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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力，并不就是智慧。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描述哈莉特·泰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朋友，后来成为密尔的妻子）的思想时所说，会有这样一种智力存在，即一种“不明智的智力”。纯粹的脑力就是智力，它是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但智力也可能会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在考虑进去所有相关因素后，包括那些被机巧的智力建构排除掉的因素后，人们可能就会发现这一点。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即它是对于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概念所展开的智力上技艺精湛的鸿篇伟制。具体而言，《资本论》所呈现的错误观念就是：“劳动”（即对原材料的物理处理）和生产工具，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如果马克思的这一观念为真，那么拥有众多劳动力和很少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将会比拥有很少劳动力和很多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更为繁荣；但显而易见，实际上的情形却是截然相反。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约翰·罗尔斯精致而复杂的著作《正义论》中，在其中，正义成为了一种毫无疑问要比其他任何社会考量都更为重要的东西。但是显然，如果任意两种东西有丝毫价值，那么一种东西不可能绝对性地比另一种东西更有价值。一枚钻石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枚硬币，但是足够多的硬币，其价值将远远超过任何钻石。
理解和运用复杂理念的能力足以用来定义智力，但是不足以涵盖才智。才智还包括：在选择相关解释因素时、在为任何新出现的理论确立实证检验时的严谨判断，以及这种严谨判断与智力的结合。才智减去判断就是智力。智慧，则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它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智慧是对这一古老箴言的全面实现：“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智慧需要一种自律，也需要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解，其中包括对个人经历和理性本身之限制的理解。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但是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
乔治·奥维尔曾经说过：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在这方面，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 20 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在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所指的是哪些人。本书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等。
尽管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也需要经历严苛的脑力训练，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另外，事实上也没有人把那些最聪明、最成功的金融奇才当作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这种处理并不是对理念的个人性运用，比如像工程师运用复杂科学原理来建造高楼大厦或建造机械装置那样的个人运用。一个其工作可以被类比为“社会工程”的政策专家，很少会亲自监管他自己首创或倡导的计划。监管和执行的任务，留给了官僚、政治家、社会工作者、警察或者其他任何可能直接负责完成政策专家之理念的人们。这些政策专家的工作也许可以贴上“应用社会科学”这一类的标签，但是政策专家的工作从本质上看，其对普遍理念的运用仅仅是要产生出关于社会政策的更具体的理念，而那些具体理念的付诸实施则交由其他人来完成。
政策专家的工作并不是亲自执行这些具体想法，就像医生把医学应用到某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或者像工程师穿着长筒靴站在大楼或者桥梁的施工工地上那样。知识分子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所构成的。
乔纳斯·索尔克的成品是一种疫苗，就如比尔·盖茨的成品是计算机操作系统。尽管在这些成就或其他成就中也包含着脑力、洞察力和天赋，但这些人并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承受的。亚当·斯密从未经营过商业，卡尔·马克思也从未管理过古拉格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是知识分子。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
学术世界的典型知识分子，举例来说，指的是身处那些被理念所渗透的领域中的人们。当我们想到学术知识分子的时候，通常不会想到大学的商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或者体育部门的人们。此外，学术知识分子中的流行意识形态和态度，通常在象牙塔中的这些具体院系中最为少见。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发现社会学系比医学院更加一边倒地在政治上左倾，心理学系一般比工程学院更加左倾，英语系一般比经济系更加左倾，等等。
“伪知识分子”（ pseudo-intellectual ）一词，有时被用于形容知识分子这种职业里才智平平或者知识不那么渊博的人。但正如无论我们有多么失望，一个坏警官终究也还是一个警官那样，一位肤浅、糊涂或者不诚实的知识分子，终究还是这种职业中的成员，并且也还很有可能会被当成该职业中的典范。一旦我们明确了这一点：当我们说到知识分子时，我们所谈论的是对一种职业种类的描述，而不是对此职业中的人们所给予的尊称或所赋予的一种定性的标签。对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这样一种职业性的界定后，我们就可以审视这种职业的特征，了解这种职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激励及限制因素，以便看清楚知识分子的那些职业特征是如何与他们的那种行为方式相互关联的。而我们想要最终探究清楚的最重大问题则是：知识阶层的行为，如何影响着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
某位知识分子的影响，或者一般而言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并不依赖于他们作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public intellectual ）的影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那些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力的人。一般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知识分子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受制于一般而言的其他知识分子的想法。 20 世纪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一些书籍，出自 19 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手；一般大众中很少有人读这些书，能理解的人更是少数。虽然这两位作者其著作中错综复杂的分析并没有太多影响力，但与之很不相同的是，这两位作者的结论却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数量极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传播而影响了普通大众。这些著作的显赫声名，为其众多追随者们增加了影响力、提供了自信，虽然许多追随者本人并不精通这些著作，甚至也没有努力去理解过这些著作。
即使普通大众很少知道其大名的某些知识分子，也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鲜为人知，甚至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圈子里也很少有人阅读，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但这些著作开启了知识分子的“反革命浪潮”
；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加入了这一浪潮；并且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各自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政，这一浪潮达到了其政治上的顶峰。虽然其著作鲜为人知，但哈耶克却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这些人继而让哈耶克的理念成为广泛讨论的主题，也成为制定政府政策时的影响因素。哈耶克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典范；正如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说：哈耶克作为一位思想家，就是“其死后或者其被遗忘一百年之后，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们，也还会被其思想中的态度所影响”。
在理念生产者们多多少少有些固定化了的核心知识分子的周围，还围绕着许多被知识分子理念光辉所映照的外围人士，他们的角色是使用和传播这些理念。这些人包括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法官秘书，以及其他将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建立在知识分子理念基础之上的人们。新闻记者在其作为社论作者或专栏作家的角色当中，既是知识分子理念的消费者，又是他们自己理念的生产者，因而可以在这些角色中被视作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既然只要其终端产品是理念的人就被界定为知识分子，那么原创性就不是知识分子定义中最本质的成分。但在新闻记者担任报道者角色时，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报道的是事实；然而就这些事实是按照知识分子中的主流观念而有所筛选、并且被有倾向性地加以报道而言，这些报道者也成为知识分子周围地带人士中的一部分。他们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这个阶层包括但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也属于知识阶层：他们的职业不太受知识分子理念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有个人兴趣来跟进那些理念的最新发展，以便能在社交场合的讨论中援引这些理念；这些人乐于被其他人视为知识阶层的成员。
知识分子可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其声名显赫还是不为人所知时。因此这一点就显得非常关键：尽力去理解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以及尽力理解对他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的那些激励和限制因素。
观念当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财富。观念的复杂度、难度和质量水平，也并非决定观念生产者是否可以被看作知识分子的关键因素。工程师、金融专家同样也在处理复杂的观念，与社会学家或者英语教授是一样的。然而谈及知识分子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社会学家和英语教授这些人。再有，最能展现出跟知识分子相关联的态度、信念和行为的人，正是社会学家和英语教授。
对工程师和金融家进行评判的标准，是一种外部标准，这种标准存在于理念王国和这些职业共同体的控制之外。因此，工程师所建造的桥梁或建筑物的倒塌，意味着一位工程师的事业被摧毁；金融家一经破产，其事业也同样被摧毁。无论当初他们的观念在其伙伴眼中看来是多么合理或多么令人钦佩，但事实才能决定一切——布丁好不好吃的证据，最终要在品尝时才能得出。对于工程师和金融家来说，他们的失败可能会被牢牢记入他们各自的业绩记录中，他们在其专业领域中的声誉也会下降；但那只是他们失败的效应，而不是他们失败的原因。相反，在工程师和金融家的领域，有一些人持有在其同事们看来没有多大前途的观念，但如果这一观念在实践中取得非常显著的成功，它就能被这一领域的人普遍接受。这一点在科学家那里以及在体育教练那里都是完全相同的。但与工程师和金融家所在的领域极为不同的是，对于一位解构主义者观念的最终检验，却是其他解构主义者是否认为这些观念有意思、有原创性、有说服力，以及是否论证很精致或很巧妙。对类似解构主义这样的观念，并不存在任何来自外部的检验。
简单说来，在所有从事有相当脑力要求的职业的人中，有一个明显的断层线区分出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最可能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另一类是往往不倾向于成为其观念最终受内外部标准检验的人，而是选择成为在其中加以折中的人。在知识分子中关于推崇或拒斥的那些特别的言辞，反映出在那些推崇或拒斥之中并不包含什么经验的标准。那些“复杂的”、“激动人心的”、“创新的”、“精微细致的”或者“进步的”观念容易受到推崇；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观念则被拒斥为“过分简单化的”、“过时的”或者“反动的”。但与知识分子圈中的这些评判标准完全不同的是，在橄榄球领域，没有人会依据其貌似有理的先验原则，来评判文斯·隆巴迪关于怎样从事橄榄球运动的观念；或者也没有人依据隆巴迪的观念，通过对比其他橄榄球教练的相似观念更加复杂还是更加简化，来对隆巴迪加以评判；更不会有人依据他对于这项运动应当如何进行的概念是新颖还是陈旧，来对隆巴迪加以评判。对文斯·隆巴迪的评判，是根据其观念运用到球场上后所发生的一切效果来进行的。
在大相径庭的物理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能因其看似合理、精致、复杂或新奇而赢得赞许。不仅其他物理学家一开始对爱因斯坦持有怀疑态度，而且爱因斯坦本人也极力主张：这一理论在被经验证实之前，不应当为科学界所接受。对相对论的关键性检验终于到来：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观测了一次日食，并且发现光的运行同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前所预测的情形完全一致；尽管之前这个理论和它的预测看起来是那么不合理。
评判标准上的纯粹内部原则最大也是最具社会危险性的问题在于：以这种标准进行的检验，很容易变成与来自外部真实世界的信息反馈完全隔绝的检验，而成为在自己的验证方法中进行循环论证的检验。一个新的观念看上去是否正确，要取决于某人已经信奉的理念。如果对某人来说，其仅有的外部验证就是其他人所信奉的观念时，那么一切就取决于他所面对的那些其他人是谁了。如果他们仅仅是一般而言的志趣相同者，那么对于某个特定新观念的群体共识，就取决于这个群体已经普遍信奉的理念，而根本不需要考虑那种理念在外部世界中的经验有效性。
就其理念源头或者对其的验证来看，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一些观念仍然可能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会对成千上万的人如何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希特勒的理念对数百万人产生了极大的、致命的影响，尽管在这些志趣相投的追随者以及下级执行者的圈子以外，那些理念就其自身而言或者在外部人眼里非常缺乏有效性。
理念对于真实世界的影响很难被质疑。然而反过来，除了一些由重大事件所引起的理念上的重大改变所带来的流行观念，真实世界对理念的影响力却并不这样清晰。正如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战争不用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就能够蹂躏整片大陆或毁掉一代人。”在许多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历次战争经常做出这两种事情：蹂躏土地与毁灭人，所以战争很难成为一种要求得到全新解释的新现象。
尽管有人可能会把例如凯恩斯的经济学，看作是与它发表年代的时代大事（即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高度相关的思想体系，但这种理念与现实世界的联结显然很鲜见，因此不能被说成是其他标志性的知识分子之思想体系的特征。在牛顿发展其万有引力定律的时代，是自由落体现象更普遍了呢，还是自由落体现象更具有社会影响力了呢？在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 Origin of Species ）之际，是新物种正在出现，还是旧物种正在消失？抑或是这些生命进化的过程正在变得更加频繁或更加必然？除了爱因斯坦自己的思考之外，还有什么促进了其相对论的形成？
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的严格意义与其一般用法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合）最终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这一点的流行和其假定的好处，被诸如终身教职这样的好事验证，也被“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这样的宽泛概念验证。在媒体领域，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宽泛观念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简言之，对外部世界不负有责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原则。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坚持认为：当知识分子在为其他人设定社会准则时，他们甚至不应当受到社会准则的约束。知识分子不仅与物质世界绝缘，他们也经常享受到豁免权；甚至在犯下明显错误后，他们连名声方面的些许损失也不必承受。正如埃里克·霍弗所说：
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在斯大林清洗成百万的人、扼杀人民的全部自由时，那些崇拜歌颂他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并没有受到谴责。他们仍然光明正大地对各种话题大放厥词，并继续受人尊敬。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
1939
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饶是如此，萨特照样成为了学界教主，并且受到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崇敬。
萨特不是唯一的例子。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在 1968 年说过：“让所有人类都足以果腹的战斗将会终结。到 20 世纪 70 年代，整个世界将面临饥荒，届时上亿的人将被饿死；无论现在开始着手实施何种强有力的解决方案，都将无济于事。”然而，过了十年，又过了几十年，不仅埃利希所预言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没发生，反而出现了不断增长的新问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肥胖问题，以及农产品过剩滞销的问题。但是埃利希教授不仅持续获得大众热捧，同时也被声名显赫的学术机构授予荣誉和奖金。
同样，拉尔夫·纳德尔在 1965 年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 Unsafe at Any Speed ）一书后，开始成为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在这本书里，他只是泛泛描述了一般美国汽车存在发生车祸的风险，但却特别突出了科威尔（ Corvair ）车型的问题。然而事实却是：经验研究表明科威尔车至少跟同时代的其他汽车一样安全。但纳德尔不仅仍然拥有可信度，而且获得了理想主义和富于洞察力的美名，这让他几乎成为了人间圣徒。还有其他无数的错误预测，包括从石油价格到冷战政策的后果等等；这些广泛的预言造就了无数失败的预言家，但他们却得到了同成功的预言家一样的荣誉。
总而言之，施加于其他大多数领域中的人们身上的那些限制因素，并不适用于知识分子，即使只是近似同等地运用。如果这一点没有导致知识分子的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那倒会令人惊讶。在这些行为方式的差异中，有知识分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他们看待自己与其同胞人民之间关系的方式，也有他们看待自己与他们所生活之社会的关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