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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只有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们才会使用“美利坚帝国”这一提法。当然，冷战期间的苏联人和中国人也会反复使用“美帝国主义”概念——还有许多西欧、中东和亚洲的作者们，虽然他们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民粹主义者也好，进步论者也罢，抑或社会主义者，他们声称海外扩张是受邪恶的工商利益驱使这一点，与美国人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海外扩张进行的批评并无太大不同。乔伊斯与盖布里尔·考尔科等历史学家认为冷战并非是由于苏联人的缘故，而是因为美国自1945年之后采取的侵略性政策所造成的。由于当时正在发生越南战争，这个观点对一代学子们更具吸引力。越战则被看成美国外交政策强行推进新殖民主义的铁证。而罗纳德·里根政府对重振美国军事实力的主张，则激起了各种强烈抵制“帝国诱惑”的警告。
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极端批评的传统并无减弱的迹象，那独有的痛苦语调仍不绝于耳，例如查默斯·约翰逊、威廉·布卢姆和迈克尔·哈德逊等作者笔下的作品，与早期反帝国主义者们的种种责难相互应和着（其中一些老一辈评论家们的声音至今仍不甘寂寞）。然而对美利坚帝国的批判从来不是左翼政党主导的领地。在戈尔·威达尔的眼中，古罗马共和国的悲剧正在作为一场闹剧重演，所谓的“国家安全政治体制”正在无情地侵蚀政治精英的特权。威达尔本人也是精英的一分子。与此同时，极右派代表人物帕特·布坎南继续用过时的孤立主义的言词来攻击东部势力集团中的国际派，这些国际派期望将美国卷入旧欧洲的矛盾和争斗中——与美国开国之父的初衷相悖。在布坎南看来美国没有遵循古罗马的模式而是遵循英国模式，美国曾经对英国批判有加，现在却亦步亦趋。其他的主流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克莱德·普莱斯托维茨也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分子的帝国事业不屑一顾”。
然而，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使用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了，如果说语气上仍有摇摆不定之嫌的话，至少不那么轻蔑了，有时人们还带着由衷的热情。之后效力于布什政府、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的理查德·哈斯2000年11月在亚特兰大的一次会议上作发言，公然倡导一个“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概念。他认为美国人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全球角色定位，要从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强权帝国。在当时，这可是个大胆的用语。人们很容易忘记正是乔治·W·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指责克林顿–戈尔政府采用太多“目的不明确的军事部署以及目标不清晰的军事行动”。2001年8月担任“美国新纪元”项目代理执行主任的汤马斯·唐纳力告诉《华盛顿邮报》：“并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公开谈论它（帝国）。”这个词让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因此他们采用类似“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强权”这样的代用语。
对帝国概念的种种疑虑，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似乎消失了。在世贸中心被炸仅一个月之后，马克斯·布特就在给《旗帜周刊》撰写的一篇言词犀利的文章中明确地使用了“美利坚帝国合理论”和“当今的阿富汗和其他麻烦国家”等词语。布特声称“世界迫切需要那种开明的由外人管理的体制，身穿马裤、脚蹬马靴、头戴软盔且自信十足的英国人就曾经输出过这种管理体制。”第二年，当他的《小规模战争史》一书问世时，标题就取自拉迪亚德·吉卜林臭名昭著的《白人的负担》一诗，此诗写于1899年，劝告美国政府将菲律宾纳入美国殖民地。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他的《尚武政治学》一书中也采纳了帝国的概念。他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21世纪的美国时，将认为美国既是一个帝国又是一个共和国。”卡普兰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帝国有其积极的一面，从某些方面而言它是最为仁慈的秩序形式。”另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则察觉到人们语气的转变，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谈论帝国说”。迪奈希·德索沙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表示赞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帝国，但所幸的是它是有史以来最开明的帝权”。他的结论是“让我们享有更多这样的帝权”。记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2002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一书中，提出美国“新帝国主义”概念是因世界上那些“失败国家”所导致的混乱局面的最佳补救良药。迈克尔·伊格那蒂夫在近期一份读物中批评美国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所谓“国家再造”成果不够帝国化，缺乏成效。
也许，最好将马拉比和伊格那蒂夫描述成自由派干涉主义者。自由派干涉主义者所支持的正是为埃里克·霍布斯堡所不屑的“人权帝国主义”。但大多数新帝国主义者都是新保守主义分子，他们的观点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或之后涌现出来。詹姆士·库尔斯在《国家利益》杂志有关帝国的特刊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帝国……美国是全球性的帝国，美国军人是传奇式的大英帝国文官的真正传人，且不仅仅继承了富有献身精神的大英帝国武官们的传统。”《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2003年在福克斯新闻中声称“若要变强大，我们需要犯错。如果有人想说我们是帝国主义强权，无所谓”。同月间，《华尔街日报》暗示，美国可采用19世纪中叶英国海军打击奴隶贸易的模式设立殖民部，以便更好地管理在中东和亚洲新获取的财产。
五角大楼里，最常与“新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是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此人在老布什政府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应该是说服潜在对手们不要奢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不要妄想摆出更具攻击性的姿态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他以这样的言论而获得恶名。那句在1992年写的话在当时备受争议，但现在看来实在是平淡无奇。9年之后，国防部长办公室在新港海军战争学院组织了一次夏季研习班，旨在探究“长期（50年）维持美国优势的各种战略途径”。此次研习班将美国同古罗马、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分别作了详细对比。对于美国高级军官而言，这些相似之处显然并没什么令人意外的。2000年安东尼·济尼将军——后来成为美国中央军区司令，告诉记者丹娜·普利斯特说他已成了现代总督，历史上那些尚武政治家们的传人。那些人管辖着古罗马的偏远领地，给那些地方带去了尊崇法律的罗马的秩序和理念。很难说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
在官方层面上，美国一直都否认自己是帝国。大多数政治家都会认同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早在1939年总结的观点：“美国不会成为罗马帝国也不会成为大英帝国，美国就是美国。”2000年，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周边邻国中不走帝国路线的大国。”此观点在过去的十年中始终被政策制定者们所推崇。用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R·桑迪·伯格的话来说：“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非帝国的全球大国。”一年之后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对尼克松和伯格都作了呼应：“美国从来都不是帝国。我们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有机会成为帝国而拒绝成为帝国的大国。美国宁取崇高的理想而舍弃强权，宁取正义而舍弃荣誉。”入主白宫后，他多次强调过这个观点。入侵伊拉克前夕，小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声明：“美国无意决定伊拉克要建立怎样的新政府，那是属于伊拉克人民的选择……我们只在需要的前提下驻留伊拉克，不会多待一天。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作了这样的许诺，并在和平年代里恪守了这样的许诺。打败敌人之后，我们留下的不是军队而是宪法和议会。”在2004年4月10日对伊拉克人民的电视演讲中，他反复重申美国并无帝国企图，他宣布：“我们会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和平的代议制政府。这个政府会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在这之后，我们的部队将会撤离，伊拉克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主权国家。”5月1日，总统登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发表演说时，把话讲得更透彻：“历史上其他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打了胜仗都会驻留下来，占领并剥削这些国家。美国人打完仗后除了回家，什么都不做。”
这句话被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引用，正如本书引言所显示的。事实上，这一点似乎是布什政府里所有重要人物达成一致意见的少数观点之一。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3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并不追求成为一个扩张疆域的帝国。我们从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寻求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的，而非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享受的自由、繁荣、和平的世界。”
很少有美国人会反对这一点。发人深省的是，2003年在接受皮尤全球态度民意调查的人中，5个美国人中有4个认可将美国理念和风俗习惯在全球范围广为传播。但同样的这些人被问及“这是否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导致的结果”时，便很少有人表示赞同了。
弗洛伊德将“否认”定义为对心理创伤的一种原始心理防御机制。因此“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人似乎不可避免会变本加厉地否认他们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征。然而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由防卫转向进攻，便似乎不再有否认的必要了。除了它的名字，美国本身就是帝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更明确地确定这个帝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