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张亚月、梁兴国翻译的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有关知识分子的西方思想文库又增加了一份独特的贡献。说它是独特的，是指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反省的，甚至是批判的，他指出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的独特性：即生产理念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必直接面对公众也能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还常常不必为自己的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负责。于是，他们的观念生产和传播就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而“不出版则灭亡”的学术行规，则还有可能加剧一种不负责任的思想观念上的标新立异乃至惊世骇俗。

当然，这里指的主要是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索维尔考察的主要是他所属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回顾 20 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分析其中不少人染有的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圣化构想”（ 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 ），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立的一种完美化的构想，它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出路和解决方案，乃至认为自己或某种制度，甚或某个领袖就是被圣化的个人，将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而走向纯然的光明。

现代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辞令技巧”，这的确也是他们的所长，他们太会说话或者写文章，他们容易美化自己的理想图景，也太善于批判别人，或者避开真实的论据交锋，比如说指责对方“过于简单”；他们也相当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材料或者词语的描述以打击自己的对手，或者攻击经验和常识；在他们的理念明显失败之后，也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寻找出种种合理化的借口。

而从非西方世界的读者的角度来看，一些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错误理念的最严重后果，还不是出现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中，而是出现在接受了他们思想影响的非西方世界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如书中所指出的：柬埔寨那场从 1975 年 5 月开始的令人惊骇的罪行，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到了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这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是由一个名为‘最高组织’（ Angka Leu ）的群体所制造的，这个组织是由一群说法语的、中产阶级的柬埔寨本国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在其 8 位领导人中，有 5 位是教师， 1 位是大学教授， 1 位是公务员， 1 位是经济专家”。这些领导人大部分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去法国留过学，他们受到了当时在法国占主流的左翼思想的强烈影响，然后回到本国的丛林中来进行暴力革命，很难说他们就是天生的恶棍或刽子手，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在真诚地追求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的极端手段，结果就是造成社会和民族的灾难。

现在这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大都病亡或在内讧中死去，活着的则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他们作为那一杀戮悲剧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理应为此担责。但没人会问，那些对他们的思想有过强烈影响的法国的乃至更广泛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此是否也应当负有某种责任？尽管谈不上法律的责任，但他们是否应负有某种道德责任？

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所应负的道德责任，有些类似于韦伯所说的政治家应负的“责任伦理”，这种“责任伦理”和只考虑自己的理想信念的“信念伦理”不同，它必须考虑和顾及其政治决定将影响到其他许多人的社会后果。但是，的确，和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又有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是生产理念而非政策的，他们不是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的，而主要是提供一些制度或政策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知识分子也必须努力去达到思想的清晰和逻辑周延，要求具有自由独立精神和彻底思考的能力。而他提出的理念或理论，可能被接受也可能不被接受，其本身也容有多种解释或者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多种可能。这样一来，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要求，就不会像其决策能够直接且决定性地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那么高或者严格。

但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言论和理念依然要负有某种道德责任。他们除了考虑自己的信念和理念（有些信念或理念后面其实可能还有自身利益的影响，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自我反省和警惕的）外，还应当考虑自己的理念将带来的社会影响与后果。于是，他们虽然可以也必须自由和独立地思考，努力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但在发表或宣传自己的理论之前，却还是宜有某种谨慎，他们在涉及社会的事情上，还是应该对常识和经验有所尊重和顾及，而不宜仅凭自己的“圣化构想”来建构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方案。其次，在自己赞成的理念传播甚或变成社会实践之后，还应当观察它的社会后果，如果这种社会实践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后果，给公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就应当反省和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运用“辞令技巧”来进行掩饰和回避，可能的话，还应当尽力去补救这种后果，包括调整自己的观点或者说径直“向真理投降”。

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的确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经常被人们提及、强调和赞美。那就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不公正，应当挺身出来进行抗议和抵制。或者在一种更广泛与温和的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应当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应当关心社会。这无疑也是属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但问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需要顾及社会后果，或者说需要让自己的理念接受社会实践的验证的道德责任却常常被忽略。当然，我们要注意，这种顾及社会后果的责任伦理并非一种“结果论”的伦理，恰恰相反，因为所要顾及的是社会的生存，是社会上千百万其他人的生命和自由，它恰恰是一种“义务论”的伦理学。而且，顾及“后果”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后果出现才能判断，而是事先就有原则规范可循的。这些原则规范有一种直觉的意义，它们也得到此前许多历史经验教训的支持。应用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我们至少可以说有这样一些明显的规则：比如说知识分子不应鼓吹“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应鼓吹牺牲大量无辜者生命的“暴力”，不应颂扬那些掌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等等。

知识分子是具有某种共性的，所以，一些基本的原则规范可以说是普遍适用的。但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观察，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又有所不同。我们再回到前面已经讲到的这种不同。比如说，在一国大规模的暴力流血或极权主义的灾难之后，人们会问：除了直接造成这些劫难的政治家之外，本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应负有何种责任？这种责任的追究常常会延伸到那些顺从的、屈服的、说了违心话的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些本国的知识分子是处在一种极端不自由，甚至是一种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选择的处境之中，那么，这种追究应该是有某种限度的。看来更应该追究或者深刻反省的是：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生存的威胁，为什么也要助纣为虐？

作者写道：“在这方面，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 20 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他还引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利勒教授在其著作《心灵的疏漏》（ The Reckless Mind ）中的评价：“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人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作解放者，将其难于想象的罪行当作高贵行为。那些想担当重任去真实记录 20 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历史的人，（真是）需要具有强大的承受力。”

的确，有些似乎最为独立不羁，也并不受到权力迫害和压制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要赞美和服从异邦的政治强人，甚至歌颂那些极权社会的独裁者？难道这是因为他们要批评和反抗自己所面对的、亦即近处相对温和的统治者，或者是要批判一种软性的全球资本的力量？这并不是说这种批评和批判不对，但是并不一定要通过赞美远方的独裁者或者异托邦来做这件事，这样将置那些真实地生活在这种政治专制之下的人们于何地？西方的知识分子必须考虑和顾及这些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种道德责任。而且，由于西方世界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事实上是处在一种强势地位的，他们更多的是影响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而非被对方影响。他们或还应更多地考虑这种责任。

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有谨慎选择的必要。西方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生活处境不同，他们所重点批判的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和非西方世界有诸多不同的，有许多对他们的社会来说也是必要甚至切中要害的。按照作者所引《高等教育年报》（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的统计，在美国，“保守主义者在人文科学（ 3.6% ）和社会科学（ 4.9 % ）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但他们在商科（ 24.5% ）和卫生科学（ 20.5% ）中的比例则较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精英人士中间，也就是在那些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教师中间，“没有一位教师曾被报道其在 2004 年时投票给布什总统”，而在当时布什获得了全国大众选民中优势数量的选票。而在卫生科学方面，一项研究显示：教职员中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比例，与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比例相当（ 20.5 % ），其余人则自称为温和派。在商科中，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人（ 24.5% ）要比自称为自由主义者（ 21.3% ）的人数略多一些。但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自我定义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则占绝大多数；在这些学科的其他人中，温和派的比例也是保守主义者的好几倍。

这里的“保守主义”其实是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则是作者所认为的左翼。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去西方留学的年轻学子们就要有所警惕了；而力图和国际接轨，乃至保持同步，引起西方学者注意的中国学者大概也要有所警醒了。他们必须尽量独立地思考和谨慎地选择。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与西方学者所处的社会相当不同。

自然，我们也可以批评作者可能确实有点反智主义，或者说过于保守主义。他批判锋芒所涉及的面似乎也是过于宽广——比如说他对杜威、罗素等人的批评，而真正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且不说他们的思想理论本身所富有的意义。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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