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出局

“越南的教训”在朝鲜战争中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但是美国的决策者们选择了错误的教训。他们深信是盟国和联合国给他们造成了负担，他们不仅决定未来不会再受此约束而发动战争，而且还决定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发动战争，而不是他们自己。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不是更好。以朝鲜战争的模式来解决越南问题的话，也许同样可以以南北方分而治之的形式解决问题。选择更为狭窄的帝国主义方式，命中注定只能是彻底失败。

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表现出事后诸葛的样子。格雷厄姆·格林写过一部预言式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这部小说写于美国仍然还在支持命途多舛的法国殖民政权的时代，小说中美国人对待中南半岛的态度被帕尔这个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他没有意识到他与那个愤世嫉俗的英国朋友——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都是“殖民主义者”（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同时也让这个朋友戴了绿帽子）：

（帕尔）正在谈论着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你们就是不能指望赢得亚洲人的信心。现在，美国人两手干干净净地进到这里来了。

“那么，夏威夷，波多黎各，”我说，“墨西哥又如何解释呢？”

……他说……总可以找到既不属于共产主义也不受殖民主义侵蚀的第三种力量，他把它称之为“民族式民主”。你只需要找到一个领导人，并保证他不受老牌殖民国家的伤害。

帕尔没有意识到，如此寻找当地合作者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作派。他也没有意识到，要安置这样的一个第三种力量而不给那个国家以长期承诺，其结局必然是灾难性的。格林笔下的主人公为了说服帕尔，举了两个相似的例子，即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经历：“我去过印度，帕尔，我知道自由派所造成的伤害。尽管自由党已不复存在，但自由主义对所有的政党都有影响。我们都是自由派，或是自由主义保守派，或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怀有一颗正义之心……我们去那里，侵略了那个国家，得到当地部落的支持，因而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缅甸）我们制造了和平……然后我们离开了，留下我们盟友被处死，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但我们都是自由派，我们不能忍受良心上的愧疚。”

那些越南南方的人以为美国人会留下——至少是会以朝鲜半岛的模式保卫分裂后的韩国——他们低估了正在美国国内成长的自由主义势力以及一些居心叵测的美国精英。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菲利浦·卡普托曾公开声称，他在“同新的野蛮人……作战，他们威胁到了新罗马在遥远东方的利益”，但他却用一种奇怪的致歉口吻说道：“这大概是我在私立中学学的公民学课程的效果，（当搜查越南人村庄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就好像入室的夜贼，或好像是我们国家在大革命时期经常闯入美国人家中作恶的英国军人中的一员……我愚蠢地笑着，煞有介事地收拾着被我们弄乱的东西，然后离开。看见了吧，女士们，我们不是法国人。我们都是好样儿的美国大兵。你们应当学着喜欢我们。我们是美国佬，美国佬想要被人喜欢。我们可以捣毁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想要这么做的话，但是我们会将所有的东西都物归原处。”正是这种否认帝国主义性质的心态对美国制订当时的战略起了阻碍作用。很快，人们开始了解这样一个现实——帝国主义者很少被人爱戴——正如一名觉醒的老兵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是来拯救这些人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被人看作是救世主。他们并不怎么喜欢我们。进入村庄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挥舞着彩旗欢迎的人群，没有人跑出来向我们掷以鲜花，我们胜利行进时，也没有漂亮姑娘出来亲吻我们。‘哦，该死的美国人又来了。救世主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呀？’”

美国军事的计划员们从敌人的死伤人数与自己的死伤人数的比率来定义军事上的成功与否，由此产生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净尸体统计”和“杀伤率”计算方法。如图5所示，根据他们自己的标准，获得高分的军事胜利发生在1967年或1968年。到1971年，战事已明显处于失利的状况。当然这种计算方式有些赤裸裸和冷漠。军事上取得胜利还取决于双方人力损失各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双方军队和平民的士气丧失有多少。总而言之，战争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另一方投降或逃跑，而不是增加死亡和伤员。整个冲突阶段中，从伤亡的绝对数字来讲，美国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损失当然更高。但随着美国人在越南的人数逐步减少，而且美国人民不再愿意为了那里牺牲士兵们的生命，胜利的可能便偏向了士气更为高昂的敌方。

定义：净尸体统计（柱形）：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加上越南共产党部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人数，减去美国军队加上越南南方军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的人数。杀伤率（线形）：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加上越南共产党军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的人数除美国军队加上越南南方军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的人数。

如果战争打得更为惨烈一些的话，美国是否会取得越战的胜利呢？许多美国军事分析家认为，越战暴露了有限战争概念的许多缺陷。指挥美国部队战斗直到1968年的将军威廉·威斯特摩兰将责任归于那个“考虑不周”的“战争升级”策略，他认为这个策略阻碍了快速并且果断地解决冲突的进程。布鲁斯·帕尔默将军认为“阶段性地逐步使用空中力量打击，违反了战争的许多基本原理”。陆军上校哈里·G·萨莫指责美国军事计划员们采用追击越共游击队的策略。这些游击队旨在骚扰驻在越南南部的美军，等待更大规模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正规师介入战斗。美国在这场“平叛作战”中耗尽了自身的实力，他们本应当长驱直入，进占老挝以封锁敌人南下渗透的路线，从而将打击越共游击队的任务留给越南南方的本土军队来执行。这个观点得到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的认同。他后来写道：“越战的教训之一是，宁可反击敌人的进攻，也不要卷入无休止的军事辅助手段中。必须寻找对手的核心基地，摧毁其军事力量。”海军上将托马斯·H·摩尔认为，“美国本应当在北方打仗，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敌人，这样就不用担心伤及友好的平民了……发动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去推翻一个你们不喜欢的政府。”

从战术层面来看，这场战争本来也可以更有成效。在中欧受训以对付苏联红军的美国军队要花一定时间适应越南丛林密布的山岭和稻田，他们要花时间学习反游击战的奥秘。然而，学习过程却困难重重。为期仅一年的战地服役制度挫败了部队的士气，破坏了战斗群体的内聚力，降低了战斗集体所接受的教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美国人最终还是找到了战斗操作和战术挑战的解决办法。越南北方人讥笑美国人“精密的武器、电子设备和其余装备面对被动员起来的人民毫无用武之地”。不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全面使用了武装直升机、精确制导的导弹和B–52战略轰炸机。正是这种新式空中作战方式在1972年复活节时消灭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入侵部队。

本来还有其他提高作战效率的办法。美国对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指挥在越南南方的作战，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则负责从夏威夷对越南北部进行空战指挥。指挥系统并不十分清晰。情报收集本来也可以改善的，考虑到美国与它所支持的越南南方政府之间联络的重要性，美国军方领导层和美国外交代表之间的合作应当更为密切。然而，即便战争策略、操作以及战术的效率好上两倍，胜利的一个基本政治障碍是：急速下降的民众支持率。早在1967年10月——离首批海军陆战队抵达并保卫岘港机场之后仅两年半的时间——反对战争的选民就已超过了支持战争的选民（见图6）。公众对越战热情的降低，一般说法是由于不断上升的美军伤亡率。在这两个可变因素之间一定是有表面上——实际上是统计数字上——的联系的。然而公众对战争支持的决定性因素远比这些简单的算术所推出的结论要复杂得多。越战的伤亡率与美国打的其他海外战争比起来，并不算特别高。1967年的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服役士兵为9 378人，是美军在越南服役士兵总人数的2.5%。在东南亚服役的美军有870万人次，总计仅牺牲了1.4%，2.2%受了重伤。两次世界大战则远比这个数字更具毁灭性。真正的问题在于，到1967年时，即便这些数字也受到是在为战争目的开释的质疑，持有这样观点的美国人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美国攻打越南的目的不明确；政府对快速赢得这场战争的信心不足；美国人对既定的目标是否值得持久地为之牺牲表示怀疑——这些都是造成公众对战争支持滑坡的原因，与此同时，尸体数目的统计，正无情地上升至累计总数差不多达到6万人，其中4.7万人是阵亡。

很难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究竟是因为战争支持率的下降迫使林登·约翰逊去寻求和平谈判，还是和平谈判导致了支持率的下降？有一些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不可能打赢这样一场战争，但缺乏有效的政治领导则有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佐证。约翰逊完全没办法向公众或国会解释发动战争的必要性。更糟糕的是，早在1965年圣诞节，他便开始着手致力于通过暂停对河内的空中打击，谋求和平谈判的策略。这个计谋在1967年得以再次重演，最后证明是灾难性的。它表明美国人准备接受一个妥协的和平方案，因而鼓舞了越南北方人民继续奋战的决心，同时，在美国国内又制造了一缕战争快要结束的曙光。因此，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民众反对战争的呼声超过了赞同战争的呼声，这并非巧合。然而，即便在1968年，支持战争的基础仍未消失，有超过40%的选民认为如果美国放弃这场战争，“共产党就会接手越南，继而向世界其他地方进军”。一等兵杰克·S·斯万德，绝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美国还在越南南部继续战斗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这总比在金凯德、洪堡、布卢芒德，或堪萨斯城这些美国城市来做这件事要好得多”的美国人。威斯特摩兰将军在越南人发动春节攻势时给敌人以重创。新任国防部长卡拉克·科克利弗德却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拒绝调派更多军队前往越南作战。同时，约翰逊总统决定宣布暂停又一轮的局部轰炸，希望开始谈判。从这一天开始，美国的政策开始变为寻求不失脸面地退出越战——后来则变为不管以何种形式退出都可以。

这正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择手段追求的目标。一边秘密轰炸柬埔寨，一边秘密与黎德寿在巴黎进行谈判，显示出双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诡诈。但是，他们从约翰逊那里继承来的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于1973年1月最终签订的停火协议成了越南南方政府的死亡宣判书，而美国原本的干预就是为了救助这个政府。在柬埔寨造成的“间接损害”无力阻止那个国家沦为亚洲范围内最为野蛮的政权。于是，1975年4月金边被红色高棉政权统治与最后一批美国人搭乘飞机离开西贡差不多同时发生。这成了“美帝国主义”十足的耻辱——这在当时是美国媒体以及中国报纸上用来骂美国的专用名词。曾被称之为“白人的负担”的说法在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的口中变得面目全非。他在1968年曾哀伤地重新贴上“大国的责任”的标签。总而言之，美国人更倾向于选择软弱的不负责。

有些人赞同格林的预言：美国在越南继承了欧洲帝国主义的事业。美军排长马里昂·李·坎普纳在1966年阵亡前三个月这样写道：“（如果）这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警察，那就这么做吧。这确实不过是英国在1815年到1915年期间承担的责任，我们有很多理由挑起这个担子，那是因为，英国那段时间里绝没有受到我们现在所受到的威胁——整体面临被歼灭或征服。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其他许多人的头脑中，帝国的自我否定的状况仍然继续存在。路易斯·哈勒坚持认为，“美国并非是为了帝国的理由进攻中南半岛的……我们并非为了扩大我们的领地或是建立一个帝国而在那里打仗的。”恰恰相反，越南战争完全是一个搞错身份的例子。肯尼迪和约翰逊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将越南北方政权仅仅看成是美国发誓要除掉的世界共产主义所利用的工具。但是这场战争更多的是由炙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激起的，胡志明自己不就十分赞许地引用美国“独立宣言”吗？相比较而言，西贡政府并不值得美国这样扶持。无论如何，像乔治·F·凯南和小亚瑟·J·施莱辛格这样卓越的分析家现在所认识的那样，中南半岛只具备最低的战略意义。由此得出的推理非常清楚，尼克松实际上在关岛宣布“尼克松主义”时也采用了这种观点。美国只能当自己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才发动战争，那些寻求美国援助、危如累卵的政权从今往后恐怕只能好自为之了。

美国在中南半岛进行干预的不光彩的结局使得更多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1974年4/5的人投票赞同“美国应当在国际领域里管好自己的事，让其他国家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发展自己”的说法。十年前，仅有18%的人如此认为，到1978年为止，很多人开始认为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次过失，而是犯了本质上的错误，根本上就是不道德的”。一连串的影片重复着这一主题。虽然这些影片的预算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过于庞大——影片《现代启示录》更是惊人——但是它们都证明了一点：战争题材的影片比战争本身更具有经济价值。即便进行最为保守的估算，越南战争的成本也要超过千亿美元，这些钱绝大多数是借来的。1964年到1972年间，联邦政府的赤字总额增加的数字与越南战争的花费大约相等。无可否认，这个数字同美国后来几十年时间里公共债务增加的数字相比并不算巨大。越战期间最大的赤字刚刚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低于2003年的赤字。这样看来，越战浪费钱财的重要性同流血的重要性相当，难分彼此。然而，在海外战场花费如此之多金钱的事实，严重影响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架，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1971年8月15日，此时离最后一批美军撤离越南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理查德·尼克松承认了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终结，他决定“关闭黄金窗口”，结束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宣告浮动汇率新时代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欧洲对美元的施压——尤其是法国——敲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丧钟，欧洲挑战（虽然不是终结）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越战的失败不仅重新定义了美国对世界的心态，使得很多美国人转向批判战后的全球主义，它也改变了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不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里是如何具有可怕的压迫感，越战都释放了冷战中的人们（特别是西欧知识分子阶层内的）的反美情绪的浪潮。这种情绪在冷战的后一阶段一直持续下来。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在世人的眼睛里，似乎扮演邪恶帝国角色的正是美国。越战后所有的电影中最为成功的是一部根据科幻寓言小说拍摄的片子——《星球大战》。这并不奇怪。观众在影片中受邀与一帮衣衫褴褛的自由斗士们一道为弱势的反抗军同盟抵抗一个邪恶的银河星系的帝国。影片《星球大战》中，乔治·卢卡斯完美地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于脱离帝国主义黑暗一面的渴望。在这一电影史诗中的前传作品里，大恶棍达斯·维达年轻时代表现了一个充分美国化的绝地武士的形象，这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