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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第三次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08 年 9 月是有记录以来的第十二个比较炎热的夏天。气候学家记录下来高温值，并警告说这是全球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又一个预兆。这里实时的气候变化比科学家预期的早了一个多世纪。
天气并不是唯一一个升温的事件。 7 月，石油价格达到了每桶 147 美元的峰值，恐惧蔓延到全球，购买力随之下降。 60 天之后，在次贷市场坏账影响下惨遭损失的美国银行业冻结了贷款，使得华尔街陷入了停顿状态。
全球经济何去何从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还有未来吗？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一次的情况与之前不同。权威评论员和政治领导人开始使用经济萧条来形容这次危机。尽管并没有出现商业大亨们跳楼的情况，但是股票市场一直在下挫，不禁让人想起 20 世纪 30 年代失业者沦落街头靠卖苹果糊口的情形。
但是，当他们说“这次不同”时又是什么意思呢？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愿意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来讨论危机的性质这样无关紧要的问题，却不愿意或没能力透过表面现象找到事情本质所在。如果他们找到了事情的本质，他们将会看到真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今，虽然人们能够接受谈论“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但是，要指责整个经济时代的错误，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一旦讨论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这类讨论也被无限期地搁置了。
我经常接触的许多全球性公司和政界人士并不愿承认第二次工业革命行将结束，相反，他们认可传统的看法，认为是由于管理、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如今令人失望的时代。尽管如此，他们感觉 20 世纪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顶峰已经过去，正在显示出衰老和走下坡路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极力推动一种新的，甚至激进的经济观点，即假如把这些政策以恰当的方式组合起来，那将会是革命性的。
我联系过马克·卡索，他是华盛顿建筑行业圆桌会议的主席，对华盛顿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建筑行业圆桌会议是由美国建筑行业的 100 位首席执行官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精英同业公会。早在 2007 年 10 月，马克就邀请我去开曼群岛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当时，美国正在风传欧盟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认为他的成员对于重组全球建筑行业，将数百万栋建筑转化为小型发电厂来现场收集再生能源将会很感兴趣。许多美国公司正在考虑采取与欧洲同行相同的道路，并要亲身体验一下。我和马克约定要保持联络。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年，我又被邀请参与讨论。这次会议过后，我们开始讨论是否有可能把与我的研究所合作的相关领域的其他公司和建筑公司联合起来。然而，直到 2008 年夏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跌，能源价格达到了最高值，金融市场处于敏感期，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可以以此为契机把很多萧条的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中的一个或者多个）联合起来，面对面地讨论我们是否有可能组合成一个集团来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展望并制订一个针对欧洲、美国和世界的计划。马克同意把他的行业工会进行合并。
10 月 24 日，来自全球 80 个公司和行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管们聚集在华盛顿市中心城市俱乐部会议室，开了一天的会议。我们迅速地作好了前期准备，让大家围成一圈，这样方便大家进行自我介绍，同时要求大家谈谈他们的公司或者行业协会为什么来参会，以及他们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自我介绍结束时，我们已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共识。
经济危机为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机会。我们的个人努力并不会迅速形成规模，因为我们的努力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这不利于人们释放全部的潜能。我们不能单干。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组成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前景。组合成一个整体是关键，但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同意称自己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组织，并且寻求和政府对话，共同推进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12 月，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的一个代表团和京特·费尔霍伊根进行了会谈，京特·费尔霍伊根是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和企业与工业部专员。我们的代表团由一些重要的人物组成，包括全球最大的光电子公司 Q-Cells 的首席执行官安东·米尔纳、世界第一大建筑公司西图的董事长拉尔夫·彼得森以及世界上主流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安迅能能源公司的董事长卡门·贝塞里尔。
当巴罗佐的欧盟委员会提出气候变化议案时，京特·费尔霍伊根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全球变暖对地球构成了切切实实的威胁，相反，他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警告欧盟必须制定出一种针对全球变暖的方法来推进商业发展和减缓全球变暖，并且不能向任何目标妥协。京特·费尔霍伊根和我在过去几年曾共同出席过几个公共论坛，私下也会偶尔见面。他对以五大支柱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既能够保持欧盟内部经济活跃、又能够保持欧盟全球竞争力很感兴趣。在我们的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组织的代表举办的正式午餐会和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宣称他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持。我们同意我们的研究小组可以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策略提出建议，并跟欧洲委员会进行协商。我们在国际舞台的第一次试验是成功的，这有助于坚定我们团队的信心。
但是，除了能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优点上外，我们脑海里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发展规划。我们后来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奇怪的是，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这是美国的第七大城市。
我刚刚在得克萨斯达拉斯举办的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会议上作了一个演讲。那时是 2008 年 3 月，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听众都是些在美国经营抵押贷款业务的人。当我说到一些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恶化的负面消息时，气氛是很压抑的。当我说到可以把住房和商业地产转为商住两用——住房也可以成为发电厂时，我希望他们的精神能振作起来。我告诉这些与会的人，把现存建筑改造成微型电厂将会振兴工业，创造出建筑业的春天，并且在接下来的 20 年促进房地产股票的升值。
然而，在金融危机如同海啸一般肆虐抵押贷款产业时，大多数与会代表们所思所想的可能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以及如何防止他们的公司倒闭。我走下讲台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希望我已经播下了一些种子，以后可能会生根发芽。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听完我的报告后，心情非常沉重，甚至难以承受。
演讲结束后，我正在同几位重要的嘉宾交谈，突然一位女士走到我的面前，向我介绍她自己。她的名字是奥萝拉·盖斯，她是 CPS 能源公司的主席。 CPS 能源公司是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家市政电力和天然气公共事业公司。她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和欧洲的产业动态给了她很大的启发，问我是否能够在她们公司将于 6 月份举行的年度董事会上就这一议题发表演讲。我欣然接受。
参加 6 月份董事会年度例会的有 CPS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市政府的官员，有商界代表，也有民间社团的负责人。圣安东尼奥市已经充分作好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准备。该市市长菲尔·哈德伯格已经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使圣安东尼奥市成为得克萨斯州最好的绿色城市，圣安东尼奥市的定位是在实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道路上成为一个全国领先的城市。盖斯希望我同市领导者们的会谈能够为绿色发展议程赢得更多的支持。
这次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丝不情愿的味道。毕竟，提出美好的愿景是一回事，而推动 CPS 公司以及整个圣安东尼奥市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因为美国国内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和奥萝拉·盖斯在她最喜欢的一家兼具美国风格和墨西哥风格的餐馆坐下来，品尝玛格丽特鸡尾酒。我对她说：“奥萝拉，我有个想法。请让我给你描述一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未来的前景。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请告诉你的董事会成员，让他们收拾好包裹，准备好护照，并作好安排，乘飞机前往西班牙，我在欧洲的同事安吉洛·孔索利会陪同你们在西班牙国内进行考察。你们会见到一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头的公司的高管，考察一流的太阳能和风能设施、餐馆零排放的建筑物和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园区。”对于我的提议，她考虑了几天。经过与董事会成员的磋商之后，她表示了同意。
2008 年 11 月，我们前往西班牙考察，但这次考察绝非轻松的度假之旅。孔索利安排 CPS 的董事会成员每天考察 14 个小时。他们同西班牙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市政官员和社区团体举行了洽谈。这次西班牙之行接近尾声的时候，虽然董事们都十分疲惫，但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转变，这次考察堪称转变之旅。他们似乎能够看到和触摸到未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的研究所同 CPS 公司以及圣安东尼奥市政厅签署了一份咨询合同，为该市制定一份总体规划，以期将其转变成北美大陆上首个发展后碳经济的城市。
2009 年 4 月，我们在圣安东尼奥市设立了第一个工作室，筹备制定总体规划的事务。我们的团队都是由高水平的专家组成的，这些专家来自世界各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的公司，比如 IBM 公司、飞利浦公司、施耐德公司、通用电气、美国西图公司、德国西门子、德国 Q-Cells 公司、加拿大水吉能公司、荷兰电工材料协会等。我们的全球政策制定小组的专家包括艾伦·劳埃德，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环境保护局的前局长，现任国际清洁运输理事会理事长，还有通用汽车公司氢动力汽车研发项目的前主任拜伦·麦考密克。此外，我们的工作团队还包括全球知名的绿色产业设计公司和城市规划公司，比如意大利的博埃里工作室、西班牙的安迅能以及云九工作室。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是一组同样备受尊重的专家，包括工程师、市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市长办公室的代表和 CPS 能源公司的管理团队。
我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使命。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我们的政策团队将会为摩纳哥亲王阿尔伯特二世和摩纳哥公国制定总体规划、为罗马市市长阿雷马诺以及这个城市制定总体规划、为荷兰乌特勒支省的省长沃特·德琼以及该省制定总体规划。这三份总体规划在我们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
我想向你介绍一下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我们学到的经验，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作个说明。这些总体规划都是正在制定过程中，而且都是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我们目前共有四个绿色经济发展方案。但是我们每天依然在学习新的思想，同新的人士进行联系，不断思考过去的方案是否正确合理，并不断反思我们的预定目标。制定总体规划事宜的负责人尼古拉·伊斯利经常说，负责制定总体规划事务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虽然旅途中充满了刺激和惊喜，但是也需要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思想上的重新定位。作规划的目的是为新的经济时代创造基础设施以及一个容易操作的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牢记一些金融方面的事务，比如制定可靠的投资回报时间表。伊斯利经常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一遍遍地研究我们的全球工作团队以及与我们合作的政治机构提供的大量数据和报告，目的就是找出可行的途径来落实工作计划。因此，实际情况是，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课堂里，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总体规划是基于生存空间的新的革命性理念。我曾经在前面提到，当能源机制和新的通信媒介并存的时候，空间导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德国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格式塔转换。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垂直的、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分散的郊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线性的外延式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团队正在制定总体规划，以期将现有的城市和郊区空间纳入封闭的生物空间内。我们想象存在数以千计的生物地区，每个这样的地区都是一个点，而得益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能源、通信和运输系统，这些点被连接成一个网络，覆盖多个大陆。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现有的城市和郊区发展模式将会在 21 世纪下半叶继续存在。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基础设施正在吞噬着大量的化石能源，向大气层中排放着大量的二氧化碳。在美国，楼房消耗了将近 50.1% 的能源以及 74.5% 的电力，由此排放的温室气体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49.1% 。
2007 年，我们充分了解了人类居住地问题的严重程度。那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联合国有史以来首次发布了《世界城市状态报告（ 2008~2009 ）》。根据这份报告提供的信息，大多数的人类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且很多是在人口超过 1000 万的超级大城市及其郊区。我们已经变成了“城市人类”。
几百万人聚集在一起，以垂直的方式层层叠加在巨大的城市或郊区楼房里，这还是一个新现象。 500 年前，地球上的每个人在一生中平均会遇到 1000 个人。今天，对于纽约市的居民而言，在他家或者他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周围 10 分钟车程的半径范围之内都会遇到 22 万人。在 19 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古代城市，即古罗马，拥有超过 100 万的人口。 1820 年，伦敦成为第一个人口超过 100 万的近代城市。截至 1900 年，有 11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100 万；截至 1950 年，这样的城市增加到了 75 个；到 1976 年，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达到了 191 个。目前，人口超过 100 万乃至更多的城市已经超过 483 个，而且这种增长势头似乎看不到头，因为世界人口的增幅是非常惊人的。目前，地球上每个月出生的婴儿多达 36.4 万。
当人类简单地依靠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畜力和人力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后来，人类开始大规模挖掘深埋于地表之下的资源，先是煤矿，然后是石油和天然气。蒸汽机和内燃机使用的化石燃料被用来发电，这些电力通过电线输送出去，使得人类能够发明其他新技术，这些技术大幅提高了食物产量以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量。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世界人口空前增长，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
然而，对于人类居住方式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我们是应该弹冠相庆，还是应该扼腕叹息呢？谁都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人口不断增长和城市生活方式出现深刻转变的代价就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人类在地球的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 0.5% ，但是我们所消耗的资源却占净初级生产量的 31% 。所谓净初级生产量是指由植物群落的总生产量扣除植物器官呼吸消耗后的剩余量。即一定时间内，以植物组织或其贮藏物质表现出来的蓄积的有机物质数量。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人类人口数量将从 70 亿增长到 90 多亿，地球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可能会对各个物种的生存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在当前的世界中，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建造了上百层高的办公大楼，建造了高耸入云的居民楼，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向外扩展的郊区所侵占。城市化过程也带来了很多后果。当我们庆祝世界的城市化之际，我们正在迈向另外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原生态地区逐渐消失。人口激增、粮食、水和建筑材料消耗量增加、道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增加、城市及郊区扩张等因素继续侵蚀着剩下的原生态地区，使生活在那里的物种接近灭绝。
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在当前这些孩子的有生之年，“原生态地区”可能会从地球表面上彻底消失。茫无涯际的亚马孙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原生态地区，而横亘其中的亚马孙公路却导致这里的物种加速灭绝。其他的原生态地区，包括婆罗洲和刚果盆地等地区，也是每天都在减少，为那些寻找生存空间和资源的人们让位。
当人口规模超出了城市的负载能力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古罗马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罗马统治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这是很难想象的。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获取木材，大片的土地被用来种植庄稼，大片的草原被用来牧牛，而森林的毁灭导致地表裸露，饱受风化和水浸，珍贵的地表土壤也被消耗掉了。
在同一个时间段，罗马人为了保证富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为了给他们的奴隶和士兵提供食物和衣服，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晚期，农业收入占政府收入的 90% ，罗马帝国停止了征服新领地的步伐，转而加大对农业用地的开发力度。有些土地的肥力原本就已经耗尽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为了确保政府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却依然过度开发这些土地，结果进一步导致土地的贫瘠。截至公元 3 世纪，北非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土壤耗竭导致该国的人口急剧减少，大片农业用地变为荒地。
农业收入的流失削弱了罗马中央政府，并降低了整个帝国的服务水平。道路和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曾经强大的罗马军队，当时军装破败，装备很差，用于寻找食物的时间比用来保护帝国的时间还要多。士兵纷纷逃离军队，使得罗马帝国很容易遭受偏远地区部落的入侵。截至公元 6 世纪，入侵者兵临城下。曾经统治过大部分已知世界的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罗马城在高峰时期的人口数量超过 100 万，此时却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人口不足 10 万。在让这个帝国屈服的能力上，大自然这位母亲比外来敌人更加强大。
现在，请设想一下 40 年之后存在 1000 个罗马城，而每个罗马城的人口都达到 100 万乃至更多，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这种情况难以维持。我不是想跟大家唱反调，而是当我们在 2007 年纪念人类城市化进程之际，我们也许错过了一个反思人类生活方式的机遇。当然，城市的生活方式肯定会赢得很多人的赞赏，在城市生活中，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社会交往和密集的商业活动是广为人知的。但这是一个规模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最有效地降低我们的人口和创造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和资源，减少污染，培养良好的人类生活方式。
在城市化深入发展和郊区横向扩展的伟大时代，我们离自然界的距离越来越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征服、改造和利用地球的丰富资源而不会对后代造成不利影响。在下一个人类历史阶段，如果我们想要人类继续繁衍下去，想要为其他物种留一片生存空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让自身同其他生物和谐相处的方式。
基于这个目标，我们的总体规划建立了一个拥有五大支柱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将现有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和娱乐空间同我们所属的生物圈的其他部分融合起来。
在展示新的生物圈概念上，有哪一个城市比罗马做得更好呢？当罗马市长乔瓦尼·阿莱马诺邀请我们制订一个 40 年期的总体计划以将西方文明中第一个伟大的城市转变成体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城市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遇。
如果将罗马城的概念加以延伸，使其超越古代的城墙，进而包含整个生物圈的话，将意味着什么呢？所谓的生物圈是指从海平面以下 40 英里处到平流层之间的生态区，在这个生态区内，地球的生物化学作用与生物系统保持互动，以创造合适的环境使地球生命得以延续下去。地球生物圈复杂的反馈回路，像一个内部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样，保证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生物圈就像是一个各部分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这种认识要求我们反思人类所走过的历程的意义。如果人类与其他形式的生命有力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共生共存的复杂关系，那么我们都依赖于整个有机体，并对其健康负责。履行这种责任就意味着我们在各自社区生活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促进更大的生物圈的总体健康。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将把罗马地区改造成一个综合的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将其嵌入到一个资源共享的生物圈之中。罗马生物圈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内圈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区和居民区。市中心有许多开放的工业区和商业圈。工业区和商业圈之外，土地变得更加开放，形成农村地区，围绕着大都市。这种生物圈模型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将周围的农业地区同商业区以及历史核心区和住宅区恰到好处地连接起来，当地居民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然后通过便捷的电网输送到各个地区。市中心将进行整修，以保证空间的开放性和道路的畅通无阻，从而使行人重新享受街道的便利和历史建筑的韵味。并且将分阶段改善公共交通，修建自行车道和步行街以推动这种转变。
罗马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古老的城市心脏地带提高市内人口密度和维持人们的社区归属感。不幸的是，由于缺乏现代房屋，交通拥堵以及空气污染严重，目前的趋势是市中心的人口不断减少，郊区村落的人口日益膨胀。虽然罗马市中心的居民住房短缺，但是办公用房却很多。因此，我们的城市建设规划小组建议罗马效仿纽约和芝加哥，利用符合古罗马建筑特色的建筑技术，将市中心废弃不用的办公用房改建为住宅区。这个计划要求保留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同时将这些历史建筑的内部空间改造成为公共空间，就像古代罗马的别墅一样。
罗马城的绿化计划还包括在历史核心区修建数千个小型花园。慢餐运动的发起人卡洛·彼得里尼甚至同罗马市长阿莱马诺一道，共同发起了一个项目，即在罗马的校园里建造花园，然后由罗马学生负责管理这些花园。
修葺一新的居住区为主的市中心周围是绿化良好的工商业区，这是罗马经济的核心区。我们计划将工商业区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用以研发新的技术，将罗马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示范区。整个工商业区内遍布着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企业，包括一些科技工业园区、新建的大学、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等。
类似的工业园区已经在其他国家创建起来，并开始运营了。西班牙韦斯卡瓦尔卡科技园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谷中，是众多新兴工业园区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工业园区为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提供可再生能源。瓦尔卡目前有十几栋办公楼已经投入运营，而在此开展业务的都是一些主流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微软、沃达丰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公司以及可再生能源公司。
按照设计方案，工商业区将被设计成有着大片绿色空间的工作区域，该区的建筑是无碳大楼和工厂，它们使用的能源都是当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而且集中供暖、集中供电，其他能源也是通过一体化的设备集中提供。
在罗马的生物圈中， 15 万公顷罗马土地中有 8 万公顷被规划为绿地，目前这片土地利用不足，而在新规划中则将其用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 20 世纪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城市逐渐剥离掉了它们所消耗的粮食的生产。粮食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生产出来，然后长途运输到城市，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已经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问题经常被低估，因为城市的碳足迹计算往往只注重城市内部的活动所引起的碳排放量，而忽视了城市居民消费的食品的生产所导致的排放。一个城市的饮食选择可以显著影响这个城市的生态足迹。尤其是以牛肉为主的饮食习惯，会大大增加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是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温室气体。
根据罗马总体规划的要求，未充分利用的和被遗弃在罗马外围的农村土地将会重新开发，开发方式就是引进数百个种植当地水果、蔬菜和谷物的有机农场。农业地区将采用生态耕作方式，生动地体现出源自意大利的“慢餐运动”所提倡的理念。露天市场、乡村旅馆和餐馆将突出当地美食的特色，并宣传地中海饮食的丰富营养。此外，还将建立多个农业研究中心、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康复诊所、植物种子保护机构和树木园以恢复罗马生物圈的活力。
罗马的绿色外圈也为实施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这些项目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项目。可再生能源园区将会遍布整个农业地带，恰到好处地融入整个环境之中。
所有这些创新的设计都是为了恢复罗马生物圈，将罗马地区改造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为罗马居民提供大部分基本的能源、粮食和纤维等。经过具有独创性的策划和营销，这个生物圈可以变成罗马的另一个旅游景点，这充分表明了罗马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力支持。
目前正在代表罗马市长阿莱马诺参与总体规划协调工作的是罗马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利维奥·德圣托利。这个总体规划方案目前已正式纳入罗马的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规划。
将都市及其周围地区重新定义为生物圈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实现变革需要资金投入，尤其是当前，经济增长缓慢，政府财政收入萎缩，城市、地区和国家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我们提出的大规模变革呢？
第一个落实我们的总体规划的圣安东尼奥市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圣安东尼奥市虽然是美国第七大城市，但与其他许多大城市比起来却相对贫穷。该市的市营电力公司 CPS 每年贡献该市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而且与私营电力公司相比， CPS 公司历来保持较低的电力价格。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完成在 2030 年年底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0% ，并将可再生能源产量提高 20% 的目标呢？如果 CPS 公司大幅削减其电力供应，那么该市的财政收入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果该公司大幅提高电价以鼓励居民节约用电、减少浪费，那么居民将会更加贫穷，这将会对当地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圣安东尼奥市是美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也是大批拉美人聚居的地方。该市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持了稳步增长，但是这些拉美裔的美国人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最早同该市官员、商业领导人和民间社团领导人接触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汇：两个圣安东尼奥市。几乎在每一次对话中，他们都提到了这个词汇。这个城市南部以说西班牙语的居民为主，北部以说英语的居民为主，该市号称承北接南，然而该城市中富裕的中产阶级基本上以白人为主，而弥漫着失望情绪而且失业率较高的人群则以拉美裔美国人为主。这个现象成了这个城市每位居民心中难以消除的现实。
然而，文化之间的交流之所以受阻，还有历史因素的影响。在该市的市中心位置，有一个阿拉莫遗址。
1836
年，刚刚成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与墨西哥因领土争端在此地发生战争。尽管得克萨斯州在阿拉莫被打败，他们后来却赢得了战争，从墨西哥获得了大量的领土，并将这些新领土纳入得克萨斯的版图。阿拉莫遗址现在是得克萨斯州游客最多的旅游景点，是该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有些人来说，阿拉莫是他们的骄傲，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曾经的失败。
CPS 公司希望我们的总体方案在将圣安东尼奥市转变成为第一个几乎没有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持续经济的同时，也能为该市的所有居民带来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潮流。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幸运的是，这个城市在落实总体规划的时候并不是毫无资源。许多北方工业城市在汽车时代于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衰落。与这些城市不同的是，从 1980 年到 2008 年之间，占据圣安东尼奥市市区一大部分的贝尔县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速。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该地区有着强大的金融业和保险业，这两个行业提供了 20 ％的就业岗位。唯一一个衰落的产业是制造业。虽然美国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增长了 25 ％，但是圣安东尼奥市的制造业却失去了 4 万个就业机会。
该市目前正寄希望于我们制定的五大支柱的基础设施能够在未来 20 年里使数千人实现再就业，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建筑行业，希望能为快速增加的年轻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圣安东尼奥市薄弱的制造业基础却为其落实总体规划提供了便利。因为制造业活动与其他城市相比相对较少，而且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少，所以该市可以在碳足迹较少的情况下落实新的规划。
如果圣安东尼奥市能够缩小拉美裔美国人同白种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并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双重挑战，那么它将为其他地区指明一条前进的道路。
我们根据圣安东尼奥市的历史情况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经济模型，预测温室气体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综合考虑了各种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然后基于 2005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出如果以往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该市在 2008~2030 年之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达到多少。结果显示排放量将上升 17 ％，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从 2008 年的 2720 万吨增长到 2030 年的大约 3180 万吨。
然而，为了实现我们设定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圣安东尼奥市及其下属各县必须把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2008 年的 2720 万吨减少到 2030 年的 1600 万吨。如果这个城市想要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80% ，那么它将不得不在 2030 年到 2050 年之间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科学家们说，如果人类想将全球气温降低 2 摄氏度左右，那么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必要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80% 。
落实我们制定的总体规划，需要我们反思圣安东尼奥市的经济发展道路。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要实现全部目标，那么 2010~2030 年之间需要投入 150 亿 ~200 亿美元。这里的关键词是投资。我们的总体规划，不仅是政府支出，而且是经济发展方案。虽然政府往往深入参与其中，但是它们也希望从它们的投资中获得回报。
政府收入下降，而且不断削减支出以平衡财政预算的时期，政府必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承担得起这次转型”。但政府或许应该问“如果不转型，我们如何才能承担得起后果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势头逐渐衰微，刺激经济实现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促进经济转型。而且更重要的是，资金已经不是问题了。
每一个大都市、国家或地区每年总会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用于投资以保持经济运行顺畅，不管是投资于兴建道路、学校、交通、工业设备、新的发电厂，还是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
在过去几年里，尽管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但是美国公司仍然获得了 1.6 万亿美元的利润，因此它们有着充足的资金储备。按照财政支出计划，圣安东尼奥在 2010~2030 年间平均每年将会支出 160 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只需其中的 5% ，或者说 8 亿美元，它就能够实现其目标，并实现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型。换句话说，如果圣安东尼奥市的私营经济和公共部门能够在未来 20 年间投入该市一年的经济收入，它就将成为美国首个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的低碳城市。这也就意味着该市可以继续将其余 95% 的资金用于支持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基础设施，以防止在经济转型期间发生崩溃现象。
为什么需要的投资这么少呢？因为维持陈旧设施需要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创造一个全新的设施所需要的费用却相对较低。维护老旧的设施几乎不会提供什么新的就业岗位，也不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新的实际价值。相比之下，新的基础设施能够催生出各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以及其他配套的企业。
同样，这需要城市采取系统化措施，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当各个支柱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产生新的范式时，就会产生真正的乘数效应。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有五大支柱，但是这五大支柱如果只是孤立地发生作用，只会增加经济的边际价值。当它们在一个交互式系统中发生交互作用时，这个系统就会像有机组织一样发生作用，产生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就如同任何有机体一样，这个交互系统也会经历未成熟、成熟和衰老等阶段。
就在 CPS 公司准备正式发布总体规划的前几周，我们的团队听到了一些可能破坏这项工作的传言，所以我需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 CPS 公司向媒体透露，我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计划的花费将高达 160 亿美元，并大幅增加耗电量。这一数据完全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相关的详细信息。
媒体的正常反应当然是大肆报道，说我们的总计划将会耗尽城市财政收入，增加市民的耗电量。我们抓紧时间采取补救措施，进行阐释：所谓的 160 亿美元项目是 20 年的总花费，平均下来，只相当于眼下私人和公共开支的 5% 。我们进一步解释了经济上的乘数效应将产生新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将会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创造各种新企业和就业岗位。等到这份报告最终公布时，工商界、公民团体，以及市议会将会充分理解这 160 亿美元的具体支出。这样一来，该市就能对这一计划进行全面周详的评估。
媒体的误读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在总规划公布前的几个星期， CPS 公司的行政主管们在对总规划的评估中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引发了一场公共丑闻，迫使公司的高层职员和公司董事会主席辞职。市政府忙于应付丑闻，处理政治影响，总规划被束之高阁。万幸的是，这场丑闻本身，以及市长和市议会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最终促使圣安东尼奥市第三次工业革命规划出台。
在和奥萝拉·盖斯对 CPS 公司的未来能源进行对比排名时，我们都十分关注圣奥东尼奥市。 CPS 选择了两种能源道路，而且都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两条能源道路都很看重核能和风能，并且十分关注太阳能。
CPS 是圣安东尼奥市两家核电站的主要股东，这两家核电站提供了该市相当一部分的用电量。 2006 年，美国经济和圣安东尼奥市的经济都欣欣向荣，增长迅速。 CPS 开始担心如果现有用电量持续增长，到 2016 年，圣安东尼奥市将会面临用电短缺。为了弥补可能出现的用电缺口， CPS 公司管理层决定通过新建煤电站或者核电站大幅增加“基础发电量”（即一天 24 小时的最低用电量）。公司最后选择了核能，因为核电站没有二氧化碳排放，是清洁能源，有助于该市继续追求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CPS 公司与 NRG 公司一道，准备与东芝公司合伙新建两个核反应堆。新组建的公司名叫“核创新北美公司”。合伙双方各持有该公司 40% 的股份，剩下的 20% 股份准备出售给第三方买家。 2007 年， CPS 公司和 NRG 能源公司向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递交了建设核反应堆的申请书。自从 1979 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泄漏事件以来，这是美国 29 年来首份新建核反应堆的申请。 CPS 本来计划将圣安东尼奥市用户电费上调 5% ，为新核电站的建设筹资。圣安东尼奥市政府出资 2.76 亿美元进行前期场地设计，前提是 CPS 将电费的涨幅降至 3.5% 。
与此同时， CPS 公司大幅增加了风能发电能力。 CPS 现在拥有 9.1 亿瓦可再生能源的合同—— 94% 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风能发电。可以说， CPS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美国其他市属能源公司都要高。 CPS 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充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应发电量呢？
有三个附加因素需要加以考虑。首先，公众强烈反对新建核电站。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件的阴霾从未完全消退，公众对核电站的环境风险一直忧心忡忡。此外还要考虑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核废料的运输和储存问题，这个问题自核能发电开始 60 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圣安东尼奥市议会担心建设核电站的费用超出预算，市政府和纳税人将陷入财务危机。这个项目可能会破坏该市的财政收入，并危及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对于两条能源道路，究竟哪一条更有可能催生新的经济机会，增加当地急需的工作岗位？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未有定论。
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公开会议上，以及我们与 CPS 能源公司的私下谈话中常常被提起。奥萝拉·盖斯在从西班牙野外考察回来之后，对此事的深刻意义有所洞察，但是她是否能认识到 CPS 公司正在追求的两条能源道路之间的矛盾呢？圣安东尼奥市是继续依赖 20 世纪传统集中的能源供给，还是开始转向 21 世纪分散式的能源供给，这是 CPS 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能源供给方式：一种是有一个总公司，剩下的都是分支机构；另一种方式的各个能源供给不分等级，一律平等。倘若选择第二种方式，就需要我们对能源公司靠什么能源和公共服务赢利进行全新思考。
有趣的是，在这份长达 133 页的总规划报告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核能。我们的团队在里面加了一张插图，对 CPS 公司正在考虑的集中能源来源的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根据 CPS 公司的分析，建设一家核电站的费用最低比原计划低 6% ，最高比原计划高 50% （ CPS 最早的两个核反应堆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比原计划费用高出 5 倍）。与此相反，加强风能发电的费用最低比原计划低 10% ，最高比原计划高出 15% 。太阳能发电站的风险几乎与风能持平。图表还附有以下文字：
应该认真考虑关于这些选择的费用风险估计。有些投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将可能束缚那些自由支配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来可以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推动城市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移。
这份报告中包括建设新核电站的潜在风险分析，将会反过来困扰 CPS 能源公司。就在我们的总规划正式发布一个月后，圣安东尼奥市议会进行投票（决定是否在原有的 85 亿美元投资的基础上再追加 4 亿美元）的前三天，市长办公室接到通知，说东芝公司将两个核反应堆的预计费用提高了 40 亿美元，这一数字非同小可。很显然， CPS 公司的高层在几周前就已经得知了这一费用涨幅，但却没有及时通报 CPS 公司董事会以及圣安东尼奥市议会。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高层应声落马。巴特利下台， CPS 董事会主席奥萝拉·盖斯虽然对此事毫不知情，但也在新任市长朱利安·卡斯特罗的压力下引咎辞职。早在这项开支预算上涨公布之前，盖斯就已经表示担心说， CPS 公司在核能源上投资过多，妨碍了公司向可再生能源和分散式能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她甚至在幕后悄悄地将市政府 40% 的股权降低到了 20% ，这 20% 股份仅仅能够支撑 CPS 核能需求的预计开支。卡斯特罗市长已于 8 月份同意了这一削减后的市政府股份投资。
项目预算开支高达 120 亿美元，新的独立机构估计这一数据应该在 170 亿 ~200 亿美元之间，市政府决定伸出援手。在卡斯特罗市长的斡旋下， CPS 公司、 NRG 能源公司和东芝公司签订协议。在协议中， CPS 公司将其在得克萨斯州核电站的股份从 40% 降低到 7.6% ，即 10 亿美元。
顺便说一下，虽然圣安东尼奥市得以全身而退，美国纳税人却仍未解脱。由 NRG 能源公司、核创新北美公司、东芝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仍然在积极地寻求投资方，并向美国能源部寻求信贷保障，以确保项目最终获准。如果实际投资超出预期，危及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么美国纳税人也将为一部分损失埋单。
圣安东尼奥市核能源之争的激烈角逐同时也彰显了该市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就业问题。 2009 年 4 月，时任圣安东尼奥市长的菲尔·哈德伯格召集我们的全球团队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总规划座谈会。他当时表示，圣安东尼奥市的主要兴趣是在采用可持续能源的同时，增加城市就业，特别是为城市工薪阶层以及贫困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既清洁又能增加就业的能源方案。
核能行业声称建设大规模核反应堆有助于创造就业，并四处兜售这一观点。 2010 年，前新泽西州州长、小布什政府环境保护局局长克里斯廷·陶德·惠特曼在一篇社论中声称，建设新一代核电站能够在全美范围内创造“多达 7 万个工作岗位”。但是，经过仔细推敲，建设新一代核电站的就业前景并没有那么吸引人。
建设一家核电站只需要 2400 名建筑工人，完工后只需要 800 名全职员工。要实现这位前新泽西州州长预计的 7 万个就业机会，就必须新建 24 家核电站，耗资最少 200 亿美元，而且建设周期至少要 20 年——不仅创造的就业数量微乎其微，而且耗费资金和时间的数额十分巨大。与此相反，根据美国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协会之一忧思科学家联盟估计，如果联邦政府要求公共事业公司的发电量中有 25% 是来自可再生能源，那么将新增近 30 万个就业机会。而且，在得克萨斯州新建两家核电站的费用高达 120 亿 ~180 亿美元，这些费用几乎可以满足未来 20 年在圣安东尼奥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的需要，并且满足该市降低碳排放的目标。
新建的核电站产生的能源将会怎么处置呢？ CPS 公司采用的能源需求增长估计是根据传统的模式做出来的，在未来可能并不适用。长期以来，公共事业公司都估计发电量和年销售量 1%~2% 的增长。在过去 58 年中的 45 年中，这一“金科玉律”始终如一，丝毫未变。但随着消费者开始减少耗能，增大自身的发电能力，电能需求将显著减少。 2009 年，得克萨斯州用电需求降低了 3.2% 。全美和欧洲范围内也出现了类似的需求减缓，这就要求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的能源需求和增长。
网络和其他通信服务，以及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使用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增加用电需求。问题是，传统能源能否基本满足这一新增需求。传统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和核能——或者越来越需要可再生能源。显而易见， CPS 公司现在正着力开发可再生能源。
核项目上的惨败使得圣安东尼奥市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计划的揭幕搁置了大半年的时间。在作者撰写本书之时，市政府和 CPS 刚刚恢复元气，开始重新上路，和在得克萨斯州所宣称的一样，他们希望带领全美国走向一个无碳经济的新未来。他们提高能源效率的项目是全美国最好的项目之一。 CPS 公司和圣安东尼奥市政府在过去两年间共节约用电 1.42 亿瓦，并且制定了到 2020 年减少用电 7.71 亿瓦的目标。圣安东尼奥市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现在已经高达 9.1 亿瓦，该市计划到 2020 年这一发电量将达到 15 亿瓦。 CPS 也已开始建设智能电网，计划两年内为圣安东尼奥大都市区新建 4 万米长的智能电网。此外， CPS 公司还与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为通用雪佛兰 Chevy Volt 车型建设充电站。总而言之，圣安东尼奥市已经踏上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的道路。
CPS 公司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对其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造，以满足新型分散能源供应的时代需求。这种新型的能源供给模式由网络通信技术进行管理。欧洲的能源和公共事业公司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的能源和公共事业公司都将面临这一问题。
和其他能源企业一样， CPS 传统上一直是自己生产能源，然后出售给终端用户。而现在，新的商业模式要求 CPS 公司从自己的一些客户那里购买能源，再分销给其他客户。与此类似， CPS 以前的任务是尽可能多生产和销售电能。而现在，公司的目标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渐减少其出售的电量，所以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尽管 CPS 公司将延续传统，继续在集中模式下利用化石燃料和铀发电，但公司也需要加大在新型管理模式上的投入。这种模式需要它管理客户能源，一方面优化能源利用，一方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我们同时也建议 CPS 公司考虑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这一完整价值链上新出现的商业机会。举例来说， CPS 公司和圣安东尼奥市政府可以将业务拓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五大支柱建设组成部分和进程的融资、制造和服务等相关领域。
但是无论是 CPS 公司，还是圣安东尼奥市政府都无法单独承担起如此规模的经济计划，所以该计划并无实际意义。如果想要将圣安东尼奥市建设成为全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军地区，市政府和 CPS 公司需要客户的全面参与。中小企业、合作社、共有权益房产、社区协会、环保组织和消费者组织都有可能成为圣安东尼奥市和得克萨斯州南部地区推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计划的参与者和合作者。
圣安东尼奥市周边的各个县区也面临和该市同样的各种挑战。我们建议圣安东尼奥市将自身定位成能源网络的中心枢纽，将各个公共事业公司、其他能源供应商、用户整合起来，致力于建设得克萨斯州南部地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
跟 CPS 能源公司的人员在一起时，我不禁想起了我的母亲，不知道她将对 CPS 公司正在进行的大胆试验作何感想。我母亲于 2007 年逝世，享年 96 岁。她 1911 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艾尔帕索。她的家人在 19 世纪 90 年代定居得州。 1901 年 1 月 10 日，正在得州博蒙特市纺锤顶油田进行石油勘探的人员将探井打到了 1020 英尺的深度，引发井喷，高度达到 150 英尺。单是这一口油井每天的出油量就高达 10 万桶，比全美当时所有的油井出油量都多。
在我母亲长大成人的那个时期，成千上万的风险家在得克萨斯到处钻井，希望能够挖到“黑色的黄金”。许多人确实挖出了石油，那时的得克萨斯成了大油田的代名词。由此使得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成为世界强国。
现如今，得克萨斯州新的探险家们正在开发利用风能和太阳能，致力于使该州成为绿色能源大州。他们的努力将为美国引领下一波能源浪潮开辟道路，通过转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型能源而重新取得全球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我母亲肯定会对得克萨斯州的转型感到高兴。她还可能跟我讲起一句得州老谚语：“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坑已经很深，就别再挖了。”在石油时代，这是得州一句经典的地方箴言。
我们全球团队为圣安东尼奥市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总规划研讨会。研讨会三个月后，我收到了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的邀请。他邀请我带上我们的团队前往这个位于蓝色海岸上、法国南部海岸地区的小公国。
我第一次和阿尔贝亲王见面是在 2007 年，地点是巴黎。当时，我受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邀请，为全球各国政府和商界领袖们组织了一场高级别研讨会。研讨会当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正准备在巴黎发布期待已久的《第四次综合评估报告》。那场研讨会负责讨论世界经济向后碳时代转移所需要的经济倡议。阿尔贝亲王当时是研讨会小组成员之一。
提到摩纳哥，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该国吸引全球富豪名人的奢华生活，想到每年一度的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还有金碧辉煌的美好时代赌场，但是摩纳哥还有一个地方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阿尔贝亲王的祖父，阿尔贝一世亲王是首位开展全球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国家元首。 1906 年，阿尔贝一世亲王举行环球航行，搜集海洋生物数据，并进行研究。之后，他建立了享誉全球的海洋科学研究所——第一个深入研究海洋的科研机构，旨在保护海洋生物。兰尼埃三世亲王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为国际海洋保护方面令人敬重的人物。在兰尼埃三世亲王在位期间，摩纳哥成为地中海沿岸第一个“只向海洋排放清洁可饮用的市政废水”的国家。
在巴黎的研讨会上，阿尔贝二世亲王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对气候变化的深刻认识，以及他在摩纳哥为应对气候变化危机而采取的切合实际的方法。阿尔贝二世亲王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海洋造成了巨大影响，所以开始关注全球变暖的挑战，并成为全球领导人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他的指导下，摩纳哥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为欧洲和全世界提供范例的环境计划。
2009 年 3 月，我再次见到阿尔贝二世亲王。当时我正在摩纳哥参加一场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年会，参会人员中包括全世界科技界顶尖的人物，还有清洁科技方面的企业家和一些金融机构代表。那次年会的最初构想来自蒙戈·帕克。蒙戈是一位有见识的企业家，对科技界颇有了解，能够在数以千计的绿色科技中挑选出最有前景的技术。蒙戈与阿尔贝二世亲王私交颇好，提议和我一起拜见亲王，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探讨。
我们被带进了一间小屋，里面凌乱地堆放着各种书籍和旧地图。看起来就像是电影《夺宝奇兵》里面 20 世纪早期的书房一样。阿尔贝亲王性情安静谦逊。我心想，倘若不是出生在王室家庭，他很可能会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对科学事业的追求中去。
亲王殿下对将在年末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表示担心，担心人们对开发应对全球变暖的系统化经济方式不够重视。他知道我为欧盟准备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表示愿意协助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问自己能够提供什么帮助。我告诉他说，我们需要工作样板，摩纳哥是一些最新理念的理想试验场——特别是摩纳哥已经在长期推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亲王表示赞同，我们商定了一个日期，我们团队与摩纳哥各部长和技术专家将共同为摩纳哥公国起草一份第三次工业革命总规划。我们希望能够在 10 月份之前将总规划起草完毕，递呈阿尔贝二世亲王，这样他就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将这份富有远见的总规划展现给世界各国领导人。由于时间紧迫，我马上开始埋头工作。
摩纳哥公国和圣安东尼奥市一样，都邀请我们的团队协助在 2020 年之前完成 20 – 20 – 20 目标。但是这两个经济体却有着天壤之别。摩纳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圣安东尼奥是个杂乱扩张的城市，拥有大量的社会底层人员。摩纳哥人口拥挤，地方闭塞，夹在地中海和山脉之间，生活着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些人。摩纳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1092 欧元，失业率为零，政府预算为 744209751 欧元。在摩纳哥，没有个人所得税。政府收入依赖增值税和营业税，增值税税率为 20% ，营业税税率为 5% 。摩纳哥公国国土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居民人口 3.5 万人，而且由于通勤人口和游客的增加，该国居民还在不断增加。我们的团队在与摩纳哥公国的监督工作者进行洽谈的第一天就被告知了允许在该国居住者的概念。实际上，我应该阐释一下这个概念。他们告诉我们，摩纳哥公国最富有的居民只是偶尔在该国居住，更多的是把这里的房产当做度假场所。由于这里没有个人所得税，所以他们会宣称这里的房产是主要居所。我们所得知的一切就造成了一个十分尴尬而又少有人提起的环境问题。为了证明这里的房产是主要居所，房屋主人就必须提供每月的水电费账单，表明自己居住在这里。这样一来，即使房屋里面无人居住，家电也每天 24 小时开着，造成能源浪费，也增加了这个小公国的碳足迹。摩纳哥政府也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作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政府提供可观的补贴，帮助业主将住宅改建成微型的绿色发电站，可以向电网输入清洁的电能。（关于这个问题，本章随后还将进行更多阐释。）
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摩纳哥的能源来自哪里？该国 17% 的电能来自海洋发电，供热制冷所需能源的 25% 来自燃烧废物发电。绝大多数用电来自法国，而法国主要依赖核能发电。
摩纳哥的建筑挤压在如此狭小的地块上，根本没有多余空间可以建设大规模的能源园区。但是，摩纳哥拥有 6 公里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潮汐和风力发电，而且该国光照率较强，所以可以利用太阳能电池板或光伏电池板发电。
摩纳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不破坏传统建筑的同时，在建筑物上开发利用充足的阳光辐射。摩纳哥公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们不想改变原有建筑的外观和风格，包括建筑的色彩和格局。
摩纳哥 24% 的面积都覆盖着屋顶，这些屋顶中有一半都适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面朝南方而且不被遮挡的屋顶即可）。摩纳哥的目标是到 2020 年之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达到 5000 万千瓦时。我们预计这个目标的 30% 的发电量可以通过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获得。利用建筑物的正面作为聚光点，可以将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一倍。此外，还可以租用摩纳哥与法国边境的开阔地带，树立太阳能跟踪板，以开发剩余的太阳能潜力。我们团队还提议使用一项仍处于试验阶段的海洋光伏发电系统，这将使摩纳哥公国能够在地中海上收集太阳能量。一个直径 100 米的海洋光电太阳能电池板系统已经在波斯湾的阿布扎比投入使用。浮在海面的光伏电池板远离海岸线，超出视线范围，可以为摩纳哥生产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电量的 15% 。
摩纳哥政府对于将本国建筑改造成小型发电站的计划十分重视，并提供 30% 的政府补贴——最高额度达到 3 万欧元——来支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建设。可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使摩纳哥公国外表看起来像个发电厂呢？
我们的建筑团队和城市规划者与我们的能源专家进行了磋商，研究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不破坏城市建筑美感的同时获取能源。
通常情况下，多数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是深蓝色的，安装在十分难看的脚手架上。如果摩纳哥的建筑上面都装上这种光伏电池板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庆幸的是，很多企业正在将小型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直接安装在琉璃瓦、建筑物遮篷、墙体、玻璃、百叶窗甚至窗帘上，用各种方式加以隐藏。
风能发电科技也可以安装在建筑物上。一提到风能发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大型风能园区里面成排的风车，所以在城市建筑上面利用风能发电的想法可能会令很多人吃惊。最近，人们研发出了纵轴风力发电机。这种发电机无须转动，可以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利用更多的气流。我们可以把这种发电机安装在摩纳哥现有建筑的屋顶上，以增加该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
绿色屋顶和绿色墙体正日益流行起来。在现有建筑上栽培植物可以减少雨水流失，增加热调节（在夏天，这些植物可以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在冬天则可以蓄热），并且增加市区生物多样性。 1998 年，瑞士的巴塞尔市发起绿化屋顶计划，现在该市 20% 的屋顶面积都是绿色的。加拿大的多伦多和奥地利的林茨现在要求所有新建平顶建筑必须绿化。太阳能、风能和绿色屋顶，所有这些计划都能帮助摩纳哥重新融入当地生物圈，并且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
关于摩纳哥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每个世界一流的地方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公众印象中，摩纳哥和赛车是同义词。摩纳哥公国的公交车数量很少，在总规划中，我们提议摩纳哥公国为世界树立榜样，将本国的所有公交车都由汽油内燃机引擎驱动改为氢燃料汽车。由于摩纳哥本身面积狭小，所以这个转变可以很快完成，费用也很低，这样就能成为全球第一个公交系统零排放国家。
我们在摩纳哥举行的研讨会结束后，我、研究小组的成员拜伦·麦考密克，还有蒙戈·帕克三个人一起坐在酒店里探讨蒙戈突发奇想出来的一个点子。要是每年在摩纳哥举行一场只有充电汽车和氢能源汽车参加的全球车赛会怎么样呢？
这些参赛汽车的能源将来自摩纳哥建筑物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纵轴风力发电机和其他可再生能源。要展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我很想看看拜伦会作何反应。拜伦终身效力于通用汽车公司，现在是该公司少数几个负责未来车型发展的成员之一，这些未来车型包括氢燃料汽车。拜伦对此提议的反应很快，也很真诚：“那我去哪里找你们签合同呢？”
结束了摩纳哥事宜后，我们的团队收拾行囊，向机场出发，我不禁开始思索：摩纳哥这个全球新富和名人争相渴望的地方，能否焕然一新，成为全球顶尖、科技先进的可持续发展中心，为世界树立新的审美标准？
如果说摩纳哥是游戏比赛的天堂，那么乌德勒支就是工作的圣地。天生勤奋、富有开拓精神、务实到了极致水平，乌德勒支这个小省份地处荷兰腹地，毫无浮夸之气，人人都务实工作。该省是欧盟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失业率极低，生活水平十分高。该地区还拥有一所全球一流的学府，使它成为欧洲知识经济的关键枢纽。
和我们合作过的其他地区不同，乌德勒支并不缺乏规划。这里的方方面面都有计划：各种 10 年计划、 20 年计划。这些计划之详细，在省级治理计划中极为罕见。我想，这个地区的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面临洪水的威胁，提前计划的本能已经根深蒂固地进入了他们的集体基因之中。
这一点值得注意，荷兰习惯为未来的危险作准备——现在更是如此，因为当今世界能源价格波动频繁，供给短缺频发，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问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社会动荡。
有鉴于此，乌德勒支省制订了一项宏伟的计划：引领欧盟地区迈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到 2020 年之前减少 30%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盟标准高出 10% ），到 204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乌德勒支省的计划是超前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地区有着同样的想法。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乌德勒支省政府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开展合作，探讨 21 世纪的经济发展模式。合作的目的是帮助乌德勒支省成功转型成为第一个生态省，率先迈入环保时代。如果乌德勒支省发展迅速，能够在 30 年内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成千上万其他地区将紧随其后，争相效仿。
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样，乌德勒支省也需要扩张自己的都市区，建设新的郊区，以满足未来 20 年人口发展需求。
乌德勒支省已经计划建设两个新郊区：莱茵斯堡和苏斯特贝赫。莱茵斯堡将可容纳 7000 个家庭，苏斯特贝赫计划容纳约 500 个家庭。此外，乌德勒支省还需要对老都市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
这个地区也面临着其他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地区所面临的难题：如何在保证旧城区不被落在后面的同时，又能扩建新的城区。在减少地区“碳足迹”的同时，又要保证经济增长，并适应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使得我们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
乌德勒支省没有将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立起来，而是开始探索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来资助旧城区的二次开发。换言之，新建筑通常耗能更多，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乌德勒支省则要求所有新建筑必须保证“碳中和”，同时帮助旧城区更新基础设施。
这种构想类似于靠增税筹资。在芝加哥、阿布奎基和阿尔米达等城市的旧城改造过程中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乌德勒支省的基本计划是，利用新开发地区的房产税来资助旧城区的改造项目。但是，这些计划的最终目标是经济上的，所以常常会遭人诟病，因为这与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十分相似。
但是如果城市改建理念中也包含全地区节能和环保的话，这种“能源筹资”最终将会使富人和穷人都获益。从新开发地区征收的房产税可以组成一项旨在帮助穷人区房屋改造的基金。房屋改造将减少能耗，节约更多能源，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房屋业主、周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能从中获益。
但是，即使这样一种具有创意的筹资计划得以实行，要想重建整座城市也没有理论上那么容易。这个问题和所有的经济问题一样，都涉及先后排序问题。地方政府如何确定哪座建筑应该首先改建？改造独栋住宅的主意很好，而且对能源使用产生重要影响，可是以芝加哥为例，改造希尔斯大厦这一栋建筑所能节约的电能相当于 2500 个家庭的用电总量。
很明显，乌德勒支省需要一个强有力而且具有延展性的计划。阿德里安·史密斯和戈登·吉尔建筑公司是一家芝加哥公司，也是全球开发团队的成员。这家公司为乌德勒支省提出了一项软件解决方案，调动整个社会一起完成零排放的目标。
这项计划包括建设一个虚拟的城市 3D 模型。第一步就是要与当地的学生和教授一起合作，审查统计乌德勒支省所有建筑的电费记录。首先审查统计政府建筑，然后统计居民建筑和商业建筑，最后对每栋建筑的节能潜力进行归类（红色建筑具有最大的节能潜力，黄色建筑其次，然后依次排名）。
各个建筑的节能潜力被量化之后，下一步就是估算每座建筑的改建费用。等到这些信息收集完毕，先投资哪座建筑就变得清楚多了。有了明确的节能潜力统计和改建费用估算，剩下的就是筹集资金，审查项目计划。
这个虚拟的 3D “去碳化”模型提供了一种在线能源市场。阻碍房屋改造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赢利不足。能源服务公司主要关注大型商业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利润更大，而相比之下，独栋住宅的利润却很低。通过在网络上免费提供能源信息，就提供了大规模解决的可能。不是单个公司为独栋住宅提供改造计划，或者单个住户寻找某个公司改造其住宅，而是所有的红色建筑联合起来，或者同一个社区的黄色建筑联合起来。这样一来，能源服务公司就能将一个建筑群联合起来，提供一个成本大幅降低的改建方案——这样的计划在规模和利润上可以赶上某些大型商业建筑的改造合同。通过公开的可持续发展谈话，这个集体解决方案将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将能源服务公司和房产业主聚到一起。因为这种规模效应需要建筑群内足够多的业主同意，共同参加集体改建计划。要让业主买账，首先要在各个社区争取人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持。
乌德勒支省希望鼓励更多类似的社区参与，所以建设了一个网站，上面包括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以及优先计划列表，并且开始与市民、地方企业、高校研究人员，甚至高中院校开始接洽对话——实际上是要邀请整个社区都参与其中。第三次工业革命总规划现在已经完全开放，成为全省范围内探讨如何实现经济转型的平台。
人们对总规划的部分内容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甚至对最钟爱的项目进行投票。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参与者正在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整合共同利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内部及相互之间创建网络联系。第三次工业革命计划成了社区的集体事宜，美国早期的“谷仓模式”正在荷兰上演——在美国早期，整个社区的人聚到一起，合伙建设谷仓。这就是能源服务参与的民主化，是分散型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
这种模式的效果正在渐渐展现。乌德勒支省的所有居民正紧密参与这项关于他们未来经济的事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陈腐观念正在被集体努力所取代，人们都在关注居住社区的生态保护。
在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这是一个全社会实践。换言之，这一进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政府、工商界、公民社会组织都要参与。城市、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革命性变革，最终会影响到所有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都将改变。在考虑这一计划的各个环节时，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顾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倘若在目标上没有广泛共识的话，任何行政区域都很难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本，动员公民参与如此宏伟的经济结构变革。
第三次工业革命总规划帮助开发团队和计划实行区域开阔了眼界，产生了很多新的认识。我们开始意识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能源系统。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进行协调整合后，产生的信息系统与现有系统有显著不同，同时也创造出了很多崭新的商业模式。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主要利用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化石能源，倾向于建立垂直的规模经济模式，在供应链中建立庞大的中央集权式企业。这种大型企业采取合理的等级结构，在各个市场上展开角逐。相对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可再生能源供应充裕，使成千上万的分散型企业得以开展商业合作，融入一个类似于生态，而非市场的系统当中。
在这个新的时代，竞争的市场将越来越向合作网络让步。随着分散型资本主义的崛起，自上而下的垂直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