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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经济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分子，对学习哪怕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都没什么兴趣。然而他们在面对一般经济问题，尤其是商业问题时，以及在面对许多围绕所谓“收入分配”的问题时，却会毫不犹豫地发表轻率的声明。例如，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在评论为慈善事业大幅捐赠的许多美国富豪时，就曾这样说道：
人们只记得住那些贪婪的金融家——他们三分之二的人生都在忙于从社会中攫取财富，只在余下的三分之一的人生当中，才来回报社会。
这样一幅生动的图景被精巧的辞令创造出来：诸如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等人从社会中大量攫取财富，社会被这些人的活动搞得越来越穷。然而，斯坦贝克和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却不去费任何周折以证明他们三位以及其他企业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家却是通过降低他们自己产品的价格，使其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然后从显著增加的销量中获取了财富。更低的价格可以让更多普通人能够买得起这些产品，同时也提升了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并且使产品的销售商们通过显著增多的顾客而致富。总而言之，财富创造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通过使他人变穷而使某人自己变富的过程。
无论如何，市场过程的负面形象已经招致了知识分子的此类提法，如“掠夺大亨”、“经济保皇派”等。但知识分子中并没有人去回答以下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当掠夺大亨降低他们自己产品的价格时，他们掠夺的是谁？”或者“赚取财富怎么能够像王室继承财富或权力那样，经常开始于娴静而谦逊的场景之中？”实际上各种企业经常会开始于穷困不堪的情况，就像杰西·潘尼或 F · W ·伍尔沃斯开始时的那种情形。这里的重点并非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充分还是不充分，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被提出，更不用说回答了。社会中的财富被掠夺大亨们攫取的这幅图景，事实上被当作了替代品，它既代替了相关事实，又代替了相关问题。
这并不是说在商业活动中从未有人做过任何错事。公司里的圣洁之人并不比政府部门或者常青藤校园里来得更多。然而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让个人为特定的错误行径承担罪责。商业批评者及其辩护者共同提出的问题是：在广泛层面上为社会经济利益服务的可选择的体制过程的优缺点。在知识分子对市场过程的许多批评中暗含着这一假设：市场过程是零和过程，其中一些人的收获必然意味着另一些人的损失。这一预设很少被知识分子清晰地阐述出来，但若是不存在这个零和过程的预设，那么被知识分子们清晰阐述的许多其他内容，就没有了根基，无从谈起了。
也许最大的经济问题，或者说最常被提及的经济问题，是被称作“收入分配”的这个问题。尽管“收入分配”这个提法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但知识阶层中大多数人关于收入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总是具有更大的误导性。
收入的多样性，一方面能够根据经验来看待，另一方面，或者也能用道德判断来看待它。大多数的当代知识分子往往两者兼顾。但是，为了评估他们所得出结论的有效性，最好还是去分别评估经验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不是抱着理性融会贯通的预期来尝试在这两者之间来回穿梭、寻找答案。
假定能够从人口普查局、国家税务局和很多研究机构及其项目中，获得大量关于收入的统计数据，那么人们就能够做出如此想象：关于收入差异的基本事实，能够为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所完全知晓，尽管他们可能会就这些具体的差异有何可取之处而持有不同观点。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的基本事实都还仍然处于争议之中。并且，那些被断言为事实的、不同数据之间的差异，看来在最低程度上也与收入的差异一样大。在看待当前现实时持有不同构想的人，面对收入差距的幅度，以及面对收入差距久而久之所形成的趋势时，也都持有极为不同的看法，即使不去考虑不同的人可能会如何设想理想未来的因素。
或许对收入的误解最多的是来自于把令人困惑的统计学的分类与肉眼凡胎的人广泛联系在一起。媒体和学术界做出许多声明，声称富人们正在获得更多收入。不仅如此，它们还声称：富人们在总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增长，而在收入金字塔顶层的人和底层的人之间的鸿沟也在不断扩大。但是，这些陈述几乎一成不变地建立于混淆之上，即把统计范畴中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错当成了现实中的人们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宣称“美国的贫富差距增大了”。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新闻周刊》（ Newsweek ） 2007 年的一篇文章中，该文指出，这个时代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的时代，超级富人和一般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加大”。这一主题在其他一些著名媒体如《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和无数电视节目中也经常出现。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尤金·罗宾逊所说，“富人能够比穷人得到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的一位作者同样宣称：“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安德鲁·海克教授在其著作《货币》（ Money ）中说：“尽管所有人都在分享收入的增长，但最富有的 5% 的人比最贫穷的 5% 的人，在收入增长方面高出了 24 倍。如果按他们各自在收入总量中的比例来衡量，那么不仅是最底层的 5% 的人口，甚至是 8% ，其收入比例都在迅速下降。”
尽管这些讨论在提法上都使用了“人”这一措辞，但实际上被引用的经验证据是关于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统计范畴中的东西——其结果与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的情形正好相反，因为大多数人会随着时间由一个范畴转入另一个范畴。就统计范畴而言，那些前 20% 的富有阶层的收入及其在收入总量中的比例，多年来确实都增长了，扩大了最富有的 20% 的人口与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但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财政部多年来跟踪具体个人交给国家税务局的所得税申报表，根据由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人”的概念之下，那些在 1996 年的收入处于底部 20% 的具体纳税者，到 2005 年时其收入增长了 91% ；与此同时，那些在 1996 年其收入处于顶尖 20% 的具体纳税者，到 2005 年其收入仅仅增长了 10% ；并且，那些处于最富有的 5% 和最贫穷的 1% 的人，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却下降了。
尽管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统计数据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同时为真，但让它们能够互相协调兼容的却是这一原因：现实中的人，总会随着时间发展而从一个统计范畴转入另一个统计范畴。当那些纳税者开始处在最低收入阶层时，他们的收入在十年里几乎翻倍，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经济地位上升，并且脱离了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范畴。另一方面，那些收入位居前 1% 的人，当其收入减少四分之一时，他们很可能就此掉出最富有的 1% 的阶层。国家税务局能够通过纳税申报单来追踪具体个人，因为报税单上有能够确定个人身份的社会保险号码。而与国家税务局的统计数据不同，来自人口普查局和许多其他来源的数据，只是记录了统计学上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改变，而不是同样范畴内相同时间里同一个体的改变。
描述“穷人”和“富人”在收入差距上不断扩大的数据大量存在，其中所用的“穷人”和“富人”只是用来描述收入方面的不同，而不是如同日常语言中那样被用来描述财富上的不同，就像“穷”和“富”两个词所意味的那样。正是源自于从收入角度来定义“穷人”和“富人”的表述方式，导致许多媒体也声称“超级富人”和“一般富人”之间存在着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例如《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宣称：“顶级富人甚至把普通富人都甩开了一大截”，这则新闻中把“最高收入的 0.1% ，即全体人口中收入最高的 1 ‰”称作“超级富翁”，并指这些人“甚至把年收入几十万美金的人都甩开很远”。这些表述方式使人再次感到困惑：当人们随着时间的发展从一个统计范畴转入另一个统计范畴时，什么才是统计范畴的历时性变化，什么又是真实的人的历时性变化？
尽管从统计范畴的角度来看，纳税者中这一统计范畴（全体人口中收入最高的那 1 ‰）内的人们的收入增长了，但从现实来看，原本属于这一范畴中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实际上无论在其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上，从 1996 年到 2005 年间其降幅都高达 50% ，那么原本属于这一范畴中的具体个人也就变成了其他范畴中的具体个人。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一半后，掉出原来所属的那一统计范畴，即收入最高的 1 ‰，这一点都不奇怪。在任何时点上，在整个统计范畴的收入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与此范畴内的真实的人在收入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不是同一回事。但是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看来只准备去采用那些符合他们构想的数据。
在知识阶层和媒体的这些统计数据和他们杞人忧天的隐喻背后，其实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事实：大部分人从底层开始他们的事业，最初拿着最微薄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技巧和经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使他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并成功进入了更高的收入阶层。撰写励志著作的作家霍雷肖·阿尔杰，其所讲的故事并不罕见，从穷小子成为大富翁，这只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人的常见模式。 1975 年处在收入最底层 20% 的美国职场人士中，有超过四分之三在 1991 年已经跻身于前 40% 的高收入者行列。在 1991 年，原本处于底层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仅有 5% 的人依旧原地踏步，而这一范畴中的人口竟有 29% 上升到了顶层的五分之一的范畴中。但是，知识阶层的辞令技巧，却将这个不断变动的人群处理成一个静止不变的统计范畴，即一个被称作“穷人”的持久阶层。
在那个被定义为“穷人”的统计范畴中的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持续不变的阶层中的固定成员。同样，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希腊所做的许多研究中，也表现出了在统计范畴内具体的人暂时性地属于该范畴的特征——那些在某个具体时间处于低收入档次上的人，只是暂时性地如此。领着最低薪水的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正处于 16 岁到 24 岁之间；人们当然不可能一直处于 16 到 24 岁，尽管这样一个年龄范畴可以是一直不变的。这些固定不变的范畴，为许多学者提供了符合其先入之见的数据。
只有通过聚焦于收入档次，而不是聚焦于在收入档次之间变动的真实的人，知识阶层才可能创造出一个必须要去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他们制造出一个关于“各种不同阶级”的强大构想，其“不同阶级”中存在着收入上的“差异”和“不平等”，这些阶级是由“社会”中所形成的各种“障碍”引起的。但是成千上万的人随着时间逐渐脱离最底层的 5% ，这导致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学者所假设的“障碍”成为空谈。
知识阶层远远不是运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去清晰区分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区别，反倒是运用他们的辞令技巧，使统计范畴上一段时间内不断变化的数字关系，与现实中的人们在各种范畴之间随着时间不断转移的关系相混淆，因而造就了“穷人”和“富人”这样相对固定的阶层。尽管知识阶层如此混淆统计范畴与真实的人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个人收入的跟踪数据，却讲述了这个与统计范畴所得数据截然相反的情形，即人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从一个范畴转移到另一个范畴。
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令人困惑的关系，会与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困惑纠缠在一起。被称作“富人”或者“超级富翁”的那些人，是被媒体仅仅从收入的角度来加以区分的，而不是从那些人拥有的财富数量的角度来讲的，尽管通常而言成为“富人”就会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 1996 年拥有最高收入的人当中，即那些顶尖 1% 当中的前 1% 的人，到了 2005 年时仅仅只剩 25% 还保留在这个档次”。假如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超级富翁，即他们真正拥有巨大数量的财富的话，那么就很难去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当中的四分之三，在仅仅十年之后便掉出了这一阶层？
一个相关的但又稍微有点不同的情况是：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令人困惑的辩证关系，致使媒体和学术界做出大量类似的宣称：过去几年美国人的收入陷入了停滞，或者宣称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几年仅仅以缓慢的速度增长。比如，从 1967 年到 2005 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货币收入，即实际家庭收入的中间值，仅仅增长了 31% 。并且在这个时间跨度内的任意一个时间段，实际家庭收入方面的增长更少，因此这些时间段被学者们界定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停滞”时期。但与此同时，从 1967 年到 2005 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却增长了 122% 。比翻了一番还要多的收入增长，竟然被称作“停滞”，这便是辞令技巧的众多功绩中的一个。
家庭收入与个人收入二者的增长率趋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原因非常简单：家庭中的户均人口数量，在这些年里一直在减少。例如在 1966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宣称，家庭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得出以下结论：“家庭数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样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许多人更愿意独自居住，他们住在自己单独的居所或公寓里，而不是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也不是搬到某个家庭中成为其室友、房客等等。”不断增长的个人收入使得这种趋势成为可能。
媒体和学术界无视如此明显和寻常的事实，却在持续地、广泛地引用不断下降的家庭收入数据。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人均收入数据却被广泛忽视，全然不顾家庭的规模是变化的，而人均收入却总是不变地指向个人的收入这一事实。知识阶层一直引用的是与他们关于美国的构想更为一致的数据，而被他们一直忽视的数据，则与他们的构想不怎么一致。
正因为家庭数据低估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所以这些数据也夸大了收入不公的程度，因为低收入的家庭一般比高收入的家庭人口少。有 3 900 万人属于收入最低的 20% 的家庭，而有 6 400 万人属于收入最高的 20% 的家庭。这也并不奇怪，比如说低收入的母亲和她的没有父亲的孩子住在一起，低收入的房客会住在廉价旅馆中的单人间或者与别人合租。
即使整个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收入，在那 6 400 万人和那 3 900 万人的家庭平均收入之间，也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仅仅计算有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那么这种差距会更大，即使这些有工作的成年人有着相同的收入。顶层的 5% 的家庭与在底层的 20% 的家庭相比，前一种家庭有着更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和全年性的工作。
许多收入数据在另一种意义上具有误导性，即它们撇开实物偿付不谈，例如不考虑食物救济券和福利性住房等收入形式，而这些实物偿付的价值常常会超过低收入群体所获得的现金收入。例如在 2001 年，底层 20% 的人所获得的经济资源中，可转换为现金或者实物的收入超过了四分之三。
在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不同，影响着道德性问题，正如影响着经验性问题一样。然而，如果考虑的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经济命运，我们就不会受到统计范畴所显示出的命运的惊吓，也就更不会因此而愤怒不已。例如，迈克尔·海灵顿在其畅销书《另一个美国》（ The Other America ）中，夸张地讨论人们的收入数据，并为美国穷人的“痛苦”而叹息，认为美国有成千上万“身心受到摧残”的人，他们构成了“另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美国”；海灵顿认为这些人“陷入了恶性循环”，并且在“身无分文所造成的扭曲的愿望和精神”中遭受煎熬。但是那些带有道德焦虑感的调查数据，无法建立起一个统计范畴中的暂时群体与通过辞令技巧虚构出来的持久阶层之间的联系。
海灵顿所用的这种辞令，可能在美国的某一个时期曾经有过其现实意义。也许这些辞令直到今天，可能也还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但是当前美国的情形却是：即使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下的大部分美国人，也拥有一两代之前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拥有的财富。在 2001 年时，收入在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中，有 75% 的人拥有空调（ 1971 年时全部美国人中仅仅三分之一拥有空调）， 97% 的人拥有彩色电视机（ 1971 年只有不到一半）， 73% 的人拥有微波炉（ 1971 年只有不到 1% ）， 98% 的“穷人”拥有录像机或者 DVD （ 1971 年无人拥有）。另外， 72% 的“穷人”拥有机动车辆。但是，无论这些数据反映出美国底层收入者生活水平方面的多少变化，都改变不了知识阶层所惯用的那些辞令。
许多知识分子的典型思维倾向，都反映在安德鲁·哈克的这本《金钱》（ Money ）中，该书提到每年数万亿美元变成了“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并且说：“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但是这些钱根本就没有被分配。这些钱是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变成了人们的各种收入。
“收入分配”的这一特别提法是有倾向性的。它从半路开始叙事，其中的收入或者财富不知道以何种方式而存在着，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收入或者财富是如何摊派的，或者是像海灵顿教授所说的“分配”。但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人获得收入是因为他们为其他人提供了想要的产品或者服务，即使这些服务仅仅是劳力。每种商品或者服务的接受者，根据他们所确认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付钱；消费者通过在不同的卖家之间进行选择来寻找价格和质量的最佳组合，并对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价格和质量做出判断。
这样一种寻常的、实用的步骤，与知识阶层中某些人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的构想，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那种构想中被注入了太多的道德焦虑。如果真的有业已存在的收入或者财富，其以某种方式形成，比如说天赐，那么当然就会存在社会成员各自应该获得多少分配的道德问题。但财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预先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成千上万的人是由另外成千上万的人根据其产品的客观价值来偿付的，在什么基础上，第三方能够有资格说某商品或某服务被高估或低估了价格，关于这一点根本就不清楚。例如，烹饪技术应该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木匠手艺应该被给予更低的价值，这些很难由第三方来决定。至于是否有任何一种工作，根本就没有得到与其工作付出相称的报酬，这样的问题就更不应由第三方去指出。
许多人愿意为听到帕瓦罗蒂唱歌而付出比听普通人唱歌多 1 000 倍的钱，这并不奇怪。
当人们根据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获得报酬时，一些人能够轻易获得高于其他人 1 000 倍的价值，就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对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更感兴趣。对那些产品或者服务的使用者来说，的确是这样，他们甚至会对不同人的完全相同的产品或服务都给出完全不同的价格。例如，在老虎伍兹因为伤病而退出高尔夫锦标赛的那几个月里，各大电视台的锦标赛观众数量下降到原来的 61% 。这些电视观众数量上的流失，就相当于流失了好几百万美元的广告收入。
一个人生产力的价值是别人的 1 000 倍，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优点是别人的 1 000 倍。生产力和优点是不同的事物。一个人的生产力受到数不清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许多都是处于个人努力之外的，例如天生一副好嗓子就是不受个人努力影响的因素。生长在一个具有特殊价值取向或者生活习惯的家庭中，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或社会环境中，或者仅仅是天生就具有一个正常大脑、而不是在出生过程中遭受大脑损伤等等，仅仅这些方面的区别就能使得一个人的生产能力发生重大不同。
此外，第三方并不能预言一个人的生产力对于另一个人的价值，也很难想象一个人的优点怎么能被另一个“并没有设身处地”之人做出准确的评价呢。一个生活在恶劣家庭条件或者恶劣环境中的人，如果成为一个普通的、正派的并且拥有普通工作技能的修鞋匠，他可能就会被周围的人大加赞赏。但是一个出生在优越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的人，即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脑外科医生，也不一定能够获得比前者更多的赞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人来说，修鞋和治疗脑疾具有同样的价值。
在说到不同的人的优点可能相同时，并不是指其生产力也相同。我们既不能从逻辑上也不能从道德上忽视以下这两种情况在相对紧迫性上的重大差异，即急需修鞋者的紧迫性，与急需脑外科手术治疗的病人的紧迫性。换句话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衡量一位收入获得者的利益相对于另一位收入获得者的利益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忽视与收入获得者相关的大量的其他人——那些人的福祉依赖于这些收入获得者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如果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经济，在其中人们的收入与其生产力相分离，那么这种经济的情形就需要被说明它何以能够如此。但是那将完全不同于知识阶层的这样一种做法：在描述问题时仅仅在辞令技巧的基础上做出这种巨大又根本性的改变，就好像这种改变仅仅是今天的一套“收入分配”的数据相对于明天的另一套替代性“收入分配”数据之间的改变。
至于道德方面的问题，即一群人是否能对其他人的生产力以及最终的收益产生影响，取决于这些人能够控制多少导致不同生产力的因素，说是否能够控制得住那些因素，因为正是那些因素才导致了生产力方面的现实区别。但是，因为并没有人能够控制过去，并且过去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已经沿袭了下来，所以现在所能够做的限制，也只能是由社会对那些被视作道德败坏的行为加以限制而已。至于将群体间在统计学上的不同，机械地归因于社会所创造的“壁垒”，这就更加不合理。壁垒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就像癌症客观存在一样。但是承认癌症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死亡都能机械地归因于癌症，甚至大部分的死亡都未必能够归因于癌症；同样道理，大多数的经济差异也都不能机械地归因于社会“壁垒”。
在环境的限制之下，社会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以拓宽人们能够获得的机会，或者帮助那些因为自身严重缺陷而不能利用已有机会的人。事实上，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早已有人在做那些有益的事情，并且仍然会坚持做下去。美国的慈善事业全球领先，这不仅体现在美国人所捐助的慈善资金数额方面，也体现在美国人将他们的时间贡献于慈善事务方面。但是，仅仅通过这样的假定：一切都还没有做到事情本来应该已经达到的那种完美程度——而无视于那种完美程度所需要的成本和所面临的风险，就能够使得个人和社会都应当受到指责，因为真实的世界还远未达到能够和关于理想社会的某些构想相媲美的程度。真实世界和完美构想之间的差距，并不能自动地归咎于现实世界，正如梦想家并非一定就错了一样。
尽管一段时间内处于收入底层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档次，但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确实会如此。而且，一些特定街区会在好多年里都一直是穷人的居住区，无论此街区中曾经有过多少人随着收入档次的提高，而从这个街区迁出，去了更好的地方。街区内部居民种族成分的彻底转换，仅仅是这种经济变动性的迹象之一。例如纽约的黑人住宅区，曾经就是犹太人的中产阶级社区。
低收入街区往往有它们自己的经济特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那里的商品价格比其他街区更高。知识分子们对于“穷人需要支付更多金钱”的讨论，通常是对一些商家愤怒的控告或者谴责，他们认为这些商家向最缺乏支付力的人收取了高价格。高价格的原因被暗示性地假设为起源于收取高价的商家，尤其是假定了那些商家具有“贪婪”、“种族歧视”等恶意的倾向。但是由谁或者由什么因素传递了低收入街区的高价格，以及由谁或者由什么引发了低收入街区的价格比其他街区更高，这二者之间的情形可能大为不同，但这种可能性却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说被调查了。令人困惑的因果关系传导，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关于“社会问题”讨论的核心。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价格经常传递着一种潜在的事实，而不是价格本身成为那一种事实的起因。
潜在于许多低收入街区的事实还包括：高犯罪率、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暴力现象，以及缺少规模经济的其他先决条件。而在更富裕的街区内，这种先决条件使大型连锁商店能够存在，因为这些商店可以在更高存货周转率的基础上，在较低廉的价格水平上就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但是这种简单枯燥的原因，并不能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一个展示他们特殊才能的机会，也不能给他们提供通过谴责他人而展示自身美德的机会。设想一下，如果位于低收入街区的商店事实上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全国性连锁商店和许多其他商业机构会对这些低收入街区避之唯恐不及。其实正是因为其中更低的投资回报率，使得这些低收入街区缺少在那些更富裕街区里很普遍的商业活动。
为低收入街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潜在成本，被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部分）忽视。相反，对穷人的个人贷款所收取的高利率，却足以引发疯狂的批判，并引发对政府干预的要求，以期停止“剥削性的”和“不道德的”利率。辞令技巧经常被运用于对年利率的描述，但事实上低收入街区的贷款期限往往很短；这些贷款常常都是用来应付紧急情况，因此贷款周期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甚至几天，被借去的钱，也通常只有一两百美元。并且几个星期的期限内，每 100 美元的利息是 15 美元。由此可以计算出， 100 美元的年利息相当于数百美元，这样的统计结果曾经在媒体上和政治上引起过轰动。
这种短期贷款收取这样的利率，其背后的成本原因，却很少被知识阶层或被所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者”以及其他人调查研究；这些人对这种利率收取做出轰动性的反应或者对其谴责，但他们却对这种商业模式知之甚少。在美国的一些州，能够看到政府干预年利率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例如在俄勒冈州，当政府开始实施一个上限为
36%
的年利率限制后，四分之三的“日贷款”业务消失不见了。如果人们肯于审视事实的话，并不难看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后果的原因：当年利率被限制在
36%
以内时，以贷期两周为例，原本每贷出
100
美元所能获取的
15
美元利息，将会降低到不足
1.5
美元，这样低的利息额连贷款程序的成本都不够，更低于贷款业务所可能具有的风险。
至于那些低收入的小额贷款人，据信他们正是道德精英们对利率关怀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道德精英们真要为低收入者着想的话，就必须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权衡：是彻底拒绝低收入者 100 美元的急需贷款，还是同意其以 15 美元的利息为代价来获得满足急用的贷款？为什么低收入者经过权衡就可以自行得出的决策，却应当被法律强行转移，而将这种决策权转交给远远与特定知识和一般情境不相关的第三方？为什么不能让那些对自身情况了如指掌，同时也是被相关政策影响最为深重的人来自行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很少被问及、更无人回答的问题。既然知识分子们自认为知识渊博并且富有同情心，那么他们就应该尽可能不去干涉自己并不懂的事情，因为在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会让那些本来就不太幸运的人反而承受更大的代价。
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谴责日贷款提供者收取了“三位数的年利率，这使人们陷入了绝望”；又说这些提供贷款的商人，是“在资本美德的掩饰下大发其财”。这篇社论认为，政府设定 36% 的年利率上限，对于阻止“日贷款的过分剥削”是必需的。无论《纽约时报》把年利率上限这一措施说得有多么好，但社论并不能回答我们：这一措施是否从穷人们本来极为有限的选择权中，又拿掉了一项。
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合计起来要超过现有的总量，没有这一点的话也就不会有经济学。如果世上的东西并非有限的，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任何东西都取之不尽的伊甸园里，而不是生活于一种资源有限而需求无限的经济环境中。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短缺——无论那一特定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或其他等等，每种经济系统不仅仅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出，就其本质来说，它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防止人们的需求被完全满足。亦即它必须传达短缺感，因为没有这种短缺感也就没有了经济学的关键意义。甚至即便是在一个其本身并没有造成短缺的特定的经济中，也须传达这种短缺感。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通过对资源和产出的竞标来传达内在的短缺感，资源和产出也就必然不能满足所有竞标者的所有需求。这是一个虽然看似细微但却极为明显的因素，但是即便像约翰·杜威教授这样的知名学者也完全误解了它；不仅如此，杜威还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传导了短缺感的经济体系自己创造了这种短缺。杜威将现有的市场经济视作为了商家的“个人利益”而“保持一种人为的短缺”。萧伯纳则认为，“限制产出”是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原则。伯特兰·罗素也把市场经济描绘为这种情形：在其中“财富强盗被允许向这个世界中使用必需资源的人们征收费用”。
根据杜威的说法，要想使“潜在的充裕成为事实”，就需要“调整制度”。但是他显然认为对这种想法的具体阐明并非一种必需，即无需去阐明在现实世界中，有任何哪种可作为替代的经济制度，能够在事实上生产出比杜威所谴责的那种“保持了人为短缺”的制度更大的产量。正如当某人在表达其同侪之中的普遍观点时，如果此观点与知识阶层关于世界的整体构想相一致，那么事实证据的完全缺乏甚至是逻辑步骤的明显缺失，常常也会被知识分子不加追究地予以接受。
同样，一位 21 世纪的历史学家曾经附带性地提到过，“资本主义造就了极端贫困的劳工大众”；他说到这一点时，就像这些内容是一些太过明显而不需要详加阐述的事物那样。在资本主义早期确实有过很多这样极端贫困的劳工，但是历史学家和学者们都没有去详细叙述资本主义如何造就了这些劳工的贫困。假如事实上这些工人在资本主义之前更富有，那么不仅这种事实需要被展现，而且也需要去解释清楚：为什么劳工们放弃了他们之前被假定为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甘愿去资本家那里赚取微薄的薪水？当一些知识分子们做出此种符合其流行构想的断言时，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伴们也很少去对他们的这些断言提出任何挑战。
知识阶层中还有其他许多没有事实根据的经济学常识，其中的一个就是：如果没有政府计划或政府控制的话，经济将会出现混乱。虽然，经过有意控制的过程所创造出来的秩序，可能比不受控制的无数个相互作用所创造的秩序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更为普遍，也不意味着前者更为重要或者结果更令人满意。
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无论混乱还是随机性都不是绝对必然的。在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中，植物和动物都不是随意地或杂乱无章地分布。植物生长在山地上，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别。一些树木大量生长于较低的海拔地区，而另一些树木则生长在更高的海拔地区。超过一定的海拔高度以后就根本没有树木能够在那一地带上生长；而在珠穆朗玛峰上，则没有任何植物能够生存。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植物所做出的任何决定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植物周围的环境变化，比如温度和土壤。因此，这种呈现出来的植物分布的情形，是在某种模式之下被系统性地决定的结果，而不是杂乱无章的混沌现象。
动物的生存也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尽管动物更像人而不是更像植物——它们也拥有想法和意志，但动物的想法和意志并不总是其生存结果中的决定性因素。鱼生活在水中、鸟生活在空中，而不是相反，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它们的选择，尽管存在着它们各自在环境中对其行为的选择。此外，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在竞争中存留下来——那种在环境中的生存竞争淘汰了某些种类的不适当反应，同时又让其他的适当反应得以延续——这些同样不是意志的后果。简单来讲，个体意志和普遍结果之间的系统性因素，限制和决定了什么能够生存，也同时制造出了一种模式，而不是制造出了混乱。
自然环境中的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但是，知识分子们在讨论经济的时候，却很少考虑在个体的、意志的因果关系与约束性的、系统性的因果关系之间的不同，除非他们碰巧是经济学家。实际上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差别已经在经济学家中司空见惯了。这种差别也并不仅仅是观点或者意识形态的问题。系统性的分析在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研究中都很常见，并且在马克思和斯密写作关于经济的著作之前，在 18 世纪的时候就存在过被称为“重农主义”的法国经济学家流派了。
在 18 世纪重农学派学者梅谢尔·德拉·里维耶尔所著的《自然秩序》（ L ’ Ordre Naturel ）一书中，自然和经济中系统性秩序之间的类比已经被提及。重农学派确信：不受控制的经济是一种秩序而非混乱，他们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一词，这个词后来同亚当·斯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后者对其做了更为全面充分的阐发。自由放任出现于人与人之间系统性的竞争与合作之中。
卡尔·马克思对市场竞争结果的态度，当然不会像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那么友善；但此处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也还是从系统互动的角度去分析市场经济，而不是从意志选择的角度去分析，即使当经济精英比如资本家们做出选择的时候，马克思也不用“意志”因素去分析这些选择。马克思说过：“竞争”创造的经济结果是“完全独立于资本家的意志的”。例如，在马克思看来，当一种成本更低的新技术能够让一位资本家降低其价格时，这种技术在与其相竞争的资本家中的扩散就能够迫使这位资本家去降低价格。
经济衰退也被称作经济萧条或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则是马克思的措辞。在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中，马克思同样对系统原因和意志原因做了鲜明对比：
一个完成商品生产的人，并没有出售或者不出售商品的选择权。他必须出售。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中，当市场环境清楚地显示售价低于生产成本、因此他不能出售时，他也必须出售；甚至是在他真正赔本的情况下，他也必须出售。那么，他为了出售而生产，这对他或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益处？具体来说我们所真正关心的是，去发现他的这种良好意图中是否还贯穿有其他什么原因。
马克思无论在其经济理论中还是在其历史理论中，都没有简单地将最终结果当作是个人意志甚至精英意志的贯彻。正如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愿望都会被其他人阻碍，因此最终所出现的那种结果，并不会是任何一个人本来想要的结果。”经济学就是对于这种系统性生成模式的研究。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试图用宪法创立者的经济利益来解释美国宪法，但是这种从个人意志出发来分析问题的方法，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方法，无论比尔德关于历史的理论多么经常地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混淆在一起。马克思将他那个时代与比尔德相似的理论拒斥为“不过是肤浅的逸闻兜售，其将全部重大事件都归因于低劣的原因”。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否同意那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其他方面。问题是在于，很多学者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更不用说曾经尝试过这种分析方法。那些从意志原因来推论的人们认为，互相冲突的个人决定所造成的混乱，就是放弃中央控制经济进程的结果。约翰·杜威说过：“如果遇到社会组织的问题时”，就需要“综合的计划”
。否则的话，就会是“充满灾难、浪费和不幸的体制的延续”。对杜威来说，“凭借才智”，就是对“偶然浮现而出的即兴创作”的替代，也就是对于混乱的替代，也是对那些“对有意识的社会计划抱有敌意”、喜欢“原子式个人主义”的人们的拒斥。
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辞令技巧将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的论点，转化成为仅是一种情绪而已。在这个例子中被转化成的情绪，就是对社会计划所持有的敌意。根据杜威对于他所反对的那些人的描述，这种敌意大概来源于一个过去时代的残留观念，那种观念认为：社会取决于“与任何社会目标都无关的独立个体，其所做出的众多努力促成了计划外的巧合后果”。约翰·杜威说到这些的时候是在 1935 年，这时距离法国重农学派第一次撰写他们的著作——解释竞争性市场如何运作的著作，详细阐述市场如何通过相应于价格变动的供需调整，来调节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重农学派的解释，或者是否同意后来其他经济学家与重农学派相似但更为成熟的解释，只要重农学派的这些解释没有被贬抑到情绪层面而被广泛回避，或者也没有被其他没有论据的论点所代替而得以回避，那么这些解释或论点都应当是被持有不同论点的人们所必须予以回应的。例如牛津大学的教授罗纳德·德沃金，就过于简单地拒斥了一般性系统成因的论点，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德沃金提出：“有些人认为伦理规范和经济处于个人控制之下，因此个人的权利就能够和大众的利益相结合；以这种原则为基础所建立的法律，能够使国家成为没有冲突的乌托邦，在其中人人都能比之前过得更好；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愚蠢的信念而已。”
这再一次说明，辞令技巧将对立论点转变为情绪性或态度性的内容，而不是用逻辑和证据来对其回应。此外，在德沃金教授发表他的这些观点之际，世界上有众多主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有许多其经济形态明显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因此当时经验层面的实证比较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包括由相同的人所构成的国家之间的对比也很容易获得——比如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对比。但是辞令技巧却使得分析论证和经验层面的辩论，都变成了没有必要的事情。
正是经济竞争，迫使无数不同个体去做出和其他人的决定相协调的决策，因为交易条款不得不因供需之间的改变而做出改变，继而又会改变经济活动。这与信念的事情（像德沃金所描述的那样）或意识形态的事情（像杜威所描述的那样）无关，而是和经济知识相关的事情。约翰·杜威也许能够将商业经营描述为对市场的控制，但是那一立场并非左派意识形态所必须内在的立场。卡尔·马克思当然是左派的，但马克思与其他左派人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研究过经济，并且其研究的深入程度堪比其同时代任何从事经济研究的有识之士。
就像卡尔·马克思没有将他所看到的市场经济的有害影响都归因于资本家个人一样，亚当·斯密也没有将他所看到的市场经济的有益影响都归因于资本家个人。斯密对商人的描述与马克思的相关描述一样，都是消极的
，尽管斯密被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根据斯密的说法，在商人努力下所得到的有益的社会效果，并不是“商人意图中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斯密的时代还是在两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都建立在其对稀缺资源分配的系统性影响之上，而这些稀缺资源通过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被运用于其他替代性的用途中。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自由市场经济的结论，这些论点都会是不同意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必然会遭遇到的论点，或者是其必须要加以回避的论点。
与杜威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完全相反，系统性论点并不受“原子式个人主义”观念的任何支配。系统性论点并不是这样的论点：每个人的福利汇总为社会的福利。那种把社会的福利当作每个人福利的简单汇总的论点，是对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因素——系统性互动的忽视。这种忽视既包括对亚当·斯密系统性分析的忽视，也包括对卡尔·马克思或者其他经济学家那些系统性分析的忽视。这里对这些相关论证做出详细阐述已无必要，因为它们已经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过大段的论述。
在这里直接相关的是，那些认为政府计划和政府控制的替代模式就是混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学者，很少会不怕麻烦地去认真对待这些论点，因而也就错误地理解了问题本身，同时又歪曲了那些持有不同观点者的论点。
尽管混乱和计划经常被以二分法来进行描述，但被称为“计划”的，实际却是指由强制性的政府计划对千百万人的个人计划所实施的抑制。而那被称作“混乱”的，则是一种系统性的互动过程，关于这种过程的属性、逻辑和结果，很少被那些反对它们的人研究，但这些人却能够不经检验就提出这样的主张：代理决策制定者的“计划”必然会更好。《新共和》（ New Republic ）的第一任编辑赫伯特·克罗利——此人也是进步时代的主要人物，将托马斯·杰弗逊的受限制的政府的概念概括为“既陈旧又致命的、放任自流的政策”，并将其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策相对比，认为后者的政策是“对国家利益既富于活力又充满智慧的主张”。根据克罗利的说法，人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富于活力的并且眼光敏锐的中央政府”。在克罗利的概念上，程序取决于代理的决策制定者，而不是取决于成千上万的人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并去努力推进其自身的事务。
尽管有着这样的观念——市场经济中的稀缺性是为了利益的缘故而杜撰出来的，但这种稀缺性却处于任何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还是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经济体系，都是如此。假定这种稀缺性在任何系统中都是内在固有的，那么这种稀缺性必然会以某种方式传导给每个人。换句话说，对于任何经济体系来说，生产尽可能多的任何一种物理产品，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那样做的同时就不得不耗费本可以用来制造其他产品的稀缺资源，而其他产品也会内在地少于人们所需求的数量。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市场，通过生活消费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提供生产这些生活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料）之间的价格变动，来调和这些对同样资源相互竞争的需求。对于任何一位生产者来说，这些不断变动的价格促使当资源的价格达到某种程度，即当其他一些竞争性生产者能够使用这些相同资源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并且出更高的价格来竞争这些资源时，再去用这种相同资源进行生产就会变得无利可图。
对个人制造商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个临界值——在这个临界值之外，使用更多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机器等）都将不再有利可图，这一临界值确实限定了制造商所生产数量的限度，即使在制造商自身仍然有能力去生产更多数量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既然是“可获益性”和“不可获益性”传递了这个限度，那么它们就不会是引起这一限度的原因——这一限度要归因于经济系统中固有的资源稀缺性，不论这一经济系统是不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系统。忽视那种限度而去生产更多的特定产品，并不会使经济更加繁荣；相反，过量地生产某一种产品，就会意味着以另一种可能由相同资源生产的产品的短缺为其代价。在苏联国营经济体系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悲惨情形：未售出的产品通常在仓库里堆积如山，而其他一些商品的严重短缺却使得人们不得不去排长队等候购买。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苏联建立的很久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预见到了价格由政府制定而不是由供需决定的经济后果，尽管苏联政府宣称其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当马克思 1847 年的著作《哲学的贫困》（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再版时，马克思在其中否定了政府定价，恩格斯在为其所写的导读中也清晰阐明了这一问题。恩格斯指出，价格波动“迫使个体商品生产者认识到：其所在社会需要什么商品以及需要多少数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生产者就很难得知他应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数量。恩格斯还说道：“我们有什么保证来使每种产品都以其必需的数量生产而不是生产过多；有什么保证来让我们不至于一方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另一方面却渍在甜菜糖堆里，或者因为过量供应的马铃薯酒而醉醺醺，我们也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被滚滚而来的无数裤子纽扣所淹没。”在这一点上，一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另一边是其他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双方仅有的区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过经济学，而其他人通常没有研究过。
经济学上的一种强调意志的观点，使知识阶层能够像政治家和其他人那样将经济学戏剧化，例如用“贪婪”解释高价格，用缺乏“同情”来解释低工资。虽然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构想的内容，但是一种左派的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种认识路径。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我绝不用玫瑰红来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然而，他又补充道：“在让个体为社会关系负责的问题上，我的立场可能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立场，因为个体的社会性存在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尽管个体可以在主观上使自己置身于社会关系之外。”简言之，价格和工资不是由意志所决定，而是被供求关系系统性地决定的。
要理解这一点，与人们是不是左派没有多大关系，而与人们懂不懂经济学关系重大。即使在我们的时代，意志性定价的潜在观念，多年来也导致了对美国石油公司不下 12 次的联邦调查，以此作为人们对汽油短缺或者油价上涨问题的一种反应。这些调查发起后，最终却没有任何一次的调查结果能够发现相关事实，以支持媒体或政治圈里对石油公司铺天盖地的批评。许多人发现他们自己很难相信这一点：消极负面的经济事件并不是某种邪恶行为的后果；即使他们能够接受另一点：积极正面的经济事件只是某种已经发生的“进步”的结果。例如，现在的电脑远远要比早期电脑的质量好，但却因为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使其价格在不断下降。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表征着供给和需求的潜在事实，即反映供给背后的生产成本，以及需求背后数不清的个人偏好和取舍。如果将价格看作仅仅是任意的社会建构的话，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象：现有的价格可以被由政府控制的、反映了政府睿智和高明观念的价格所取代，例如反映了“保障性住房”或“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等观念的价格。价格控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当价格被视为几乎可以任意进行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潜在现实的象征和表现（即政府控制的价格对其很难产生影响力的那种现实）时，在许多国家中都曾出现过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许多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大部分）看来，历史应当能够反映出那些消极后果但却没有反映；但这只是因为知识分子在讨论经济问题时，通常认为没有必要去参阅历史或者参阅任何其他的验证程序，即参阅那些超越了与他们有同样倾向的其他知识分子共识的验证程序。
在市场交易和集体性决策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在市场中，人们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来获得报酬；但那些接受了他们商品或服务的特定人群，也会竭尽所能去寻求可替代的资源，以使他们的成本最小化；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人尽可能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正如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卖出最高的价钱。但是，由第三方实施的集体决策，却允许第三方在自己这方面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偏好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如此一来第三方就成了其他人经济命运的裁决者，但第三方对相应的后果却不负有任何责任。
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一无所知，这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济零和观；在这种零和观念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获得的利益，就正好反映了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相应损失。根据哈罗德·拉斯基的说法，“资本的利润和劳动力的酬劳，在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双方是在分割一个总数，而每一方所希望得到的，都超出另一方所愿意付出的。”这个假设很少被阐述得如此清楚，也许这一假设在大多数人的思想里都没有如此清晰地存在过，尽管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以这种暗含的零和假设为基础的。但是，广泛传播的观念却能够汇聚成那样一种理论，致使人们在制定公共政策甚至在做出司法判决时，都必须选取站在某一方利益的立场之上。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忽略了这一事实：除非双方都发现实施这些交易与不实施这些交易相比更为可取，交易才能得以实施；否则，经济交易将不可能持续发生。
交易的每一方当然都会希望合同条款更多地有利于自己；但是，交易的双方都必须自愿接受一些双方一致同意的条款，否则交易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更不用说持续地进行交易了。现实远远不同于拉斯基所说的那种绝对“不可调和”的情形；真实的情况是，每天都会发生成千上万次这样的调和；若非如此，经济就不能运转。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极大数量的经济性决策和非经济性决策在这两个方面的互相协作，整个社会就没办法运转；尽管事实上并不存在两组完全相同的利益，即使是在同一个家庭内的成员之间，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利益。
与拉斯基以及其他许多持有类似观点的人相反，这样一个给定的、“用来分割的总和”并不存在，就像不存在着天赐甘露一样。恰恰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合作创造了财富，否则财富不会存在。为了创造财富，供需双方从一开始就需要调和好他们相互冲突的需求；如果他们没有做到这种调和，那么双方都会失去财富。从“用来分割的总和”（也就是财富）开始分析，这是荒谬的、实实在在的本末倒置；只有当资本和劳动力已经调和好他们竞争性的要求、并且在合作生产财富的条款上达成一致时，财富才能被创造出来。大多数知识分子会忽略创造财富时所要涉及的前提、动机和限制条件，他们的这一习惯会带来许多影响，例如会导致许多错误结论；即便如此，他们的辞令技巧也会向其他人甚至会向他们自己隐藏这些谬论。
政治家、法官或是其他人的干预，是为了使条款更有利于某一方，例如，最低工资法案或者租金控制。这些干预减少了双方一致同意的条款，减少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的数量，也就同样减少了干预条款所不支持的那一方随后的交易数量。例如，具有丰富的最低工资法律的国家，通常比其他国家有着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长的失业周期；因为雇主们会不情愿给那些缺乏经验、技能低下的工人提供工作机会，这样的工人是典型的最不受重视并且工资最低的人——正是因为最低工资法的限制，使得他们成为价格过高而无人雇用的人。
在有着大量最低工资法律的欧洲国家里，雇主们被强制向工人们提供福利待遇，也被强制雇用 20% 或更多的失业并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工人，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雇主们不得不重新安排他们的生产经营，或许还需花钱添置更多的机器，以安置那些对雇主而言没有多少经济价值的技能低下的工人，这些都会使得雇主们的境况多多少少变得糟糕。但是那些低技能、通常也很年轻的工人，处境也会更糟，因为他们实际上丧失了通过适应和习得技能而成长的机会；相反，如果这些年轻工人能够获得工作经验，他们就能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但在获取工作经验方面的这些损失，就会导致他们更大的损失：既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又挣不到他们本来应该能够挣到的更高工资。
简而言之，“偏袒”的结果总是使双方都变得更糟，即便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但是，偏袒的特别理念，是建立在把经济交易看成是零和事件的基础上的。看待世界时的这种零和构想，是与许多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相一致的：他们对于什么才能促进创造财富或者什么阻碍了创造财富并不感兴趣。全社会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要依赖于创造财富，但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方面却漠不关心；即使财富的创造已经提升了当今美国“穷人”的经济水平，并且他们的这种经济水平是过去时代美国的大多数人所无法企及的程度，而且其他许多国家的人们至今也无法达到这样的经济水平，知识分子也不会对此有多少兴趣。
最低工资法往往减少了雇主对那些其工资最容易受此法影响的人的雇用行为，此类法律反倒使他们的失业率更高。与此完全相同的情形是，租金控制法随后导致了大范围的房屋短缺，比如在以下这些城市中所出现的情形：开罗、墨尔本、河内、巴黎、纽约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其他城市。这里再次说明，试图使交易条款更有利于一方，往往会致使另一方减少交易。尤其是建筑商，他们对租金控制法的反应就是减少建造公寓大楼的数量；在有些地方一年到头都没有任何新公寓楼拔地而起。
房东们或许会继续出租现存的公寓，但他们会削减辅助性的服务，例如，他们会选择不去粉刷房屋、修理设施，也不再提供暖气和热水等，所有这些附属服务都要花费成本。在住房不足的情况下，房东们就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提供这些附属服务以吸引并留住房客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寓大楼得到的维修更少，老化更快甚至损毁；与此同时，又缺乏足够数量的新建楼宇来替代。以开罗为例，房屋短缺的这种情形使得好几个家庭不得不挤住在原本设计为一户居住的居所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法律也使得平均房租更高——由于豪宅被排除在租金控制之外，引得资源转移去建造这类房子，纽约和洛杉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最后的结果就是，房客、房东和开发商的境况都比以前更差，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程度上。房东倒是很少会最后住到拥挤的住房里或是大街上，但开发商就会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开发其他建筑类型上去，诸如仓库、大型商场、写字楼或是豪宅，所有这些建筑类型通常都不受租金控制法的制约。但是再次申明，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偏袒”的法律和政策之下，其结果是各个方面的境况都会变得更糟；这种有所“偏袒”的思维方式，把经济交易当作其好像就是一个零和过程。
没有几位作者会明确主张这种经济方面的零和构想，麻省理工学院的李斯特·梭罗教授就是明确提出这种主张的作者之一，他也正是《零和社会》（ The Zero-Sum Society ）的作者。他在书中提到：在失业问题上美国持续体现出“工业经济最糟糕的记录”。他写道：
在美国过去这 50 年的历史中，缺乏工作机会已经成为和平时代的地方病。回顾以下证据：从 1929 年至 1940 年大萧条时期，从 1941 年至 1945 年的战争时期， 1949 年的衰退，从 1950 年至 1953 年的战争时期， 1954 年、 1957 至 1958 年、 1960 至 1961 年的衰退，从 1965 年至 1973 年的战争时期，从 1969 年至 1970 年的衰退，从 1974 年至 1975 年的严重衰退，另一次衰退可能会发生在 1980 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经济表现。
在梭罗教授的阐述中，一些方面很值得注意。仅仅基于对美国国家范围内的事件的复述，他得出了美国经济记录相对于其他工业国家的记录的全面结论——当我们就事实而论，而不是被其辞令所迷惑时，就会看到，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国际比较”（ a one-n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例如，在其他对美国的失业率和西欧国家的失业率进行了实际比较的研究中，几乎总是显示出：西欧国家比美国有着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长的失业周期。此外，梭罗教授在这一被视为对失业问题的讨论中抛出战争，也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战争导致失业。但事实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不存在失业现象；并且在他所提到的其他战争中，失业率也要比一般时期低。
梭罗教授关于 1980 年会出现衰退的预测后来应验了，尽管这并不算是一个大胆的预测。 1980 年的衰退紧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停滞型通货膨胀”而出现。但梭罗教授的这一观点则被证明是错误的：政府需要实行大规模的干预以降低失业率；用梭罗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政府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这样才会实际能为每个人都提供工作机会”。事实上，里根于 1981 年执政，其政府采用的策略与李斯特·梭罗教授所倡导的方式正好相反；于是，当短暂的衰退期过后，美国保持了长达 20 年的经济增长，这期间失业率和通胀率都保持在很低水平。
梭罗教授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是边缘怪人，他 1980 年第一次出版的《零和社会》于 2001 年再版，封面介绍他“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与管理学教授长达 30 余年”。梭罗教授也是“许多书的作者，包括有三本《纽约时报》所评选的畅销书，他曾以《新闻周刊》特约编辑、《时代》（ Times ）周刊经济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担任过《纽约时报》的编辑部成员”。没有谁能比他更为主流，也没有谁能比他更容易出错。但是他所说的东西，显然得到了知识阶层精英的共鸣，而正是这些精英使得他成为在主流媒体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从过去到现在，在经济领域需要政府积极干预的这一类“药方”，一直萦绕在知识分子们的心中。例如约翰·杜威就对这种思路使用了富于吸引力的表述：“在处理公共事务中的社会化的、组织化的智力”以及“有组织的社会重建”；这些说法委婉地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作为第三方的代理决策者，设法通过政府的力量来使他们自己的偏好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尽管政府经常被那些倡导这种做法的人称作“社会”，但却并没有哪个具体的机构就是“社会”；并且那些被称作“社会”计划的内容，事实上就是要让政府命令凌驾于成千上万人的自我计划、凌驾于这些人之间的相互适应之上。
尽管委婉的措辞能够变幻出各种构想，但是政府并不是大众观点或者卢梭所言之“共同意志”的抽象化身。政府由政治家、官僚和法官组成，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相比那些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人来说，这些政府组成人士中没有谁可以被认为在促进自身利益方面兴趣更少。无论是在政府机构中还是在交易市场中，既没有圣徒也没有从不犯错的人。市场中的决策制定者和政府中的决策制定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受制于连续的和重要的反馈，这些反馈迫使他们去迎合其他人的偏好，也调整他们在购买选择上的意愿；而那些在政治领域中做决策的人，则不会面临这种无法回避的反馈，因此也就没有其他东西来迫使他们去根据人们的愿望和偏好的现实来调整决策。
业务上出现赤字，就会让企业明白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地进行下去。从业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改变他们现在产生赤字的业务。即使从短期来看，这种赤字状况也不可以容忍；而从长期来看它对整个企业来说都将是致命的。简而言之，财务损失不是简单的信息反馈，而是不容忽视、至关重要的反馈，这种反馈并不能运用辞令技巧杜撰出来，更不能够运用辞令技巧将其消除。
然而在政治领域，却只有最迫切的灾难和最吸引人们关注的灾难，对决策者来说才能成为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对选民来说，是如此明显和如此明白无误，以至于它们会毫无疑问地成为政治决策者和选民之间的“连接点”。但是，法律和政策这两者的效果，需要随时间的演变逐渐呈现，尤其是当这些影响可能会在下一届选举之后才逐渐显现；那么如此一来，对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来说，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效果绝对无法与当下紧急的灾难相提并论。此外，在政治中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像经济中的赤字那样具有明白无误的含义。在政治上，无论一项政策最后呈现出多么惨重的损失，如果这个灾难的起因并不被选民理解，那么那些本应为此负责任的官员也许就能逃避任何问责；这些官员当然会去不顾一切地否认自己已经犯下的错误，因为承认错误会危害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
经济决策从直接涉及其中的个人和组织（经常被描绘为集体的以及非个人的“市场”）那里，转移到不需要对错误行为付出代价的第三方。为什么这种转移应当被预期能够为全社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这个问题很少被人问及，更别说有人回答了。人们会有如此期待，是因为辞令技巧已经将这种转移做了修饰性的包装。必定是因为某些说辞以一种笼统的方式说出来时相当动听，例如约翰·杜威所说的“对经济力量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提法；但等到这样的提法被明确解释之后就未必有那么动听了，因为那就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禁止公民之间的自愿交易。
那些生产和销售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正是这些商品和服务构成了现代的生活水平）的大大小小的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知识阶层的攻击目标。在针对企业的各种指控中，最明确的就是指责他们收取了过高的价格，最模糊的则是指责他们没有能够担当起他们的社会责任。
管理
从未经营过任何商业活动的知识分子，却相当自信于这一点：他们知道何时商业经营发生了错误，何时企业的所有者或是经理人获得的薪水过高了。例如，约翰·杜威宣称：“企业家们已经收获了他们全部播种耕耘的成果。”但证据是什么？没有。这是知识阶层中不受任何挑战的诸多断言之一，这个断言与流行构想的亲密关系和一致性，成为了对证据证明或理论分析的替代。
商业经营的轻松简单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认识，这个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爱德华·贝拉米的《回溯过去》（ Looking Backward ）。列宁说过，商业经营“极其简单，任何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那些主管企业的人们不需要被给予比普通工人更高的报酬。然而，仅仅在列宁掌权三年之后，他的后资本主义就遇到了问题，用他自己后来的说法就是：“废墟、饥饿和毁灭。”他推翻了自己从前的观点，并在 1920 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关于公司管理的观点大多充斥着纯粹无知的心态，充斥着不专业的想法。”列宁不仅在语言上，也在行动上推翻了他自己之前的观点，并提出了他的新经济政策，让市场有了更多的运转空间，苏联经济由此开始复苏。
简言之，商业经营是多么简单容易的理论，在第一次面临挑战时就灾难性地失败了。 20 世纪的后来阶段，这个理论在世界其他国家也陆续失败。这些失败甚至让那些最为信奉共产主义和最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也都在 20 世纪末开始放开市场。通常这种举措都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例如在中国和印度所发生的情形。
当知识分子们评判那些企业经营者时，许多人总是用那些远离企业运营、没有任何相关性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当他们在做出这样的评判时，有时是含蓄的，有时则是明确的。例如西奥多·罗斯福说过：“和富人们谈话总让我感到厌倦。你希望一个百万富翁或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是一个值得倾听的人，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对自己企业经营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
西奥多·罗斯福当然不是这样的人。除了具有作为政治家而在城市、州、全国以至国际层次的管理经验之外，他不仅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还凭借自己的本事成为了一名学者。数十年来，在大西洋两岸的许多海军学院里，罗斯福所写的 1812 年海战史方面的著作都是海军学院学生们的必读书。作为 15 本书的作者，西奥多·罗斯福正是本书所定义的一位知识分子，在许多年里都是如此；尤其是在罗斯福任市政官员和任州政府官员的那些年里，当其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时，当其投资到美国西部边界的经营不断亏损时，在那些年里他就是靠写作来谋生的。
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中这样评价他：“美国极少有人能够达到他的知识宽度。”如果有任何商业领袖多少能和罗斯福进行比较的话，确实极少有人能够达到他的知识视野和知识掌握的深度。这些商业领袖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比得上罗斯福。在许多领域，有时倒会是偏执的专家才最有可能取得非凡的成就。没有人会期望贝比·鲁斯（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或鲍比·菲舍尔（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人；如果有人这样期望过，也必定会非常失望。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评判非知识分子领域的人，几乎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这些人配不上他们所受到的褒奖；但其实只有在将非智力成就机械地看作比智力成就具有更少价值时，这样的评判才会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虽然很少会有人明确地坚持非智力成就比智力成就价值更少这一前提，但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指出的，结论并不总是遵循其前提而继续，虽然那个前提正是它的基础。
知识阶层中的另一个常识性错误是：考虑到企业家商业决策的广泛影响力，个体商业企业家应当或者也能够拥有“社会责任感”。这个观点最早可以追溯至伍德罗·威尔逊，他是另一位符合本书定义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在进入政坛之前有着长期的学术生涯：
我们不担心那些有着合法事业追求的人，如果他们的这些事业处处联系着社会整体利益的话。如果某人能够做到只为一个阶层的利益而从事经营的话，那么几乎就没有人能够从事合法的商业经营——因为所有的合法经营都会与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所联系。
换句话说，一个卫生洁具的制造商生产了高质量的龙头、管子、浴缸，然后以客观合理的价格将其销售，但如果这个企业家没有去扮演哲学王的角色，也就是没有去尝试决定这个经营活动会怎样影响“社会利益”的话，那他的这些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是考虑不周的——无论那种“社会利益”的模糊观念可能会被做出何种假设。这是个惊人的要求，商界、学术界、政界或其他领域中都极少有人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约翰·杜威也同样哀叹，工人们和他们的雇主一样，“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结果和意义缺乏一种社会视野”。知识分子们可能会选择去想象：什么是他们自己行动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即在他们的专业内部和外部这两个领域中的社会影响。然而，即使知识分子去努力想象，但当他们出错时，他们几乎得不到重要反馈，或者只能得到很少的重要反馈，来提示他们的想象有多么错误或者是错了有多久。企业的所有者和工人们，通常都会避免去承担如此宏大的任务，这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局限性有着更为现实主义的评价。
知识分子中的辞令技巧有许多迹象可查，其中之一就是将言词重新包装，来表达与原始意思不同的甚至正好相反的意思。“自由”和“权力”，是这些再包装词汇中最普遍的两个。自由的本意是不受他人的限制，权力的本意则是限制其他人选择的能力。知识分子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有时对这两个词进行再包装，之后这些词语的意思就会变得是非颠倒了。这样一来，那些靠在数量上（通过提供较低的价格）或是在质量上（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来扩大公众选择的商业企业，只要其经营行动导致了相当大比例的消费者选择他们的产品，而不是选择其他企业的竞争性产品，就会被称为“控制”了市场。
换句话说，当消费者认为特定品牌的产品比其竞争品牌更便宜或是更好时，第三方就会自觉地去将那些生产特定品牌的企业描述为已经施加了“权力”或者“控制”。如果，在某个特定时间段里，四分之三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艾克美（ Acme ）品牌的产品而不是其他品牌，艾克美公司就会被说成是“控制”了四分之三的市场，尽管实际上是消费者控制了 100% 的市场。因为事实上，如果哪天其他公司推出了更好的产品，那么消费者在第二天就会转向其他品牌的产品；而一旦某种新产品的推出使得这种相关产品处于技术上被淘汰的境地，那么消费者更是会完全停止购买这些产品。
有许多曾被认为“控制”了大部分市场的公司，不但已经丢失了它们的市场份额，而且几年之内就在那据称是由它们所主导的市场中走向了破产。例如，史密斯·科罗娜公司（ Smith Corona ）在 1989 年占据了美国打字机和文字处理机销售总量中的一半；但是仅仅 6 年之后，该公司就申请了破产，因为个人电脑的普及取代了打字机和文字处理机。然而，对销售统计事后的辞令包装，却成为事先市场“控制”的证明，这种情形相当普遍，不仅出现在知识阶层的文章中，甚至出现在反垄断案件的法庭上。即使在打字机和文字处理机盛行时，史密斯·科罗娜公司什么也没能控制住——每位消费者都能够自由地购买其他品牌的打字机或文字处理机，或者克制住他们的购买欲望而选择不去购买。
用辞令将消费者的自行选择包装成为一种商业上的“控制”，这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极少有人意识到有必要去做任何思考他们所使用词汇意义的事情，因为正是这些词汇将事后的统计转换成了事前的状况——企业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它们“控制”了市场。通过这种言辞，辞令技巧为以下说辞大开方便之门：为了保护公众，政府需要施加“抗衡力量”，这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措辞。尽管两种权力在辞令上有一点点相似之处，但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却是完全不同的；政府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因为个体并没有权力去选择是否遵守政府的法律和法规；反之，消费者可以自由地选购商品，可以完全无视那些世界上最大的、因而可能最有“权力”的公司的产品。沃尔玛尽管是世界最大的零售商，但对于那些从不踏入沃尔玛超市半步的人们，沃尔玛公司也束手无策。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早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 American Capitalism ：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此书中宣称：“市场一边的力量，制造了来自另一方对其实施一种抗衡力量的需求，也制造了另一方实施这种抗衡力量之后的回报前景。”如此，根据加尔布雷斯教授的说法，大型公司的崛起使公司对它们的雇员有了一种压迫性力量，这导致了用于雇员自我保护的工会得以创建。但历史的事实是，美国的工会并非开始于规模很大、生产量也很大的行业中，而是开始于许多较小的行业中，例如建筑、运输和煤矿开采等行业，并且这些行业中的工会都比钢铁或汽车等大型行业中的工会成立得更早。
但是，无论工会力量的起源是什么，加尔布雷斯认为最重要的抗衡力量就是政府的抗衡力量。这既体现在支持私人抗衡力量的法案上，如 1935 年颁布的《国家劳工关系法》（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也体现在帮助煤炭生产者及帮助其他据称受到大企业“权力”压迫的小生产者的立法上。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府抗衡力量“在现代经济中实现了一种有价值的，实际上也必不可少的调节功能”。但是，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关键性地取决于对“权力”一词的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将权力的对立面包括了进去，例如消费者扩大了的选择权，而它正是企业为了增加销售所努力赋予消费者的权利。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也许是最杰出的，当然也是意志定价理论的支持者中最具辞令天赋的人之一。根据加尔布雷斯教授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特定行业的产量会趋于集中到少数生产者手里，这些生产者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使得不具备同样经验的一家新公司，要想进入这个行业并与现任行业中的领头企业展开有效竞争，会变得极为困难。因此，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点，“卖方已经获得定价权”，这种定价权“由一些大型公司心照不宣地管理着”。实际上，如果买方极多地从某个特定卖方购买产品，那么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只能是这个卖家给予了更低的价格。在加尔布雷斯将权力重新定义为销售的集中，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利润及规模的集中后，他就能够把卖方的那种“权力”刻画为一种原因，即卖方目前能把价格设定为不同于（无保留地说就是高于）竞争市场中的价格的原因。
在加尔布雷斯的这一模式中，“人们头脑中公司的规模大小再次成为人们对其行使权力的一种粗略指标”。但无论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地貌似正确，加尔布雷斯却没有在实证验证方面去冒多大风险。加尔布雷斯和其他许多人关于大企业的“权力”的讨论，其中透露出的暗示就是：越来越大的企业，其成长就意味着其涨价“权力”的增长。这个暗示完全不同于已证明的事实或者可验证的假说，但它却早在加尔布雷斯时代之前很久，就成为了知识阶层当中的一个主要话题；这个暗示与其他试图牵制大企业“权力”的努力一起，共同为 1890 年《谢尔曼反垄断法》（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 ）的出台提供了巨大动力。
实际上，导致《谢尔曼反垄断法》出台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垄断者强制涨价的时代，尽管它是一个各行业的企业规模逐渐扩大的时代——这一时代企业规模的扩大，通常是众多小企业通过联合而成为企业巨头。这个时代远非一个提高价格的时代，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由较大企业主导降价的时代。这些更大的企业，其规模带来了规模经济效益，这意味着更低的生产成本，也保证了它们能够在低价格中仍然获利，低价格也由此扩大了它们的销售。在 1860 年，原油的售价为每桶 12 至 16 美元，而在 1879 年至 1900 年间，每年的售价为每桶平均不足 1 美元。铁路运输的成本在 1887 年时已经跌至 1873 年时同一成本的 54% 。钢轨的价格则由 1880 年的 68 美元跌至 1890 年的 32 美元。糖、铅和锌的价格在这个时期也都下降了。
亨利·福特开创了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其公司的一些员工拿着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工资，而这是在汽车行业组建工会之前几十年就已发生的事情。亨利·福特公司也开发了当时价格最低的汽车，最著名的就是传奇般的 T 型车，正是这款车才使得汽车不再是一种专属于富人的奢侈品。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并不能战胜进步时代知识阶层的构想，其中就有西奥多·罗斯福。他的政府提起了针对一些最大的降低价格的公司的反垄断起诉，这其中包括标准石油公司和北方铁路公司。用西奥多·罗斯福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寻找权力以“控制和管理所有大企业”；他宣称，“在所有暴政形式中最不起眼、最粗野的形式，就是纯粹的财富暴政，即由财阀统治的暴政。”
按照西奥多·罗斯福的说法，毫无疑问这是真实的情形：标准石油公司“以商业对手为代价”，为其所有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值得怀疑的是：那些以更低价格购买原油的消费者，是否觉得他们自身就是暴政专制的受害者？在进步时代比较流行的揭发丑闻的著作之一，是由艾达·塔贝尔撰写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这本书中提到，在洛克菲勒“应该比较满意”的众多事情中，有一件就是在 1870 年他实现了财源滚滚；这暗示着在洛克菲勒不断扩大标准石油公司的规模和盈利的努力背后，正是他的贪婪。
然而，一个世纪之后的一项研究却指出：“人们在阅读《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时，也许从来不会知道那时的油价实际上是下跌的。”油价下降的事实，早已从完整的故事中被过滤掉了。洛克菲勒对更多财富的追求，是否实际上使得消费大众的境况更糟？关于这一问题却很少被提及。对于像洛克菲勒这样一个将高效率引入原油的生产和销售中的人来说，假设他提早结束职业生涯，因而在缺乏他的有效努力之下导致原油成本以及相应的价格上涨，这样的结果是否就能使得消费者的境况变得更好？这是一个没有人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回答了。
针对标准石油公司最普遍的抱怨之一，是它使得铁路公司不能够像对其他竞争性的石油公司那样对其收取高额的运油费用。这样一种不平等，对那些在抽象的世界中以一种抽象人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极难容忍的事情。那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完全忽略了使得标准石油公司与众不同的特点，而那些特点却正是为什么约翰·洛克菲勒能在这个行业中不断积累财富而其他许多人却走向破产的原因。标准石油公司的油罐车运输比其他公司桶装运输更为便捷。然而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一位对经济学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不懂的人（他在一项商业风险投资中损失了他所获得的大部分遗产），却会站出来说：标准石油公司所得到的这种运费上的折扣是歧视性的，“无论什么方式或什么形式的折扣”，都应当被禁止。约翰·谢尔曼议员，《谢尔曼反垄断法》的起草者，也引入立法禁止铁路方面实行差别性的运费，这一法案明显保护了炼油厂仍然用桶装方式运输原油的陈旧做法。
在其竞争企业定价更高的时候，那些定价较低的企业通常会亏损。但极为显而易见的是，不仅针对 20 世纪早期的标准石油公司，而且针对之后其他行业中的许多降价企业，从较早的 A &P 杂货连锁公司到如今的微软公司，来自知识阶层的强烈抗议、由政客们推进的立法以及由法官们在法庭上做出的不利判决、攻诘在多年里从未停止过。
简言之，将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的销售规模，在辞令上转换为企业对“权力”的行使，这种由知识阶层所杜撰出来的“企业权力”，已经被更多政府的权力阻止，并且超出了一般知识的影响。这导致了许多惩罚价格更低的企业的法律、政策的出台和法院判决，而这些都是在保护消费者的名义下实施的。
作为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一种结果，这种局面已然形成：即使某个特定企业成为某个特定国家的某种特定产品的唯一生产商，但如果生产同样产品的外国厂商也能与之竞争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产品，那么这家企业在其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垄断地位，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伊士曼·柯达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唯一的胶卷生产巨头，但全美范围内的照相用品商店里，同时也在销售日本（富士牌）胶卷，有时也会出售英国（伊福德牌）和其他国家生产的胶卷。除此以外，伊士曼·柯达还要面对数码相机的竞争，这种新式相机主要由海外生产。简言之，柯达要想在不损失销量的同时提高胶卷价格，这种可能性被它的替代品限制住了。伊士曼·柯达虽然是一家庞大的企业，但面对这一事实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能力，当然，这在知识阶层的构想和说辞中并非如此。
仅仅是在消费者更多地购买了某企业的产品后，就在辞令上将这家企业的经营硬是描述为其在行使“权力”，这种做法已经被用来为其他人对那些经营商业的人的权利所实施的剥夺进行辩护。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这种态度甚至扩展到了相同程度：在对企业提出的反垄断诉讼和民事权利诉讼中，将反驳指控的举证责任转移到了企业头上。一种多少有些相同的心态，在《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杂志所提的一个问题中表现了出来：“为什么企业能被允许通过向海外转移经营来避税和解雇员工？”在自由的国家里，人们有权利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重新安置企业的所在地，没有谁的这种权利会被当作是需要特殊理由的事情。事实上，违犯移民法而迁移到其他国家的工人，倒是经常会得到那些把企业的合法迁移视为错误的人们的辩护。
没有什么事件能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那样，在奠定“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念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那些令人痛心的事实讲述了一个有历史影响的悲剧故事：全美产量在 1929 年至 1933 年间下降了三分之一，成百上千的银行倒闭，失业率最高时达到 25% ，企业在总体上连续两年多持续亏损。在这次经济大萧条之前，从没有哪一任总统尝试过通过联邦政府的干预来结束经济萧条。
在这次大萧条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系统，它的失败被许多人所看到，这种失败也就成为寻找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的充分理由：要么去寻求共产主义，要么去寻求法西斯主义，要么去寻求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新政。无论特定个体会支持哪种选择方案，那时及后来的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是： 1929 年股票市场的崩盘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失败，而这次股市崩盘也引发了 20 世纪 30 年代里一直持续的高失业率。考虑到那个时代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即股票市场的崩盘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广泛干预，那么这两个方面中的哪一个，更应该为悲惨的经济状况负责？这一点并不能立即显现出来。在设法找出 30 年代高失业率的真正缘由方面，知识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尽管没有做什么努力，但是这样一种结论却早已成为知识阶层中的定论：市场是导致萧条及高失业率的原因，而政府干预则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当年，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失业率上升。 1929 年 10 月，股市崩盘以后，在随后的 12 个月中从未有过哪个月的失业率高过 10% 。但在政府对经济实施干预后，在随后连续 35 个月的漫长时段内，竟没有哪个月的失业率降至 20% 以下。简言之，尽管股票市场的崩盘已经被看作是“问题”所在，而政府干预也被看作是“解决之道”；但事实却是，紧随经济问题之后出现的失业率，还不到紧随政治解决方案出台后的失业率的一半。
直到今天，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之间还能够达成一致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共同认为联邦储备系统在大萧条期间的处置并不恰当。在回顾那段时期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运作美联储的人是“无能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也认为美联储的官员们显示出“令人惊讶的无能”。例如，伴随着大规模的银行倒闭风潮，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下降了三分之一，而那时美联储却提高了利率，这造成了进一步的通胀压力。
为了设法拯救美国的就业机会，美国在那一时期，对那些与美国自己制造的商品形成竞争的进口商品实施了限制；国会也在 1930 年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Smoot-Hawley Tariffs ），该法案设置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关税——尽管有 1 000 多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了公开呼吁书，他们也对种种后果提出了预警。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警告的那样，其他国家迅速实施了报复，这急剧地减少了美国的出口，也减少了依靠这些出口企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其结果就是美国的失业率上升了而非下降了。伴随着这些关税的实施，失业率的增长远比股市崩盘后失业率的增长更为剧烈。 1930 年 6 月——股市崩盘后的第 8 个月，当时失业率为 6.3%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那个时候出台了。一年之后，失业率达到了 15% ；又过了一年后，失业率更是达到了 25.8% 。
所有这些失业现象可以不归咎于关税，但是问题的重点在于：关税的设置正是为了减少失业，但却没有带来相应效应。《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出台的几个月里，失业率已经在总体上趋于下降，但仅仅在新关税法案获得通过后的第五个月里，趋势就逆转了。一待失业率在
1930
年
11
月上升至两位数后，像
6.3%
那样低的失业率在剩余的十年里就再也看不到了。在赫伯特·胡佛执政期间出台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仅仅是
30
年代大规模政府干预政策中的第一个，其后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出的众多干预措施。
很少有经验证据表明这些干预有助于经济；相反，却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干预让情况变得更糟。
国会也通过了各种法律，例如对高收入人群的税率不仅在胡佛执政期间实行双倍征收，并且这一税率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被提到更高程度。胡佛总统力劝商界领袖在大萧条期间不要降低工人们的工资，然而经济流通中大量减少的货币供应，对于雇主来说已经使先前全职工作的工资标准变成了支付不起的高工资。胡佛和他的继任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都极力阻止价格下跌，不论是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农产品的价格，因为他们认定这样做就能够阻止购买力的下降。然而，购买力不仅仅取决于价格的高低，而且取决于在这些价格之下实际所能达成的成交量。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下降，无论是之前劳动力就业的工资价格，还是之前农业、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都开始无法继续维持过去的水平之上了。
胡佛和罗斯福两人看起来都没有能够理解这一点，也没有去长远地考虑这一点。但是，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 1934 年时指明了这一点。李普曼说：“在萧条期间，人们不能以萧条前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或服务。如果他们坚持以萧条前的价格出售商品，那么他们就卖不掉自己的商品；如果他们坚持要得到萧条前的工资水平，那么他们就会找不到工作。”
总体而言，美联储、国会和两位总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与其初衷适得其反。考虑到在政府政策方面有着这些多重失败，那么“正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了它的失败”这一点就绝对不是那么明白无误的。当然人们不可能让 1929 年的股市崩盘重演并且试验一下让联邦政府不去干预，以看看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调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与这样一个想象中的试验最为接近的，是 1987 年的股市风暴，在规模上它与 1929 年的股市崩溃相同，但是持续时间却不同。里根政府对 1987 年股市中所发生的状况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尽管媒体对政府的不作为极为愤慨。
“怎样做才能唤醒白宫？”《纽约时报》这样问道，并且在报道中宣称：“总统放弃了他的领导责任，这会招致灾难。”《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瑞说道，里根总统对国家“当前的伤痛和困难……表现得异常冷漠”。伦敦《金融时报》说道，里根总统“似乎缺乏处理逆境的能力”，并且“看起来没有人在为其负责”。卡特政府的一位前官员，批评里根总统在 1987 年股市风暴之后的“沉默和迟钝”，并且很不恰当地将里根总统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做比较，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个人风格和大胆命令”如果能够发挥在当前的危机中，“会是一剂良药”。
这其中最为讽刺之处在于，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经济生活中连续 7 年保持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相反，里根总统面对股市风暴时选择了让市场自行恢复的对应政策，不仅没有导致另一次大萧条，反而带来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失业率较低、通胀率也较低的最长时期之一，这一时期长达 20 年。
正如许多其他的不合于流行构想的事实一样，上述这些事实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受到什么关注。每届政府在面对经济危机采取措施或不采取措施，其中的智慧或效率也许是可以拿来讨论的；尽管如此，经济学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却很少会有开展这种讨论的意识。重量级的历史学家如小亚瑟·施莱辛格和亨利·斯蒂尔·柯梅杰，他们所写的大萧条历史，把罗斯福塑造成了拯救危机的英雄，尽管施莱辛格也承认他本人“对经济并不是很感兴趣”。尽管如此，施莱辛格却仍然愿意对罗斯福的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做出那种历史性的评论。此外，施莱辛格教授绝不是知识分子中如此行事的特例，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都是不去了解经济就能得出关于经济问题的轻率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