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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100 年前，心理学和哲学分道扬镳的时候，它们遇到了一个常见的难题：如何分配藏书。最后，心理学把大部分关于幸福和美好人生的书籍留给了哲学，哲学则理所当然地把这些书放置在书架上落满灰尘。如今心理学开始兴致勃勃地重拾这一话题，因此哲学急需重新翻出这些尘封已久的著作。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心理学家往往对“幸福”概念淡薄，把幸福等同于自我感觉良好，用未经加工的自我报道调查（一种心理学实验方法）来衡量幸福。但是，只要看看人们的选择就会发现，许多值得做的事并没有给人带来积极的情感。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生性焦虑、容易紧张。关于他有一个非常可信的故事，他在 62 岁时病倒了，当被告知只剩下几天可活时，他的回答却是：“好！”他的确很快就去世了，据记载，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大家，我的一生很美妙。”“告诉大家，我的一生很美妙”这话可能会令人不解，但他的传记作者雷·蒙克却觉得这并不令人诧异。“维特根斯坦实现了某种目的性的纯洁，这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实现的，”蒙克曾告诉我，“很多东西占据我的时间——孩子、抵押贷款、日常琐事，而这些都被维特根斯坦成功地从他的生活中清除了，这让他的生活有一种原型的纯洁与专注。这种生活当然自有美妙之处。”
心理学家解释这种“幸福”与“美妙”分离的现象的标准方式，就是把“积极情感”与生活满足感区分开来，“积极情感”是构成幸福的情感因素，生活满足感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的评估。但区分积极情感与生活满足感也是很难的。比如，马丁·塞利格曼发现，人们的生活满足感的分数有 70% 取决于他们作心理实验报道调查时的心情。
塞利格曼试图走得更远，后来他转向研究充实这一概念。充实（ flourishing ）是对“ eudaimonia ”（希腊语，意为“善”，通常被翻译为“幸福”）一词很好的翻译，亚里士多德相信“善”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但是，这样的讨论非常令人迷惑，“善”常常被简单地等同于幸福，给人造成一种假象，让人误以为充实和幸福本质上是一回事，或是以为亚里士多德提倡把积极情感作为终极目标。
亚里士多德决非阴沉的悲惨主义者，他承认快乐是美好、充实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美好生活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顺应我们作为理性动物的真正天性来生活，善用头脑，积累智慧。有时这会导致我们做出一些可能拂去我们脸上的微笑，但能让我们感到有意义或保持正直的选择。我们珍视这些选择，主要不是因为这让我们感觉良好（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要做哪种人、过哪种生活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
尽管心理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门描述性学科，目的在于准确描述思维的实际运作方式。问题在于，一些更为狂热的从业者和布道者以为心理学能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首先，科学处理的是关于标准和平均值的问题，而我们得尽力去过属于个人的、独特的生活。更为根本的是，科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如人们从一些事情中获得了多少快乐，但只有哲学分析才能确定我们是否从正确的事情中获得了快乐，以及我们究竟该为自己的福祉付出多大努力。在自我发展方面花费太多时间，在道德上肯定是令人反感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连基本的谋生都很困难。
但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追求“善”最大的风险可能在于，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那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和价值便会发生改变。比如，以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公认的幸福的标志）为例。其中的危险就在于，心理学可能会玷污、贬损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心理学会让我们把他人看作通往极乐的途径，而不是看作其本身值得我们珍视和爱的人。比如，格雷琴·鲁宾在《幸福计划》（ The Happiness Project ）一书中，叙述有一次她拥抱丈夫“至少 6 秒——我碰巧从研究中得知， 6 秒是促进催产素和血清素流动所需的最短时间，这两种都是刺激情绪、促进感情的化学物质”。在拥抱的时候想着这些，肯定会让拥抱“变味”，让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变成一种工具性的技巧。
关于什么可以让我们幸福，心理学肯定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就变成了伦理问题，此时我们便需要转向哲学——哲学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帮助我们自己去想明白。
心理治疗师的工具箱里有一个很实用的工具，源于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法（ SFBT ），即所谓的“神奇问题”，大致是这样：“假设今晚你睡觉时，奇迹发生了，困扰你、让你来寻求治疗的难题解决了。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什么？你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什么会有所不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都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幸福。”
你作为治疗师，会继续追问他们，如果觉得幸福，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做什么，和谁一起等等。但有时人们拒绝把话说明白，幸福仍然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玫瑰色的幻觉。这是幸福的第一个问题所在：它太模糊。除非我们能增加一些细节，否则，我们很难接近幸福。
但是近年来，钟摆开始摇晃起来了。人们曾一度旗帜鲜明地支持追求幸福，这大概是在 2005 年《幸福》（ Happiness ）一书出版前后，这是理查德·莱亚德极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甚至有一位高僧也宣称人生的目的就是寻找幸福，这与佛教中人生充满苦难的中心教义相提并论，显得极其古怪。此后，反对的声音变大了。哲学和心理学界很多人，包括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都开始声讨这个观点，指责追求幸福不过是肤浅的人生目标。最好把追求福祉或充实人生作为目标——这是更丰富、更细致、更多维度的概念，为我们留下空间去追求其他本身就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从事有意义的活动。
不可否认，对幸福的追求的确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矛盾。首先，太关注于追求幸福是种自我欺骗，因为实际上我们越是试图变得幸福，就越不幸福。你越是努力想抓住幸福，它就离你越远。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似乎不擅长预测到底什么会让我们幸福（或不幸福）。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所说，人生境遇中的重大变化，无论是积极的变化还是消极的变化，常常会在我们恢复惯常的快活或忧郁状态之前，对我们的幸福观产生一些短期的影响。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我们没有遭遇重大困难、一切称心如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获得幸福的希望寄托于理想的未来。因此，即便我们能克服幸福的模糊性，真的树立了一些我们相信将引领我们进入美好世界的目标， 我们还是有可能被一个假想的未来所迷惑，因而注意不到在不完美的现在我们已经拥有的幸福。
追逐幸福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把我们的期望值抬得过高。读一读关于这个话题的书籍和杂志文章，我们会逐渐相信幸福是人生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如果采取了认为我们必须得保证自己获得幸福这种态度，将会使得我们在事情不遂人愿的时候，无力面对失望、遗憾和自责。幸福是难以企及的，如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其著作《当下的幸福》
（
Flow
）中所说：“宇宙并非为了人类的舒适而造就。”如果能牢记这一点，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所有试图变得幸福的努力？还是说我们只需要做出改善？其实在执迷不悟与彻底放弃之间还有很多选择。幸福作为构成丰富人生的诸多要素之一，的确很重要，我们不可能因为某些事情能让我们幸福，就故意选择不去做。在这里，“做”是个有效的词。根据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说法：“ 获得幸福的最简单的方式是掌控你的时间。你能否找到更多时间来做你喜欢做的事？ ”
如果我们开始关注什么会让我们快乐，什么会成为我们的障碍，那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种现象：有些享受稍纵即逝，或者会带来痛苦的后果；有些享受更为持久，结束后很长时间还会让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能从中领悟到的是，我们应该把精力转向能提供更多满足感的事情，而不是被那些非常吸引人但极其肤浅的东西分散精力。
据精神科医师、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真正重要的是有幸福的理由，这样幸福便会随之而来。不管幸福是否真的随之而来，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指引我们努力去做我们所看重的、能给人生带来意义的事情。这或许是理解应该“间接”追求幸福这一耳熟能详的观点的最好方式。伯特兰·罗素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你的兴趣应该尽可能地广泛”，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狭隘之心。
但或许我们也需要把幸福的重要性调低一两个等级。通常我们所谓的幸福，只不过是一种感觉或情绪，而情绪和感觉并不完全在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避免过于关注情绪和感觉的有力理由。比如，森田疗法和接受与承诺疗法都认为，执着追求积极情感、逃避消极情感是错误的，不可能做得到。相反，我们应该任情感自由驰骋，同时继续去做自己看重的事情。
因此， 不要试图寻找获得幸福的秘诀，你可以努力把充实生活的原料收集起来，把这些丢在一起形成一堆混合物，里面包括：那些与情感无关、对你而言很重要的值得去做的事情；那些你相信能让你更幸福的目标——只要你的认识是正确的；密切关注自己的体验，发现那些日常生活中真正带给你满足与快乐的东西，然后确保能花点时间好好培植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