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IRD 第三次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早上 5 点,我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听着有线电视上的早新闻。这时听到一个记者正兴奋地报道一个被称为“茶党”的新政治运动组织。我走下跑步机,不知道自己是否听错了,只看到屏幕上都是愤怒的中年美国人,他们举着黄色的小旗,上面写着“不要压迫”,小旗上全是蛇的图案;其他人对着摄像机镜头挥舞着小旗,这些小旗上印有“禁止随意征税”、“关闭边境”、“气候变化是骗局”等标语。由于民众在异口同声地喊口号,我很难听清记者在说什么,他似乎在说一件自发的与草根运动有关的事情,这个草根运动组织正像野火般掠过中心地带。他们抗议政府管得太多,自由主义者职业政治家只想着自己发财,不顾选民的利益。对刚才的所见所闻,我难以置信。我好像看到了 40 年前我组织的活动。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1973 年 12 月 16 日,黎明时分,雪花开始飘落。迎着冰冷的寒风,我直奔波士顿市区的法纳尔厅。法纳尔厅曾经是激进分子诸如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瑟夫·沃伦等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及其代理人的地方。这个代理人就是臭名昭著、遭人唾骂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当时波士顿已陷入缺油困境数周。由于许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交通拥堵现象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因为很少有加油站可以加油,为了加满油,司机们要排队等候数个小时;即使能幸运地加上油,司机也会被飞涨的油价震惊。短短几周时间内,油价已经翻番,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而那个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只要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只要美国能为民众大量生产他们买得起的汽车,那么,民众的反应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民众为美国赢得了尊重,使美国成为 20 世纪的全球超级大国。
民族自豪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冲击。两个月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以抗议美国政府在斋月战争中重新供应以色列军事装备的决定。石油冲击迅速波及全世界。到 12 月时,世界石油价格已从每桶 3 美元飙升到了 11.65 美元。恐慌弥漫着大街小巷。最初和最明显的征兆在社区加油站表现出来。许多美国人相信:石油巨头正肆意利用这一时机推高石油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波士顿和全美各地司机的情绪迅速恶化。这就是 1973 年 12 月 16 日波士顿码头示威事件的背景。
这一天正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 200 周年纪念日,波士顿倾茶事件激起了美国民众对英国统治的反抗。美国民众本来就不满英国对出口到美国的茶叶和其他产品征收新税,塞缪尔·亚当斯又激发了民众的这一不满,于是有些人就把茶叶等货物倾倒进了波士顿海港。“禁止随意征税”迅速成为激进派的口号。这次公开反抗英国统治的行动引起了英国和它的 13 个殖民地之间一系列的反应。 1776 年英属 13 个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了。
离周年纪念日还有数周的时候,反对石油巨头的愤怒情绪不断升温。许多美国人异常愤怒,他们认为他们正在遭受冷血的全球性大公司的价格欺诈,这些公司曾扬言破坏美国人的基本权利——使用廉价石油和汽车的权利。美国民众认为,这种权利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权利一样,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利。
那时,我 28 岁——一个 19 世纪 60 年代经历过反对越南战争和争取民权运动的年轻活动分子。一年前,我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民众 200 周年纪念委员会,我希望它能替代尼克松成立的美国建国 200 周年纪念委员会。官方 200 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是庆祝 1776 年《独立宣言》签署 200 周年。
之所以想到这种庆祝方式,部分原因是我与我新左派运动中的同事渐行渐远。由于我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工人聚居区长大——这是个商人、修理工、警察、消防员和居住在芝加哥畜牧场、铁路站和附近钢铁厂的家庭组成的社区——因而,我的内心充满爱国精神。游客每天都能看到我的邻居们门前飘扬的美国国旗。在这儿,每天都是美国国旗日。
我在美国梦中长大,并深深为我们的开国元勋折服,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恩、乔治·华盛顿这些革命思想家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追求人权、自由与幸福的。
我的许多新左派朋友出身名门,在精英聚集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平等与和平,但他们也从国外革命斗争,特别是“二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取灵感。我记得在许多政治集会中,毛泽东、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的思想被用做行动指南并且激励无私奉献的行为。我对这些感到好奇,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相信:土生土长的美国革命者才是对过去两个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最具有启迪意义的人。
对年青一代来讲,美国建国 200 周年庆典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重温激进派诺言的机会,特别是由于白宫的庆典——这个仪式由尼克松总统和一大批商业支持者监督——深深地根植于贵族特权而非某种意义上的经济与社会正义。而这种经济与社会正义与我们敬仰的开国元勋的追求更为一致。
我们的计划是把茶党的周年纪念变成对石油公司的抗议。但对于是否有人愿意走上大街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并没有把握。由于以前从未举行过抗议大石油公司的活动,所以,也就无法预测人们愿意做什么。由于雪越下越大,我开始担心到场的人数会很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起反战抗议通常会安排在春天,因为那时可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事实上,要在寒冷的冬天召集人数众多的抗议活动,就是对经验丰富的活动家来讲也绝非易事。
当我到达法纳尔厅时,我呆住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列队在通往大楼的街道上!他们举着标语,挥舞着横幅,上面写着“石油公司赔偿”、“打倒石油巨头”、“美国独立战争万岁”等口号。而那些涌入大厅的人则异口同声地高呼:“控告埃克森!”
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号召抗议者把今天当做为“能源自立”而进行的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然后,我们走上街头,沿着 200 年前茶党走过的路线,向格里芬码头行进。沿途,数千波士顿市民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市民包括学生、蓝领工人、中产阶级,甚至整个家庭的人。当我们到达码头时,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原为娱乐用船)已停靠在码头,两万多抗议者在岸边同声高呼“打倒石油巨头”。抗议声淹没了精心策划的典礼。一队来自格洛斯特北部的渔船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直接驶向萨拉达茶叶公司的船,而联邦政府官员和当地的权贵们正在这艘船上等待官方典礼的开始。伴随着成千上万抗议者的欢呼声,一些渔民登上并占领了这艘船,爬上桅顶,然后把空油桶——而非装茶叶的箱子——扔进了河里。第二天,《纽约时报》和这个地区的其他报纸都详细报道了在波士顿所发生的一切,所配的标题是“ 1973 年属于波士顿油党”。
35 年后,即 2008 年 7 月,世界市场的油价冲到创纪录的每桶 147 美元,而在 7 年前,每桶价格却低于 24 美元。 2001 年,我曾预测石油危机就要来临,油价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上升到每桶 50 美元。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广泛质疑,甚至是嘲讽。“我们这一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石油行业人士、主流地质学家和经济学家如是说。不久,油价急速上升。 2007 年年中,当油价超过每桶 70 美元的时候,全球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开始攀升。理由很简单,在全球经济体系下,任何商业活动都与石油和化石能源息息相关。种植粮食需要化学肥料和杀虫剂,水泥、塑料等建筑材料的生产需要化石燃料,大部分药剂的制造也需要化石燃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穿的衣服也是由石油产品人工合成的。交通、电力、热能和光源也概莫能外。整个人类文明都建立在石炭纪储存的碳资源上。
关于人类的生存,我经常想, 5 万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如何评价人类历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归为化石燃料人,并把我们这个时期称为碳时代,如同我们把过去称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样。
当油价超过每桶 100 美元时(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22 个国家爆发了自发的抗议和骚乱——在墨西哥发生了玉米粉圆饼抗议,在亚洲爆发了大米骚乱。这都是因为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引起的。对全球各地政治骚乱的恐惧引发了人们对石油及食品相关问题的全球性讨论。目前,全球有 40% 的人每天的生活水平是 2 美元或更低,大宗商品价格的微小变动都意味着普遍的风险。 2008 年,大豆和大麦价格上涨了 1 倍,小麦上涨了 2 倍,大米上涨了 4 倍。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说,有 10 亿人将面临饥饿。
受急剧上升的油价影响,发达国家中产消费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商店中日常用品的价格直线上升,汽油价格和电价扶摇直上,建筑材料、药剂、包装材料的价格也飞速上涨,当然,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到春末,价格已高得令人望而生畏,世界范围内的购买力急速下降。 2008 年 7 月,全球经济骤然减速。这次经济大地震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 6 天后,余震来临,金融市场崩溃。
政府首脑、商业领袖、经济学家们有义务找出造成世界经济动荡的真正原因。他们仍然认为,信用泡沫和政府债务与油价之间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处于石油世纪的衰退期。各国领导人如果仍然认为信用和债务危机仅仅是由于未能有效地监管市场,他们就不可能找出危机的根源并有效应对。
我把 2008 年 7 月发生的一切称为全球化的巅峰期。虽然这个世界仍有许多未知存在,但很明显的是,在一个极其依赖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经济体系里,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同时,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
全球化受阻的原因是人均石油占有量已达到了峰值,这不应该与“全球石油产量峰值”混淆。后者被称为哈伯特曲线,是石油地质学家用来表述石油产量到达顶点的术语。
M ·金·哈伯特是一位地球物理学者,他从 1956 年就开始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哈伯特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中预测,大约在 1965 年到 1970 年之间,美国本土 48 个州的石油产量将达到峰值。他的预测遭到了同事的嘲讽。当时,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产国,美国失去领先地位的想法让人难以想象,因而也就被置之不理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的预测是正确的。美国的石油产量在 1970 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了长期的下降通道。
在过去的 40 年里,地质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全球石油产量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根据他们制作的模型,乐观者认为,峰值大约在 2025~2035 年来临;悲观者预计——包括世界上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地质学家——峰值会在 2010~2020 年来临。
国际能源署是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组织,在能源信息和预测方面,世界各国政府对其充满信任,该机构在《 2010 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就已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原油产量在 2006 年可能就已达到峰值,当时每天的产量为 7000 万桶。这一说法严重打击了国际石油市场,动摇了以原油为命脉的全球商业信心。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为了避免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需要保持每天不低于 7000 万桶的石油生产量。而获得这些石油需要在未来的 25 年里投入 8 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批资金要用来开采剩余的开采难度大的油田,开发已发现的还有些前景的油田,以及寻找那些开采难度更大的新油田。
我们关注的全球人均石油峰值,在 1979 年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就已出现。英国石油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后来也被其他研究证实——得出结论说,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 1979 年就已达到了峰值。
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飞速发展的时候—— 2007 年,印度的增长率是 9.6% ,中国的增长率是 14.2% ——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石油时代,对石油的需求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油价,导致油价高达每桶 147 美元,物价飞涨,消费能力下降,全球经济减速。 2010 年,全球经济缓慢回升,主要是恢复性增长。随着经济增长,油价在 2010 年年底涨至每桶 90 美元,经济增长再一次推高了油价。
2011 年 1 月,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指出,经济增长与油价上涨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警告说,随着经济的复苏,“油价正进入一个危险区域”。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 2010 年,经合组织中 34 个最富裕国家的石油进口费用,从年初的 2000 亿美元上涨到年底的 7900 亿美元。 2010 年,欧盟的石油进口费用上涨了 700 亿美元,相当于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财政预算赤字;美国的支出增加了 720 亿美元。高油价使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5% 。 2010 年,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甚至更糟,石油进口费用上涨了 200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1% 。石油进口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 2008 年的水平,全球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对此,国际能源署公开表示了担忧:石油进口费用上涨正威胁经济复苏。
在国际能源署发表 2010 年公开报告的同一天,《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者马丁·沃尔夫撰写了有关中、印和西方国家在“人均产出”方面呈现趋同现象的文章。根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09 年期间,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均产出比率从 3% 上升到了 19% ,而印度则从 3% 上升到了 7% 。沃尔夫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均产出与日本“二战”后经济复苏时相当。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人均产出是美国的 70% , 1990 年时则上升到 90% 。若中国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 2030 年时,中国的人均产出将达到美国的 70% 。但不同的是,到 203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 3 倍,比美国和西欧的总和还要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在 2010 年 11 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仅在第二季度,新兴经济体的产出总量就比 2005 年年初高出 41% ,中国高出 70% 以上,印度高出 55% 以上。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果经济总产出以本世纪前 8 年的速度增长,油价将会迅速反弹到每桶 150 美元,甚至更高,进而推高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导致购买力的再次下降和全球经济的崩溃。换言之,在油价达到每桶 150 美元左右的时候,所有试图恢复 10 年前那种经济增长势头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在恢复增长与崩溃之间反复。
反对者认为,油价上涨与供需矛盾的关系不大,而与投机商炒作关系更大。虽然投机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为找到一桶石油,我们就要花费 3.5 桶石油的代价。这个现实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和未来的前景。
如今,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加剧了石油需求不断上升与石油储备逐渐萎缩之间的矛盾。 2011 年年初,在这一地区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伊朗、也门、约旦、巴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统治了他们几十年的腐朽、专制政权,而在某些国家,这种政权甚至统治了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年轻人的反抗——使人想起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年轻人的反抗——象征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代际转变。
对年青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来说,他们正成为全球性社会中的一部分,成为脸谱网的忠实用户,原来的方式已变得不合时宜。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和长辈们的排外行为,与在社交媒体网络里长大的这一代格格不入。这一代人强调透明、合作、平等,标志着他们在观念上与前辈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由于厌倦了专制的统治和残暴的统治者,以及他们所生活的腐朽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恩赐而非价值成为惯例,统治者以民众日益增加的贫困为代价获得了富裕——年轻人正寻求变革。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迫使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倒台,在利比亚发动内战,并且威胁到从约旦到巴林的政权。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这个地区崩溃,石油将是重要原因。黑金成了黑色的诅咒,把中东变成了执政寡头控制下的资源社会。流淌的石油使酋长变成了亿万富翁,民众却由于福利微薄和受雇于政府而变得温顺听话。结果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为建立一个健康、全面、创业型的经济或劳动人口而创造经济条件。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变得冷漠,他们的潜力从未被完全地开发出来。
有了勇气和自信,年轻人不再胆怯,他们勇敢地面对以往难以想象的结局。旧秩序开始动摇,进步正处于缓慢的发展过程中。旧宗法在下一个 10 年已不太可能继续统治这个地区,虽然它掌握了阿拉伯世界几代人的命运。
在中东,我们看到的是权力从等级化到扁平化的伟大变革。通过挑战大媒体集团,互联网一代开始共享音乐与信息;通过挑战独裁统治,他们正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在未来的几年中,中东的政治动荡将造成世界油价的波动。 2011 年年初,利比亚的政治动乱迫使其全国的油田关闭,结果是原油产量每天减少 160 万桶,油价上升到每桶 120 美元。石油分析家担心沙特阿拉伯或者伊朗也将会发生类似的石油生产中断,这将导致油价一夜之间上升 20%~25% ,从而严重破坏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
关注中东政治动荡的国际观察家认为,这个地区将很难恢复正常生产。历史上,独裁政府长时期地统治着社会精英并实行集权体制,石油时代的结束预示着独裁政府的末日,这并不是巧合。虽然中东地区年轻人的觉醒值得赞赏和支持,但石油危机后的几年,将有两个相关的现象出现:一个是总需求上升,它将把油价从每桶 150 美元推高到每桶 200 美元甚至更高;另一个是石油盛产国因政治动荡导致的生产中断,它将同样推高油价。
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是怎样把第二次工业革命推上穷途末路的呢?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再一次回溯到 20 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着集中供电、石油时代、汽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初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架构在大萧条时期确立,并持续到“二战”结束。 1956 年,《州际公路法案》通过,它为汽车时代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了强大动力。州际高速公路网的建立——这在当时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和昂贵的公共工程项目——创造了空前的经济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此后不久,欧洲也开始了类似的公路建设项目,并带来了巨大的乘数效应。
州际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加速了公路建设商业化的发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搬迁到有新建州际高速公路出口的郊区。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州际高速公路建设的完成,商业和房地产的繁荣达到了顶峰,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达到了顶峰。商业和房地产商的过度扩张,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随后,经济衰退的影响蔓延到全世界。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走下坡路,美国是怎样摆脱衰退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振经济的呢?
美国经济的复苏主要建立在大量储蓄积累的基础上,这些积累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太平的几十年,当然,这几十年也伴随着创纪录的信贷与债务。美国变成了一个消费毫无节制的国家。然而,事实是新经济并没有创造出我们所花的这么多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成熟阶段后,美国人的工资逐渐趋于平稳,然后开始下降。
人们对新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情有独钟,创新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加利福尼亚硅谷、波士顿 128 号公路干线、华盛顿 495 号州际高速公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园区,这些地方有可能成为高科技产地。媒体则更关注微软、苹果和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等企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不可否认, 20 世纪 90 年代的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并帮助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事实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本身并没有造就新的工业革命。要想产生新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必须和新能源体系结合,就像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经济革新一样。新通信系统从来不会独立存在,它们是通过新能源系统管理流动性的机制。这为通信与能源相结合的基础建设奠定了基础,几十年后,它将确立新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
这里有个时机的问题。新通信技术与第一代电子通信技术有着根本的不同。电话、广播与电视是第一代通信技术的主要形式,这些技术用来管理经济和使经济市场化。这种经济的基础是化石能源,大量商业活动源于特定的能源体系。相比之下,第二代电子通信技术分布自然而理想,更适合管理分散式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与新能源相伴而来的扁平化的商业活动。新分布式通信技术需要再等 20 年才能与分散的能源结合,并为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经济打下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前 10 年,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整合。从一开始,这便是不合时宜的。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操作实践,创造了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这有可能延长传统工业模式的寿命,但它不可能完全发挥分布式通信的潜力,其阻力来自能源集中化的体制与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
在没有出现新的强大的通信与能源经济模式前,我们以“二战”以来 40 年间积累的财富支撑经济增长。信用文化带来的信用透支,其作用如同一种使人易醉的物品。人们购物成瘾,消费变得更像集体炫富。我们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降低直至毁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速度,挥霍了一生积累的财富。
我们“成功”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家庭平均储蓄率约为 8% ; 2000 年时,家庭储蓄率已锐减到 1% 左右; 2007 年时,许多美国人已入不敷出。美国以自己的购买力支撑了全球经济,但我们不愿承认,这是以减少美国家庭储蓄为代价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人债台高筑,破产创历史新高。 1994 年,多达 832829 人申请破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2002 年,破产人数飙升至 1577651 。然而,信用卡债务仍然在继续攀升。
正是在这段时间,银行开始推行第二个信用工具——次级抵押贷款,这一业务只需要很少或不需要现金支付。数百万美国人以此方式购买他们原本负担不起的房产。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经济。仅仅几年,在一些地区房价就已翻番。房主们把房产看做有利可图的投资。许多人把他们的新投资作为摇钱树,再次进行抵押,以获取两到三倍的资金偿付信用卡,继续疯狂购物。
2007 年,房价暴跌,房地产泡沫破灭。数百万曾认为自己是富人的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无法支付即将到期的抵押贷款的利息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数量暴涨。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它们乐意看到设计周密的庞氏骗局——也陷入了困境。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闭。随后,美国国际集团面临倒闭的威胁。如果这一状况发生,将会使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和世界经济的很多部分面临下行风险。银行停止放贷。类似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规模的经济崩溃一触即发,美国政府被迫救助,向华尔街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 7000 亿美元救助资金。救助的理由仅仅是这些机构“太大了,不能倒闭”。
但所谓的大萧条还是开始了,实际失业率逐月上升。到 2009 年年底,全美失业率已达 10% (如果算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放弃找工作而未计算在内和未充分就业的劳动者,这一数据将达到 17.6% )。这意味着有近 2700 万人失业和未充分就业。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失业率的最高水平。
奥巴马总统采取一揽子措施拯救银行系统,但对美国家庭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 2008 年,美国家庭累积债务逼近 14 万亿美元。为了理解美国家庭债务有多重,可以与以前比较: 20 年前,普通家庭债务是其收入的 83% ; 10 年前,这一比例上升到 92% ;而到了 2007 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 130% 。经济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新词“负储蓄”来反映美国家庭支出与收入方式的深刻变化。由于失业、未充分就业和负债, 2010 年有 290 万房主丧失抵押品赎回权。
更糟的是, 2010 年,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 100%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 65% 。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消费者已不能用他们的购买力支撑全球化。
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不会凭空发生,它们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减速之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当时,郊区建设——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网——达到顶峰,这意味着汽车时代和石油世纪已达到全盛期。
丰富、廉价的石油和汽车的结合,使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雄居世界第一。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以疯狂购物的方式,在不到创造这些财富所需的一半时间里,花光了这些积蓄,其目的是人为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实体经济正处在下滑通道中。当储蓄花光后,我们又借了数万亿美元,以继续生活在无可匹敌的经济神话中。我们继续花着我们还没有挣来的钱。以上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为了获得美元,世界上数百万的人乐意提供商品和服务。
全球抢购风以及总产出的急剧上升,推升了对日益减少的石油的需求,并导致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引发了全球供应链中从谷物到汽油等物品价格的上涨。 2008 年 7 月,当石油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桶 147 美元时,全球范围内的购买力崩溃终于发生了。 60 天后,由于大量借款未得到清偿,银行业停止了放贷,股市崩溃。全球化停滞了。
美国 18 年信贷宽松政策的结果是经济的失败。美国财政部门总负债 1980 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 ,在过去的 27 年里逐年上升, 2007 年时达到惊人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6% 。由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银行、金融相互交织,这次信贷危机超越美国,席卷全球经济。更令人不安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 2015 年时将等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经济的未来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第二种债务远比第一种更加严重,更加难以偿还,并且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积累起来。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熵账单即将到期。近 200 年来,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向地球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阻止了太阳的热量从地球上空散去,导致地球温度灾难性的转变,继而会造成对未来生命的毁灭性打击。
2009 年 12 月, 192 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聚集在哥本哈根,共同商讨应对人类面临的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由工业化引发的气候变化。 2007 年 3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在巴黎发表了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阐述问题的严峻性,共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2500 多名科学家参与了此项报告。这是 15 年中发表的第四份类似报告。
当我读到联合国发表的报告时,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这 27 年以来我一直误解的事情。我首次论及气候变化是在 1980 年出版的《熵》一书中,这本书第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在整个 80 年代里,我继续致力于促进公众对全球变暖引发的长期威胁的关注。
1981 年,由超过 100 名众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立法服务机构未来国会交换所邀请我作了两次非正式的关于工业化引发的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热力学影响的讲座。据我所知,这是美国国会中最早的几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
1988 年,我所在的部门首次召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非政府机构成员,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我们成立了“全球温室网络”,召集了气候研究人员、环境保护组织以及经济发展专家,进行了 10 年之久的努力,推动有关气候变暖的讨论从学术走向公共政策领域。
虽然我早就意识到了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但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仍然低估了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我没有正确地理解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正反馈。例如,由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地表温度升高,进而导致北极地区冰层融化,这样避免了热量从地球上消失。雪面覆盖的减少,意味着反射能力的丧失——白色反射热量,黑色吸收热量——地球散发的热量减少。反过来,这又提升了地球表面的温度,以正反馈的方式加速了雪的融化。现在,可以认为,当地球生物圈中其他突变引发它们自己的反馈回路时,这一反馈回路及其乘数效应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可怕。
第四次联合国气候报告提醒我们:地球的化学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科学家告诉我们,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的温度有可能上升至少 3 摄氏度,气温会显著升高。虽然 3 摄氏度听起来不高,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幅度的上升使温度达到了 300 万年前的上新世的温度。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根据科学家的观点,仅仅 1.5~3.5 摄氏度的变化,就能导致动植物在不到 100 年内大量灭绝。这一观点意味着,将有最低 20% 、最高 70% 的物种灭绝。我们需要领会科学家们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最近的 4.5 亿年里,地球上已发生了五次物种灭绝事件。每次都是一个大毁灭,需要 1000 万年才能恢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那么,地表温度的上升是怎样影响了生命的存亡呢?
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科学家们一直担心生态系统中树木的消失。人们可以想象, 21 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美国东北部地区气候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迈阿密的气候。人类能通过迁移适应气候变化,但树木不能。几千年来,不同种类的树木已经适应了某个地区相对稳定的气候。更重要的是,树木生长缓慢。因此,当温度在几十年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树木不可能快速迁移以适应气候的变化。这对地球生物的生存具有重大的影响。森林覆盖了地球表面的 25% ,森林是许多生物物种的栖息地,树木的突然消失会严重影响动物的生存。
哥斯达黎加的科学家注意到,在过去 16 年里,随着气温的上升,树木的生长速度在稳步下降。研究人员援引的世界各地的类似记录,使人们更加担心我们可能已处在大灭绝时期的早期阶段。
全球气温上升最重要的影响是水循环。温度每升高 1 摄氏度,大气保水量将增加 7% 。这将导致水分布的根本变化,虽然降水强度会增加,但是降水时间会减少或频率会降低,结果就是更多的水灾和长期的干旱。生态系统已经适应了长期稳定的气候环境,由于不能迅速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和崩溃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温度上升半度后飓风强度带来的影响。 2005 年出版的《科学》杂志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第四类和第五类风暴的数量已翻了一番。卡特里娜、丽塔、古斯塔和艾克等飓风为 21 世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科学家们也预测了海平面的上升及海岸线的消失情况。一些小岛群,像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将会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下。世界一些大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到 2050 年,一些山上的积雪可能会融化 60% 。超过六分之一的人类生活在山谷,靠雪水灌溉农田、冲洗卫生设备,以雪水作为饮用水。而要在 40 年里迁移近 10 亿人,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
科学家们尤其担忧北极地区。新的研究预测,到 2050 年时,夏季冰层覆盖面将会不超过 75% 。 2008 年 8 月,北极周围已有开阔的水域,这是至少 12.5 万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现象。
气候学家们最担忧的是难以预测的反馈回路,反馈回路会引起生物圈的巨大改变,导致地表温度大幅升高,而现有机制又无法预测。可以用 20 世纪前就存在的亚北极地区的永久冻土层的例子说明。这个地区的面积有法、德两个国家的大小,这里草原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就像一个时代文物密藏容器,这里的永久冻土层保存着大量有机物。科学家们说,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的有机物存量比世界所有热带雨林的存量都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到了永久冻土层问题,并指出如果永久冻土层融化,将会引起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进而导致地球温度急剧上升,其水平将远高于现在的预测。但是,目前没有数据能够确认这一状况。
然而,最近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实地考察报告震惊了研究人员:由于温度上升,永久冻土层已经开始以令人惊愕的速度融化。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北极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警告说,在本世纪的某个时间,随着数量可观的冰层消失、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到大气中以及短短几十年温度的急剧上升,人类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将无法阻止这一生态系统的毁灭,地球上的生命将会消失。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盟提议,到 2050 年,世界所有国家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在 450ppm 。如果能达到这一目标,温度可能上升 2 摄氏度。尽管上升 2 摄氏度也将会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但人类仍然能够生存。不幸的是,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哪怕最低限度的措施以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
另外,布鲁塞尔的建议意外地受到了质疑。美国政府气候学家、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在其小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在 450ppm 的话,那么欧盟对温度上升度数的推断就是错误的。汉森的研究小组指出,如果用冰芯作为样品测算,工业化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在 65 万年前就已超过了 300ppm 。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那时的水平,目前二氧化碳的水平是 385ppm ,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根据汉森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会在本世纪末或此后不久导致温度上升 6 摄氏度,并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汉森的结论如下:
如果人类希望保存一个文明发展、适合居住的星球,依据古气候证据和当前变化的气候,需要将二氧化碳由当前的 385ppm 减至最多 350ppm ,但希望能减少更多。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对碳排放水平为 350ppm 的地区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如汉森所说,这一排放水平是拯救人类文明所必需的。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争吵不断。政府间相互指责对方以地球的未来为筹码玩地缘政治游戏,并指责对方把短期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人类的生存利益。最后时刻,奥巴马总统未经宣布出席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国家间的首脑会议——这一举动在国际外交会晤中似乎前所未闻。最终,各国没有就限制碳排放达成协议。总之,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但各国领导人却不能就拯救人类达成共识。
我们正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基于化石能源的世纪正成为过去,地球面临气候恶化的现实,但总体而言,人类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现实。相反,我们继续寄希望于寻找越来越少的石油和天然气,以此来维持如同吸毒成瘾般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处于最危险的阶段,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努力避免这一困境。
2010 年 4 月,墨西哥湾发生漏油事件,民众的反应很短视。一个英国租赁的石油钻井平台在深水区突然爆炸,事故中有 11 名工人死亡,断裂的管道有一英里,接近 500 万桶石油流入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愕然的公众接连几周眼睁睁地看着石油从管道裂缝中涌出,扩散成羽状带,杀死野生动物,破坏脆弱的栖息环境,甚至把墨西哥湾变成死海。环境灾难是人类痛苦的回忆,为了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我们乐于承担寻找化石能源所带来的风险,即使这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毁灭。
人们可能会认为,历史上最大的漏油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生态毁灭将促使国民对石油依赖与漏油对环境的冲击进行辩论。没错,许多美国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辩论。民意调查发现,更多的美国人甚至指责英国石油公司的罪行,斥责政府在确保安全生产、避免事故方面的无能。事实上,更多的美国人并不赞成在墨西哥湾及其他地方进行石油勘探,他们更赞成购买,认为这是确保能源自立最好的方法。
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极力主张:“钻井,宝贝,钻井!”虽然这一口号遭到环保人士的嘲弄,但却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响应。在这次漏油事件前数周,甚至总统奥巴马——所谓的绿色总统——也呼吁解除长期禁止对沿东南大西洋海岸深水层海底石油勘探的做法。
佩林和奥巴马应该明白,这些在遥远地区进行的有潜在危险的石油勘探,从产量上看并没有多少价值。他们应该思考热点问题,比如,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开放部分阿拉斯加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东西海岸、东墨西哥湾和落基山脉进行石油勘探。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 2011 年的研究——这份研究涵盖了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到 2030 年,全美所有可能存在的石油储量也不过每天增加 200 万桶,低于目前消费量的 10% 。总之,增加少量石油对石油时代的终结没有太大的影响。
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这一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明天石油就会枯竭。石油还会供应,但供应量会减少,价格会上升。由于石油的生产与定价都取决于单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能源自立的旗帜下独善其身。至于天然气,其全球状况与石油大体相似。
那么,中国的煤炭、加拿大的沥青砂、委内瑞拉的重油、美国的油页岩情况怎样呢?虽然储量相对丰富,但是这些能源开采费用高昂,并且这些能源比原油和传统天然气都要排放更多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如果我们转而使用这些污染性的能源以推迟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那么,急剧升高的全球气温将不可避免地主宰人类的命运。
核能怎么样呢? 20 世纪 80 年代,自 1979 年宾夕法尼亚三里岛核事故和 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多数国家停止了修建核电站。不幸的是,人们的记忆经常是短暂的。近年,核工业开始重新启动。通过对气候变化的争论,人们认为,相对于化石能源来讲,核能是一个可替代的选择,因为它不产生二氧化碳,某种程度上可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
核能从来就不是清洁的能源。放射性物质和核废料对人类的健康、对生物和环境都是严重的威胁。 2011 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的福岛核泄漏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地震,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推迟了筹建新核电厂的计划,降低了对这项 20 世纪技术的期待。
引用前总统克林顿顾问詹姆斯·卡维尔的著名口号:“关键是经济,笨蛋!”这千真万确!但是,我们仍然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经济困境源于过度依赖中东石油(事实上,加拿大是美国石油最大的供应商)和过度严格的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事实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美国人意识到,在美国,有些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经济正被侵蚀,生活方式正被颠覆。 2009 年,随着茶党运动的壮大,这种意识有了公开的表现,基层民众反对管得太多的政府,反对官僚政治,反对过重的税负。
有近 50 万茶党党员对《美国契约》进行了在线投票,他们认为,有 10 项议程应被优先考虑。议程中的第二项——在“保护美国宪法”之后——是反对就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上限和就限制二氧化碳进行贸易立法。他们认为,同样应优先考虑的是批准“为减少对不稳定国家能源的依赖而进行的储量勘探……”
当我第一次听到茶党运动和它的议程的时候,就像在波士顿大街上遭受神秘惩罚,我深感震惊,并且远比 37 年前在波士顿油党大会上所受震惊更强烈。与把空油桶扔进波士顿湾抗议石油公司的政策并齐声高喊“打倒大石油公司”不同,新口号“钻井,宝贝,钻井!”正变得越来越响亮。
茶党活动家以及数百万美国人有理由担忧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他们在担忧,全世界的家庭也一样恐慌。然而,由于石油本身就面临困境,所以,开采石油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危机。现实是,以石油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正逐渐衰退,永不会再回到其巅峰状态。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要想让人们重新工作,遏制气候恶化,从废墟上拯救人类文明,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新的经济构想,并且需要务实的策略,以完成这一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