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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的失败当然同韩国和越南离美国本土相隔太远不无关系。但是，即便是在美国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要使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获得成功仍然困难重重。美国在该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干预。但是，就如过去发生的那样，在美国的协助和同意下，左翼政府被颠覆，它们通常被军事独裁统治所取代，这些专制政府的谋杀行为丝毫不能帮助美国争取到西裔美国人的爱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1973年的智利。约翰逊为了粉饰其派驻军队到圣·多明戈的决定，上演了一出经典而激昂的帝国否定说：“多少年来，我们的军队进入过那么多的地方，但无驻扎必要之后，他们都回来了。因为美国的意愿是永不压制自由，总要守护自由；永不剥夺自由，总会还以自由；永不破坏和平，总要鼓励和平；永不占有他人土地，总会救人性命。”而在每次干预之后建立的全然非民主政体的历史记录，均成为这段说辞的极大嘲讽。然而，最莫名其妙的例子就是古巴。美国一系列对古巴的干预行动都未获得成功，而它在地理位置上是最靠近美国的国家，经济上是最有价值的，而同其他所有国家相比，也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并不仅仅因为美国无力于1959年阻止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而且因为两年之后，它想通过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赢得反政变的胜利，也以不光彩的失败结局收场（猪湾事件的惨败）。1962年10月当苏联将核导弹送到这个岛国时，差一点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兄弟同意秘密从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世界才真正避免沦为赌徒的地狱——也就是说，美国对古巴的入侵——同时也确保了苏联武器的和平撤回。古巴导弹危机揭示了一点，两强相遇，相持不下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跟对方越来越相像了。我们现在知道，两个政敌当时正针尖对麦芒地铆足了劲——也许认识到这一点才让人感到惊奇。事实是，两个反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不会为了一个古巴去面对热核武器决斗的危险的。这场势均力敌的和局的主要受益人正是那个卡斯特罗，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超级大国只能通过代理人进行竞争，出现小恺撒们的地方通常是一些小国，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卡里古拉（古罗马的一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