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失业问题到了危险的地步。政府、企业、消费者都陷入了债务泥沼，各地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多达 10 亿人口——相当于全部人口的近七分之一——面临饥饿，这是史无前例的。

更糟糕的是，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日渐明显。科学家们提醒说，地球温度和化学性质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变化，这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他们担心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有大量的动植物灭绝，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能确保一个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到 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革命达到了顶峰，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全球危机。过去 30 年里，我一直在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能源系统会加深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依赖性，促进经济交流，有利于发展更加丰富、更加包容的社会关系。伴随而来的通信革命也成为组织和管理新能源系统的途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忽然明白通信和能源这种新的结合方式即将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在新时代，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过去 16 年，我在沃顿商学院担任资深讲师，所讲内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的新趋势。在高级管理课程中我介绍过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期 5 周的高级管理课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主管人员意识到了他们在 21 世纪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很快传播到了各个管理层，也成了欧盟各国首脑口中的政治高频词。

从 2000 年起，欧盟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的转变。欧洲各国制定了目标和基准，重新部署了研发的重点，并且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发展出台了法规条例，公布了新标准。与欧洲各国相反，美国人正沉迷于追捧硅谷最新研发出来的电子产品和热门应用程序。拥有住房的美国人都在为不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兴奋不已，殊不知这种繁荣只是次贷催生的假象。

在美国，很少有人关心石油峰值的预测，对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恶果的警告以及显示我们的经济并不健康的众多迹象也置之不理。整个美国都沉浸在一种自足甚至是自满的情绪中。这让我们更加确信，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1850 年，霍勒斯·格里利曾明智地建议每个对社会不满的人“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我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反而决定“反其道而行”。我漂洋过海去了欧洲，因为那里的人们还在非常认真地思索人类未来的蓝图。

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美国读者都会翻着白眼说：“得了吧。欧洲都日落西山了，完全生活在过去的世界里，那里就是个大型的博物馆。它是个不错的度假地，但是在当今的世界竞技场上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了。”

我并不是不知道欧洲自身有很多问题、瑕疵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会因为自己的不足而遭到他人的指责。在美国人自以为是地翘起尾巴前，我们应该知道稳居世界经济第一宝座的不是美国或中国，而是欧盟。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 50 个州的总和还要多。从全球范围看，虽然欧盟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它绝对不容小视。而且在全球众多政府中，只有欧盟在孜孜不倦地探寻人类未来生存能力的问题。

因此，我一路往东去了欧洲。过去 10 年里，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欧盟国家度过，有时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和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一道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6 年，我开始与欧洲议会的高级官员共同起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 2007 年 5 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洲委员会的诸多机构及其成员国正在执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

一年后， 2008 年 10 月，也就是在全球经济崩溃几周后，我的事务所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把危机转化为机遇。 80 位来自世界一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涉及可再生能源、建筑、房地产、信息技术、电力和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以及物流业。

出席会议的商业领袖和行业协会都认为今后不能再独善其身，并且承诺建立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与政府、本地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争取将世界经济过渡到分散布局的“后碳”时代。由飞利浦、施耐德电气、 IBM 、思科系统、阿希奥纳、西图、奥雅纳、艾德里安·史密斯–戈登·吉尔建筑设计事务所、 Q-Cells 等公司组成的团体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团体。目前，它正与城市、地区及国家政府合作，制定将其经济结构转化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的总体规划。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想很快传播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国家。 2011 年 5 月 24 日，经合组织第 50 届部长级周年会议在巴黎召开， 34 个成员国的首脑和政府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经济计划。这是经合组织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的首次展示，将为未来的“后碳”产业提供模板。

本书将展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好前景，揭开这种经济模式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实施这项工程的开拓者们——政府首脑、首席执行官、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我有幸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设计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蓝图。这些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五位主席。

欧洲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值得美国学习吗？我认为是这样，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无论步履多么蹒跚，欧洲人至少在想办法应对化石燃料即将枯竭的现实；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仍不接受化石燃料时代就要终结的事实，不愿承认曾造福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目前正举步维艰。美国应该向欧洲学习，坦率承认并努力应对这一现实。

美国能做些什么呢？欧洲已经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构想，美国无疑应该在这方面更胜一筹。麦迪逊、好莱坞、硅谷均是这方面的佼佼者。美国之所以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精湛的制造工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因为它清晰、准确地预见未来的非凡能力。如果美国人掌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他们有能力迅速实现这一梦想。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工业革命的最后篇章，它将为即将到来的合作世纪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 40 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无数的新商机和就业机会。这项工程的结束将标志着以勤劳、创业和大量使用劳动力为特征的 200 年商业传奇故事的结束；同时，它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

乍一看，扁平化权力的概念似乎与历史上的权力概念相矛盾。毕竟，传统上权力是金字塔式地由上到下组织起来的。然而，今天，因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而释放的合作性权力将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的关系。这种重构将是全方位的，对未来社会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 21 世纪中叶时，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由智能代理人管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市民社会里，这会解放更多的人力来创造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成为 21 世纪下半叶的主导者。虽然商业对人类的生存仍必不可少，但它已不足以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如果能成功地满足下半个世纪人类的物质需要——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很可能成为下一段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可能的特征、工作原理，预测未来 40 年它可能的轨迹，并探索社区和世界各国在执行这一计划时存在的困难和机遇。

21 世纪中叶，人类能否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希望之所在。现在，我们已具备了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规划等条件。能否充分认识到实现这种经济的可能性，能否及时鼓起勇气向目标前进，这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