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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写过这个主题的欧洲作者不同，我基本上是赞同帝国的说法的。事实上，我相信21世纪的今天比以往都更需要帝国。我们面临的这些威胁本身并不新鲜，但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它们比以往更加危险。高速、频繁的现代航空旅行以惊人的速度将传染性疾病传播给我们。相对廉价并具摧毁性的现代武器装备使得那些暴戾的恐怖分子们动辄就会想要毁灭我们的城市。1945年后，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是由一个还在不断发展的国际法律体系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对消除这些威胁力不从心。因为“国际社会”的准则在太多国家里完全起不了作用。世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干预这些国家事务的机构，以达到控制流行性疾病的蔓延、废除暴君的统治、结束地方战争、消除各类恐怖分子组织的目的。对帝国而言，这是一个利己主义的说法，但也有一个补充性的利他论据。即使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仍然对外表明某种形式的干预是必要的。利比里亚的贫穷不是资源匮乏所能解释得通的；不然的话，博茨瓦纳就一定是贫穷国家。如同许多黑非洲国家一样，利比里亚的问题只是治国无方：腐败与不受法律约束的独裁统治。这些独裁者们的管理使得经济发展无法实现，同时也鼓励了他们的政治对手诉诸于内战形式来推翻他们。这些国家是不会自行改良的，它们需要借助某种形式的外力强行进行转变。
有些人会坚持认为，帝国就其定义而言是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的。在他们眼中，所有帝国在本质上都是剥削性的。然而，自由帝国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存在了。这样的自由帝国恰恰是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主要公益来增强自身安全，提高自身繁荣：不仅提供经济自由，而且提供市场繁荣所需的各种机制。在这一点上，美国人需要向更有自信心的英国前辈学习，尽管他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心理境界。19世纪中叶以后，经历了爱尔兰饥荒以及印度兵变的种种灾难后，英国人开始将帝国作为一项自由经济的事业来推行。他们既关心全球市场一体化，同时也关心英国本土的安全问题。其指导思想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必须以推广自由的形式让全球受益，以法制保护私人财产权，清廉的行政管理以及政府确保对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医疗以及（某些）教育的投资。阿诺德·汤因比告诫即将前往印度担任殖民政府公职的牛津学生，如果他们前往印度，他们就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从事着一个英国人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一项工作。
我要强调，我并非想要建议美国人应该以某种方式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主义者作为榜样。大英帝国与理想的自由帝国还相去甚远，可供学习和参考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经验各自参半。不过英国人在1904年的尝试与美国在2004年的努力极为相似，这才是发人深省的。就像今天的美国，大英帝国也曾凭借其海军及其他军事优势，动不动就对我们今天被称作失败国家和流氓政权的政治实体发动过多起小规模战争。学习过英国与苏丹瓦哈比派马赫迪战斗的历史后，无人不对它预示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而震惊。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者们同今天的美国海外军队一样，并非纯粹以国家和帝国安全的名义而采取行动。如近几十年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所一贯提倡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一样——即便在实践中已经偏离了自由贸易的时候——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政治家们认为自由贸易的传播以及商品、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是值得的，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而且，正如今天多数美国人认为以美国模式推广全球民主的好处是不言自喻的一样，那时候的英国人也想要将自己的体制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不仅仅是英式法律制度，最终还有他们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人很容易地忘记了英国政府在历经了18世纪晚期的种种错误之后学会的一点，即对那些在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稳定性上非常先进的殖民地授予“负责任的政府”相当容易。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虽然所被赋予的特权有限）到20世纪早期，都有了对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的行政长官。这些特权的授予不仅限于以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在印度是否应当最终成立英式议会政府这一问题上，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曾一语中的——尽管他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我从未想过要改变或阻碍（印度的自治）。这一天无论何时来到都将是英国历史上最引以为豪的一天。发现一个伟大的民族沉沦在奴隶制和迷信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为使他们渴望并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所有特权而统治他们，的确是值得我们感到荣耀的使命。”2003年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问题上，某些决策层的人物所表达的看法与之如出一辙。同年9月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小布什总统自己也明确表明，他入侵伊拉克的目标之一，正是为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美国并非是第一个进入巴格达地区的讲英语的侵略者，与先前的侵略者一样，美国同样将自己标榜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
本书的结构是平铺直叙的。第一章叙述了美国的帝国起源并展示了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利坚帝国的领土范围和它的局限性。
第二章提问并说明，为什么20世纪的美国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却对其所干预的诸多国家强加意志时困难重重？同时也解释了美国在联邦德国、日本和韩国“国家缔造”成功的特例。
第三章阐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虽然犹如晴空霹雳一般打击了美国人，但它却是长远的历史趋势的极度体现：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诸多矛盾之处，对波斯湾的石油依赖不断增长的西方经济，以及仇视美国及其盟友的阿拉伯人已采用并发展恐怖主义作为对抗西方国家的一项策略。也许恐怖分子造成的最大改变是美国人的态度，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改变。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一个看似本性内向（如果算不上孤立主义者的话）的政府及其选民转而产生对真实的、可疑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潜在赞助者们发动一场战争的想法。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本身也不是个别事件。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不是“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是“11·9”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比起世贸中心的坍塌对于美国实力所带来的变化，其影响要更加深远。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是邪恶的，但在程度上仍然远不及苏联一度对美国的威胁。
第四章提出的问题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从“多边主义”到“单边主义”的转化。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联合国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转变了角色，美国的大部分政策则是为应对联合国的失败而临时制定的，尤其当联合国安理会的欧洲成员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就在20世纪90年代，历经了一系列痛苦教训后，美国明白了对那些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镇压少数民族的政权，只能用可靠的军事干预手段才能奏效。美国还明白了一点：采取这些行动并不一定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明确授权才可以这么做，只要有“志愿同盟”就足够了。
第五章通过思考上一个英语帝国的成本与效益，为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产生的当代帝国进行辩护。这里提出一个观点，今天的自由帝国无论从美国自身利益还是利他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利的。之前的许多殖民地，政治独立的尝试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黑非洲，它的穷困并非是受人们经常谴责的殖民主义的遗害，而是由于独立之后几十年的治理不当所导致的。相反，一个典型的自由帝国不仅保证其经济开放性，更重要的是从体制基础上保障发展顺利进行，以提供经济增长的最佳远景。
第六章试图对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对自由帝国模式是否适用于那个不幸的国家进行探讨。该章阐述美国2003年的三个目标——确保解除伊拉克政权的武装；颠覆一个凶残的暴君统治政权；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既值得称赞又有其可行性。但是，当我写作的时候有一点还不明确，那就是美国能否在伊拉克为成功地进行“国家重建”而投入所需的人力和时间。阿富汗就更不用说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选民们一贯反对政府对别的国家的长期承诺，即使历史经验证明，这些长期承诺对一个国家向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政府成功转型是有必要的。我虽真诚地希望自己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我仍然对美国是否有能力在伊拉克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体制表示怀疑，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偏好短期的、以军事干预为主的行为。而且，美国一贯不愿意从这种无效的短期行为中吸取教训。
第七章对美国式的帝国与欧洲式的帝国进行了比较，并探讨了今天欧洲各国领导人以及一些美国学者所持的观点是否正确——他们预言欧盟作为抗衡美国的一支新力量的时代即将到来。在2003年，这个预言似乎已经成真。但实际上，欧盟对帝国这个概念来说几乎是一个反命题；其体制的设计并非是集中操控权力而是将权力在成员国及所辖地区之间进行分散。
最后，第八章质疑了这样的论点：不断增长的海外军事承诺会拖垮美国的经济。美国依靠海外资本来为私人消费及政府借款提供资金，这一点上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帝国。然而它的双赤字并不是因为过多的海外军事干预所导致的。实际上，联邦政府的国内财政承诺才是未来几年可能拖垮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美国巨人陷入泥泞的双足恰恰是日益迫近的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危机。
我的结论是，今天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虽然留给世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赖以支撑的基础却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薄弱得多。虽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但是美国人自身却缺乏帝国主义的意识和头脑。他们宁愿建造许多购物中心也不要建设新的国家。他们渴求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些志愿服兵役的美国人过早地在战争中丧命，这会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同他们的英国先辈不一样，美国人并不是“心不在焉”地成为了帝国。问题是，尽管偶尔会有自知的一面闪现出来，美国人仍旧对他们的帝国实力表现得心不在焉，或干脆根本否认帝国这种提法。因此，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帝国很有可能会像同样自诩为“反帝”的苏联那样迅速解体。
简而言之，那些期望获得并保持全方位统治优势的霸主地位的美国人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对美利坚帝国而言，威胁并非源自任何一个西方或者是东方的敌对帝国。我很遗憾地说，威胁会来自内部实力的真空状态——即美国本身所缺乏的强权政治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