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最棘手甚至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生命中几乎所有的困境和严重分歧，它是通向未来的方法。它既不是你的方法，也不是我的方法，它是一种更先进的方法，它是一种比我们以往能想到的任何方法都更好的方法。

我称之为“第3选择”。

大多数冲突有两个方面。我们习惯以“我的团队”与“你的团队”来思考问题。我的团队是好的，你的团队是坏的，或者至少“没那么好”；我的团队是正确而正义的，你的团队是错误甚至不义的；我的动机是纯粹的，你的动机至少是不纯的。我的党派、我的团队、我的国家、我的孩子、我的公司、我的观点、我的立场都和你对立。在所有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非此即彼的选择。于是有了各种对立：自由派与保守派、共和党与民主党、员工与管理层、律师与律师、孩子与家长、保守党与工党、学区与城区、农村与城市、环保者与开发商、白人与黑人、宗教与科学、买家与卖家、原告与被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丈夫与妻子、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有信仰者与无信仰者。于是有了种族歧视、偏见与战争。

每种选择都深深根植于某种思维定式中。举例来说，环保者的思维定式是欣赏美和自然的平衡。开发商的思维定式是看到社区进步和经济机会增多。每一方都自认高尚理性，而视对方缺乏道德与常识。

思维定式与个人身份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我说我是一名环保者、一个保守派成员或一名教师，那么我描述的不只是我的信仰和我的价值观——而是“我是谁”。所以，当你攻击我这一方的时候，你攻击的是我和我的自我形象。在极端情况下，身份认同冲突可以激化为战争。

假设两种选择思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那么我们该如何超越它呢？通常来说我们无法超越。我们要么继续斗争，要么达成脆弱的妥协。正因如此，我们才面临如此众多的令人沮丧的僵局。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属于哪一方，而在于我们如何思考。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认知模式。

“认知模式”一词指影响我们行为的思维形式或类型。它就像一张地图，帮助我们决定要去往何方。我们所看到的地图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决定着我们得到的结果。如果我们转换认知，行为和结果也会相应改变。

举个例子。番茄最早从美洲传到欧洲的时候，一位法国植物学家认为它是古代学者所说的可怕的“狼桃”，于是他发出警告，食用番茄会导致抽搐、口吐白沫甚至死亡。因此，虽然美洲的早期欧洲殖民者将番茄作为观赏植物在花园里种植，但他们却从不去碰它。与此同时，殖民者所面临的最危险的疾病是由缺乏维生素C引起的败血病——而番茄富含维生素C。药物就在花园里，他们却因为错误的认知而死亡。

我们的认知模式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决定着我们得到的结果。我们得到的结果建立在我们的行为的基础上，而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随着新知识的出现，认知发生了转变。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开始食用番茄。据说托马斯·杰斐逊就种植番茄并将它作为食物推广。如今，番茄是最常见的蔬菜。现在我们认为番茄是健康食品，我们食用番茄，就会得到健康。这就是认知模式转换的力量。

如果我是位环保者，我的认知或心像地图会显示一片我希望保护的美丽的原始森林。如果你是位开发者，你的心像地图会显示你希望开采的地下石油储量。两种认知模式可能都是正确的。地球上有一片原始森林，而石油储备恰恰也在那里。问题在于两种心像地图都是片面的——并且永远无法全面。人们后来发现番茄的叶子是有毒的，因此，反对食用番茄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虽然有些人的心像地图比其他人的要完备一些，但是没有地图是真正全面的，因为地图不是地形本身。正如D·H·劳伦斯所说：“一切片面真理均有其对立面，并最终产生对自身的否定。”

如果我只看到了第1选择的心像地图——我自己的片面地图，那么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说服你转变你的认知模式，甚至强迫你接受我的选择。这也是我维持自我形象的唯一方法：我必须赢，你必须输。

另一方面，如果我放弃我的地图，追随你的地图——第2选择，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你同样无法保证你的心像地图一样全面，所以我有可能会因为追随你的地图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你可能会赢，而我可能会输。

我们可以把地图联合起来，这是有益的。我们需要一张考虑到双方观点的更具包容性的地图。我会理解你的观点，你也会理解我的观点。这是一种进步。即便如此，我们的目的仍然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仍然不愿意森林遭到破坏，你仍然想在森林里开采石油。我对你的地图的充分理解可能导致我在对抗你的时候更加艰难。

然而，这时我对你说：“也许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好的解决方案，你愿意考虑第3选择吗？”于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便到来了。几乎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但它恰恰是解决冲突、改变未来的关键。

寻求“协同”的原则

我们通过一种被称为“协同”的原则达成第3选择。协同就是1加1等于10或100甚至1000！协同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决定放弃成见、迎接挑战的硕果。它关乎激情、活力、创造力以及创造更美好新现实的冲动。

协同与妥协是两码事。妥协时1加1最多等于1.5，双方都有损失。协同则不仅能够解决冲突，而且在协同达成的时候，我们能够超越冲突。我们会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人人为新希望而激动，未来因此而发生改变。协同比“我的方法”或“你的方法”更好，它是“我们的方法”。

协同这个概念几乎没人真正理解，被普遍滥用是导致它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在商界中，以推升股价为目的的合并或收购往往美其名曰“协同”。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想吸引别人的注意，用“协同”这个词就可以了。因为许多人从未体验过真正的哪怕是一般水平的协同，这个词往往被故意歪曲概念的当权者滥用。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每当我看到西装革履的人说‘协同’这个词时，我就知道我的退休金危险了。”人们不信任这个词，当权者已经使他们建立起了防御心态。他们相信，所有“创造性的、合作的、协作的协同”不过是“我们又有一种利用你们的新方法了”的借口。而当人们的思想处于防御状态时，既不会有创造性，也不会有合作性。

但是，协同是一个奇迹。它无所不在，它是整个自然界运作的基本法则。红杉树根系交错，在风中顽强伫立，生长到参天的高度。绿藻和真菌共生而成地衣，附着在光秃秃的岩石上。雁阵排成“V”字形，利用拍动翅膀造成的上升气流持续飞行，距离几乎达到单只雁飞行的两倍。两块木头叠放在一起，能够承担比单块木头更多的重量。水滴中的微小粒子相互作用，形成每一片都独一无二的雪花。在所有例子中，整体都大于部分之和。

1加1等于2——除非协同。举例来说，一台机器以60000PSI（磅/平方英寸）的压强可以折断一根铁棒，折断一根大小相同的铬棒需要大约70000PSI的压强，折断一根大小相同的镍棒需要大约80000PSI的压强。三数相加是210000PSI。因此，如果将铁、铬、镍合成一根金属棒，那么这根金属棒能够承受210000PSI的压强，对不对？

错！将铁、铬、镍以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金属棒能够承受300000PSI的压强！300000PSI减去210000PSI等于90000PSI，这90000PSI似乎是凭空产生的。合金的强度比单种金属相加的强度高出43%，这就是协同。

这一额外增加的强度使得喷气发动机成为可能。喷气发动机的高温高压会熔化一般金属，但是铬镍钢能够承受比普通钢材更高的温度。

协同原则对人类同样适用。人们可以合作完成凭个人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

音乐是一个人类协同的好例子。节奏、旋律、和弦和个人风格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结构、类型和深度。音乐理论家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音乐是一种即兴艺术，人们在有感而发时或奏或唱。固定格式谱曲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即使现在，某些最引人入胜的音乐，如爵士乐，仍然是即兴创作。

和弦由同时演奏的音符构成。音符不会丧失自身特性，而凑到一起之后，它们就产生了协同——单音符无法产生的和声。与音符类似，协同的个体不会丧失个性；人们将自身力量与他人力量结合在一起，产生出远高于个人成就的结果。

在运动中，协同被称为化学反应。伟大的球队都具有协同或化学反应，能够打败其他由卖弄技巧以及有天赋却无配合的球员所组成的球队。你无法根据单个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来推测整个球队的成败，一个伟大球队的表现远远超过单个球员的技术之和。

当然，人类协同的最好例子是家庭。每个孩子都是“第3选择”，他们都是具有独特能力的独一无二的人。他们的能力不是父母能力的叠加。孩子身上凝聚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类禀赋组合和巨大的创造潜能。伟大的帕勃罗·卡萨尔斯曾经说过：“每个孩子都必须了解，他是一个奇迹。自世界诞生至世界末日，他都是绝无仅有的。”

协同是家庭的本质。每位家庭成员都为家庭增添不同的风味。当孩子向母亲微笑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互利关系——他们不再是简单地生活在一起，不再只是从对方身上得利。正如我的朋友克林霍尔所说，或许协同就是爱的代名词。

无数这样的实例表明，协同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它也可以改变你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没有协同，你的工作会停滞不前。你不会成长，也不会晋升。市场的竞争和技术的进步更加突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积极的协同心态，你将会被市场抛弃。没有协同，没有进步，你会陷入不断贬值的恶性循环直至你不得不退出。相反，如果你拥有积极的协同心态，你将会永远引导前沿，保持更好的良性循环。

同样，当恶性循环中突然插入一种新力量时，也会发生负协同。举例来说，吸烟导致肺癌，石棉也会导致肺癌。如果同时吸烟并吸入石棉，那么得肺癌的概率远高于单一因素致病率之和。如果不积极寻求正协同，那么就很有可能陷入负协同之中。

正协同不是简单地增加数量。你可以通过稳定而持续的过程改良一个产品，但不太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发明出新产品。而协同不仅是解决人类冲突的答案，它还是创造新生事物的根本原则。它是生产力飞跃的关键，它是一切创意背后的精神驱动力。

下面从国家、个人、组织层面讲述几个协同改变生活的例子。

非暴力

我见过传奇人物圣雄甘地的孙子阿伦·甘地，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对祖父一生的见解：

讽刺的是，如果没有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也许就不会有甘地。你看，这就是挑战和冲突。也许他只是一位赚着大把钞票的成功律师，然而由于南非的种族偏见，刚到那里不到一周，他便受到了羞辱，他因为肤色问题被推下了火车。他带着深深的屈辱在站台上坐了整夜，思考如何才能获得正义。他想对侮辱他的人回以暴力，但他没有：“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会带来正义。这样做可能会令他逞一时之快，但不会带来任何正义，它只会令冲突的循环继续下去。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建立了一套非暴力哲学，在南非寻求正义的过程中以及在今后的人生中，他都在实践着这一哲学。他在南非待了22年。随后他离开南非，回到印度，领导那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印度建成独立国家而结束，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个所有人都不曾预想到的结果。

甘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不是完人，他没有达成他的全部目标，但他自发地学会了协同。他创造了第3选择——非暴力。他超越了“两种选择”的思维。他既没有逃避，也没有对抗。动物在被逼到绝路的时候，要么对抗，要么逃避。“两种选择”思维者就是这样——对抗或逃避。

甘地用协同改变了超过3亿人的命运，今日的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0亿。那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你可以感受到印度人民的伟大和独立，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的力量、经济活力与精神活力。

音乐课

一位名叫娜迪亚的女士到学校接女儿放学，但女儿拎着小提琴走出学校时却在哭泣。8岁的小姑娘抽泣着对妈妈说，老师在班上取消音乐课了。整个晚上，身为小提琴家的娜迪亚越想越气，女儿脸上的失望令她难以入眠，她精心准备了一番说辞，希望能改变老师的主意。

不过到了早上，经过慎重考虑，娜迪亚改变了主意。她决定在发动攻击之前弄清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在课前早早找到老师。“我女儿喜爱小提琴，”她说道，“我想知道为什么孩子们不能在学校练琴了。”令她惊讶的是，老师开始抱怨起来。“没有时间搞音乐了，”老师解释道，“我们必须把所有时间用在阅读和数学这类基础教育上。”这是政府下的命令。

有那么一瞬间娜迪亚想抨击政府，不过随后她说：“肯定有办法让孩子们同时学习音乐和基础课。”老师眨了眨眼睛，说：“当然，音乐包含数学思维。”娜迪亚的大脑开始飞速旋转。通过音乐教授基础课程怎么样？她盯着老师，两个人同时大笑起来，因为他们有了同样的想法。接下来一小时的思维奔涌简直不可思议。

很快，娜迪亚开始义务抽时间到女儿的班上，和老师一起用音乐教授所有科目。学生们不仅通过数字练习分数，通过音符（八分之二音符等于四分之一音符）也可以学习。当孩子们将诗唱诵出来的时候，念诗也变得容易多了。当孩子们研究伟大音乐家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并演奏他们的乐曲时，历史变得鲜活起来。通过学唱外国民歌，孩子们甚至还学会了一点儿外语。

爱好音乐的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协同与音乐和基础学科之间的协同都很重要。学生们同时学会了音乐和基础学科——并且学得更快。不久，其他老师和家长也想试一试。到最后，甚至政府都对这个“第3选择”产生了兴趣。

全面质量管理

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教授威廉·爱德华·戴明试图令美国企业家们明白提高产品质量的必要性，而后者却选择以削减研发费用、关注短期利润的方式来透支未来。这是一种“两种选择”思维：你可以追求高品质，也可以追求低成本，但二者不可兼得。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在美国，由于追求短期利润产生了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压力，并导致了恶性循环。由此产生了这样的心态：我们怎样才能侥幸成功呢？在客户不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怎么把产品质量降得更低一些？

在美国受到抵制的戴明去了日本。戴明教导日本企业家，制造过程中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客户流失，因此不断降低缺陷率才应该是生产目标。日本企业家将戴明的思想与工人控制制造过程的“看板哲学”结合起来。看板的意思是“卖场”，生产一线的工人们必须像顾客在杂货店购物一样挑选零部件。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永远是如何生产出更好的零部件。这两种思维结合产生了一种新事物，一种“第3选择”：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也相应提高质量的“全面质量管理”。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心态：我的产品还能怎样改进呢？

与此同时，受“两种选择”心态困扰的美国制造商们不得不与更可靠、更便宜的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苦苦竞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恶性循环对美国的重工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8dWfVSXx8pXopkW1PO6xkHjOEgRGvoNdl2zv4TX+sddCMrobajTmHr/O/J3AA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