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的民主

然而，美国还有一个欧洲特点的“直接”帝国主义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授予菲律宾以政治上（如果不是商贸上的）自由就是这一替代方案的一部分。美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力量，在一些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中培养出“对美国友好的政府”，而不是占领、管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的殖民地。起初，那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一个亲美政府，它还是一个美国式的政府。与英国的“间接”统治概念有些相同的帝国新方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统治。其潜在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其前任西奥多·罗斯福的《门罗主义的推论》一文（1904年12月）。文章这样说道：“像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长期不道德行为和无能所导致的文明社会纽带的松懈，最终需要某些文明国家的干预。门罗主义迫使美国对西半球的一些公然的恶行和无所作为进行干预，行使其国际警察的权利，无论美国有多么不情愿。”而威尔逊则更进一步，仅在入驻白宫一个星期后，这位新总统就对新闻媒体宣布：“只有基于法律而不是转制或不正规的政府暴力，拉丁美洲国家未来才有与美国合作的可能……对那些为实现个人利益和野心的人，我们不能给予同情。”威尔逊的推论暗示拉丁美洲只有少数几种政府是能够被美国所容忍的。军事独裁政权被排斥在外，但革命政权也不在其内。他说，某些国家的政治煽动者想要革命，并要对新政府耍这样的花招。如果他能阻止得了，他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因此未来是属于那些直觉好的，将自己定位于极端可恶的“独裁—暴力”和“革命”之间的国家政府的。而对于那些不能被接受的政权体制而言，美国保留其使用武力的权利。

当威尔逊宣布他不打算承认维多利诺胡塔将军的政权时（此人在暗杀自由党总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后，夺取了墨西哥政权），1913年任职英国外交部长的爱德华·格雷爵士顿时明白了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在美国驻伦敦大使华尔特·佩奇向格雷说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之后，下面的这段谈话接踵而至：

格雷：假如你们不得不进行干预，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佩奇：让他们的人民按照自己的决定投票表决和生活。

格雷：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生活呢？

佩奇：那我们就得参与进去，让他们再次选举表决。

格雷：然后将这样的状况维持上200年？

佩奇：是的。美国将在这里待上200年，并会在那个弹丸之地继续动武，直到他们学会如何投票选举并统治他们自己。

于是乎便诞生了一个悖论：即看似自相矛盾的强制实行的民主，强加的自由和胁迫下的解放运动。这个悖论成为美国一个世纪的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

应当立即指出的是，与这个“新政策”并行的旧的帝国主义倾向仍然在起着作用。出于经济上和战略上的考虑，加之惯有的种族优越性想法——这些都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上起着他们各自的作用。实际上，威尔逊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只是与这个地区先前就存在的一些政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美国战略的关键所在是中美地峡和从佛罗里达海峡到特立尼达岛的长月形群岛，它将加勒比海地区从大西洋分隔开来，就是亨利·卡波特·洛奇所谓的“大陆根据地”、“国防重要的外垒”。因此，该地区最重要的一些国家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还有古巴以及海地的群岛。海地岛在1844年被分为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两个国家。

控制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的计划是1903年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事实上，美国舰队曾经两次被派遣到哥伦比亚（分别是1885年和1895年），但正是他们的第三次干预行动才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次是为了支持巴拿马分裂主义者。其实，由于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批准将土地出租用于运河的建造后，罗斯福便使用美国海军的力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巴拿马政府。美国在90分钟的分离主义者政变中，正式承认巴拿马共和国，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将其一条宽约10英里的领土殷勤地献给华盛顿政府用于运河的修筑。可笑的是，这根本就是一场军事小表演。被报道的仅有的伤亡是“在萨尔斯皮德斯街上的一名华人……和一头驴子”。

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了。但直到1979年，它一直被控制在美国人手中。也曾有这样的计划，要建造一条更北的经过尼加拉瓜的运河。实际上，在1902年那里发生的火山爆发所引起的美国参议院的惊恐之前，尼加拉瓜本来好像是要为美国提供一条更合适的线路（经过尼加拉瓜湖）。但美国企业的利益在这个国家并不是很大：相比在拉丁美洲17亿的总投资而言，美国1912年在那里的总投资不超过250万美元。然而当尼加拉瓜独裁者荷赛·桑托斯·泽拉亚似乎在与盎格鲁–法国财团玩把戏的时候——两名美国人由于参加一场动乱而被处死——美国便中断了与他们的外交关系。泽拉亚被迫辞职，一个以阿道夫·迪亚兹——前拉卢兹–洛杉矶矿业公司财务主管为首的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1912年在泽拉亚的要求下，3 000名美国海军军人被派遣前去平息一次反对他的起义，一支百人的小分队在那里一呆就是13年，以帮助他扶持政权。这次军事干预的成果就是1916年签订的布赖恩–查莫罗条约，该条约使美国以300万美元换取了在尼加拉瓜境内开凿运河以及在芬斯加海湾建立海军基地的特权。

古巴也是这样，商业利益与战略考虑都指向了周期性干预而非兼并，独立而非占领。虽然1898年打败西班牙为美国接管该岛提供了一个契机，但美军只在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麦金莱仅仅是说到古巴与美国之间“单方面亲密和支持的关系”。而这些所采取的形式在参议员奥威尔普拉特的修正案中作了详细说明，并与1902年古巴宪法合为一体。宪法给予美国必要时“为保全古巴的独立，维持一个足以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进行干预的权利，修正案禁止古巴与同美国竞争的任何国家达成双边战略协议。这样，就给予了美国就古巴岛对外政策具备有效否决的权利，它限制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借款事项，并且给予美国在古巴海岸线上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首个被租借的地方是位于岛屿东部末端的关塔那摩海湾。没用多长时间美国就使用了干预古巴政治生活的权利。1906年由于一次政治叛乱企图推翻刚被选举出的总统，以一位美国总督为首的临时政府便成立了，并且部署了一支海军部队。但是对古巴曾经一度狂热的罗斯福现在也公开宣称“讨厌要对该岛有任何方面控制的想法，就像我们对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所做的那样”。事到如今，他已不大相信像古巴这样“人口密集的热带地区”能够进行由“北方民主制主导的治理”的想法了。两年半后美军任命了一位新总统后就撤退了。1912年为了平息一次由前奴隶组织的暴动，他们又暂时回到这里。后又于1917年至1922年因战败方拒绝接受选举马里奥·曼卡尔为总统返回这里。曼卡尔是古巴–美国糖业公司的执行董事，这绝非巧合。

多米尼加共和国处于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依赖状况，只是没有被彻底占领罢了。罗斯福说：“我也有同样的愿望想要兼并它，就如狼吞虎咽的大蟒从错误的一端吞噬豪猪一般。”他转而采用已经试行、测试过的帝国主义方式来控制关税收取，这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受1905年《美–多临时条款》的约束，美国能够保留高达55%的关税收入以抵偿其债务。英国的克罗默勋爵在19世纪末的开罗主导埃及的财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雅各·H·荷兰德教授也开始对圣多明各的债务的大小以及关税收入的支配情况做裁决。然而，要在古巴和尼加拉瓜找一个合适的傀儡是很成问题的。1911年拉蒙·卡西尔总统被刺杀使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中，迫使美国罢免了一位行将上任的总统候选人，改立其他人。1914年多米尼加的一位新总统公然拒绝了美国更为苛刻的财政控制，一场起义爆发了。在美国看来，别无他法，只得再次向该国派驻海军部队。最终，1916年11月这个国家处于美军政府的控制之下，时间长达6年之久。威尔逊庄严地说，在这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形势下，美国这个做法产生的罪恶最小。

对西方而言，在邻近的海地所发生的是相似的故事。1900年到1913年间美国不下16次向该国派遣军队，但岛上的政治形势仍然危机四伏：1912年到1915年的4年时间里更换了不下6位总统。圭劳姆·山姆总统被谋杀的第二年，威尔逊再次向海地派遣海军陆战队，经历了重大流血事件之后，建立了秩序。那一年9月，任命了一位新总统，条件是他必须接受一份与普拉特修正案相似的条约。这样的话，海地的经济、政治、新闻和公共建设都将处于美国的监控之下。负责军事行动的美国海军指挥官将军事规则强加给沿海城镇。

如此开始了一段美国间歇性插手干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直到今天。说得温和些，作为一个政策，它着实令人感到失望。实际上，当人们比较该地区正式被美国兼并的这两块版图——波多黎各与维尔京群岛（1916年从丹麦人手中购得）与在该地区美国寻求通过间接方式控制的国家时，便免不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后者而言，兼并可能会更好一些。在两次战争中间，美国人对“罗斯福推论”的热情减弱了。威尔逊秉持的该地区人民终究能“学会……选举出合适的人”的信念也丧失了可信度。1924年海军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撤退。任何在洪都拉斯建立民主政府的主张都在20世纪20年代被抛弃了。到1932年，主宰该国香蕉生产的联合水果公司同意与独裁统治者迪布曹·卡尔雅斯·安蒂诺和平共处，利益均沾。迪布曹·卡尔雅斯·安蒂诺统治该国直到194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不久便对记者说：“干预手段从不曾是美国的既定政策，将来也不会是。”事实上，他的继任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不失时机地对古巴进行了干预，然而其结果是另一个以年轻的名为弗尔根西奥·巴提斯塔军士为首的军事专政。1934年，普拉特修正案实际上已被撕毁，美国控制古巴的企图所幸存下来的只有位于关塔那摩海湾的基地。同一年，罗斯福也从海地撤军了。

也许所有地方中最让人沮丧的便是尼加拉瓜了，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还深陷敌对的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派系纷争的内战中。虽然美国海军再次加入，这次是为了阻止由埃米里奥·查莫罗策划的政变，迪亚兹与亨利·L·史汀生一起返回总统府邸共商解决办法。1927年夏天，他本可以获胜，但由于一名自由党指挥官，奥古斯都·恺撒·桑蒂诺的顽强抵抗而没能成功。1928年进行了选举，1932年再次进行选举，美国海军发现自己陷入了反对桑蒂诺军队的游击战之中。即便使用强大的制空力量也无法将这些军队从山区要塞驱逐出来。到1932年的时候，许多美国人开始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到尼加拉瓜去，我们究竟去那里干什么？”纽约《时代周刊》的一位通讯员发表了一篇尤为引起轰动的报道：“我们应当去那里，把那个地方清理干净然后退出来不再插手干预。我们一把一把地将我们的孩子送到那里被宰割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美军总共死亡人数是36人。）1933年1月，最后的海军陆战队从尼加拉瓜撤出。13个月后，桑蒂诺被尼加拉瓜出生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盖尔西亚处死，他是第一个由美国训练的国家保卫军指挥官。两年后，他任命自己就职总统。索摩查专制时代历经两代人，直至1979年。

这不是威尔逊原先的设想。使用美国军事武力在中美洲支持成立美国式政府的梦想，均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到1939年为止，整个地区只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就是哥斯达黎加，而美国从未对那个国家进行过干预。当然，就一些方面而言，正如他自己一贯声称的那样，美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西半球霸主的地位。作为一个投资者，其重要性也逼近先前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虽然不能说超越了英国的地位。作为一个在南美洲争吵不休的各共和政体间的外交仲裁者，它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但是作为一个寻求向拉丁美洲输出自身政治体制的自由帝国，其行动则可谓是乏善可陈。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将这个失败粉饰为“好邻居间的”宽容关系。索摩查也许是一个狗杂种，但据罗斯福的国务卿说，“他毕竟是我们豢养的狗杂种。”对美国政策批评最严厉的是史沫特莱·巴特勒将军，他是那个时代获得勋章最多的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他在1935年为《常识》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帮花旗银行的小子们在海地和古巴体面地收税，我帮华尔街掠夺了半打中美洲共和国。这场敲诈勒索时间漫长。1909～1912年间，我帮布朗兄弟的国际银行清洗了尼加拉瓜。1903年为了美国的水果公司，我帮助洪都拉斯作所谓‘正确的’选择……回首以往种种，我觉得我可以给恶贯满盈的黑手党首领阿尔·卡彭些许提示。他最多只能在三个城市施展拳脚，我们海军陆战队却可以在三个大陆上为所欲为。”

这将永远成为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最具摧毁性的诋毁，即所有那些所谓高尚意图的声明背后，不过是华尔街敲诈勒索的黑手。

那么墨西哥，那个激发威尔逊进行民主干预信条的国家呢？1914年美国对霍尔塔政权失去了耐心，派遣了一小支海军陆战队夺取了重要港口和韦拉克鲁斯石油枢纽的控制权并阻挡了德军的进入。霍尔塔因受到美国支持的叛军和美国石油公司税收罢工的双重围攻而被迫辞职，向反叛分子首领维努斯提阿诺·卡兰扎投降，并交出了权力。卡兰扎政权不过是美国一手制造的产物。然而，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美国却好像算计着要破坏卡兰扎政权的统治。美国派遣军队越过墨西哥边境寻找卡兰扎先前的一个同盟——潘卓·韦拉，此人后来变了节。不久之后，约·J·潘兴将军惩罚性地派遣军队深入墨西哥领地，也没有找到这个人的下落，却遭遇了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受到即将全面爆发美墨战争预言的警告，威尔逊撤军了。潘兴被迫“找了个借口溜回了家，好像一条被鞭打了的恶狗夹起了尾巴”。美国开始着手追捕某要人一直未果，最后却以得罪从前的盟友而告终。这种现象不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与此同时，在墨西哥政治中，地方暴力仍然没有减退。不久后，一个新的带有预示性质的词，“布尔什维克主义病毒”，开始用于墨西哥革命的继承人身上：美国观察家们开始发觉一些布尔什维克主义症状（虽然这个时候，像卡洛斯·卡尔沃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会显著超过列宁的影响力）。1917年新墨西哥宪法第27条声称所有地下矿藏都属于墨西哥国家所有，这是暗中以国有化威胁美国石油公司。史沫特莱·巴特勒将军设法“使墨西哥成为美国1914年石油利益的保险箱”这一做法实在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也许是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的机会。

“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由上帝选择的子民。”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外衣》中这样写道，“我们美国是这个时代的以色列，是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20世纪期间美国领导人更为频繁地采用这一圣经语言，努力夸大提高美国外交政策的地位，如果不是为了使其神圣化的话。这样一来，他们便在效法早期帝国缔造者们的榜样，不仅仅是麦金莱。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美国价值标准的外延已超越了美国边境，和美国边疆扩张自身差不多，在他们看来都是“昭昭天命”。然而这里有一个长期执行的问题。越是力求到达更远的热带地区，美国在那里的控制被证明越为薄弱。“自由帝国”显然可以给予古巴、尼加拉瓜和墨西哥这样的地方诸多好处，更不用说多米尼加和海地共和国了。但是美国人缺少使它们成为伟大美国永久组成部分的意志——只有夏威夷和波多黎各例外。但这至少因为它们是最听话的候选殖民地。其余的候选殖民地则得到各种与政治和财政清廉有关的说教以及偶尔的军事袭击。而美国的高尚目标和实现手段之间的矛盾——即美国可以随意开枪杀人，直到当地人们学会如何投票选举并统治他们自己——被完美地浓缩在了墨西哥。潘兴将军的滑稽之处在于，当他飞奔在墨西哥，沉迷于追捕潘卓·韦拉时，就好像梅尔维尔的那部讽刺作品《白鲸记》——失去了故事高潮所应有的对决情节。

也许，潘兴将军是对的。倘若还有一次远征机会的话，他可能会像亚哈一样最终逮到他那条“逃跑了的鱼”。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了。1917年5月28日，这位将军作为美国远征军的指挥官开赴欧洲，执行追捕一条更大的鱼的指令。美国挣扎着成功地实现了它西半球霸主的宣言。自相矛盾的是当它面对世界权力这一更大挑战时，其帝国主义控制力却更为强硬。 PV69LnmUJC205P5eHJXEhRiRsctDejyC7mM+8OkwGe3j3WDIlDw8DCPtqWtrAE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