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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霸权与大英帝国的区别是质量上的。人们争论，美国的实力不仅只包括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还包括软实力。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可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它想要的结果，是因为其他一些国家想要追随它，钦佩它的价值标准，效法它的例子，仰慕其繁荣开放的水平。”“软实力”一词，换言之，就是不“动用武力或用实惠——大棒或者胡萝卜——作为诱饵，这是一种诱惑和吸引的能力。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价值标准。”美国的榜样如同闪亮夺目的“山巅之城”——拥有迷人的经济及政治自由的新耶路撒冷。奈不会如此幼稚地认为美国方式一定对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但是他的确相信由于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具有吸引力比过去显得更为重要。简而言之，软实力或者其他一些作者所称的美国化可以起到硬实力所起不到的作用。
但是，这是否使得美国实力与其他帝国实力如此不同呢？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它只能说明美国已经变得和上一个英语帝国非常相似。大英帝国原先也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价值观为他人所追求，虽然最初——现代通信技术到来之前——这个工作只能由“在实地工作的官员”操作完成。英国传教士在全世界呈扇形展开，企图传播英伦三岛基督教的不同流派。英国商人又向世人介绍了他们独特的财务和管理模式。英国行政长官们实施他们的法律与秩序概念。英国的校长们则向殖民地本土的精英们灌输他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知识。这批人还一起精心传播英式悠闲的生活方式如板球和下午茶。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诱使”和吸引人们向英式价值观靠拢。而且，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这些艰辛的努力变得事半功倍。越洋电报机发明之后，总部设于伦敦的新闻社则可以向全球的报纸发送以英国为中心的新闻内容。但是在约瑟夫·奈看来，真正的软实力时代的到来是无线电收音机的问世——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建。1932年圣诞节那一天，英王乔治五世得以向整个大英帝国发表广播讲话。此后的6年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就已经启动了它的首个阿拉伯语外语广播服务，到1938年底英国广播公司已经能够使用所有欧洲大陆的主要语言对欧洲进行广播。
被轴心国占领地区的人民拒绝合作，无疑是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有重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夫·戈培尔如此强烈地迫害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德国人并逮捕他们的原因。在某些方面，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可施加的软实力比今天美国能够施加的软实力还要大。当时的世界，媒体只有三种主要形式：报纸、无线电收音机和影剧院。能够提供满意产品的公司（通常是国家垄断企业）数量相对较小，所以英国广播公司海外广播才能够争取到数量相对较多的外国听众。然而，不管英国如何驾轻就熟地发挥其软实力，都无法遏止1930年后大英帝国的急速衰落。
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软实力在今天究竟有多么重要？如果“软实力”一词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统治形式的背景音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证明美国能够纯粹依靠文化输出的魅力，从其他国家获取它所要的东西，而不是采用胁迫和施与小恩小惠的手段。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美国的软实力是否真的如此强大，原因之一是，美国文化输出所覆盖的地理范围非常有限。诚然，全球81家最大的电讯公司中有39家是美国公司，全世界半数国家的影院主要依赖进口美国影片。但好莱坞绝大部分影片进入的是美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长期盟国。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很少进口美国产品。同样，多数美国书籍的译文版本和美国网站的外国用户都在欧洲和日本。美国文化占据传媒主导地位的唯一地区是拉丁美洲，在那里75%的电视节目都是美国制作的。因此，美国在最不受欢迎地区也具备充分软实力的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为什么西欧人、日本人和拉丁美洲人总体上不像其他一些地方的人那样仇视美国？原因之一是他们大量接触美国影片和电视作品，并受到这些影视作品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美国软实力的影响力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中东现在对“英式全球化”的抵抗态度比起当年英国广播公司在那里最先开始外语广播服务时要强烈得多。半岛电视台的出现表明软实力游戏的准入障碍现在已经相当低。即便在兵连祸结的索马里，美国军队也能发现敌人已经能够通过控制当地的电波来进行反美宣传。软实力并不能够阻挡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当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请求克林顿政府干扰千丘独立电台播放煽动危险谋杀的广播时，他被告知，走这一步，将付出太高的代价。
然而也有例外，并且这个例外为大英帝国和今天美利坚帝国的共同点提供了又一个范例。今天在发展中国家，传教士作为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丝毫不亚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情形。由于基督教教派的多样性，今天很难统计出美国境外传教士的可靠人数。因为得到美国本土大型布道会的强大的资金支持，仅根据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统计数字来算，估计有4万～6.4万名福音派传教士在海外布道，他们的人数虽然相对较少，成就却颇大。1994年4月基督教会在拉丁美洲总共有223名传教士，其中巴西的传教士人数最多。7年后，虽然该地区传教士人数减少了几乎一半，基督教会成员总人数却增长了60%。一项评估（发布于1990年）提出拉丁美洲人现为新教教徒的比率高达20%。上一届世界杯总决赛，大获全胜的巴西队对福音信仰的非凡表现证实了这一估计。近来，受到像路易斯·布什（其本人出身于阿根廷）这样的福音传道人士的鼓舞，传教士们已纷纷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数百万还未接受福音的芸芸众生，他们居住的纬度为南北纬10到40之间的地带，被称之为福音传教的机会之窗。根据坐落于马萨诸塞州，南汉密尔顿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表明，前往伊斯兰教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人数自1982年几乎翻了一番，大约从1.5万人上升到2.7万人，其中一半为美国人。
但是美国官方的世俗价值标准和利他目标又如何解释呢？这些价值标准和目标与旧时那些充满自私和剥削意图的帝国是否没有根本区别呢？人们经常说美国政策制定者们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代就已经放弃了帝国主义，转而宣扬威尔逊主义：国际法、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也许是因为这些理念本身无可挑剔，所以它们多少已经开始成为“主宰国际事务”的核心理念。因此美国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当好国际警察，阻止任何落后力量挑战这个良好的世界秩序。
小布什总统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不乏威尔逊式的经典话语，他明确声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自由的种种好处”。文件宣称：“我们将积极工作，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带去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美国将坚定不移地主张无条件享有人的尊严、法治、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公平的司法、尊重妇女、容忍不同宗教和种族以及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然而这个“强权政策”前身也是具有其帝国主义性质的。
从19世纪下半叶到经济大萧条时代，大英帝国同样有着许多相同的志向。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将大英帝国的目标定义为“从野蛮落后的世界回收肥沃的土地和人口……给交战部族带去和平，在充斥暴力的地方执行正义，打碎套在奴隶身上的枷锁，从土地获得财富，播撒商业和知识的种子，增强全体人民追求快乐减少痛苦的能力……”难道这与美国的理想主义不同吗？正如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1968年所评述的：“英国人称之为‘白人的负担’；法国人称之为他们的‘文明使命’；19世纪的美国人称之为‘昭昭天命’。现在它又被称之为‘大国的责任’。”“促进自由”或者“强权开放”不过是上述概念的最新表达方式。事实上，自由主义的帝国总是对外宣称它们的利他主义。当托马斯·杰斐逊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时，他只是盗用了大英帝国的一个古老用语。早在1766年，爱德蒙·柏克就将“自由”作为大英帝国的特征定性了。
不管怎么说，同大英帝国一样，美国保留动用军事武力的权利，一旦发现它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反应而且有时是需要先发制人的。因此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声称美国保留先发制人的权利以阻止外敌的敌对行为——甚至在敌人攻击的时间和地点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可见软实力实际上只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一只铁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