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你就在这里——你试遍了各种疗法,冥想、旅行、冒险,希望能“找到真我”,而 其实一直以来,你真实的自我就是被你丢在办公室里的那个。
斯坦利失望极了,因为他爬上了高高的西藏的山脉,终于找到了真实的自我。
撇开上述笑话不谈,发现面具背后真实自我的游戏,在心理治疗和生活中都非常普遍。挖掘隐藏的内在自我似乎是人们非常渴望做的一件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划分:这个人是真实的,那个人不真实;这种生活方式是真实的,那种生活方式不真实。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理解我们所说的真实的毕加索是什么意思了。那么真实的自我呢?
如果被这个游戏所困,最终我们会完全迷惑不解,搞不清楚我们或其他人是 “真实的”、“真正的”,还是“戴了面具的”。比如,在某些圈子里,如果你以幽默的方式来应对人生中的大事,会被认为不真实,因为你让自己远离了自己的情感。只有当“做真实的自己”被狭隘地定义为表露感情、率直和脆弱时,这才讲得通。
但是,难道一个全面的你不是真实的吗?比如说,有人不习惯表露感情,更别提向别人吐露心声了。也许说这人“不真实”有点道理,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这个人是完全“真实”的。可能“在表面之下”有火热的情感,也可能没有,但即便有,也必定是一个混合体——情感和不善表达情感——这些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个体。
实际上,一个人是否“真实”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有趣或有用。更好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对他人是否真诚?哪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对他们有用,哪种没有用?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其价值观,符合他们想成为什么人的远景?保持某种做人的方式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关于真实自我以及我们必须忠于某种根本理念的观念,对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工作或人际关系:你应该咬紧牙关,坚持做那一份“不适合你”的工作吗?你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违背自己的天性去满足别人的需要?
这种观念总会在关于性格类型的书籍或杂志文章中得到强化。可能我们已经摆脱了活泼型、力量型、完美型、和平型这样的分类,但还有其他分类。其中一些最普遍的分类是:内向型、外向型;感官型、感受型、思考型、直觉型; A 型、 B 型。不过,目前最受欢迎的是五大类型分类法:开放型、认真型、外向型、随和型、神经过敏型。
还有我们用来标示自己的身份标签。你可能是个英国人、家长、老师、业余摄影师、壁球手,或是退休的商人、热衷园艺的园艺师,或任何身份。向世界展示一大堆闪耀的标签,以此来体现我们的身份,这是很有用的。“看,这就是我。”我们如是说。
这也令人安心。 能够用一串“坚固”的名词来描述自己,会给人一种牢不可破的错觉,缓解潜伏在大部分表面背后的关于存在的不安全感。 这么做可以强化归属感,把自己与同一群体的人绑在一起。也许令人吃惊的是,甚至当标签指向消极的时候,这种安慰效果同样存在,比如,把自己视为经济衰退的受害者,至少可以让你与其他人同病相怜。
不过,自我描述虽是便利的速记符号,却易被僵化。身份感太强会导致人们变得不灵活,不愿意妥协。你可能会说,“我就这样”,或“那可不是我”。太过于紧紧抓住某一种身份标志,意味着如果这种身份被剥夺,我们的人生将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比如,对很多毕生致力于工作、最终退休的人来说,有身份失落感是很普遍的经历。当然,对那些孩子长大后离开家的妈妈来说,这种失落感更普遍。
身份感界限太清楚也有损灵活性。 你可能会力避你认为“不是你”的活动和环境,从而错失很多可以扩展身份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粗线条地勾勒自己,关注自己突出的方面,那么我们就会牢记,突出的东西会改变,我们也可能改变, 我们身上还有未被贴上标签的潜能等待着崭露头角。 我们从小表现出来的倾向和性情不是有无限可塑性的,但也不是严格固定的。
亚里士多德相信,正是自主改变的能力使人类不同于自然界中其他物体,其他物体只能遵循物理法则。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习惯来培养一种美德,这是我们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人们“做错事就要承担相应后果,做出酗酒等类似行为就要承担放纵的后果;在各个方面,人们的所作所为赋予他们相应的性格”。
人们会把习惯看作“让我成为自己的东西”,这是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试图违背习惯看起来就是“不像我”了。但这可能只是我们的旧习惯在奋力抵抗。习惯主要依赖于在惯常的环境中,行为举止按照惯常的顺序自动发生,因此可以通过打乱顺序来改变习惯。比如,心理学家戴维·尼尔研究发现,饮食习惯可以通过使用非惯用手而改变。另一方面,建立全新的习惯更多取决于具体、详细地规划新行为发生的地点、时间和方式。因此,我们并非无法摆脱已有的习惯。即使改变习惯让人感觉不舒服、陌生,也值得坚持下去。
但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灵活性会导致我们盲目坚持,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以伊凡和丽贝卡为例。他感情不外露,而她善于表达感情。(也可以是任何其他冲突——整洁与不整洁,或性欲旺盛与性冷淡。)他认为这是他的固有特征,而她相信自己可以为他改变。如果这样两个人走到一起,这种不协调是具有破坏力的,因为丽贝卡会一直退让,让自己适应伊凡不轻易动感情的性格,但却得不到她如此看重的感情。她努力做出的自我改变与真实的她以及她想成为的人格格不入,但是她要经历很多心痛之后,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并不总是一致的,我们常常在忠于自我和相信自我改变的力量之间摇摆不定。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非亲自尝试,而我们又经常高估或低估我们改变自己的潜能。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弄清楚自我拓展的极限,分析不同情况来拓展自我,否则就会变成放任自流。比如,如果你害羞、性格内向,那么要让自己成为政客或从事公关领域工作可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你必须想明白这种努力是否值得,这个代价是否合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能从哪里得到启示呢?我们的“内在自我”可能会给我们启示,也可能不会。诚恳地反思什么是可能的,代价是什么,认真思考我们珍视的价值观以及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这更可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这就是忠于真我。
忠于真我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它假设我们知道自己忠于什么。实际上,真我在本质上多少有点难以捉摸,而已有的神经科学和哲学对它的最好论述也是有违常识的。
关于真我的理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珍珠”的理论,即每个人心中都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也是让我之所以为我的东西。似乎我们会凭直觉接受这一观点,但是如果你试图识别这颗“珍珠”到底是什么,最严肃的研究“真我”问题的思想家也会赞同一点:你找不到。几乎所有哲学家甚至很多神学家都赞同,根本不存在所谓非物质的灵魂——能在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的一种非物质的核心。神经学家也认为,自我意识不是汇聚人的所有体验的大脑某个部分的功能,他们的观点空前一致。
另一类观点是我们并非珍珠,而是种“综合体”。你就是你的思想、感情、体验、欲望、记忆等的总和;但你并不是“拥有”这一切的独立物体。这听起来可能很怪,但只有这种解释才使得我们像宇宙中其他一切一样。比如,水只不过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有机组合:它并不是“拥有”这 3 个原子的独立物体。同样,我们不过是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的有机集合,不是拥有这一切的独立物体。
那我们为什么会对所谓的“珍珠”信以为真呢?因为这个综合体与神经学家所称的“亲历式自我”被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实验表明,任何既定时刻的经历,其在大脑中的统一程度远远低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程度。似乎大脑的不同部分会意识到不同的东西,但并不总是有意识地分享信息。其中有些体验几乎立刻就被转换为记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用自身体验形成了一个更连贯、天衣无缝的故事,从中我们获得一个意识核心——人生历史。
如果我们试图把自己看作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综合体,拒绝接受我们是固定不变的“珍珠”的观念,这样会不会有作用呢?我认为是有用的。既然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核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怎样的人不是既定的。相反,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决定的。成为自己是一种不断进行自我创造的练习,不过要知道这不是无中生有的。塑造我们的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还有我们的身体、社会环境和过去的经历。 真正的生活不是钟表机械装置,而是一种流动、复杂、动态的系统。 我们是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把自己看作这个系统的绝对奴仆或主人都无益处。没有什么是完全固定的或完全自由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只是改变我们能改变的,要记住我们不可能控制一切。
想一想这个观点是否适用于性格。如果我们以为由于先天、后天或两者兼有的影响,性格成了一种固定的东西,那我们就是在逃避责任。如果好坏一切天成,那么表扬或指责又有什么意义呢?相反,如果我们把性格看作一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塑造的东西,那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是怎样通过培养良好性格对自己将来的选择和人际关系的好坏真正产生影响的。
如果要把“性格”和“个性”区分开来,那这一点就更为重要。我们通常对个性不加评判,把它看作一些相当稳定的特性,但我们会认为性格通常还包含道德这个维度。我们会议论某人性格是好或是坏、是正直或是堕落。因此,即便你认为个性是相对固定的,也没有理由认为涉及道德问题的性格也同样是固定的。比如,一个易冲动的人可能更容易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控制力。
人类有固定的核心这一观念同样会影响我们使用身份标签的方式,这类标签大多是关于种族、宗教、国家和政治的。人们说自己不喜欢被硬性分类,但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他们不想让别人来给他们贴标签。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会很乐意以多种方式将自己分类,可能是因为身份标签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归属感,而这反过来又能让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
因此,身份标签既指向让我们独特的东西,又指向让我们与别人一样的东西。似乎我们既渴望成为更大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又渴望远离它。事实也应该如此。只有明白我们共享的社会属性有多少,私人属性有多少,才能明白成为个体的人是什么意思。身份标签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双重性质。我们所呈现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与别人共享的,但这种种身份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整体,即使不是十分独特,至少也相当个性化。
但是,因为身份标签只能指代我们与别人共有的东西,所以不可能捕捉到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多重身份就像是一张不完整的原料清单,不能详细说明每种原料的使用量是多少,甚至无法说明这些原料是怎么被组合到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多地把身份与政治活动相联系是极大的错误的原因之一。比如,一旦我们开始把“犹太社区”或“道路使用者”看作共享一些身份的核心要素的单一性群体,最终我们就会把那些可能只有一个共同点的人粗暴地分成一类。
把性格、个性和群体身份看作固定不变的东西,会导致我们把“真实的自我”看得比实际上更恒定、可预测、可知和固定。这对有关“正直”的公认观念提出了挑战,人们普遍认为“正直”就是要恒定、坚定不移和拒绝改变。但如果我们真比“珍珠”理论所认为的更具动态性、更易变,那么 当我们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身会产生矛盾、变化和发展时,也许我们就是更忠于真我了。 因此, 几十年保持不变的人,并不是忠于真我,而是忠于虚假的自我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