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这个问题恐怕很难有准确的答案了。不过，衣服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从人类开始披上树皮和树叶、懂得了遮身暖体，就开创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衣服的作用，除了御寒以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遮羞。所以，在布料出现以前，人类的衣服还只是简单加工。兽皮自然是做衣服的首选，但一来相对来说，兽皮比较难得，另外一个问题是，到了夏天，身上围着个密不透气的兽皮，估计也够受罪的。这时候，另外一种经济实惠的服装材料，树叶和树皮，也就派上大用场了。
我们从一些描绘原始社会的图画里可以看到那些腰间围着“树叶裙”的古人，但那时候的树叶衣和树皮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纺织工艺与服饰”展厅内，还就真有一套颇具特色的早期原始服饰，它就是源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至今民族名称都未确定的“克木人”所制的“树皮衣”。从这套质朴、拙实的“树皮衣”上面，或许可以窥见人类服饰文化的源头……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等撰的《云南通志》中写独龙族“俅人，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出岩中”。这段文字资料说明，在唐代乃至清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披树叶、树皮为衣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而在解放初期，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勐腊县的克木人仍然穿着树皮缝制的衣服。从这些情况来看，展览的“树皮衣”在历史的衍进过程中，还是保留了“本色”的。
“树皮衣”的原料是构树和箭毒木，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制作过程。首先，当然是要找到一棵合适的树，砍到取材。选树也是有要求的，尽量找那些没有疤痕的“好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剥树皮了。外面那层厚厚的树皮显然不能用，要拿刀把树皮竖着破开，然后挑出一个裂缝，用木楔子插入树皮与树木之间，然后用木棒均匀捶打外皮，这样，就把外面的树皮打碎了，而留下里层的比较柔软一些的纤维物。说是软了，其实还要在树皮变干之前“打制”一番。不过，接下来的工作依然是想办法叫树皮继续变软，要把树皮放到河水里浸泡，并且用手轻轻搓揉，直到把树皮中的树汁冲洗干净，露出白色纤维为止。这时候，衣服材料才算准备好，可以缝制成衣了。
这样看来，树皮衣的工艺也说得上繁琐了。而且，这样的衣服，想一想都觉得结实耐用，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所以，研究者一直把“树皮衣”看做是人类服饰萌发期的缩影，是早期人类服饰发展史的“活化石”，而树皮衣的起源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比较权威的说法，还是来自中国。
现代人研究古代服装的发展变化，通常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根据文字记载，比如历代的《舆服志》、各种典籍、野史，甚至诗词曲赋、戏剧小说等。另外一个渠道，就是从古代的绘画雕塑和考古发现里找到更具体的信息。不过，除了这些以外，很多古代的服饰名词，还保留在成语里，假如“刨根问底”一下，也许同样能领略到古代中国人的衣着风貌和发展脉络。
比如，“冠冕堂皇”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人的仪表端正。而史料记载，早在周代，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冠服制度，这个冠，虽然是戴在头上的，但和现代的帽子却不尽相同。冠只是加盖在发髻上的一个小罩子，它的作用也不是为了保暖，而是出于礼仪的需要。正如《礼记·冠义》中说：“冠者，礼之始也。”
随之，又出现了“广袖高髻”和“峨冠博带”这样的成语，这就从形状上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装束的真实情况。
如同我们在古装剧里看到的那样，古人的袍服，一般都是大袖子，袖口部分却收缩紧小，有时候还能在里边装点东西，而古人腰间常常系着宽阔的丝绸织带。至于高髻和峨冠，当然是因为古人无论男女都束发梳髻，高高地顶在头上了。
到了汉代，官员要把官印挂在腰间，而系官印的带子叫“印绶”，印绶是权力的象征，不同的官职，也就有着长短颜色的区别。《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记载：“相国、丞相，皆金印紫绶。”于是，也就有了比喻高官显爵的成语：紫绶金章。
朱和紫，在中国古代曾长期被视为显贵的服色。慢慢地，不只是印绶，官员的官服也开始有了颜色的规定，据考证，中国的品官服色制度始于北周而形成于隋，此后的变化基本上不大，所以，“紫绶”变成了“紫袍”，而官印也不需要老挂在腰上了，“金章”也就变成了“玉带”，紫袍玉带，同样是形容官阶的显赫。
比较有意思的是“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写实的描述，却渐渐被人们引申发挥成了比喻。这个成语的来历，同样是和官服有关。
唐代，在武则天当朝时，曾经颁赐了一种新的官服，名叫“绣袍”。也就是在各种不同职别的官服上绣上不同的纹样，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其实，这样用禽兽纹样区分文武官员品级的做法，并不存在任何的变异，甚至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成为“补子”，用金丝、彩线绣成徽织，缀在官员的前胸和后背，有点类似于“军衔”，使人一望就可以知道官职品级。
而其他成语，如清代以后的“顶戴花翎”、“长袍马褂”，还有民国以后的“西装革履”，无一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真的可以说五彩纷呈的服饰成语，同样是一部帮助人们认识古代服饰的好词典。
前面提到了“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古人用衣服上的图案来区分官职的高低。事实上，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衣饰上的图案也越来越丰富。在古代服饰中，图案设计成了十分重要的装饰，从领口、袖口，到肩头、下摆，图案可以说无处不在。
古人衣服上的图案题材多样，有动植物、文字和几何图形等，也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比如龙凤虎纹，表现着龙虎精神，祥云牡丹，象征着吉祥富贵，可以说，素以“衣冠之国”著称的古代中国，服饰图案承载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
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图案中也渐渐有了显著的体现，它和礼教结合，对于君臣士庶的服装差别，有了详尽的规定。
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有成文的“五礼”规定。《虞书·益稷》篇中记载，商朝末期的周族领袖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而各部联盟首领也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而且以自然界为“模板”，渐成体系了。
到了战国时期，服饰图案开始有了变化，不再是自然物象的直接描绘了，而是逐渐“抽象”起来，出现了变化纹样。而这种加入了主观审美意识的图案设计，到了汉代更是“发扬光大”，除了更加明快多变，还突出了龙凤的寓意，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这其实标志着服饰图案的不再是原始的、蒙昧的美的追求，而完成了从图腾的崇拜，到权力地位象征的发展过程。
其后的魏晋、隋朝，一直延续汉代的这种图案风格，直到唐代，又开始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当时盛行的“缠枝图案”，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而明朝继承前代的图案，创造和丰富了谐音图案和寓意图案。比如桂花和万年青，象征富贵万年；太阳和凤凰，象征丹凤朝阳；莲花和鲤鱼，象征连年有余；金鱼和海棠，象征金玉满堂；蝙蝠和云，象征福从天降。这种寓意图案，有的至今仍在沿用。
在清代，我国的服饰发展已经到了顶峰，同时，服饰图案的装饰作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前面也提到，清朝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图案，几乎到了纷繁堆砌的地步。
衣服上的图案，经历了周代设计的严谨、战国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唐代的写实、宋明的考究和趣味，最后到清代的纷繁。可以说，自然界的大部分事物都出现在了人们的身上，这其中，既有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也有礼教等级的强制规定，但古代衣服图案的艺术价值，却成为了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
爱看古装剧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历朝历代的服装都不一样，换句话说，看衣服就能看出演的是什么朝代的戏。这样一样，显得古代服装变化挺“频繁”的。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变化的只是衣服式样，在结构本质上，改变并不是很大。而中国古代服装，真正出现大的改动，并且为研究者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只有三次。
第一次的变化来自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族服装的宽袍大袖比起来，当时的少数民族服装，就是所谓“胡服”一般都是短衣长裤，衣身紧窄，这样在作战的时候，活动的灵活度很高。赵武灵王引进胡服，更多的是为了提高军事上的实力。不过，这也使他成为了我国服装史上最早的一位改革者，随着“胡服”的被抵制到被接受，民族服装的融合交流也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魏晋时期，胡、汉文化在服装上的交流融合更加明显。北方民族的“裤褶”，对汉族服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裤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有点儿像汉族的长袄，对襟或左衽，而汉族衣服是右衽的，这种式样逐渐广泛流行于民间，男女均穿。而北魏孝文帝的改制，以法令的形式要求鲜卑人改穿汉魏衣冠，又一次促进了胡、汉服饰风格的交融。此外，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的衣服面料或边缘装饰上莲花、忍冬等纹饰开始大量出现。正是这样的南北服饰交流，到了盛唐时期，开放之风见盛，服装史上，以唐代女装的开化袒露为代表，出现了“兼容并蓄”的第二次变化。
而第三次变化，是清朝对服饰的改制。强制性的令汉人剃发易服，是清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需要，但对已形成的我国传统服制来说，是一次飞跃。清代的服饰以旗袍、马褂为代表，保留了很多游牧民族的服式与装饰。在中国古代的整个服装发展史上，清代的服制是最为庞杂与繁缛的。
到了清朝末年，维新变法时期，中国的服装开始走向近代化。维新派从政治维新，变革风俗的角度，追求“与世界同”，提出了改易服饰的主张，而此时的清末留学生也成了改变着装的先驱，他们“往往改易西装，自断发辫”，成为“洋派人士”。
甲午战争以后，国内开始举办各类新式学堂，而学堂里教授的西式“体操”也成为学生改变服饰的突破口。张之洞在湖北曾下令各书院学堂里的学生“皆一体服用兵衣”。
而推翻满清的孙中山先生，也首先在服饰上革了满清的命，他提出了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这使得服装摆脱了传统上的尊卑等差，符合了现代服装的理念。
古时候，衣裳是两个词，上衣为衣，下衣为裳。当然，这是在结束了那种随便找块兽皮围在身上的状态以后了。最早，古代人把身边能找到的各种材料做成粗陋的“衣服”来遮护身体，基本上人人都是孙悟空那样的“虎皮裙”。后来，有了简单的纺织生产，采集一些野生的纺织纤维，像前面提到的制作树皮衣一样，揉搓编织起来作为穿戴之用。
渐渐地，随着农、牧业的发展，纺织原料也开始增多，服装制作从工具到材料都开始朝复杂发展，服装一点点有了变化。因为粗糙的树皮、兽皮和柔软、细薄的纺织物比起来，制出复杂而有轮廓的服装的确是有点“强古人所难”了。
在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里，考古发掘出约 1.8 万年前的骨针。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管状骨针等物。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是用这些骨针来缝制原始的衣服的。不过，既然还没有布料，线也就无从谈起。那时候缝制衣服，或许是用动物的韧带等物品吧。
应该还是在母系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用麻和葛纤维来纺织的方法。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最早的织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而自商代开始，从麻织物朝着蚕丝造衣又前进了一步，衣服的材料越来越丰富起来了。
而每朝每代的服装，都必然和当时的纺织生产水平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大麻、苎麻和葛织物已经是比较普遍的服装材料。不过，贵族们已经大量使用丝织物了，还有一些地区，采用毛、羽和木棉纤维来纺织，作为服装材料。
等到了汉代，除了丝、麻纤维的制造发展，印染工艺技术也开始逐步发达，出现了纱、绡、绢、锦、布、帛等服装用料。著名的“西汉素纱禅衣”是一件蚕丝织成的轻薄长衣，只有 49 克，不足一两，技艺之精可见一斑。
在隋唐两代，服装的制作原料仍然广泛使用麻布，但裙料已经逐渐使用丝绸。而接下来，棉花开始传入中国。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宋代以前，我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的。而棉花在全国大范围种植，是到了明朝，朱元璋采用强制措施才推广开的。
不过，尽管服装材料不断丰富，人们并不是想穿什么就能穿什么。丝、绸、缎、锦、绣、绡、绮等都是皇宫和贵族专用的，平民百姓只能穿布衣。所以，“布衣”这个词，后来就成了称呼那些无官无职的平民百姓的专用词。
贵族可以凭借权势来摆谱，甚至用金丝缝制成“金缕衣”，但是，作为普通的百姓，即使买得起，也禁止用丝质材料。比如，对清代的官员来说，五品以下的不能用蟒缎、妆缎，八品以下的不能用大花缎纱。一般百姓做衣服，可以用丝、绫、罗、绸、绢、素纱，但不能用金绣。妇女也不能裁制花样金线装饰。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有着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凡事都强调不可“逾礼”。而服装，恰恰正是“礼”的重要内容，不但在材料上有所限制，式样上同样也“泾渭分明”。通过服装把人分出等级，做到“见其物而知贵贱”，是古代帝王必要的统治措施。
官服自然不用说了，按照其级别，对不同的式样、颜色，甚至装饰物都要做出规定，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
不同的服饰常常代表一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礼记》就有着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候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人为责也”。在《周礼》中也有类似这样的记载：“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礼，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这些服装上的强制规定，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
拿颜色来说，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规定给官员专门使用的颜色，对老百姓来说，就成了禁忌，他们只能穿用这些颜色以外的颜色制作的衣服。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意思就是，朱红是正色，也就是饱和色了。但紫色是间色，也就是混合色，这是有尊卑的。看看那些历史上的代名词——“白衣”、“苞头”、“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子”，都是某种颜色，这些颜色被固定在某种衣服上而代表了不同的身份。
《中国历代服饰》一书里写道，秦汉时期的头巾，也有颜色区别。“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在唐代，也是以官服的颜色来体现管理的品级，并且并不是约定俗成，而是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进行强制性的规定。
到了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皇帝开始穿黄色的袍子和衣衫。在此之前，黄色是不论尊贵贫贱，一律通用的颜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尊贵。比较早的是，唐高祖李世民用“赤黄袍巾带”作为自己经常穿的服装。此外，有人提出赤黄这个颜色比较接近太阳的颜色，“天无二日”，而“日”又象征了帝王的尊贵。所以，从唐朝开始，赤黄色，也就是赫黄，成了帝王专用的颜色。黄袍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臣民不得僭越使用，并用品级来定袍衫的颜色，就是所谓的“品色服”。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
在清朝的时候，官服除了用蟒数来区分官位，黄颜色的衣服就成了“服装的雷池”。而且，还要细分，龙袍是以明黄色为主的，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如皇太子用的是杏黄色，皇子用的是金黄色，下属的各王等，如果没有特别的赏赐，绝对不能穿黄颜色的衣服。
在古代服装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对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古人的审美意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虽然有了刻意的规定，但是服装从最早的功能性——遮羞、蔽体，在经过了等级制的“外化标志”期，终于还是到了今天，成了标榜个性的象征物。当然，这期间的一系列演变，也确实是一段很漫长的岁月。
说到代表中国的服装，自从 2001 年 APEC 的上海会议以后，唐装很是流行了一阵子，而到了 2008 年的奥运会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汉服热”，又开始风行起来。有意思的是，同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服装，相互之间还比较“对立”，各自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其实，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先从唐装和汉服各自表示的意思说起。
很多人顾名思义，觉得唐装就是唐朝的服装，而汉服就是汉朝的服装。在历史上，汉朝和唐朝都是很强大的王朝，穿那个时期的服装，在某些方面也代表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实际上，所谓的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但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面的说法，是从“唐人街”那里延伸出来的，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在海外，“中华街”被称为“ China town ”。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被译为“唐人街”，“唐人”一词也成为中国人的泛称，而“唐装”也就是指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穿的“中式服装”了。
所以，现在流行的“唐装”，并不能说成是唐朝的服装。事实上，这种“唐装”是清代的马褂演变和改良，属于满族服装的范畴。主要有立领、连袖、对襟、盘扣等几种款式，使用的面料多为织锦缎，其中也有用粗布制作的。
唐朝的男子所穿的服装，正式的是圆领袍衫。偶尔用在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比较隆重的场合，其他场合则以“幞头袍衫”为时尚。“袍衫”，也就是袍服，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从帝王到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甚至可以用作朝服。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大众休闲服的性质。这种“长袍大袖，衣冠飘飘”的风格，和汉代人的“冠冕衣裳”是传统相继的。
而人们谈论的“汉服”，也有几层意思。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服装；二是指华夏族、汉人或汉民族的“民族服装”；也有人只是把“汉服”视为“汉族”的服装。说起来，汉服有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有带钩的特点，这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
从上面的解释来看，“唐装”与“唐人”、“唐人街”等概念有关，多少具有一些海外华人认知或国际化的语境，而“汉服”则往往具有相对较多的国内族际场景性，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具有本土化的论说色彩。
主张复兴汉服的人认为，唐装实际上是来于清末的“满装”，而历史上从夏商周到明朝一直存在的纯粹的“汉服”，由于满清王朝“剔发易服令”的民族压迫，被迫消失了三百多年，现在自然应该予以恢复。
主张唐装的认为，正是因为唐朝是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海外各国为此称中国人为“唐人”，所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称为“唐装”，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早就在国内外成为惯称。
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恢复传统服饰的目的，应该更在于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拘泥于一件衣服。无论唐装还是汉服，也许都依赖于中国的强大和富足，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回顾历史，“汉服”的复兴，其实并非第一次。早在 1900 年，以“反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为目标的义和拳运动中，就曾有过身穿“汉服”造反的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的冠服制度，从周代开始完善，有数千年的历史。既然能够凭借服装来划分等级，那么无论哪一个王朝，都希望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饰制度。这对于礼教和统治都是有利的。而中国的百姓，对于所谓的“规矩”，习惯了以后，也不敢去轻易破坏。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国家对人们的控制力减弱的时候，最先出现变化的，又往往是服饰。这也是人们本性里，对于求新求异的一种渴望。即使在现代，喇叭裤的流行，难道不能说是一次“服装革命”吗？
当然，这样的变化，自然会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在古代，把这种在服装上求新求异的现象称为“服妖”。这种不同于传统服饰发展的社会新风尚，以时代性、流行性以及个性为其内在特征，被认为是不祥的亡国之兆。
在明清两代，“服妖”的现象十分显著，男人喜红装，有很多的王公贵族把穿“乞丐装”当做时尚，层出不穷，人们也见怪不怪。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推翻了蒙古族的那些衣冠制度，回归“汉化”，他在衣服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都做了规定，“中心思想”就是要做到“贵贱有别，服饰有等”。比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罗等面料，普通百姓只能用绸和素纱。朱元璋是轻视商人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老四”，所以只能穿绢和布。并且，朱元璋对于服饰的管理非常严格，制裁起来毫不手软，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据史料记载，曾经有 38 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而被充军发配了。
不过，到了明朝中期，出现了小资的苗头，城市的繁荣，让人们对“美的追求”蠢蠢欲动。各种衣服也开始打擦边球，来伸张自己的独特个性了。当时有一首根据宋诗“篡改”的诗写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真实的情况是，江南一些城市的读书人，用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远远看去，宛如丽人。这也就是对传统的反叛，成了所谓的“服妖”了。
明代的“服妖”争奇斗艳，主要还在于底层民众，凸显了城市繁荣后，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而在清代，却有一场贵族子弟发起的以“寒乞”为时尚的“服妖”运动，后世研究说，正是由于满清王朝的服饰让一些王公贵族感到不满，所以，他们竟宁愿穿乞丐装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
近人李孟符在其《春冰室野乘》中记载，从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他亲眼见到一个王府的贝勒，竟然把煤灰抹在脸上，“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跟随这个“乞丐”后面的侍从，竟有“戴三品冠者”。经过打听，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已在京城的贵人中间流行很长时间了。
也许，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服装制度关系着礼教风俗。但换一个角度来想，物极必反，当人们经历长时间的压抑后，必然有求新求变的渴望，恐怕这正是人性的基本规律。
“女扮男装”历来是戏剧创作里常用的手法，要是说起来真是数不胜数，如黄梅戏里的女驸马。在今天的影视创作中，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到《新龙门客栈》中林青霞饰演的邱莫愁。虽然一眼就能让人认出来，但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女子扮演男子的角色，娱乐圈通常称为“反串”。
不过，抛开虚构，女扮男装在历史上，很早也有了渊源，根据文字记载，就可以追溯到夏朝。
第一个亡国昏君夏桀，有一个和妲己一样的宠妃，叫做妹喜。《晋书·五行志》说，“妹喜冠男子之冠”。作为一个女人，却喜欢戴男人的官帽，这个妹喜可以说是女扮男装的先行者了。而且，据说历史上的妹喜，不但好男子打扮，还喜欢像男子一样过问政治，估计这个夏桀，没少听了她的“馊主意”。
说起女扮男装，还有个趣闻。春秋时期，有个喜欢看“女扮男装”的齐灵公，他身边的所有女人，妃子小妾侍女等等，就都穿男子衣服，戴男子服饰。结果，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齐灵公一出门，看到满城都是穿男装的女子，就有点审美疲劳了。于是，他下令除了宫里的女子以外，民间女子禁止穿着男服。
可是没想到，民间女子对穿男子衣服“上瘾”了，齐灵公于是就很生气，后果当然也是很严重的，他下令只要见到男装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叫她当众出丑。但是这些民间女子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还是照样偷着穿男装，抓都抓不过来。最后，还是晏子出了个主意，说，大王你不如从宫里做起，只要这些人都穿女子的服装，民间女子的男子打扮就会不禁自绝了。齐灵公半信半疑采纳了意见，结果这股效仿的风潮才算“流行”过去。
到了唐朝前期，女子穿男装又开始盛行。《新唐书·五行志》记载，一次唐高宗和武则天举行家宴，他们的宝贝闺女太平公主就穿一身男装，身上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饰物，还在高宗面前跳舞。太平公主其实是一个“多权略”的女子，后人分析说，太平公主的男装，一是她的性格像男人，另外主要是她想参与政治，所以穿男装来增加威仪。
其实，由于男女之间身材的不同，服装式样有差别也是很自然的事。而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在一般的观念里，都是“不当”的。古人的传统观念里，男女服装绝对分开，不得掺杂。除了女扮男装，男扮女装更是被指责。三国时的何晏“好服妇人之衣”，就被同时代的傅玄指斥为穿“妖服”。而《新唐书》对太平公主穿男装的评价，也是“近服妖也”。
古人不认为男女装混穿只是生活小事和个人兴趣。他们认为男子主于外，女子主于内，故有男女的服饰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而如果出现女子男装，就是“牝鸡司晨”，是不幸之兆。
可以说，虽然女扮男装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男女服制的不同，是男尊女卑的反映，不许女子着男装更是统治女子的一种手段。
“羽扇纶巾”这个词，是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用来形容周瑜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在影视和绘画作品里面，周瑜一般都是武将打扮，倒是诸葛亮的形象才多是“羽扇纶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史书《三国志》中，有诸葛亮的传，但里边并没有具体描写他的服饰。不过，在后来的《太平御览》里，倒是在提到扇子的时候，举了诸葛亮的例子。上面说，当诸葛亮和司马懿在渭河边上对垒时，开打之前，诸葛亮坐着不加装饰的车子，戴着葛布做的头巾，拿着白羽扇在摇。
诸葛亮是文臣，周瑜是儒将，所以，他们两个都喜欢“头巾羽扇”的打扮，其实，这在当时，也几乎是三国魏晋名士的“标准装”。但是，诸葛亮带的葛布做的头巾，只能说叫做葛巾，不能叫纶巾。葛布是用“葛”这种植物纤维织成的，而纶巾是用青色的丝带做的头巾，与葛巾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不同的制作材料。所以，诸葛亮戴的是葛巾，周瑜戴的是纶巾，后来产生了混淆，才被称作纶巾了。两种头巾都是用来扎住头顶发髻的，并不是把头包起来。
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诸葛亮逐渐被演绎成了神通广大的人物，所以，他的穿着打扮也跟着“与时俱进”了。在元代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里，诸葛亮已经是一个“披七星锦绣云鹤氅的”潇洒人物。七星锦就是绣了“北斗七星图案”的锦，鹤氅最初是用羽毛做成的外套，类似披风，后来指一般的宽大外套，并且加上了宽大的袖子。
实际上，鹤氅是晋朝人开始穿的，《晋书·谢万传》就记载东晋人谢万戴着白色纶巾，穿着鹤氅裘。《世说新语》里也写了东晋的王恭坐在大车上，穿着鹤氅在雪天行路，被孟昶称呼为神仙的故事。士大夫穿鹤氅是当时的风气，因为那时候的人都崇尚“修炼”，想做神仙嘛。
《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形象，几乎是人们眼里的“正宗”。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场亮相的时候是这样描写的：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也正是因为这部名著的最后“定妆”，诸葛亮才完成了自己的“打扮”，羽扇倒是还拿在手里，但是葛巾变为纶巾，身上还多了一件鹤氅，历史原型和得道高人的形象实现了“完美混搭”。
其实从诸葛亮打扮的变化来看，也侧面反应了服饰和人物形象之间的内涵搭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诸葛亮身上确实有魏晋名士的风度，然而，正是传说里的诸葛亮文韬武略，样样熟稔，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自然就有了很多神秘色彩，那增加上去的“行头”，也是为了更符合传说里的“孔明先生”吧。
说到古代女子，人们最常有的印象就是“三从四德”，而女子的服装，更是严实和保守的。不过，这其实大多是明清时期女子的服装。别忘了，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唐代。说起唐代的女装，即使放在现在来欣赏，依然是朝气蓬勃毫不矫揉造作的。
唐代的女子服装大胆、开放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袒胸露乳”。这在几千年的封建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唐代之前，汉朝的女子穿着“上衣下裳”及深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唐代之后，所谓的礼教越来越盛行，连露出一点肌肤，都已经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了。
当然，早期的唐朝也不是特别开放，贞观年间，女子骑马还是沿用隋朝的旧礼制，必须用纱来遮住全身，后来，慢慢的，这长纱衣一点点缩短，可以只遮脖子以上了。而到了开元年间，干脆彻底甩开这些“麻烦”，脸面发髻全露，甚至身上也露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曾经有学者说，唐朝女子的服饰，是最性感的。
在上世纪初被发现的《敦煌曲子词》中，就有描写唐贵夫人着袒胸襦的形象，如“碧丝罗冠，搔头坠髻，宝妆玉凤金蝉。轻轻敷粉，深深长画眉绿，雪散胸前。……浑身挂异种罗衣裳，更熏龙脑香烟”。其中，“雪散胸前”就是夸赞贵夫人雪白的胸脯，而“浑身挂异种罗衣裳”，又点出了这打扮是从西域传过来的。
唐朝女子服饰上的这些变化，是因为当时的女子，把穿着胡人服饰看做一种流行的时尚。
“唐代女子衣着偏好胡装，身穿紧腰胡装，足登小皮靴，朱唇赭颊，是时尚的打扮。”这是人们从出土的“唐人俑”身上得出的结论，当时的唐朝，人们“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
实际上，唐朝的开放氛围和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纥豆陵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都是少数民族，也就是当时的“胡人”。正是由于这样的血统关系，唐代的政策倾向于“华夷并举”。
而所谓的“胡”，也不是专指一个民族，而是包括波斯、印度、回纥等西域及突厥众多游牧民族的总称。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唐代的长安城就成为了一个“国际大都市”，当时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贵族，纷纷经过丝绸之路跑到了中国。他们的服饰、饮食、游艺、学术，都被唐朝的人们所喜爱。
而中国人穿着胡服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些边地民族的服装的特点是，上衣短，裤子长，革靴或裹腿，袖子窄紧，翻领左衽，方便活动。唐代的女子喜穿胡服，已经到了蔚然成风的地步。元稹在《法曲》一诗中描写，“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伎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基本上描述出了当时胡服盛行的客观情况，
《新唐书·车服制》说：“开元中，奴婢服澜衫，而仕女衣胡服。”这里说的女子的胡服，一般都是“参考”胡舞里的服饰，如柘枝舞，浑脱舞等，也就是说外族的歌舞伎是最常见的胡服“传播媒体”。这一点，倒是和现在的演艺明星领导时装潮流异曲同工了。
春节晚会上，小沈阳的一条苏格兰风格的裙子，引来了很多笑声。可以说，这是利用了“反差”，因为人们觉得男人穿裙子很“变态”。不过，按照中国的历史来说，裙子本来就是男人的衣服，从商朝开始，男性就穿着裙子了，而女子直到汉朝，才形成穿裙子的风俗习惯。客观地说，是裙子做了“叛徒”。
商代的时候，人们上身穿“衣”，下身穿“裳”，本来“裳”是前后两片，到了周代，开始合成一个圆筒状，可能这样看起来更雅观一些，不过骑马就不很方便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上衣和下裳干脆直接来了个“二合一”，它们合在一起，被称为“深衣”，乍看起来都有点儿连衣裙的味道了。而且，这样的打扮，还是作为礼服来用呢。到了后来，由于裤子的出现，“深衣”慢慢演变成了袍子，中国的男人才算告别了“穿裙子”的时代。
而女子正式穿裙子，是从汉代开始的，根据《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着我绣狭裙，事事四五通”的诗句，可以从中得到佐证。
到了魏晋以后，裙子的式样开始不断增多，纺织印染的进步，也使色彩更加丰富，从绛色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到紫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等，名目繁多。两晋时期，有一种流行的裙子，叫做“间色裙”，是用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间隔制成，在色彩搭配上变化丰富，相映成趣。
到了唐代，妇女们穿的裙子的长度，比前代有了明显的增加，“裙裙曳地”是常见的现象。为了显示自己裙子的修长，妇女们穿裙子的时候，还经常把裙腰束到胸部，有的甚至束到腋下，裙子的下摆则盖住脚面，有的还在地下拖曳一截。对于此，有个形象的形容，叫“裙拖六幅湘江水”。
另外，唐代妇女的裙子也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其中，最受年轻妇女喜爱的是一种鲜艳的红裙。由于当时染红裙的颜料，主要提取自石榴花中，所以人们也把红裙称为“石榴裙”。武则天在《如意娘》诗中说：“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后来，“石榴裙”就被当做妇女的代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听到“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比喻。
宋代妇女的裙子色彩以素雅为主，但裙上的折裥也就明显地增多了。在裙上施以折裥的做法由来已久，相传在汉朝时，汉成帝与赵飞燕同游太液池，成帝令飞燕起舞，忽然间大风骤起，弱不禁风的赵飞燕竟惹起了成帝的担心，觉得万一被吹走就麻烦了，赶紧叫侍从拽住她的衣裙。结果，风停之后，裙子上留下许多绉纹，这无意中得到的结果，其他宫女都觉得好看，于是开始特意在裙子上折迭成裥，还取名“留仙裙”。仔细想一想，有很多流行的事物，都是因为女人的羡慕和攀比造成的。
其后的历代裙子，都本着求美之心，不断变化，裙子作为展现女人美丽的衣物，不但女人喜欢，男人也总是抱着欣赏的态度的。
不过，顺带说一句，在中国古代，女人是不能穿裤子的，因为道德家们认为女人穿上裤子，两条腿分立，是极其不成体统之事。当然，裙里面也不是只有两条光溜溜的腿。裙里面有一种没有裆的套腿裤，被叫做“胫衣”，只是遮住两条小腿。这样想来，裙子之美，又有了几分无奈了。
“裙撑”这个东西，一下子就让人想起欧洲古代宫廷里的那些女子，她们的那种打扮都是很夸张的。整个人从腰间开始，仿佛挂了一个大大的“钟罩”在下面。据说欧洲的裙撑是用鲸鱼骨做的，把鲸鱼骨弯成一个圆圈，再按照圆圈的大小连起来。穿上裙撑以后，外面套上长裙，这样，裙裾就被撑得张开来，腰也就显得细了。欣赏的人，会说这像“一朵倒垂的盛开花朵”。而穿过婚纱的人，大概都体会过这样的感觉了。
不过，裙撑可不是随着西式的婚纱才传进中国的。它和中国女性服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要追溯到大金时期。
据《大金国志》记载，女真族的女性“以铁丝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金代的女真服装就有裙撑，没有鲸鱼骨，拿铁丝做了替代品。在保留下来的元代泥塑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女性塑像，在穿着上有加了裙撑的效果，这些塑像从腰部以下，衣摆、长裙的造型都是浑圆如钟，很显然，这并不是“鼓风机”吹出来的。而从蒙古和女真族在历史上的关系看，他们之间裙撑的交流，也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流行韩剧，而韩国的历史剧中，也曾经展现过宫廷中的王后与妃嫔在长裙之下衬以裙撑的画面，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那么，这些女真族、朝鲜族的女装所使用的裙撑，究竟是和西方人异曲同工呢，还是有所交流借鉴？对于这个比较“偏门”的课题，似乎相关的学术研究不是很多。不过，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绘有龟兹国王与王后的形象。经过专家们的考证，画中的龟兹国王名叫托提卡，其在位时间为初唐时期。立在他身后的王后名为斯瓦扬普拉芭，而这位王后的形象，同样是在细细的蛮腰下，倒扣着一口钟。也就是说，王后是穿了有裙撑的裙子的。所以，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北方民族曾经流行的裙撑，同样是得益于西域过来的穿着时尚。
现在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裙撑只是“昙花一现”般的流行了一阵呢？是因为审美观念，还是工艺上的麻烦？这一点，或许你在某个婚礼现场，看到娇小的新娘穿婚纱时，能得到答案吧。
中国女子的身材一般都比较瘦小，不像西方人那么长胳膊长腿的，她们立在人群里可能更显窈窕，而这对于中国女子来说，却显得太夸张了。看起来像什么呢？也许你会眼见为实。这也正是北方女子勉强效法了一阵子，而南方女子，干脆从不问津的缘故？
看起来，不管何时的女子，追逐魅力和流行，也都懂得以自身的形体特点为基础，谁也不愿意去实践一个成语——东施效颦。
除了穿在外面“示人”的衣服，内衣，特别是女子的内衣，其实也在悄然地变化着。可以说无论从名称上还是式样上，每朝每代都有所不同，同样体现了女性的“爱美之心”，也经历着从单纯的保暖，到美化和情趣的过渡。
在两汉之前，古人把内衣称为“亵衣”，一个“亵”字，可以看出古人的态度，内衣是不能示人的，否则就是轻薄不雅。汉代的“亵衣”一般用平织绢做成，基本上就是现在肚兜的样子，前面一片，而后背是露着的。如果上面有带子能套着脖子，就叫“抱腹”，如果是肩头有带子的，就叫“心衣”。并且，那时候已经开始注意装饰，会在上面绣一些“爱情主题”的图案了。
魏晋期间，内衣在形式上吸取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变成了前后两片，而且有了夹层，更加贴身保暖，这时候的内衣，一般称为“两当”，也就是前后两面都挡的意思吧。
唐代以前，内衣都是肩部有带子的。到了唐代，出现了“无带内衣”。这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到的，唐代女子喜欢穿的那种半露胸式的裙装，为了美观上的考虑，她们将裙子高高地束在胸部，然后在胸下系一条宽宽的带子，这样两肩、颈、上胸和后背就都袒露了出来，为配合这样的穿着习惯，内衣就不能露出带子了。所以，这样的内衣叫做“诃子”。“诃子”的带子也在胸部以下扎紧，还能使胸部更挺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情形，我们可以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得到理解。
宋朝的内衣叫做“抹胸”，还叫做“抹肚”，因为穿起来以后，“上可覆乳，下可遮肚”，一般是用涂布做成，有单的也有夹层的，而贵族人家，依然是用丝质的抹胸了。
“合欢襟”是元代的一种内衣，它的特点是由后往前系束，在胸前有一排扣子或绳子，已经有点电视购物里“塑身衣”的意思了。合欢襟的面料用织锦的居多，也有图案，这说明，内衣的美化一直在更新着。
明代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开始注意曲线美了，这时候的内衣有一种“主腰”，特点是腰侧还有系带，系紧后能够很明显地收紧腰部。
清代的内衣，最广泛的就是肚兜，现在大街上偶尔的“豪放女”会直接穿出来的那种。菱形、脖子上可以套带，还有两条带子从腰间束在背后，下面是个倒三角，遮住肚脐和小腹。清代的肚兜一般都有精美的刺绣，材质以棉、丝绸居多。而肚兜的带子，有的富贵之家会用金链，条件差一点的用银链、铜链，就是一般人家也想办法用个红色的丝绢。也就是图个装饰作用，不愿意凑合吧。而关于肚兜背后的浪漫风情，可能故事就更多了。
民国期间，比较时髦一点的内衣，开始有了西方内衣的特点，“小马甲”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它的形制窄小，也是在对襟上有扣子能够系紧，目的当然就是把胸和腰的曲线“雕琢”一下了。
应该说，和西方那种动不动把女人肋骨弄折的紧身衣比起来，中国女子的内衣，还是宽松了很多的，而到了现在，内衣用五花八门已经不能够形容了，从颜色到款式，都是如此。
尽管说中国女子的内衣，和缠足比起来，并没有那么残酷，但传统的肚兜、抹胸只是遮挡，并没有保护的方法，而对于那时的中国女子来说，爱护乳房的意识，更是几近于零。而西式乳罩的发明，“束乳而不压胸”，才是彻底意义上的给女人身体的一次“解放”。但是，乳罩的传入中国，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民国初年，乳罩漂洋过海而来，而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从对待女性的看法上来说，还是“束缚”惊人的。当时，女人的身体是不能露在外面的，哪怕是睡觉，也应该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才算是得体。胸部必须用布条扎成平胸，而不能显得太挺拔。
当时，毕竟人们的眼界已经不再那么闭塞，一些新派女子开始有了“时尚”的打扮，而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一个叫江确生的上海议员，曾经在 1918 年夏天给江苏省公署写信，他提到：“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 1 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 1 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这样的大惊小怪，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可笑，但是，偏偏当时的上海政府就发布了公告——“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现在到了夏天，满大街的女孩子，别说抓起来，该枪毙的又得有多少啊！
而有识之士毕竟还是存在的，一个叫张竞生的男人，提出了“优生以强国”的观点，并且他也为女性身体的自由“伸张权力”，甚至不惜成为被“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1924 年，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其中大胆地设置了“美的性育”一章，他主张“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尽管这些言论让社会为之一震，但这部书一下子成为当时青年人、特别是时尚女子争相传阅的读物，而张竞生也成为中国女性解放胸部的舆论引导者。
而此时又恰逢乳罩的“到来”，被称之为“义乳”的乳罩，先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而一些电影女明星首先成为了“时尚体验”的先行者，可以说，正是张竞生的号召和她们的身体力行，才有了越来越多的女子悄然放胸，试穿乳罩，并最终摈弃了肚兜。曾经出演《神女》、《新女性》等著名的影星阮玲玉，便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
这不可遏制的“潮流”，在当时甚至被叫做“天乳运动”。终于，到了 1927 年，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条令，倡导“天乳”，反对束胸，对于不执行放乳政策的，反而要进行罚款。律令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中国女性这才算彻底地昂首挺胸起来。
据说帽子是华夏始祖黄帝首先发明的。但是，就和前面谈到的成语“冠冕堂皇”一样，帽子一开始并不是为了防风遮阳，它所起的只是装饰和标识的作用，适用范围也限制在统治阶层，用来象征统治权力和尊贵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和文武大臣可以戴帽子，用来表示各自地位和权力的大小，并且逐渐“制度化”，形成一种等级秩序。《释名》里写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意思就是，士以上的人才可以有帽子，而平头百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所谓的“冠冕”，实际上就是说皇帝戴的叫“冕”，士大夫戴的叫“冠”，后来也就合在一起说了。至于屈原的峨冠博带，说的是戴着高高的帽子和宽阔的衣带。这是当时士大夫的典型装束。
说起来，孔子可以算是“圣人”级的人物了，但是从他的画像上可以看到，连他都是不能戴帽子的，而是用“帕头”裹头。他教育其弟子要有“轩冕之志”，轩是车子，冕就是帽子，意思就是得想办法坐车子，戴上帽子，当官走仕途，争取混出个人样来，因为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坐轿车，戴帽子。普通的百姓，就很对不起，除了披头散发，只能找根绳子把头发一扎了。也许这样很帅，但也很无奈吧。
帽子作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过了很多的朝代一直都没有改变，样式虽然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与区分却也更加细化，这种情况，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到了民国时期才被取消。
真正意义上的帽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由北方的“胡人”传到中原的，但是并没有流行起来，不过，帽子的细化，也使禁忌不那么严格了，到了隋唐时期，一般的读书人和有钱商人可以戴帽子了，但是戴什么样的帽子还是要有规定的，读书人的“书生帽”和买卖人的“商人帽”，这在五代和两宋时期都是比较普遍的。
明朝曾经力主恢复汉人的“冠冕”制度。不过等到了清朝进关，又被彻底推翻了，皇帝和百姓都可以带帽子了。所以，在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时鲁迅笔下的阿 Q 也能顶着一个毡帽了。随着清末西洋文化的传入，帽子的实用价值得到开发，也就更加普及起来了。
需要说的是，古代女人一般是不戴帽子的，她们一般是用“巾帼”在后面挽头发或者把头发包扎定型。古代戴帽子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凤冠”、“花冠”，这是属于皇后贵妃和公主们的特权，同样是为了标识等级，另外就是一些有官位的侍女也戴帽子，比如影视剧里比较熟悉的形象，上官婉儿。唐朝时流行过一种“帷帽”，是从胡人那里“引进”的，四周有纱罩着，可以防风沙，还能防止被“偷窥”。
而现在，倒似乎女士的帽子，比男士多了更多的选择。
现在人逐渐了解了着装的品位之后，都会比较关注细节，比如袜子和腰带等。同样，在古代，腰带也是服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的服装是没有纽扣的，那么就只能在腰间用一根大带子把穿在身上的衣服系好。于是，腰带最开始是肩负着纽扣的功能的。另外，古人习惯把随身携带的小物件系挂在腰带上面，比如挂个香囊，带把宝剑啥的。而官吏们上朝时拿的“笏”，也就是记事用的长板子，不用时也是插在腰带里的，如此看来，腰带是真正做到了一物多用。
不过，和衣服一样，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腰带也需要有贵贱等级之分。老百姓的腰带是用熟牛皮做的，叫“韦带”。后来改成用布当原料，就被叫做“韦布”。用绢织成的腰带，只有上层人物才能使用，并且尺寸都有要求，比如大夫以上用生绢织成，宽四寸；士以上用熟绢织成，宽二寸。这种腰带还有专门的称谓，叫“绅”。所以，能系这样的腰带的人，就是绅士了，腰带于是代表了身份，而“劣绅”也就不是破腰带，而是坏人了。
在中国服装的发展历史上，腰带在形式和名称上都不是完全相同，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的作用也不相同。
在商周时期，腰带已有革带和大带之分。大带是天子与诸侯的腰带。南北朝时期开始，妇女服饰中腰间加以柔软而长的束带，通常还做一个漂亮的结，垂下飘逸的带尾，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在宋代的官服当中，革带起到了标志官位高低的附属作用。革带的名称和种类繁多，从制造材料到装饰的色彩都有很多不同之处。在森严的等级之下，不同的官品只能佩戴不同的革带。而日常生活中，一些低等官吏和百姓也习惯在腰间配以勒帛、绦和看带。“勒帛”是指约束绣袍肚和背子之用的带饰。而“绦”是像绳子一样的普通的圆形腰带，系在腰间并且下垂一截，应用比较广泛。“看带”比较宽阔，上面一般带有织成的花纹装饰，也就是后来的“鸾带”了。
明代的腰带，在位置上做了一些“调整”，一般都是在胯部而并不是腰间了，并且用细纽将腰带悬于衣肋间。
清代官服中腰带分类更细，光是名称就分了“朝带、吉服带、常服带、行带”等。当然，皇族的规矩更多，腰带的颜色都要“细致入微”，比如皇帝的朝服带要用“明黄色”，而宗室用“黄”，剩下的“石青”、“蓝色”也都是各自有了归属。带子是丝织的，为了装饰，上面还嵌有各种宝石，并且有带扣和环扣，用来系上汗巾、荷包等东西。而带扣有的用金、银、铜制成，讲究一些的也有玉和翡翠的。
和服装的改制一样，腰带在不断的变化，最终也没有离开“等级制”解体的命运。现在，人们更注意的，是腰带的实用性和在服装整体中的装饰味道，至于别的，都已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值得“骄傲”的事情确实很多，哪怕是缝制袜子的工艺，我们也要比欧洲早得多，马王堆出土的两双袜子，至少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那么称之为“袜子鼻祖”，也就当之无愧了。
而如果根据古代资料考证，其实早在夏朝就出现了最原始的袜子。在《韩非子》一书里，也记载有周文王自己系袜子带的事情，不过，在那一时期，袜子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在“上流社会”出现罢了。
古代的袜子，当然不像现代袜子那样有专门的机器编织而成，而是手工用布或绸或绢缝制而成的。袜子上有带子，用来扎紧之用。袜子在那时候也显得有点“人高马大”，一般一尺余，一般是白色的，但祭祀时穿的袜子，要求用红色。也有一些用绢纱制作的袜子，会绣有花纹，就属于“高档货”了。这样的“结构”，从夏朝开始一直到西汉，始终保持着。发展了这么长时间，袜子依然还是官宦富贵人家的用品，普通百姓还是没有能力问津的。
在《史记·滑稽传》里写道：“东郭先生贫困，衣敞，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看起来，古人比我们禁冻多了，穿不起袜子，光着脚站在雪里，还有心思“逗闷子”呢。不过，古人的衣服都比较长大，基本上能盖到脚面，不知道能不能多少起到一点儿御寒的作用呢？
穷人穿不起袜子，可不影响富人，他们对袜子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季节关系，袜子质料也开始厚薄不同。比如春、夏、秋所穿的是罗袜、绫袜，而到了冬天，就穿一种“千重袜”，就是将几层料子合在一起做袜子，最多的能到十几层。后来，还出现了绒袜子、毡袜子，棉袜子……
其实，古代袜子和现在的袜子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
前面说到了有一尺多长，这主要是说的“袜筒”，有的甚至像靴子那样能包住小腿。另外一个特点也是前面提到的，不管用布帛、丝绵、绫罗来做袜子，都没有弹力，穿起来就容易脱落，所以，袜子带是不能少的。古代的袜子很宽大，除了有后跟的袜子，也出现了“无跟袜”自上而下垂直着，到脚尖那里收缩成圆弧，估计这样的设计，如果不是为了省布，就是因为想“偷懒”的缘故。
有意思的是，古代除了普通袜式外，就已经有了“分指袜”，那是将拇趾与另外四趾分开，形成丫状。这主要是为了穿“拖鞋”，也就是“屐”制作出来的，李白就写过“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鸦头袜，其实就是丫头袜的另一个写法，但在古人那里，是不算写了错别字的。
袜子发展到女人开始缠足的时代，就开始被制成尖头，头部朝上弯曲，呈翘突式。这也是属于“量体裁衣”了，“桃脸艳，柳腰纤，窄弓半弯罗袜尖”。不过，缠足的女人还有一种袜子，是没有底的，这是因为既然已经缠足，下面就不再需要了，只要袜子筒罩住脚脖子就可以了，这样的袜子，俗称“半袜”，貌似现在爱美的女孩子，在冬天也在小腿上套个“毛线圈”，应该就是那个样子。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谁也没有赤脚大仙的本事，所以，人要走路，必须要穿鞋。鞋，在中国古代被泛称为“足衣”，应该说鞋子也是包括在服装里面的一部分，别看“地位比较低下”，但作用却小觑不得。老百姓常说，“脚上没双鞋，穷半截”，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证明。
和所有的服饰一样，鞋子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也有着对文化的承载意义。除了实用性和装饰功能，有些时候，鞋子同样是等级的标志、礼仪的象征。
说起鞋的发展史，大约在 5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不仅能用兽皮来制作衣服抵御风寒，而且能用兽皮来保护脚，达到不受冻、不被刺伤的目的。在新疆楼兰出土的一双羊毛女靴，距今已有 4000 年，这双鞋包括了“靴筒和靴底”两大部分，当得起是“世界第一靴”了。
在一些相关的文字记载中，最早的鞋，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都一律叫做“屦”。“屦”是鞋类的总名。而在周代，还曾经设有“屦人”一职，隶属于天官之下，专掌王及王后所用的各种鞋履。也就是说，现在属于“普通劳动者”的鞋匠，还曾经有过公务员待遇呢。
后来，鞋子的名字开始“变化多端”起来。到了后汉，有了一种由麻、丝制成的鞋，被叫做“履”。而用兽皮做成的鞋子，被叫做“”，如果是高筒的，到了踝骨以上，就改称“靴”。“靴”到了汉代以后才大量出现，是和“胡服”一起传入中原的，到了唐朝才逐渐普及。因为靴子有比较高的鞋筒，所以保温性很好，能在泥土、沼泽里行走，还方便骑马，很受欢迎。
用兽皮做的鞋还有一种“”。而古代的拖鞋，被叫做“”，拖鞋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皮的，到了秦代，开始用蒲草来做，而从晋到唐又改用甩草制作，梁武帝时也曾经使用丝制。《辍耕录》记载：“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鞋。”看来，古人不但有“拖鞋”，还特意强调了“拖鞋也是鞋”的意义。
此外，“屐”也是鞋子的一种，通常指木底，或有齿，或无齿。在东晋时，著名的诗人谢灵运发明了一种“登山鞋”——谢公屐，对，就是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说的“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了。
关于鞋子的礼仪，同样有很多，比如秦汉时，人们有进门脱鞋的习惯。这和我们现在进了房间换上拖鞋还有点不同。当时的人脱掉鞋，进了门之后，在屋中，一般都是穿着袜子在席上行走，就连去上朝也是这样。如果能穿着鞋上殿觐见皇帝，那就是很特殊的赏赐和殊荣了，基本上比得了黄马褂还值得吹嘘，这在整个汉朝，也只有萧何、梁冀和后来的曹操，获得过这样的特殊“荣誉”。
现代的高跟鞋，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发明的。因为他的个子比较矮小，为了面子而产生了这样的灵感。不过，喜欢看清宫剧的人，一定对后宫佳丽们脚上穿着的高底鞋并不陌生，这样说起来，高跟鞋在开始也不能算是西方传入，古人也早就开始在这方面动脑筋了。
说起古代高跟鞋的诞生，还是要从小脚说起。古人欣赏“三寸金莲”，到了宋代，女人的金莲小脚已经和洛阳艳丽的牡丹、建州馨郁的香茶并称为天下之奇了。再到后来的元明清，甚至于不裹脚的女性，都被视作“抬不起头”的奇耻大辱。
裹脚之风的尤为盛行，还只是限于汉族女子。等到满清入关了，满族妇女才发现小脚女人是那么的“讨人喜欢”。可是，这些满族女子没有裹脚啊，而且现裹也来不及了。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一方面是天然的大脚，另一方面又是心里明镜儿一般知道的“小脚才美”。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藏拙”。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的比较聪明的满族女子便发明了一种高底鞋，这样，一双大脚就可以躲在裙子里，不会轻易显现出来了。而且，走起路来，亭亭玉立的，也和小脚一样，摇摇摆摆的煞是好看。毕竟，不会有人掀起裙子看你的脚有多大吧。
此外，满族女子的高底鞋，还有另外一个“起源说”。据说，满族很早就有“削木为履”的习俗，过去满族女子经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为防虫蛇叮咬，便在鞋底绑缚木块，后来制作的日益精巧，发展成了高底鞋，并且逐渐成为了一款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
不管是哪种解释更符合实际，反正满族女子在衣着旗装时会搭配这种陡然高起来的“寸底鞋”。此外，还有一种更高的“高底鞋”。这种鞋的鞋底中间高出数寸，中间微细，下端作方形，名为“高底鞋”，鞋底中间的木底高跟一般有 5 到 10 厘米高，有的达 14 到 16 厘米，最高的可达 25 厘米。简直就是“小高跷”了，真要穿起来，实在是考验功夫。
高底鞋根据不同的“设计”，木跟的底平面会有不同的形状，所以又有了“马蹄底”或“花盆底”之分，这样的鞋子，更看重“工艺性”，除鞋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经常用刺绣或串珠来装饰木跟不着地的部分。有的在鞋尖处还用丝线编成的穗子来装饰，长可及地。
有一个好处在于，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是很坚固的，常常是因为时间较长，鞋面被穿破了，而鞋底还能保持完好无损，可以循环再利用一次。高底旗鞋一般都是 13 、 14 岁以上的贵族青年女子穿着，就像前面说的，走起路来十分好看。不过，这么高难的走法，估计上了岁数，就是有这个心，怕也没这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