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完全变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很多事情又恢复原样。上海的一次会议不能撼动长沙的政治格局，也没有导致毛泽东抛弃他钟爱的事业。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他有了一些新的装备，不过他还是走着原已熟悉的“五四”之路。

毛泽东虽然是湖南党的领导人，但是并没有多少人要他去领导。他可以做他擅长的教育加组织工作。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经过考验的激进主义的旧瓶里。

长沙仍然是他的活动地区。他在1921年至1923年所写的东西大部分出现在地方性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或全国性的报刊上。1921年和1922年的文章全带有“五四”启蒙的味道，甚至没有烧掉他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联系的桥梁。

第一师范的联系网仍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没有妨碍毛泽东继续在其小学部教书。他在第一师范的名义下开办了一所他喜爱的夜校。来学校学习的有铅笔制造工、电气公司职工、人力车夫、叫卖蔬菜的小贩和铁路职工。在长沙的第一师范圈子里，人们称毛泽东是“夜校的毛先生”。

毛泽东还为18岁以上没有上过学，但想学习算术和语文的农民开办了补习班。这就让“乡下人”进入了第一师范宽阔的大厅。这些学生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并且身上还散发着臭气；穿的衣服像帐篷布一样粗糙褴褛；在课堂上他们还会大声地嚼着烧饼和油条。

第一师范的一些人希望把这些人赶走。毛泽东试图取悦他母校的头头儿，并且以不屑的语气讲大道理说，穿着和吃东西的习惯是“无伤大雅的小节”。他软硬兼施的战术很难对付，从而为补习班赢得了胜利。在毛泽东规划的教育花园里，最美好的花朵是“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学校建于1921年秋，在古老的船山学社优雅的会所里。在其两年生存的高峰期，学校有200名学生，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把他新民学会的朋友聚拢起来当老师。他的妻子杨开慧也来帮忙。

可以肯定，学校的目的之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校发行一份叫做《新时代》的富有激情的小月刊，刊登了毛泽东写的两篇最早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毛泽东解释说，这份杂志不是一般大学学报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有个确定的方向。这位年轻的组织者试图专注在已确定的宗旨上。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真心实意的。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毛泽东没有写过比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更有趣的东西了。 这项声明写于1921年8月，于1923年初由上海重要的杂志《东方杂志》刊登。在声明中，毛泽东把这所学校和普通学校区分开来。在普通学校，“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主流教育的尖刻观点，引领他杜撰了“学阀”这个词。在中文里，它和“军阀”相呼应。“学阀”缺乏人情，他们把学知识当成商业行为，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打开水龙头，然后让学生自行饮用。

在毛泽东这所学校，即将入学的学生不用参加入学考试，而是要“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 。课堂讲授很少，基本观念是要你自己去“阅读和思考”，学习的过程成为大家一起寻求更多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就是要尽量打破学生不肯自己思考问题的习惯。因为中国学习历史的紧迫性，历史课成为自修大学的“重要课程”。

正像学校借用了一座优雅的建筑一样，它也从现有的教育中借用了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好东西组合起来：旧式书院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以及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办得很成功 ，然而只是对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的精英们来说才是如此。湖南的中共组织从其历史班 、地理班、文学班和哲学班里吸收了很多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觉得要读的书太多，而且其中的思想太难理解。

20年代初期，能够并愿意在晚上学习世界历史的工匠和手艺人并不是普通人。毛泽东还没有深入到普通群众中。

在一个方面，上海的代表大会还是影响了毛泽东：他比以前更加重视劳工运动。

1922年迎来了中国劳工运动的一个高潮。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同这一形势很有关系。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把它看成代表中国未来的浪潮。马克思着眼于工业无产者，他在东方的信徒也应该如此。毛泽东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了进来。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顶着两个头衔。他是湘区区委书记，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这个组织是共产党幼年时期的重要部门。安源是他的第一个战场。

安源在湖南东部，是个不大的城镇。但是那些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1898年开办的大煤矿，使安源成为中国迟到的工业革命的小小立足点。

60年代的一幅油画表现了年轻的毛泽东无畏地大步走在涌动的乌云下去唤起安源的矿工们。画中的他，比真人高大，穿着长衫，显得很庄严，看上去像是一个给不信教的人们带去真理的传教士。

毛泽东从1921年末到1923年初四次的安源之行，却根本不是像油画所描绘的那样。工作是试验性的，而且很艰难，有些工作没有什么结果。而且毛泽东不是独自一人去做的。

沿着铁路步行去安源时，毛泽东的确穿着长衫；但是到了看得见那座城镇时，他就把长衫脱下来。安源又脏又黑。12 000名矿工因为在恶劣环境下每天工作15小时而变得麻木了。在方圆十多公里的范围内就有24座基督教教堂，然而只有一座小小医务站为6 000名工人服务。这地方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情景，根本没有感受到五四运动的兴奋和激动。

毛泽东保持低调形象。他住在一个矿工家里，到矿井去看了看，在笔记本里写了不少东西。

当他走进房间要向矿工们讲话时，他们都站了起来。这种敬畏不适合他要完成的任务。社会地位的悬殊使毛泽东觉得在精神上错位了：难道他已不再是土地的儿子，而真的成为莫斯科真理的卫士了吗？但是他坚持在安源干下去。第二次是他弟弟泽民跟他一起去的。这一次，毛泽东戴着草帽，穿着伐木工人常穿的罩衫，脚踏草鞋，看上去就不那么讲究了。

1921年12月，他们在一家旅店里住了几个星期。在多雾的早晨，他们每天徒步出发去说服矿工。“历史掌握在你们的手里。”毛泽东不断地对着黑色的面孔和疲惫的眼睛说。

他在安源工作的主题是反宿命论。

安源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小组，一个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一所夜校。夜校的效果不好，毛泽东不久就改办了一个日间学校，招收矿工们的子女。

毛泽东学会了在黑板上使用简单的图解。 他讲解中国字“工”，它是“工作”或“工人”的第一个字。上面的一横，他解释说，是天；下面的一横是地；把天地联系起来的一竖就是工人阶级。工人站在地上但是可以顶起天！天地是他们的。对此，杨教授或许会皱眉头，但这是很好的教学手段。

1922年9月毛泽东第三次到安源时，那里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情势。这一方面是由于矿工们客观上遭受的痛苦，他们不被当人对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沙来的知识分子日益成功的灌输。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不是主要的操作人。同样重要的是李立三，就是那个对毛泽东1917年征友告示“不明确表态”的“半个回应”者。直到1921年，李立三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决定性的人物是地主家庭出身、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那位年轻人——刘少奇。刘少奇是1922年秋一次成功罢工的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上成为红色的旗帜，而且还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被任命为联合会的头号领导人。刘少奇帮忙在毛泽东的帽子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头衔。

安源的组织体系给人印象深刻，但那是个特例。在中国超过4亿的人口中，只有200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是大漠中的一个堡垒。毛泽东带到安源的口号“工人万岁”，在1922年的中国，是尖利而不中听的。

安源有阅览室、合作社、一套工人委员会系统。不下60%的安源工人参加了中共组织的俱乐部。游行为五一劳动节增加了光辉。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列宁诞辰，甚至是遥远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当天，都开展了庆祝活动。

安源是温暖了共产国际心窝的根据地（俱乐部的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它似乎成为当时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一个模范前哨。但是，这一切会走向何方？矿工们已经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生存环境，下一步是什么？

在1922年期间，除了工会请愿书、信件和公报之外，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自己的东西。他正在为建立和加强一个又一个的组织而奔忙。清水塘现在是他的办公室。这是湘区区委的总部，也是长沙留着长头发的左派人士的俱乐部。直到凌晨，低矮的房子里的灯光还在照射着周围的菜地，共产党人一直在这里种着菜，以使这座房子不引人注意。

毛泽东力图保有自己的隐私。他没有像有些共产党人那样喜欢生活在文件堆和茶杯（会议）之间。杨女士和毛泽东后来搬出清水塘，住进部分房间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座温馨舒适的住宅内。毛泽东的岳母跟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个舒服的房间。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1922年出生。家庭生活并没有由于工作的紧张而被挤掉。

到1922年，情况有了变化。不知是由于家庭关系出了问题，还是为了离办公室近一些，毛泽东又住到了清水塘。

毛泽东领导了一次长沙6 000名建筑工人的罢工（工人们抱怨说，他们吃得起的就是每天两顿稀粥）。他穿上粗糙的衣服，假装是工人，吹着哨子指挥队伍喊口号。他还领着一群人在就餐时间冲进一名富有的承包商家里，让大家看看他桌子上的食品和工人们自己的食物之间的差别。

省长助理怀疑他不是在和一个普通建筑工人打交道，要毛泽东说出他的名字。毛泽东却开始和他讨论亚当·斯密，从而躲过了回答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于1921年11月路过长沙时，毛泽东和他谈过话（毛泽东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毛泽东帮助成立了泥木匠工会、理发工会、纺织工人工会、裁缝工会和印刷工人工会。他南下到衡阳，在那里，他的妹妹已经为他在第三师范学校建立党小组铺平了道路。

他投入到印刷工人的罢工中，他们反对他常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件事或许毁掉了他和编辑的关系，因为在那以后他在这份报纸上基本上就再没有发表什么东西了。

毛泽东对长沙9 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特别关心。他带领中共支持他们向该市3 100辆人力车的车主们要求降低租金，这次运动取得了成功。在毛泽东为车夫们开办的夜校课堂上，他就“工”这个字又运用了另一个图解游戏。他把“工”字写在黑板上，在旁边又写了一个“人”字，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工人”，然后写上“天”字。他微笑着向车夫们说明怎样把“人”字直接放在“工”字下面就成了“天”字。结论是：团结起来，工人的力量大如天。

有些车夫符合入党的条件，毛泽东就在南门附近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他把中共的旗帜挂在榕树上，选中的车夫一个一个走上前来，举起右手，跟着毛泽东说：“严守革命秘密，服从纪律，工作努力，永不叛党。”毛泽东的眼中闪着满意的光芒，他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党证和一纸袋的学习文件。

这是对中国历史由来已久的秩序的翻转。像一个西瓜或一只猫一样在政治上不受重视的最底层的工人，现在成为一个视自己为历史火车头的政党的成员。

不久以后，在北京北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坐下来跟几个中国上层人物一起吃饭。当菜肴一盘一盘地端上来，美酒一轮一轮地斟上时，一位有教养的客人宣称：“在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发明了这个思想。我的车夫拉我穿街走巷时，他和我能像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反驳道：“如果你得拉他穿街走巷，你还是他的朋友吗？或者如果他造反呢？”

20年代的北京，还没有人了解毛泽东。然而，史沫特莱已经摸到了毛泽东事业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正在发明阶级，而且是强有力地发明——向人力车夫说明，他们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历史的一部分（通过阶级斗争）。

1922年4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很突出，然而又不那么突出。“主要参会人，”参加杭州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回忆说，“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还有另外一个，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毛泽东虽然很卓越，但他仍然是地方性人物。

到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发展到一个分水岭。一方面，运动很兴旺，势头在中国是最强盛的。毛泽东把安源事务大部分留给李立三、刘少奇和他有金融头脑的弟弟泽民去负责，自己则在湖南的其他地方去撒播革命的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十多次重要罢工。他还不时地悄悄成立新的党小组。工作很有成效，两年之内在湖南成立了拥有5万工人的20个工会。经过仔细和谨慎挑选的湖南中共基层党员，从1921年年中的10名，猛增到一年后的123名。每当一个新工会建立起来，毛泽东就设法安插一个中共干部做它的书记。

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全国性的群众基础。铁路上的一次危机，让人更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资本很多是外国的，反帝情绪加深了产业的紧张关系。铁路工人是最为先进的。在华北，铁路工作是幼儿期中共的摇篮。在上海的指示下，毛泽东转向粤汉铁路。中共把这条铁路和安源煤矿看作是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按照安源的模式开展工作。在长沙的新河火车站周围，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感觉得心应手。他会在茶馆里召开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整夜地进行策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泽东的工作不知为什么不那么有效。“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这句响亮的口号不足以带来成功。 1922年9月发动了一场罢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调车场里。毛泽东特地安排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支持罢工的电报。但是控制汉口的北洋军阀调动军队镇压毛泽东在岳州的罢工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铁轨被鲜血染红。

尽管进行了反击，也还有些收获，但还是军阀操控着最后的决定权。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湖南省长宣布工会为非法。无产阶级似乎离革命还很远。

就像是突然间，1921年至1923年这个阶段结束了。1923年4月，毛泽东逃离长沙，以躲避被作为“过激派”而被捕。

他离开时没有带着开慧。她又怀孕了，她母亲在照顾她。此前的两年，是毛泽东跟他第一任自选的妻子在一起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时间。

毛泽东脚步沉重地走向农村时，有很多东西需要思考。他是否真的相信城市工人正处在革命的前锋线呢？如果不是，中共是否并不那么绝对英明呢？

党在忙于艰难地沿着城市道路走下去。它的总书记仍然是陈独秀教授，他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道路基本没有希望。从欧洲学习回来的那些人——像李立三和刘少奇——对于亚洲革命可能与欧洲革命非常不同这种可能性不予考虑。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远远不足中国人口的1%。中共主要还是个知识分子的圈子。许多工会积极分子，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此外，军阀手里有枪。违抗他们，似乎就是自寻死路。跟他们讲道理似乎也是很悲哀的——毛泽东在1922年12月跟湖南省长引经据典的谈话中曾经这样做过。

毛泽东没有出席1922年7月的第二次中共代表大会，这是件让人奇怪的事。当代表们为了开会而聚集在上海时，毛泽东已经在上海了。毛泽东解释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难以相信他在全上海就找不到任何可联系的人。看来，在1922年夏天，毛泽东跟党的事务协调得还不是很好。

他的热情似乎受困。劳工工会已经成为他的生命。为了它们，他牺牲了写作，放弃了小学的教学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组织工作没有发挥出毛泽东的长处。他从来没有在矿上或工厂里干过活。土地他了解，但机器或工业的日常运作，他不了解。在欧洲，通过无产阶级起义进行世界革命的理想思潮是很活跃的，但他没有到过欧洲。

总的看，他不如张国焘（地主的儿子，会说英语），或李立三（从法国归来），或刘少奇（从苏俄归来）适合搞劳工运动。

他跟刘少奇不一样，并不完全相信工业方面的组织工作向前发展了，就会像在重力的作用下一样，必然导向社会主义的大门。

工资问题和工时问题，并没有像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行为那样，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本土主义的影响使得毛泽东止步不前。苏俄顾问领尽了风骚，但是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形成吗？把共产国际日程表上的项目一项一项地完成，就会改变可爱的中国的石头、田野和日常生活吗？

任务是要找到盟友，毛泽东知道这一点。他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表明，他倾向于广泛的联合。但是，在1919年毛泽东还是个自由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在1923年，他是一个有纪律约束的队伍的成员。团队的领导人比他更有影响力，其司令部远在1 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

恰巧中共自己也在对1921—1922年的政策进行反思。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诞生的路线是褊狭的。当时全国只有微不足道的57个人，正力图把外围的人聚集在一起。莫斯科认为一大会议的决定是盲目自大的。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推销员马林，试图代表共产国际来改变局势。虽然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曾考虑过马林的意见，然而，路线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但是不久，广州的事件就让马林有了弹药。

自1917年以来一直是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一个军阀赶出了自己的根据地。性格独特、满腔热情、可塑性很强的孙中山没了着落。西方以前对他不大方，军阀们转而反对他。这时，莫斯科插手了。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和苏联使者越飞签订了一份协议。中共和国民党人要联手。中共党员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中共仍将保持独立存在。但是“国民革命”（中共的新提法）的组织领导权归国民党。

这是一个攸关共产党命运的步骤。莫斯科很高兴，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成功地给中国革命打上它的烙印。但中共内部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

对毛泽东来说，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在韶山冥思苦想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到上海报到了。他住在党提供的一间房子里，它位于外国人管理的一块飞地（微妙地被称为国际租界）的商业繁华地段。他向同事们介绍了湖南的工作。

1923年夏天，他第一次到了广州。中共聚集在那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规划今后如何同孙中山合作。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 他很快就成了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人联合的热心人。

这座南方城市让他大开眼界。这里是有外国势力存在的通商口岸，这是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其喧闹的生活方式震惊了这个有些矜持的湖南人。毛泽东听不懂广东方言，感到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这是长江以南的中国。在气候、食物和生活习惯上，广州比北京更合乎长沙人的口味。广州人穿着木屐踢踏踢踏地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毛泽东也喜欢上了穿木屐。

毛泽东为什么热心于和国民党人联合？ 他长久以来就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1923年的国民党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的确，这个问题是孙中山、莫斯科、中共这个正在形成的三角之间合乎逻辑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共同点。毛泽东赞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中国各阶层的统一阵线反对外国对中国的蹂躏。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预示了他将要对中国革命的战略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不佩服毛泽东的张国焘承认：“在这个特别的场合，毛泽东注意到了农民问题。” 张国焘记得毛泽东当时指出：“在湖南，工人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也少，而那里满山遍野都是农民。”

大会就是否把对劳工运动的控制权交给国民党的统治机构进行了表决。毛泽东起初对此犹豫不决。要把他珍贵的工会交给外来的权力机构吗？就湖南而言，这种机构只是一纸空文。

但是，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方向时，毛泽东改变了调子。他随了大流，他不得不这样做。丧失了他在长沙的根据地以后，他必须在中共的全国网络内寻求发展。

大会把他选进14人的中央委员会。在委员会里，他任组织部长，换下了极左的张国焘。这项工作使他的根据地变成了上海。他1923年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共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是全国性组织的工作人员。他在长沙作为教育者的生涯结束了，他把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岗位交给了一个同事。他把自己的东西从清水塘的房子里清理出来，从此他就再没有在湖南逗留超过连续6个月。

但是他还保留了与湖南的两个重要联系：韶山在他心中仍然占有一角，杨开慧没有离开长沙的家。1923年末，毛泽东从来信中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已经出生，他和妻子商量起名叫岸青。但是这段婚姻已经有了阴影。毛泽东离开长沙时，为妻子写了一首词（《贺新郎·别友》），其中写道：“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词的结尾是：“重比翼，和云翥。”

第二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中共诞生的地方。这里的无产者队伍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壮大得多。在上海，帝国主义就像小贩的叫卖声和黄浦江上的汽笛声一样无处不在。

有一天，毛泽东遇到一个长沙的同学，他刚从欧洲学习回来。毛泽东穿着褪色的中国长袍和草鞋，这位同学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泽东不屑地说。同学困惑了。“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毛泽东接着说。

他领着同学沿着江岸一直走到外滩公园。铁栅栏上挂着一块写有公园规定的牌子，其中一条说不得摘花，另一条说狗不得入内，第三条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泽东和勤工俭学归来者之间的鸿沟，从来没有真正被跨过去。作为从内地来的人，毛泽东不习惯像通商口岸的中国人那样，不得不向西方人卑躬屈膝。

这年仲冬，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在亲苏而软弱的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上以及此后，毛泽东比以往更深地投入到服务于国民党的工作中。此时他刚刚30岁，他第一次在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派别更宽广的政治组织里留下了标记。在大会上，他抨击了在未来的中国议会中按比例派代表的主张（“一旦把自由交给反对派，就会把革命事业置于危险之中”）。他公开表态支持孙中山含义不明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他是被选入孙中山国民党的领导执行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员之一。他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进入一个由19人组成的精英团体，负责审查该党的新党章。

他在国民党上海组织里担负了重要责任。不到一个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秘书，驻地就在这个口岸城市。他在1924年春回到上海，走路迈着轻快的大步子。他在两个党里都担任组织部长的职务。从湖南被赶出来以后，他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国共的“统一战线”中找到了起点。

毛泽东在跟新的人一起工作，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鲍罗廷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并非常受尊重。在统一战线体制下，他既是中共的也是国民党的顾问。来访者只有在出示挂在金链子上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后，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高高的个子，有一头长而密的褐色头发和下垂的八字须。他穿着一身中山装和高筒靴在他那豪华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不会讲中文，但是英语说得很好（他的美国妻子是著名喜剧演员巴斯特·基顿的亲戚）。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跟这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手势不断的苏联人谈话，倾听一套套的理论和源自苏联的忠告。但是他离鲍罗廷的世界太远，并不完全相信这位雄辩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那一套。

使团中的苏联人几乎都不会说中文，他们也不很了解中国。诚然，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是它有血有肉的代表们，真的能准确把握革命的目标吗？

如果说毛泽东不像李立三那样对共产国际的使团心怀敬畏，那么他也没有像张国焘那样跟他们斗。他跟莫斯科来的活跃的年轻顾问们保持着一定距离。当时在广州还有一个年轻的亚洲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鲍罗廷更为看重。这个身着欧式白色亚麻西装的瘦削并患肺结核的人，在鲍罗廷的别墅度过很多时间。他被赶出了法属印度支那，中国国民党人给他提供了避难所。他的名字叫胡志明。

毛泽东还认识了国民党的领袖们。他在广州和孙中山打过照面。他少年时期的这位英雄，现在正处于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讲话好像有点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毛泽东抱怨说，“或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上海还有两位毛泽东经常见到的国民党高层官员。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很能干、讲话很能打动人的政客。跟他们相比，毛泽东觉得自己是而且在别人眼里似乎也是一个平凡的乡下人。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胡汉民十分自负而且爱唠叨。这两位（还有在广州的一个叫蒋介石的军官）都是孙中山衣钵的未来继承人，“国民革命”就掌握在他们白嫩的手中。但是，如果这些人将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那么中国真的会是新的吗？

如果说毛泽东有怀疑，那么中共领导层也同样如此。

从近处观察，陈教授看起来与国民党相处得并不那么好。他在中共里是一号人物，曾是给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最主要的人。他仍然直率而谦虚，而那些苏联人或那两个妄自尊大的国民党人则并不总是具备这一优点。但是毛泽东感到奇怪：陈独秀作为一个偶像打碎者的棱角为什么会消失了？

一个细节说明了问题：陈独秀是上海人，他穿西装；毛泽东则穿着粗布中式长衫。

当中共中央委员会4月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显然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以为然的口吻说，毛泽东在忙于“国民党的工作” 。他似乎去了湖南，并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保持沉默。国民党的工作吸引了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非常热情，以致李立三恶意地称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了一个特别吸引毛泽东的步骤：成立了农民部。中共还从没有这样做过。这是毛泽东热心于统一战线的又一个理由。这更促使毛泽东走上意义重大的新道路。

毛泽东1924年的一次旅行是到香港。在这块由英国人管辖的附着在广东省的属地上，他和张国焘有些工会事务要处理。他们从上海坐船穿过南中国海晶莹的蓝色水域一。在船上，伙匪徒围住了毛泽东和张国焘，他们挥舞着刀子向两人要钱。毛泽东不肯屈服，要反抗，这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斗争的心态。张国焘劝说毛泽东，匪徒们索要的钱数不值得拼命。后来张国焘非常困难地，并且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最终抑制住了他那脾气火爆的湖南同事。

毛泽东在政治上不像张国焘那么左，但是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火爆。

1923年至1924年间，毛泽东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写了一些关于当前政治的短篇文章。文章辛辣但缺乏理论。

在1923年的文章里，有两件事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称为国民革命的关键。人们会纳闷儿：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两个弟弟对之会怎么想？他总是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在《纸烟税》这篇文章里，他讽刺膝盖发软奉承讨好外国列强的北京政府。“洋大人打一个屁，”他厉声说，“都是好的‘香气’。”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历史或提升至哲学。毛泽东放弃了解放这个主题。逐渐地，他的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关注细节问题，而跟解放主义者的志趣不相投了。

然而，有一条明显的前后一致的线索。他仍然相信人民，相信他们具有强大的力量。商人只有服从（希望如此）人民的利益，才有资格受到革命的眷顾。

推翻帝国主义像以前一样是毛泽东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项目。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如果还不是正在展开的现实）是迈向“民众的大联合”以复兴中国的一个步骤。

农民问题只是遥远地平线上的一小片云，它还不是“五四”的主题。中国农村的85%是中共从未去注意的沉默的大多数。1924年，好像没有一个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认为农民具有革命的天赋。

过去的14年，毛泽东是在城市度过的。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活动。作为这种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经脱去了大部分有农村味道的做派。中共党内没有鼓励他去思考农村问题。

在广州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已经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阶层的迹象。他敦促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一部分的可能性加以评估。他甚至开始讨论中国历史——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先例——并且特别提到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丰富传统。

但是，这只是个小小漩涡，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唯一的农民组织工作，是一个叫作彭湃的很有魅力的人在做。他是地主的儿子，已经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农村的穷人。他在广东省东部开始组建农会。工作进行得很好，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的部长。在他的领导下， 一 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4年7月在广州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所训练农民进行政治起义的学校。

彭湃是先锋，但毛泽东是彭湃寻求帮助的第一批同事之一。1924年8月，应彭湃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给第一期学生讲课。他的热情给受训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讲习所反过来对他也很有吸引力。他的到访，是将要深深地打入中国未来的楔子的尖端。

回到上海以后，情况不大好。好像毛泽东在广州和彭湃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暴露出他在上海机关的那几个月工作中的问题。

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完全满足于无论什么文件来到，都照章办事。可毛泽东不是这样。他不是一个办事循规蹈矩的人。有些人抱怨他办事没有规律，常常因为出远门，人就不见了。但这些只不过是现象。

李立三的嘲笑概括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受国民党利用，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国民党内部正酝酿着风暴。明眼人都知道，在国民党基层党员中，反共产主义的情绪正高涨起来。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 他在1924年夏坚持这一主张。几乎没有中共同事同意他的意见。

紧张情绪影响了毛泽东的健康。他睡不好觉，这在他来说是罕见的。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这更加降低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工作效率。到1924年末，他在共产党的总部已处于无权状态，不再可能成为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可信赖的桥梁。

毛泽东1924年2月回到上海以后，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供发表的东西。他后来在1925年的作品，主要刊登在国民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上。他被任命为该刊物的编辑。

虽然毛泽东人在上海，但是他错过了1925年1月在那里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基调是以城市为导向，同时也弥漫着对国民党的怀疑。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每次提到“农民”这个词，都和“工人”这个词连起来，就好像农民不可能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只是个形式。他被从中央委员会排挤出来了。

毛泽东心力交瘁，陷入困境。他在自述中对这时的紧张关系轻描淡写、含糊其辞，甚至不提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对斯诺叙述时平淡地总结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个技巧在他整个一生都对他很有用处。如果说他能够因冲动而行事，那么，他也懂得如何退却。当时的形势需要他撤退，他就回到了他的祖居地。

毛泽东比他的有些同事更多地保留了私人生活的领域。韶山的田产是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变卖。他对过去的记忆并不那样苦涩。

他父亲的田产获得的收益，毛泽东用来换取自由。如果他想独自改变走向，不管党会怎样看待，他有资金支持。如果他为了调查或谈话而需要向农民提供饭食，钱就在手头。

在长沙时，毛泽东曾相当频繁地回到韶山休息一下。现在，1925年初，他回韶山作了较长的停留。近半年的时间，他从通商口岸城市上海抽身出来，也远离了文件、委员会和办公室的斗争。

毛泽东用家里的房子召开政治会议，田产的收益部分地用于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的乡亲们眼里，他肯定跟他父亲一样，还是个地主，尽管是个红色地主。他让旧东西服务于新事物。

他把血缘关系转变成政治关系。家里的每个人都为该事业工作，这在早期中共的高层人士中是不同寻常的。

泽民已经27岁，曾在安源工作，现在即将成为在上海的中共出版部的负责人。泽覃19岁，刚刚加入中共，他曾经忙于参加毛泽东在长沙的学生运动。妹妹泽建，在湖南的岳北做组织工作。开慧本人自1922年就是中共党员，一直在长沙和岳北做教育及组织工作。她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工作，但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

这段婚姻现在似乎不如1921年和1922年那样亲密了。“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年末毛泽东给开慧的诗词里有这样一句。在那个时期以后，他们没有在一起度过多少时间。

除近亲以外，毛泽东还动员了许多其他亲戚。在记录毛泽东在韶山逗留的有关文章里，“毛”这个姓，就像歌曲的副歌部分一样反复出现。毛泽东跟毛福轩、毛远尧、毛新枚、毛月秋和许多其他人有过交往。家族联系对他很有用。1925年春节时，全家又在韶山团聚了。开慧和两个小男孩都在场，泽民回家来了，也许还有泽建。家族和事业的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然而，在当时的情势中，如果他们感觉不到各种矛盾的拉扯，那他们真是超人了。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他们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们没有简单地蔑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之前的关系。他们似乎觉得，韶山是他们集合起来即将进行血与火的革命工作的地方。

有那么几周，毛泽东在四周闲逛，和邻居们聊聊天，在山谷里散散步，跟他的雇工们一起插插秧。

但是在2月，毛泽东行动起来。他离开韶山，往来于湘潭各地及该县以外的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从他遇到的每个人那里详尽地了解事实和观点。

他的笔记本都记满了。这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那种第一手调查工作。他在绿色山间行走，似乎化解了在上海遭受的种种挫折。

与他的孩童时代相比，他的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的农民们已经受够了。他们行动起来。发牢骚已经变成了反叛。他们现在拒绝向地主交租。衣衫褴褛的穷苦农民擅自闯进宗祠大吃大喝。豪绅们开始在农会的意见面前让步。

毛泽东迅速从调查研究转到进行协调。他不是湖南农民组织的首创人，不是彭湃式的草根英雄。广东的妇女在彭湃面前高举起她们的孩子，以便让他们能记住，他们曾经见到过这位“农民运动之王”。

但是，毛泽东在他的行程中，对农会——这对上海来说简直就是异端——甚至对党小组进行了确认。他在田间地头、草棚陋室谈论共产主义，在和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进行联系。到1926年底，很大程度上由于毛泽东的鼓动，湖南75个县中有一半有了农会，200万农民成为会员。

在湘潭县内，毛泽东成立了大约20所夜校。目的是进行普及教育（中国人称之为提高文化水平），并加进政治思想内容。他喜欢从“手”和“脚”开始讲中文课。大自然给了每个人同样数量的手和脚，一切财富都是手和脚创造的，然而，有钱人几乎不用手或脚，这有多么荒谬……

作为个人，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土地再回到土地。1910年，他作为一个造反者离开了韶山。那时对传统的反抗，只是出于一个孩子模糊的怀疑，觉得给他套上紧身衣束缚他的生命是不公正的。

1925年，毛泽东认为，造反不是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在拒绝服从，而是整个民族在寻求新的未来。他可以嘲笑自己以前对父亲的怀恨；真正的问题远不止这一点，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这样看来，他的父亲与其说是个恶人，不如说是个旧中国的遗老。

毛泽东终于从他所受的教育中醒悟过来。回到韶山加速了他对10年城市课堂上所学东西的消化。他对“洋学堂”的新态度，概括了这种调整。

以前放假回家的时候，他曾经站出来为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学校这样的学校辩护，抗拒村民们的批评。但是到1925年，毛泽东已经转变了观点。“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 现在他喜欢旧式中国学校甚于洋学校，不再反对父亲，开始在更广大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他悄悄地转向了本地化。

1925年8月，在毛泽东父母卧室上面的顶楼里，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庄严成立了，第一批成员是32位农民。上海总部如何看待追求革命的这种方式，没有记载。

1925年中，在上海一家纺织厂里，一名工人被日本工头杀害了。在英国人的命令下，抗议示威遭到租界警察的开火镇压，造成十余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一事件就像是把一根点燃的火柴扔向了火药桶。一轮又一轮的抗议、冲突和罢工席卷了很多城市。在香港，总罢工和抵制活动持续了16个月——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而北京一度受人蔑视的人力车夫，则在车上挂起了小牌子：“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这些对农民的影响是全新的。农村第一次响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呼声。共产党像热带的藤蔓一样迅速发展起来。1925年1月，它的成员有995人，是一家网球俱乐部规模的，到11月就有10 000人了，具有群众集会的规模了。

突然之间，革命不仅仅是激进派会议记录上的一个词语了。

恰在此时，国民党走到了岔路口。孙中山在春天去世了，他的身上覆盖着国民党红、蓝、白三色党旗，哭泣的人群在北京为他送葬。继任人能像他一样走钢丝吗？到了夏天，竞争国民党新领袖的活动开始了。

毛泽东在秋天回到了正规的竞技场。他新发现的问题——农运的兴起——将会主导这场争夺。

湖南省长拔出了刀子，准备对付这个在农村窜来窜去的31岁高个子激进分子。在乡下，毛泽东是足够安全的，在山区，军阀并不可怕；但是，他走出了进入长沙这冒险的一步。省长发现了他的踪迹，派军队去捉拿他。毛泽东逃到了广州。

把握着政权的这一外在力量，暂时征服了进行社会变革的这一更为基本的力量。

1924年在上海写了几个月的委员会备忘录以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词作为他1925年在湖南重振旗鼓的几个月的总结，倒是很贴切。

《沁园春·长沙》是一首既怀旧，又有清醒的希望，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词。这首词回忆了学生时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

毛泽东觉得失去了某些旧有信念的坚定性：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镶嵌于大自然的万象中，以一抹自信的闪亮结束：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具有年轻人特点的青春力量在年过三十的人身上已变成其他形式，它还会保有变革社会的能力吗？

毛泽东10月到达广州时，雨季刚开始。他已经离开珠江边这座繁荣的城市将近一年了。他已经变了，统一战线也变了。

要是知道毛泽东如何向同事们解释他在那九个月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会很有趣。他们一定是用急迫的眼光看待这位曾悄然退隐的人。我们能够说的是，他当时是从容不迫的，没有试图引起戏剧性效果。他重新开始了在党的系统内的工作。

这主要是指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比在共产党中的职位要高。他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一员，而不再是中共领导集团的一员了。

毛泽东已成为国民党主要喉舌《政治周报》的编辑。1925年下半年，他自己写了大约15篇文章陆续刊登在该刊上，还用笔名“子任”写了一些其他文章；这说明他对编辑这个职务是很在意的。 文章全都是他1923年在《向导》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对当前政治问题的激进评论的继续。毛泽东在国民党内还有第二个重要职务。他在宣传部是第二号人物。由于宣传部长是广州政府总理，工作很忙，因此，实际上是毛泽东主持着国民党信息的交流。

但是，是毛泽东的第三个职务预示着未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于1925年10月开课。我们发现毛泽东讲了很多次课。湖南籍学生令人奇怪地增加到学生总数的40%，还有一件事使人更容易看出毛泽东在背后的作用：他自己的弟弟泽民也在班上听课。

毛泽东在讲习所里正像明星一样升起。毛泽东已经作为教师，带着他新的信息走出那段黯然无光的日子。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红红火火，这很不容易，因为国共两党的关系正在从紧张走向恶劣。

也许统一战线本来就不可能成功。无论如何，它到1926年春已经实行不下去了。一个右翼团体已经在国民党内出现，由于他们第一次聚会是在北京附近的西山，所以称为“西山会议派”。这个团体不想和中共有来往。

国民党最有势力的中间偏左的领袖，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前在广州被暗杀。大概是“西山会议派”出钱雇凶手扣动了扳机。

反对统一战线的潮流，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到一些遏制。这次会议在广州繁华区热闹的喇叭声中召开，正值左翼群众组织在华南兴起之时。正像在国民党所有的会议上一样，第一项议程是大家在孙中山像前三鞠躬，然后听人大声诵读他的遗嘱。

毛泽东很活跃。他在辩论中发言，并且以173票这个不错的总票数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汪精卫得到248票的最高选票，共产党高层李大钊教授得到192票）。他被安排在国民党的农民委员会。

毛泽东在代表宣传部提交的报告中展示了新的思想：“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

他很正确。然而，这只像荒野中的一声呐喊。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支军队而非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里拥有土地的军官。国民党怎么可能领导毛泽东在湖南接触和领导的那种农民运动呢？国民党肯定是这种运动的目标而非保护人。

代表大会上，“西山会议派”只占少数。会上就他们的违纪问题进行了辩论。他们反对统一战线，怎样为此而惩罚他们呢？毛泽东站在主张宽大的一边。

毛泽东要干什么？如果说他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显得有些右倾，那么这种事以后还发生过多次。

蒋介石正在用枪杆子赢得对孙中山继承权的竞争。一旦把孙中山的衣钵抓在自己手中，他就转而走向反共道路。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发起了攻击。“中山舰事件”给他提供了借口。他逮捕了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周恩来），对中共势力较大的工会加以限制。他施计谋战胜了国民党内汪精卫的中左派，汪精卫被迫离开中国前往欧洲进行“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已经向右转的广州政府。

不过，毛泽东与国民党的关系绝没有完结。是的，国民党把他从控制其宣传部的位置上撤下来了一，然而他很快又登上个新岗位。当广州的监狱里押满了他的同志时，他成了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的主任一。这期讲习班开始于5月一，直持续到10月。

毛泽东是那些不幸的月份里仍然担当国民党某项计划的负责人的唯一共产党人。

讲习所位于广州中心一座优雅的旧孔庙里。毛泽东喜欢看到传统的东西以这种方式遭到颠覆。他在讲习所住在自己的一个小房间里，睡在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板床上（在广州只有穷人和受虐狂才这样做）。他亲自讲授3门课程。

在竹子做的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时做的笔记。这是他就“中国农民问题”所作的23课时讲课的基础。

“农村教育方法”这门课他一共讲了9课时。他也讲了一点他自己非常喜欢的地理课。还有一门独立研究的课程，在课堂上对权威提出质疑。他还开了一个卫生实习课。他带这个班到海丰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开辟了新的课堂，那里是彭湃使“牛马”（农民）变成人的地方。

他亲自挑选了15人的教师班子，多数都是有实地工作经验、实事求是类型的人。不过，关于军事战役课，他选择了有知识分子风度的周恩来（其时已出狱）。

周恩来有很多毛泽东不具备的东西：脾气随和，风度翩翩，擅长交际，是个好的调解人。周恩来虽然已经27岁，但看上去仍然像个少年，而毛泽东甚至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是少年老成了。周恩来的行为方式带着他在日本（1917—1918）以及法国和德国（1920—1924）度过的岁月的痕迹。他在一个书香世家长大，出于道德选择而走下社会阶梯参加了革命。他对军事战役还懂得不多，毛泽东也一样。

在广东的那个夏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开始了合作；他们的合作关系将在经历若干困难时刻之后出乎人们预料地存在下来：周恩来是地主的儿子，刚从欧洲回来不久；毛泽东是一直扎根中国内地的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

在蒋介石的眼里，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是通过向北方军阀夺权而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对毛泽东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毛泽东期待国民党军队穿过处于起义前夕的村庄时，能引起社会震动。他是对的。他的目的是，训练出一支全国性农民领导力量，以引导这种变动的方向。

在这一期讲习班，毛泽东有限地恢复了他在中共的地位。由于开始关注农村形势，中共领导又让毛泽东回到了船上。

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终于成立了农民部，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这显然让他在中央委员会中又有了一席之地。到年底，《向导》又登了他两篇关于农民的文章。

然而，农村的主动权并没有转到中共手上。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中共的农民部建立在上海这个大都会。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忙于为国民党的广州讲习所授课。他短时间地到过上海两次，但是他农民工作的重心仍然放在国民党而非中共。

这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在政治上处于孤立地位。

对大多数中共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棘手的问题是，中共如何能既享受统一战线的好处，而又不失为一个独立的党。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价格不菲的珍珠。诚然，中共是苏联的宝贝，但是苏联人并没有高估这个婴儿的能力。就目前来说，国民党似乎重要得多。一说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就会说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不一样。对国共关系的看待和处理并不是他最为出格的行为，行动方法问题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

他最在意的是拥护者问题。革命是为了谁？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是为了穷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村人。毛泽东判断，韶山周围各县90%的人是贫农或中农，革命就是为了他们。火花将在农村燃起，因为地主的压迫比城市里的大班们更为残忍，也更为广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现在的基本事实。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比他的中共同事们跟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党对待农民问题要比共产党认真得多。

看一看毛泽东在上海反对的是什么。陈教授学究式地理论道：“农民是小资产者……他们怎么可能接受共产主义呢？” 刘少奇以居高临下的优越态度沾沾自喜地说，无产阶级必须“牵着”农民的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

莫斯科的倾向有点接近毛泽东观察到的基本事实，但是还有距离。马林对农民的藐视，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农村人愚钝的说法。但是马林已于1923年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共产国际看到了农村的躁动，到1926年初，他们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了严肃对待农民的革命潜力的根据。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不是共产国际的逻辑。他赞同国民党的北伐，但莫斯科不赞成（在这点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一致的），虽然在中山舰事件以后，鲍罗廷只得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参加革命，但一定要在好不容易构成的统一战线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害怕国民党军队北上，可能会引起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军官们无法控制的社会解体。

此外，莫斯科正在和3个北方大军阀合作（包括1923年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既不想得罪他的军阀朋友，也想要他的国民党盟友。他们之间的对决，不是他想要的符合苏联利益的中国政策。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在中国革命和扩大苏联的势力之间做出他不希望做的抉择。

但是火花从何而来？每一场新的革命都是一次未加预演的创造性行动。基于别处的最新胜利而精心安排的计划，极少能够成功。谁也不能预料，从什么地方火花会跳出来。它是原发的、肆无忌惮的。毛泽东看到了并且也希望有一场社会大震荡，从而使莫斯科和上海的文件柜变成废物。最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达到了目的。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广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9个月之后，当他北上时，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开头。他简略地描述了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各群体的立场。城市工人的人数很少；帝国主义的欺凌肯定会使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村的穷人会对革命有关键性的影响。

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 ”。—— 毛泽东是基于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依靠马克思的教条，得出这个结论的。

不过，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还是把小小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设法做到了把农民力量之酒装进无产阶级至高无上这只瓶子里。

9月的文章是另一回事。文章说，从任何方面说，农民都是革命的关键。他们感受到最沉重的压迫。买办们只是在沿海地区和沿江流域称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买办只是跟在军阀的后面，军阀则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的论据是经济上的。“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权源自土地。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毛泽东大胆地说，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在长沙时他就已感到的、关于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接着说：“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由此才产生了他们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自然得出结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都在于农民，只有他们的崛起才能捣毁整个旧中国吱嘎作响摇摇欲坠的大殿，甚至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也绝对取决于他们。随着这篇文章，卡尔·马克思陷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毛泽东已经摊牌。这些就是1925年间他在湖南所认识到并得出的结论。

农村像磁铁一样把毛泽东吸引回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于1926年10月结束。在广州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了，但是他并没有到上海去经营以他为首的中共农民部。他回到湖南家乡。他要在现场而不是在城市办公室直面农村的挑战。

湖南正在发生很多事情。该省不愧有“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的名声。北伐军已于1926年夏末到达长沙。湖南现在是由一位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阀统治着。同时农会正在实际上接管大片的乡村地区。

这两股力量之间正在酝酿着风暴。毛泽东不久将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他似乎在闷头沉思，模糊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麻烦。他到浙江和江西的农村去了解情况，然后在《向导》上发表报告说，农民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并且在湖南农会第一次大集会上作了主题演讲。在这段时间的积极活动以后，毛泽东回到韶山去放松了一下。

他以前经常在冬天回到韶山，因为在这个季节里住在家乡以外是不舒服的。于是一种模式出现了。正像两年前的1月一样，撤回到家乡的山谷来居住，促成了他对周围村庄进行实地调查的旅行，在5个县用了32天。

这一次，他不必像吟游诗人那样到处游走寻找听众。500万湖南农民现在都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是把他们发动起来，而是要描绘出全景画面，并向非农村的世界展示。

这件事他做得非常出色。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不是第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第一部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看到地主戴着高高的纸帽子，被敲着锣的人群驱赶着游街。他发现最受人痛恨的地主已经关在县监狱里。他们可恶的行为包括囤积居奇以抬高粮价，恰像毛泽东的父亲在1906年所做的那样。别的地主已经抛弃他们的财产，像狗一样逃跑了。

农民组成了梭镖队，以加强一种新秩序。孩子们迅速接受了这种新道德观。毛泽东注意到，在玩的时候，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生气时会跺着脚喊：“打倒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个农民责备一个恶霸说：“土豪劣绅！晓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

社会天翻地覆，其激烈程度甚至让这位一时不在造反震中的造反者都瞠目结舌。他的敬畏使他写道：“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的兴奋使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风格，殊异于国民党或中共通常的文件风格。

毛泽东为过激行为而欢欣鼓舞。他开心地描述，农民在力图消灭赌博时烧掉了成筐成筐的麻将牌。有些普通老百姓也喜欢玩麻将，他对之似乎未加理会。他非常高兴地，而且没有丝毫不安地，报告说，被打倒的地主们已经开始称农民们为“乡里王”。他没有试图隐瞒一个被降低了身份的绅士的讽刺话：“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毛泽东见到轿子被砸碎，他轻松地说，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回想过在长沙他很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呢？杨教授每天早晨都坐轿子让人抬着到学校去。

当然，革命已经变了。呼吁新社会是一回事，让人把你身下的轿子砸碎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笑话叶公，这是刘向（公元前77—前6）写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这个贵族很喜欢龙，让人把他的宫殿从地面到房檐都画上和雕刻上龙。一条真龙听说叶公对龙的喜爱后拜访了他，结果这个人几乎被吓死。

“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毛泽东作结论说，“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或者说，这跟毛泽东的岳父稳重的激进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教师职业，在毛泽东的优先顺序中后退了。他已经转而反对洋学堂，而正是洋学堂曾经为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铺平了道路。他现在会认为，作为政治同盟者，杨教授这样的人将是无用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提城市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的《毛泽东选集》中细心地把这点补充上去了）。但是该报告的内容，如果说即使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也是非常激进的。

毛泽东把农民分成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这是很粗糙的。但是用作变革的杠杆，这却是聪明的。走向革命的第一步，是让穷人意识到自己的贫穷。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穷的也是最革命的。这是他的一个老主题。高山为谷，深谷为陵。这是毛泽东1927年时所说的“革命”的意思。他是代表革命在发出“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城市的政治世界：带着他旧得卷了角的报告手稿，到城里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1927年3月于武汉在热烈的气氛中召开。

在1927年余下的时间里，武汉成为毛泽东生命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首府，这座工业城市是华中的堡垒，它位于连接北京和广州的铁路线上，同时也是从重庆到上海入海的长江水道的枢纽。

国民党北伐军身着新式的绿色制服，头戴大檐帽，已于1926年12月到达武汉。一个由中左的国民党人加上几个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试图像玩杂耍的人那样控制由中国活跃起来的革命连续掷出的难以控制的球。蒋介石当时正在东边的南昌，不会对武汉政府造成什么威胁。到1927年春天，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不稳定的中心。

中共和国民党现在就像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妇。它们都把总部搬到了武汉。

国民党为毛泽东找到一处不错的别墅。这座房子由一个商人建造，灰色的砖墙挡住了大街上的喧闹声，院子四周围以房屋，深色的墙板使院子显得更加宁静温馨。

开慧从长沙过来跟毛泽东住在一起。她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到这里住了几个月。别墅的第三间卧室，由广东省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甚至还有个书房供毛泽东使用。他在这里对湖南农民运动的书稿作了最后的润色。

他兼职教书。附近有一所面积不小的宅第，它有红色柱子和通风很好的拱廊。在这里已经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个分校。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经营的一个机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湖北、湖南、江西和一些其他省份来的农民讲课。

毛泽东发现武汉的政治气候乌云密布。陈独秀教授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在《向导》上只发表了一部分。其全文，其中有对陈独秀所说的“过分行为”的赞扬，只得在湖南的刊物《战士》上发表。来到城里的，还有毛泽东在安源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来武汉这座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为劳工运动当先锋。他们认为毛泽东对农村过于着迷。

毛泽东曾在中共党内受到批评，被认为是右派。现在，他看上去像个激进分子了，而且他的确是个激进分子。他作为国民党的宠儿的日子即将结束。紧张形势并没有使毛泽东的艺术细胞萎缩。他在龟山和蛇山上散步，这两座山隔长江相对而立一。在蛇山上他发现座让他着迷的古建筑——黄鹤楼，建于3世纪。毛泽东坐在那里沉思冥想。他按古诗词的格律填了一首词，就好像要把自己重新置于中国传统的高雅文化之中，然而目光仍然不离政治：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心沉浸在大自然和过去，然而总能从中看出他的政治意志：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是否把湖南的农村置诸脑后了呢？并不真的如此。他只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转换，熟练的技巧让他来去自如。

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华南的农民运动浪潮以及如何对待它——正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毛泽东是会议的关键性人物，因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涉及时下棘手的难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人对沸腾的湖南形势却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终于讲到的时候，国民党领导们吓了一大跳。

他希望农民没收土地（就是拒绝为他们耕种的土地交租）。他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为此辩护。

在土地委员会所作的演讲中，他的障碍清楚可见：“湖南的军官们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恰恰是那些军官们和国民党是勾结在一起的。

在广东省，国民党可以激进而几乎不需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在北伐期间这样做就是自杀，因为大批在广东以北为国民党服务的军官拥有土地。毛泽东知道，他正处于和国民党断绝关系的边缘。

对于军官们谴责农民，说他们“简直是赤化了”，毛泽东表示轻蔑。他反驳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正在四分五裂。

湖南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时带着一幅农民力量不可抗拒的幻象。在1927年，如果相信因为湖南那样做了，全中国也应该那样做，那将是个可怕的错误。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认为毛泽东是个狂热分子而不值得重视。甚至长沙一个亲密的朋友——一位共产党人，而且是毛泽东自己挑选出来领导湖南国民党的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毛泽东的没收计划会导致“贫农和富农之间的直接斗争”。

当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都得到赞同的政策是，为了坚持国共统一战线和推进北伐，要抑制农民的“过火行为” 。

毛泽东住在别墅里，外出则是去参加委员会会议。但是这种政治活动似乎无足轻重。在武汉以外，中国正在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是一枝脆弱的竹子，不久就将被长江下游吹过来的强风折断。

蒋介石打出致命的一击。他早已放弃跟共产党结盟的主张。武力是他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唯一政治方法，他用武力把两党联盟彻底而永远地摧毁了。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屠杀左派（周恩来险些没能逃过厄运）。这残酷地揭示了蒋介石版北伐的内在含义，因为上海的左派为了替蒋介石保住这座城市，曾和北方的军阀部队进行过战斗！

在华南和华东的其他地方，军阀们也在调转枪口镇压激进组织。在北京，对苏俄使馆的一次袭击造成一批左派分子被屠杀。其中之一是毛泽东以前的上级李大钊。

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的手下慢慢地绞死，十分悲惨；而且他自己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捣毁。光明正在逝去。

中共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第一次派一个代表团出席。毛泽东毫无热情地做了准备。事情比他预料的还糟。中共现在有6万党员，群众力量处于高潮时期。但是其最高层却已失去了方向。

主要问题是，莫斯科像膜拜图腾柱一样坚持国共统一战线。陈独秀教授对这一政策感到不愉快，但是他还是勉强跟着走。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猛烈攻击。他的同事对他非常不满意，把他的投票权剥夺了。他几乎不发言。他肯定意识到，他将失去农民部长的职位。但是当斧子砍下来时（一位名叫瞿秋白的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替代了他），毛泽东仍感到很郁闷。他不再出席会议。

当这次最终引入灾难的大会单调沉闷地继续时，毛泽东在他的别墅里来回踱步，在东湖边以及蛇山和龟山上长时间地散步。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正在被浸泡腌制，为送进蒋介石的烤炉做好准备。因为农民问题已经对中左的国民党的地位之稳固产生了坏影响。在不得不从这个问题上后退的情况下，他们把国民党的未来交给了蒋介石。现在的选择或者是农民革命，或者是蒋介石加军阀。

中共自己两者都没选！

国民党中的左翼最终选择了蒋介石。7月间，国民党的中左派在武汉转而反对共产党人。这里和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上演了镇压左派的恐怖行动。待到仲夏，中国革命似乎已经完结了。

湖南的事件使形势开始向右滑动。5月间，军阀省长手下的一些军官把枪口指向了左派。毛泽东化了装坐上一列货车，南下去组织抵抗。

在长沙，士兵开进工会和学生会办公室一，边喊着“蒋介石万岁”一边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那个夏天，有3万人在湖南被屠杀。毛泽东幸运地不在其中。

有点不知所措的毛泽东什么招都试过。他把工人和农民聚集起来反抗镇压。但是他也认为值得亲自去见省长，以便敦促这个已衰老的人理智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独秀教授，还有莫斯科，仍然希望修补统一战线。陈独秀命令毛泽东从湖南撤出来去四川。毛泽东不是没有听陈独秀的话，就是设法让陈改变了主意一，他像消防员样站在大火之中。他跟他曾经崇拜的这个人，几乎是彻底决裂了。但是，陈独秀没有做到的，湖南军阀做到了。军阀下令逮捕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回到了武汉。

毛泽东得知，长江以南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恐怖事件，而那些地方曾经是左派的据点。罢工者被当场砍头。上海市中心摆着竹笼子，里面悬挂着被行刑者的头颅。年轻女共产党员被口吐脏话的士兵用枪打死。毛泽东为同志的苦难饮泪而泣。

在农村，来与农民联合的学生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左派分子被绑在树上，皮肉遭千刀万剐，并且伤口还被不断地揉进盐和沙子，最后被折磨致死。因为军阀崇尚封建主义，所以对牺牲者施行千刀万剐的残忍暴行又复活了。有的受害者脚上的筋被挖出割断。

毛泽东从湖南回到武汉，恰好见到苦涩的场面。鲍罗廷正忙于在他有电梯和锦缎墙纸的4层别墅里收拾行装。他正在合上他的论中国革命的讲义，把它放进皮箱。持续4年，莫斯科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一切都完了。”这是他离开中国回苏联时的临别祝福。

对毛泽东来说，但不是对大多数中共领导人来说，苏联革命的声誉像鲍罗廷的火车一样确定无疑地退去了。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南京发了一封电报，祝贺武汉国民党的爱国行动，称他们把共产主义这颗毒瘤从国家身上割掉了。

如果这个夏天是悲剧性的，那么秋天则是怪诞的。因为中共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它放弃了与敌人扭扭捏捏的合作——这已经太晚了，而转向充满暴力的武装起义——这又太早了。而且它把军事极端主义包裹在温和的政治里，因为斯大林几个月以后才会把与国民党的合作一笔勾销。

毛泽东被卷进了这场逆转。在注定无望的形势下，他没有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把握能力。

中共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陈教授已经怀着对7月15日中共和武汉政权决裂的失望到上海去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会议气氛是接受任何他会拒绝的东西。要在城市和乡村发动一连串暴动的按钮按下去了。

毛泽东要领导湖南的进攻，后来称其为秋收起义。 毛泽东感到茫然，他四处奔走，但是起义的战略似乎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并非他真正赞同的，或者两者兼有。

可悲的是，新路线还是莫斯科所鼓动的。6月里，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共执行富有战斗性的政策。其荒谬性在于，与此同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从6 400多公里以外坚决要求中共继续支持武汉政权。那就像中国谚语说的，乱弹琴。

于是，8月和9月里，中共在走向绝境。它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开始了武装出击！首先是在南昌，领导人是周恩来，起义没有成功。但是，中共在心烦意乱的情绪下继续进行起义，这只能是没有政治逻辑的军事行动。8月初，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特别会议在混乱中召开。在武汉一间阁楼里华氏100度高温下，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匆忙组织的会议。由11个成员参加的这次会议推翻了作为党的领袖的陈独秀。代替他的是瞿秋白，就是那个接替毛泽东就任农民部长的文学学者。就这样，陈教授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毛泽东后来强烈地责备他要为同国民党合作而导致的恐怖事件负责。这有点过分了，因为当毛泽东在1936年说这话时，他不想责备最大的罪人斯大林。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两位主要驻华代表的评论非常严厉。“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的确，鲍罗廷信任国民党过于长久了。对从1925年起就担任职务的印度人罗易，毛泽东也没有更温和些。“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 罗易激烈的言辞不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莫斯科离得太远、过分为其自己的利益着想而不可能运作一场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这个问题。

回首往事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 。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毛泽东左转了。同后陈独秀时期中共其他人一样，毛泽东转向枪杆子。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终于抛开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当他为秋收起义做准备时，他从长沙给中共办公室写信说。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然处于激进的孤立地位。

那些起义像是很多烟花，引爆了而后就熄灭了。毛泽东的起义也不比别人强。不仅在于毛泽东的“新左倾主义”理论还没有融为一个整体（他跟国民党一起工作的时间太长了，而农民军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奇迹），还在于瞿秋白接受了另一类型的“左倾主义”。

瞿秋白希望从城市开始，毛泽东仍然相信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在农村；瞿秋白认为一波群众暴力活动就能让左派掌权，毛泽东则正在仔细思考通过一种较慢的、更有组织的、搭建积木式的途径，来利用枪杆子取得政权。但是此时他还是若即若离地跟随着瞿秋白。

开弓没有回头箭。毛泽东只能把秋收起义进行到底。他夜里在长沙郊区召开策划会议。他设计了自己的新旗帜（这让党中央很恼火），图案是一颗星里面有镰刀和斧头。他利用全湖南的老关系建起了队伍，发动了一场最终要占领长沙的突击。

他占领了靠近江西边界的东门镇，并赢得几个小胜利。但是，不久，失败就像湖南火辣的太阳一样盯着他不放。许多事情都出了问题。毛泽东的队伍是杂牌军，有些部队最终起了内讧。遭到夏天镇压以后，激进运动的群众基础萎缩了（自5月以来，湖南中共失去了其两万党员的四分之三）。对毛泽东来说，重访他以前去过的工会、农会和学校时，看到的几乎都是死亡和被废弃的场景，那真是一场噩梦。

当群众运动在1925—1926年处于高潮时，中共像法官一样小心翼翼。当它于1927年中受到重创时，中共突然迸发出激进的火焰。这就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尝试社会革命时的悲剧。

中共总部里的混乱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毛泽东在起义过程中一直跟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他太关注军队，说他对群众没有信心，指控他的部队在事情不顺利时“自己尿了裤子”。

作为回答，毛泽东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 。糟糕的协作使来自湖南以外的增援成为不可能。

最后，被拿下的是毛泽东，而不是长沙。

在赶往衡阳争取矿工们加入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武装捉住了。他被押往一个场院执行枪毙。当接近终点时，毛泽东镇定而精明。首先他向另一名俘虏借了一些钱，随后试图贿赂看押他的人放他走。这个计划显然没有奏效。

离场地不足200米时，他决心逃走。他仍然精瘦得足以像闪电一样行动。他躲过了子弹，跑到池塘边的深草中藏身。

押解的部队追了过来，他们招募农民在草里搜索。毛泽东怀着一线希望静静地蜷缩着。有一两次，士兵们离他很近，他都可以伸出手去摸着他们了。有五六次他都不抱希望了，觉得他们肯定已经看见了他。

黄昏的到来救了他的命。士兵们停止搜寻去吃饭了。

整个夜晚他都在走山地，穿灌木丛。他光着脚，押解他的人把他的鞋拿走了——作为战利品。根据迷信的说法，被处死的人穿着鞋死去之后，会变成鬼找行刑者进行报复。

浑身是伤又十分疲累的毛泽东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地区转来转去。最终他碰到一个农民，说服了他掩护自己。毛泽东又找到了方向。在他花钱试图贿赂之后，还剩下7元钱，因此他能吃饭并买到在那个中国革命低潮时刻他最需要的两样东西：鞋子和雨伞。

毛泽东又回到他的剩余部队里。但是秋收起义失败了。毛泽东跟党中央的关系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糟糕。既然如此，他决定干脆拒绝攻打长沙，因为把他的残余部队投向毁灭看来是愚蠢的。

中共领导自动地把毛泽东降职，把他从中央委员会撤了下来。甚至党的湖南分部也把他从领导机构中驱逐出去了。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及时得到这些关于官僚机构处分他的消息。他已经抛弃了城市，并且不再理会现有的组织机构。当10月的寒气赶走了夏天的炎热时，他领着区区1 000名幸存者来到湖南东部边界上一个崎岖不平的无人地带。

他将用自己的方式利用枪杆子。 RN1z6Tozq/wbUDvk8cfPdmENAGGL4C9vUoHoaRlaHxiPon1itTmAnVE04z7biD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