你就赢了，出现这种情况的精确概率为1/11，这就叫风险。打牌时碰到邪门的“愤输牌”会很不愉快，但至少知道这种冤枉牌出现的概率，可以提前想好应对策略。从长远来看，当你的对手对差牌出现的概率的估计严重不足时，你就可以大赢特赢了。
不确定性是指难以度量的风险。也许你能隐约感受到暗藏的危险，甚至有时对这种危险的感觉很强烈，但究竟危险有多少，什么时候会爆发，这些问题你都不确定。粗略估计的误差可能是100%，也可能是1000%。真实值究竟是多少，我们无从而知。这就是不确定性。风险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助力，而不确定性则是阻力。
评级公司有这样一种魔力，能将捉摸不定的不确定性转变成看似可以感知的风险。那些刚刚发行的证券会受到系统不确定性的巨大影响，而评级公司却选择评估这些证券，并宣称它们可以对其风险进行量化。不仅如此，评级机构做出的所有评估结果几乎都令人瞠目：这些证券无投资风险。
有太多投资者将这些言之凿凿的结论误当作准确的论断了，而极少有人为意外情况未雨绸缪。
然而，尽管那些评级公司确实需要对金融危机承担很大的责任，但它们绝对不是酿成这些错误的唯一罪魁祸首。整场金融危机的悲剧可以分为3幕。
在美国，房地产的投资获利历来就算不上丰厚。事实上，根据罗伯特·希勒及其同事卡尔·凯斯建立的凯斯–希勒函数来看，长期以来，美国房产的市场价格几乎没有任何上扬。因为通货膨胀，1896年价值10000美元的房产到1996年的价值仅为10600美元。长达一个世纪的房地产投资，其收益率仅相当于股市一年的收益率。
尽管房地产投资的收益不高，但至少还算是一项比较稳妥的投资。进入21世纪前后，美国房价经历了史上最大的一次上涨，房产的涨价幅度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房价增速相媲美，以1942年的房价最低点为参照点，当时的涨幅高达60%。
图 1-2 凯斯-希勒函数，1890~2006年美国房价
20世纪50年代的房地产繁荣与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比来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21世纪初的房地产业如此混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美国人的居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人的生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过度储蓄转变为战后的消费激增，人们纷纷要求拓展居住空间。1940~1960年这20年间，美国的自有住宅率从44%猛增至62%，主要集中在城郊地区。房地产繁荣的同时，也迎来了婴儿潮：战后，美国人口以每10年20%的速度增长，这个增长率是21世纪初人口增速的两倍。这便意味着当时美国的房屋业主数量在10年内增加了80%，这个增幅与房价的增速相吻合甚至超过了房价的增速。
相比之下，21世纪初的几年，美国的自有房屋率增速缓慢，增幅最大的是2005年，这个增长率也只是从10年前的65%增加到69%，增幅不过4%而已。从前没能力买房子的那些美国人当时还是没有几个能买得起房的。2000~2006年的6年间，有40%的房地产投资的收益名义上增长了15%，但这个增幅连通货膨胀都抵消不了，更不用说再买一套新房子了。
然而，通过投机商炒房，以及有史以来最可疑的贷款和信誉度最差的消费者，美国房地产市场被人为地制造出虚假繁荣的景象。21世纪初的几年内，全美存款率降至历史最低点，某些年份甚至低到只有1%多一点。但是，得到抵押贷款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容易。房价不再受供需关系的制约，因为借贷者、股民以及评级机构等所有能从房屋买卖中获利的人，都在努力维持着繁荣的假象。
美国从未有过这样的房地产泡沫，但其他国家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然结果都是同样惨烈。希勒对荷兰与挪威等几个国家几百年来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一旦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超出人们的负担能力，房地产市场必将崩盘。例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臭名昭著的房地产泡沫，就是美国新近出现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梦魇般的前车之鉴。1981~1991年短短10年时间里，日本商业地产的价格飙升了76%，但接下来的5年里又骤降31%，这与美国房地产泡沫产生前后的房价走势如出一辙（图1–3）。
图 1-3 日本商业地产泡沫（1981~2001年）和美国房价泡沫（1996~2011年）
希勒还发现另一个导致房地产泡沫的重要证据：民众购买房屋时对这项投资可能带来的回报，总会怀着不切实际的期望。2003年，凯斯和希勒负责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业主希望他们的房产每年能增值13%。实际上，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1896~1996年这100年内房价只增长了6%，每年房价的增长率不过区区0.06%。
这些业主对房市的过分自信也许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房地产泡沫已经渗透文化层面。2005年，美国在10天内就先后开播了两档家装房地产真人秀电视节目：一档名为“玩转此屋”，另一档名为“玩转彼屋”。连那些本来无意从房地产投资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房屋购买者也开始行动起来。长期与希勒共事的经济学者乔治·阿克尔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办公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那里的房价跌得最惨。阿克尔洛夫告诉我说：“我记得20年前，去萨克拉曼多一路通畅，但现在常常交通堵塞，于是人们就想，如果我现在还不出手买房，5年后同样的价钱就只能买离公路16公里远的房子了。”
不管那些房主认为他们买房不可能赔本还是不可以延迟购买，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依旧那么自顾自地逐月提升。2007年年末，问题浮出了水面：美国综合实力排位前20位的房地产公司中有17家房价当年出现下跌情况。更糟的是，反映房地产需求的主要指标——住宅营建批准数急剧下降，比高峰时减少了50%。与此同时，债权人终于看清次贷市场标准松懈带来的后果，不愿再放贷。到2007年年底，全美房产止赎率翻了一番。
决策制定者的第一反应却是让泡沫再膨胀。佛罗里达州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州之一，但州长查利·克里斯特仍计划给新购房者发放10000美元的贷款。2008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希望通过大幅度增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放贷能力来刺激住房销量。但事与愿违，房价下跌的趋势无法逆转，2008年住房销量下跌20%。
尽管房地产泡沫刚产生时，就有很多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能够预见到房价崩盘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人为数不多。2007年12月，《华尔街日报》预测版面的几位经济学家预测，2008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只有38%。这一预测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随后的数据显示，当时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了。而专业预测调查版面的那些经济学家更离谱，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还不到500分之一，但实际上早已危机深重了。
上述经济学家之所以做出了错误预测，是因为他们漏掉了两个主要因素。第一是房价下跌对普通美国民众资产的影响。截至2007年，美国的中产阶层家庭的财产中有超过65%都花在自家的房子上了。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他们一直把房产权视为自动取款机。2001~2007年这6年的时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的非房产资产，即存款、股票、养老金、现金以及其他小生意的收入总和下降了14%。所以，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使他们丧失了房产权时，这些中产阶层家庭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与几年前相比可以说是极度恶化。
消费者更加现实的理财观使得消费性支出大幅下滑——经济学家称之为“财富效应”——下滑幅度大概相当于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3.5%，这种状况很有可能使经济从慢速增长变为衰退。但是，普通的衰退是一回事，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财富效应”并不足以解释房地产泡沫是如何触发这样一场危机的。
事实上，房地产市场只是金融体系中相当小的一部分。2007年，美国房屋销售总额约为1.7万亿美元，与股市每年创造的40万亿美元的交易额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但与普通百姓的保守投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尔街金融大亨在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活动却是如火如荼。2007年，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交易总额约达80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自愿地将资金投放到抵押贷款中，每投入1美元，华尔街私下里就会押下价值50美元的赌注。
现在清楚金融危机的成因了吧：购房者的赌注被放大了50倍。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词：负债经营。
如果你从别人那里借来20美元，赌印第安人能打败西部牛仔，这就是负债打赌。同样的，你借钱获得贷款，或你将借来的钱投在一只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也算是一次负债打赌行为。
2007年，雷曼兄弟的负债率约为33∶1，即1美元的资本要执行33美元承担的财政职能。这就意味着，如果雷曼兄弟的证券投资组合的价值只下降3%~4%，公司拥有的资产净值就会变成负数，濒临破产。
高负债经营的不只是雷曼兄弟一家，另外几家主要的美国银行的负债率也都为30%，并且在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之前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尽管美国银行负债率的历史数据参差不齐，但英格兰银行对英国的各大银行进行过一项分析，这项分析表明，现在金融系统的整体负债程度要么达到了2007年史上最高值，要么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图1-4 房地产市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然而，与其他银行相比，雷曼兄弟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这家投资银行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胃口”太大了。2007年，雷曼所持有的85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已经是公司资本基础值的4倍多，这就意味着，只要证券价值下降25%就足以让公司破产。
正常情况下，广大投资者最不愿购买这样的资产了，至少他们会很谨慎地避免赌局失手。
乔治·阿克尔洛夫告诉我说：“如果有人在市场上竭力向你推销一款你完全不了解的产品，你就该想到他们在向你推销柠檬（没用的东西或者质次价高的产品）。”
阿克尔洛夫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名为“柠檬市场”的著名论文，并且凭借这篇文章获得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篇论文指出，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市场瘟疫，商品质量会下降，市场将充斥着非法的卖家和急切且轻信的买家。
假设大街上有个陌生人走上前问你有没有兴趣购买他的二手汽车，他一味地向你展示产品目录中的标价，却不愿让你试驾。对此，你难道不心存疑虑吗？这种情况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卖家比买家更熟悉这辆车的车况——返修率、行车里程等。不管对方出价多少，明智的买家不会做这笔交易，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性要大过风险。你知道对方会给你很大的折扣，但却不知道这个折扣究竟该有多大。对方出价越低，你就越怀疑这笔交易的可信度，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这世上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合理的价值可言。
但是，现在假设那个向你推销汽车的人有一位担保人，担保人看上去诚实可靠、值得信赖——这人可能是你的至交好友，也可能是你之前的生意伙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可能会考虑做这笔交易了。评级机构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们给那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做了很多3A评级作为担保，帮助它们赢得了原本不存在的商机。债券市场本来期望评级机构是《周六夜现场》中的戴比·唐纳，能多带来点“负面”消息，但评级机构俨然成了受人欢迎的美国演员小罗伯特·唐尼，左右逢源。
尤其是对雷曼兄弟公司，评级机构本该任用专业的驾驶员指引道路。在2007年3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中，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托弗·欧米告诉投资者，他对近期市场的停滞并不担心，别人急于清算之时正是抄底大赚一笔的好时机。他解释道，贷款市场的信誉度是很可靠的，但这一结论只能从那些证券的3A评级中得出，而不是从作为次级附属担保物的次级抵押贷款的质量中体现出来的。这一次，雷曼兄弟公司算是买了一个烫手的“柠檬”。
一年之后，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雷曼公司迫切希望转手卖掉这些“柠檬”，但那些投资者要求用作信用违约掉期的保险费数额激增——一旦违约，这笔费用便会派上用场，也可以作为一种基本的保障手段，防止违约情况的发生——这些费用只能弥补雷曼兄弟公司20%的资金缺口。所有努力都化作枉然，也为时过晚，2008年9月14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的种种真实经历，足可以写成一本书了（也确实被写进了《大而不倒》等优秀著作中）。这次事件也足以让人们谨记，一个金融公司倒下后，留下的大笔债务会一直困扰着经济发展。雷曼兄弟公司无力填补证券投资失败的漏洞，就需要由他人埋单，这又进一步波及了其他公司，从而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冲击。投资者和债券发行者眼看着危机发生，却不知道究竟谁欠了谁的钱，更无从分辨哪些公司还有偿还能力，于是，不管利息多高，他们都不愿意再借出一分钱，连经营状况良好的各大公司的运转也由此受到了影响。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政府有时会拯救那些难以自保的金融公司，虽然这样做会使纳税人背上巨大的负担，还会损害政府自身的形象，但它们还是会出手。美联储就曾挽救过贝尔斯登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两大金融服务公司，然而这次却没有向雷曼兄弟伸出援手，广大投资者的期待都落了空，于是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开市就暴跌500点。
为什么美国政府出手帮助贝尔斯登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却对雷曼兄弟公司不闻不问呢？个中缘由我们无从得知。一种解释说，因为雷曼兄弟公司长期以来都不负责任，金融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政府不确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挽救它，于是就不想做费力不讨好的事了。
2009年12月，我在白宫遇见了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劳伦斯·萨默斯，他告诉我说如果政府在危机发生时保住了雷曼兄弟公司，可能美国的状况就会好不少，但当时金融系统的负债经营率实在太高了，不得已只能忍痛割爱。
提到金融危机时，萨默斯说：“这是献身克己的预言。过去大家基本上都在负债经营，而一旦所有人都在负债经营，经济体系就必然是脆弱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自满情绪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雷曼兄弟公司就是丢在干燥森林里的一根点燃的香烟，成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即便倒下的不是雷曼兄弟，也很可能是别的公司。”
萨默斯认为美国经济由一系列反馈回路组成，供需关系就是其中简单的一环。假设你正在经营一家卖柠檬汽水的小店，若降低价格，销量就会增加；提高价格，销量就会下降。如果你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因为户外的温度快达到38摄氏度，而附近卖柠檬汽水的店铺只有你一家，这就有风险了。若某个恼人的家伙在街对面也开了一家汽水店卖柠檬水，你就得降价了。
供需关系的例子属于一种负反馈：价格走高，销量就会下降。尽管称为“负”反馈，这种反馈对市场经济来说却是积极有益的。假设情况相反，供需关系总是正反馈，即价格提高时，销量也会提高。你将柠檬汽水的价格从25美分涨到2.5美元，销量非但没有下降，反倒增加了一倍。好了，现在你又涨价了，将柠檬汽水的价格从2.5美元涨到25美元，销量又翻倍了。最终结果就是，你将一杯柠檬汽水卖到了46000美元——这是美国的人均年收入——3亿美国人全都排大队来买你的汽水。
这是一个正反馈的例子。这种情况乍一看觉得很开心，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全美国人民要倾尽所有才能买得起一杯柠檬汽水，你本想用卖柠檬汽水的钱去买自己一直十分钟情的电子游戏，可是却没有人愿意离开队伍为你生产这些游戏。
萨默斯认为，通常负反馈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同恒温器一般防止经济衰退或过热。他还认为，恐惧与贪婪也是最重要的反馈之一。有些投资者谨慎小心，有些则敢于冒险，这样市场才能平衡：如果股价因为公司的财政状况恶化出现下跌，胆小的投资者就会纷纷抛售，而贪婪的股民则会乘机抄底。
然而，贪婪和恐惧是两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只有两者保持平衡，经济才能顺利发展。若贪婪在经济体系中占上风，就会产生经济泡沫；若恐惧因素压过贪婪，经济又会陷入恐慌。
一般来讲，我们作决定前咨询一下亲朋好友的意见是有益处的，但问题是，若他们的判断是无奈之选，那我们自己的判断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人们评估自己房子的价格时常与他人的房子相比，如果一套位于城市新区的三居室房屋售价为400000美元，那附近的一座殖民时期的房子若要价350000美元，就会让人觉得天上突然掉了一个大“馅饼”，捡了大便宜。依此来看，如果一套房子的价格上涨了，就极有可能拉动周边其他房屋的价格。
或者假设你正在考虑投资另外一种资产，比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类商品也许更难估值，但购买这种资产的投资人越多（并且为其担保的评级公司越多），你就越有可能相信这些资产是安全的，是值得投资的。因此，你得到一个正反馈，但同时也有可能遭遇经济泡沫。
但是，最终主导房地产市场的还是负反馈：根据现有价格，没有哪个美国人能买得起房。这样看来，很多已经买了房子的美国人一开始根本就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但很快他们就靠抵押贷款买了房子。人们都在假设所有买进这些资产的人不可能出错，最终这些资产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但这种高负债的局面必然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直至泡沫破灭时，人们才如梦方醒。
萨默斯曾在2009年告诉我说：“过去我们不算恐惧，但是太贪婪；而今我们不算贪婪，但是太恐惧了。”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些贪婪的投资者将会发现到处都潜藏着不确定性，他们的贪婪就会转为恐惧。摆脱金融危机的过程——所有人都竭力想弄清楚到底是谁欠了谁——会带来一些遗留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为了撰写《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危机史》一书，研读了大量金融史资料，他们发现，数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问题通常都会持续4~6年。莱因哈特还进行过另外一项研究，关注了距离现在比较近的几次金融危机，他发现，经历这些危机的15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就业率始终都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样一来，金融危机与正常的经济衰退的区别便一目了然了。正常的经济衰退发生后，随着经济元气的不断恢复，通常在下一年，经济增长就会超过一般水平，就业率也会迅速赶超衰退前的水平。尽管将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很重要，但是很多经济模式并未对此作过区分。
美国政府本该好好地从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书中吸取教训，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很快，美国政府就尝到了自己糟糕预测带来的苦果。
2009年1月，巴拉克·奥巴马即将宣誓就职，由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莉丝汀·罗默和萨默斯领衔的新的白宫经济团队也开始就位。新团队奉命制定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刺激企业及个人的消费需求。罗默认为政府需要为此投入1.2万亿美元。但白宫政治团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很难说服国会接受上万亿美元的价码，于是这个数字最终被修改为8000亿美元。
为了向美国国会和普通民众推销这一计划，罗默和她的同事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记录着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份刺激计划将采取何种措施来缓解这次危机。这份备忘录的显著特点就是，其中配有很多预测图，明确地呈现出在有刺激计划和没有刺激计划这两种情况下的失业率走势。备忘录中写着，如果没有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12月发布的7.3%的全美失业率，到2010年年初将达到约9%的最高点；但如果有了刺激计划，失业率就永远不会超过8%，而且最快会在2009年7月开始降低。
2009年2月，在按政党画线的投票中，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一刺激计划，但是美国的失业率仍持续上升，到2009年7月失业率升至9.5%，同年10月更是达到令人咋舌的10.1%，这比白宫之前预测的“没有刺激计划”的后果还要严重。保守党的博主们每月都会对罗默的预测图进行厚颜无耻的更新，当然是将实际失业率叠加在原来那些过于乐观的预测图上进行修改。
图 1-5 2009年1月白宫制定的经济刺激计划
然而，普通民众看到这幅预测图后，得出的结论与罗默的说法有所不同，事实上，两者的结论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但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开始就认为这项刺激计划的投资明显不足，他认为此次刺激计划的失败证明，白宫过分低估了个人及企业需求的降低幅度。克鲁格曼说：“尽管采取了特别的经济刺激手段，失业率却并没有明显降低，这一事实让我们明白，我们面对的是金融危机的致命冲击。”当然，其他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些图只是证明刺激计划彻底失败了。
白宫可以像标准普尔评级机构一样为自己辩护：“出错的不单是我们，别人也都犯了同样的错。”的确，白宫的预测与当时很多独立经济学家发布的预测结果如出一辙。另外，最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明显严重低估了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期间，罗默和萨默斯得到的第一份政府评估结果显示，2007年年底，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率为3.8%。但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危害比这个评估结果多出一倍以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下降率曾一度接近9%，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政府的第一份评估结果实际上要少2000亿美元。
也许白宫犯下的更不可宽恕的错误是，他们做出这样一个看似很精确的预测，却没有告诉人们这个预测也有可能会出错。白宫内外的经济学家都没能成功地预测失业率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走势。（在本书第六章中，我将详细论述宏观经济预测的问题）。经济衰退时所作的失业率预测，因为不确定性而常常存在2%的误差。所以，即便白宫认为8%的失业率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这个数字也极有可能攀升至两位数（或也有可能会降至6%的低水平）。
为刺激消费所投入的资金的效力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研究得到的乘数效应——为刺激消费而投入的每一美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预估结果也有出入。一些研究认为，投入一美元会带来高达4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一美元只能带来60美分的回报。任何形式的宏观经济预测本身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以这种不确定的预测结果为基础对刺激手段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就相当于把两种很大的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此时的预测就很有可能失败。
此次金融危机的预测至少存在4大失败之处：
人们本来可以发觉这次的房地产泡沫是一个错误的预测，但那些房主和投资者却错误地认为，不断走高的房屋价格表明房屋价值还会不断提高。事实上，历史证明，房屋价格走高时，其价值反而更容易降低。
各大评级机构以及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没有预测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巨大风险。但问题是，这些评级机构之所以预测错误，并不是（他们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辩解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发现房地产泡沫的存在，而是由于其预测模式存在着很多错误的假设，对这次房价暴跌可能带来的风险估计不足、盲目乐观。
人们普遍没有预料到一次房地产危机竟会触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是由市场中的高负债经营导致的，只有在1美元的风险有50美元的风险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人才愿意将资金投到一所新房子里。
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没能预测到这次危机可能引发的巨大经济问题。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已经发现金融危机常会导致严重而长久的经济衰退，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个观点并不在意。
这些失败的预测有一条共同线索，即在上述每种情况下，人们在评估数据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
近些年来，美国的房价从未出现过大幅回落，这种情况使得很多房主对房价信心满满。然而，美国的房价在房市崩盘前高得离谱，这种提升幅度是前所未有的。
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过去总能对各种金融资产做出准确的测评，基于此，各大银行对这些评级机构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评估能力毫不怀疑。然而，这些评级机构此前从未为这种复杂的新型信用违约率证券做过测评。
过去，房价的浮动并未对金融体系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于是许多经济学家便对金融体系承受房地产市场危机的能力充满信心。然而，金融体系或许从未出现过这样高负债经营的局面，自然也就从来没有为房地产市场投入过这么多的资金。
最近几次经济衰退几乎都呈现出“V”字形的迅速恢复态势，这种经历使那些政策制定者坚信，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也会迅速恢复。然而，之前的那些经济衰退都和金融危机无关，其严重程度不可与这一次同日而语。
此类问题有一个专门术语：以上这些预测者所考虑的事件都属于“非样本”预测。一个预测一旦出现严重错误，其中通常都会存在“非样本”预测这一问题的痕迹。
“非样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
假设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司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司机，但是你有实际的驾驶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驾龄长达30年，在20000次出行过程中，只发生过两次轻微剐蹭事故。
你也不是酒鬼，醉驾这种事情似乎永远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有一年在公司的圣诞派对上，一位好友要离开公司，你当时的工作压力又很大，于是情绪出现了波动，不知不觉间喝了12杯伏特加，你喝醉了。此时该开车回家，还是叫一辆出租车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叫辆出租车载你回家。
但你突发奇想要自己开车回去，你是这样为自己找理由的：自己曾经有20000次驾车出行的经历，只发生过两起小意外，其他19998次都安全抵达目的地。安全率这么高，又何必那么麻烦让出租车载你回家呢？
但问题是，20000次出行记录没有一次是像这次醉酒驾车的，你的醉驾样本数量不是20000次，而是零次。因此，用先前的经验预测此次驾车的风险是毫无根据的。这个例子就解释了什么是“非样本”问题。
这一问题看似很容易避免，但评级公司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穆迪公司根据过去的数据——特别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房地产市场数据——构建了一个预测模式，以此来评估不同抵押违约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问题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房价一直保持稳定或略有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一个房主的抵押贷款与其他贷款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假设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从前的数据无法显示当房价开始不断走低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房市崩盘是“非样本”事件，评级公司在此基础上对违约风险进行评价的预测模式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穆迪公司当时并未竭尽所能，如果它们当时能放宽眼界，还是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评估结果的。美国此前确实没有经历过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但其他国家经历过，而且结果惨不忍睹。如果穆迪公司对日本房地产泡沫后的违约率有所了解，就会更加理性地看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危险性，也就不会给出3A评级了。
很多预测者通常都不愿意考虑“非样本”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当我们将样本扩大到涵盖了那些在时空上都离我们很远的事件时，这通常意味着我们会遇到一些自己并不熟悉或与所进行研究关系并不紧密的案例。因此，这一模式看上去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展示在幻灯片（或期刊论文或博客）中时，也不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好承认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并没有想象的多，而我们的个人感受和职业动机几乎总在阻止我们这样做。
我们忘了——也可能是故意忽略——我们的预测模式就是简化了的世界，我们以为即使犯了错，也无大碍。
然而，在复杂的系统中，错误都不是用程度来衡量的，而是用级别衡量的。标准普尔和穆迪将债务担保凭证的违约风险低估了200倍，那些经济学家认为发生概率只有500分之一的经济衰退也实实在在地上演了。
就像我在引言中提到的那样，在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全球的知识总量在增加，而我们实际掌握的知识和自认为掌握的知识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宽。这一症状与那些貌似精确实则错误的预测是有关联的。穆迪将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看似精确却脱离了实际。这就好比你说自己是一位射击高手，因为你的子弹每次都能射中同一个位置，即使每一枪都离目标十万八千里，你也会这样讲。
图1-6 准确度与精确度对比
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大多数失败的预测都源于一种盲目的自信。他们用精确的预测冒充准确的预测，于是我们有些人就上当了，还将赌注翻番。我们自以为已经克服了辨别力中的盲点，却没有料到实力雄厚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此时经济的发展也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