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

可以这样说，两次灾难性的事件帮助美国从一个不大情愿的美洲霸权国家，变成现在时常被认为是全球主义的国家。第一次是卡纳德航运公司的路西塔尼亚号游轮于1915年5月7日，被一艘德军潜水艇U–20在爱尔兰南海岸线上的老金塞尔角海域击沉，1 200人因此丧命，溺水身亡者中128人为美国乘客。第二次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袭击，这次空袭导致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以及8艘战列舰沉没或重伤，2 403名美国人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水手。正是这两次海上侵略行动迫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中一个最老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是要在大洋的这一边保卫美国的安全，还是要越过大洋，积极参与那边的事务来捍卫美国的安全。”同这两场灾难相比，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历史巧合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现实中“越过海洋，积极参与那边的事务”，从合众国成立之初就已开始了，早于1915年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推进，到1941年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美国人要在战争期间开赴欧洲，并且明知会有遭遇潜水艇攻击的风险还要去？当然，他们不都是旅游者。至于珍珠港，有什么比一个距离美国2 000英里，历时长达50年的海军基地，更能成为他们国家早期海外进取主义的现实证据呢？不管怎么说，将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是路西塔尼亚号的沉没，甚至也不是德军在1917年2月绝望地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而是被媒体披露的德国外交部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极为幼稚可笑：只要美国下决心参战，德国就要将日本和墨西哥都吸纳成为同盟国成员国。德国人对墨西哥卡兰扎总统的引诱是“墨西哥要夺回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失地……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的问题不再是在全球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作选择的难题了，不管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取得世界权力的决定早在世界大战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如沃尔特·李普曼1926年在《纽约世界报》中所评述的那样，美国真正的问题只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和平的瑞士，但事实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我们是不自觉的帝国主义国家。”李普曼的评述表明，美国“作为一个自我否认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本身并无新意。美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在历经20年全球冲突后还能继续自我否认这一点上。正如德国经济学家莫里茨·尤利乌斯·邦恩尖锐的评价：“美国是现代反帝国主义的摇篮，但与此同时它又兴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写下上述这些文字的。

1947年前30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是连续几届总统都坚决主张美国能以某种方式崛起为一个强国，却能避免先前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时所采取的行为。德国的失误给了伍德罗·威尔逊这样做的机会，这与拿破仑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英国首相小皮特的继任者们所获得的那种机会不无相似之处。随着欧洲人被数年的战争拖得筋疲力尽，美国远征军便有了给全球大战的结果一锤定音的可能，就好像威灵顿元帅手下的部队在1814年～1815年给予拿破仑·波拿巴的致命一击一样。然而威尔逊不能认同传统意义上的胜利果实：强制战争赔款、划分新的疆界，甚至在战败国建立新的政权体制。也许是受了“美国的干预不过是为了‘获得金子’”——即以偿付华尔街欠下英、法两国的贷款——这一指控的刺激，威尔逊那过于复杂的大脑里便迫切希望能够重建整个国际体系。早在1914年12月他就已经提议：任何和平解决方式都“应当从欧洲国家的利益出发，把他们作为人民，而不应该向外族人民强加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意愿。”次年5月，他告诉和平执行联盟的会员们，“每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在什么样的主权中生活的权利。” 1917年1月他直接宣称“每一个民族都应当被给予选择自己政体的自由”。一年之后，在他著名的《14点》的第5点到第13点中又作了详细说明。正如威尔逊所设想的那样，新的“国联”不仅要确保成员国领土的完整，还要考虑“依照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对未来领土做出调整。在欧洲人看来，这一点很有革命性；对美国人而言，威尔逊所坚持的那种政策是不言自明的，如同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场白一样：“这些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决不代表他人。它们也是全世界每一个现代国家，每一个文明社会中有远见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原则和政策。它们是全人类的原则，必定会获成功。”

这当中有三个困难。第一，这是极其虚伪的。1916年威尔逊起草的一篇演讲中包括了那句经典的格言：“决定另一个民族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不是美国人的责任……”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简要地在边上写下：“海地、圣多明戈、尼加拉瓜、巴拿马。”第二，民族自决权的运用将产成一个明显扩大了的德意志国家，而这个结果不大会让一些国家感到舒服，它们曾在没有美国军事协助的情况下与德国人奋战了三年。也许，威尔逊要是具备更好的欧洲种族地理知识的话，可能就会避免这个难题的产生。第三，威尔逊计划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不能说服充满怀疑心理的参议院。在“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的大胆主张与“国联”的盟约中不切实际的承诺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前者完全授权美国在拉丁美洲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而后者则要求美国不得不“尊重所有成员国领土完整和现有独立权，反对对其进行外部侵略”。当亨利·卡波特·洛奇提议有条件地批准《凡尔赛和约》，对某些问题有所保留——英、法两国已经准备接受这些保留条件，威尔逊却拒绝妥协。寄希望于总统选举获胜的威尔逊指示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任何有条件的条约议案，结果一次中风阻止了他的参选活动。

欧洲人要求美国人保证参与维持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美国人则宁愿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双方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不可逾越，于是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为什么1945年后克服这个差距又成为了可能？在威尔逊和杜鲁门之间有什么改变呢？两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权（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在俄国建立）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虽然美国和英国都承诺在继发的内战中派兵支持白军，但这只是一种三心二意的努力。美国如此表现令人惊讶，因为其大部分军队已经到达欧洲，准备和德国人打仗，但却发现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濒临结束。美国不像欧洲那样对战争感到疲惫，它只是低估了莫斯科诞生的那个庞然大物，所以没有积极参与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军事行动。1919年威尔逊的顾问爱德华·M·豪斯上校派威廉·C·布里特去苏联。表面上是为了解政治和经济情况从而去那里的，其实他们是去和列宁政府商榷和平条款的。布里特（一个年轻的香槟社会主义者）看见了他想要看见的东西：三周的公费旅游之后，他和陪同他去的那位记者总结说他们已看见了未来，并且“它是确实发生着的！”诚然，俄国经济处在可怕的困境中，但这只是个暂时的麻烦，就像“红色恐怖”（布里特如是自信地汇报），不管怎么说已经“结束了”。威尔逊总统不需要太多劝说，甚至在布里特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已得出结论说美国军队“待在苏联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了。

第二个改变与美国经济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小。如图1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哪方面都造成了更大的影响。战前的数年时间里美国被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所困扰。战争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倍多，战争的结束导致经济严重的衰退。相比较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表现在战前、战时及战后都明显只在较小程度上受严重波动的影响。1907年—1909年的经济衰退比起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要小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对经济生产没有多少刺激作用。虽然1921年—1922年有一个急剧低迷时期，1946年—1948年的经济衰退实际上则要严重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重振军备，而同样的做法对于20年代的经济繁荣则没有起多大作用，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