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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还不够，他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博学家。他写了大量关于逻辑和形而上学等抽象问题的哲学基础读物，同时他也关注生物、戏剧、人间万象。他具备非凡的能力，能够不着痕迹地将抽象概念解释得具体可感，这在他的伦理学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表现在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之中，即美好人生的核心就是实践智慧（ phronesis ）。拥有实践智慧，我们就能做出正确判断，从容应对人生的各种场合。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发掘实践智慧呢？首先，我们需要仔细思考我们的价值观，要弄清楚哪些因素能促成美好生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习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的技巧。这些技巧包括清晰地审视、反思自己、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他人，想明白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增强选择并评估潜在人生目标的能力，思考达成目标的最好方法，关注其进展，并运用所学做出调整和改变。
但是，下定决心仅仅是第一步。下决心之后要有恰当的行动，并且不要太勉强自己。当然，咬着牙逼自己坚持下去，比根本不落实要好，但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从容不迫、轻松优雅地坚持下去。但在这一过程中仍要以理智为指导，用理智来激发有助于培养相应品质、性格的行为与习惯。这样，我们就更可能自觉自发地做正确的事，而无须时时刻刻都苦思冥想。
这种能力一点儿也不神秘，也没什么不可思议之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现代心理学中的“专家直觉”这一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旦你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对这个领域的事，你就能立即得出最佳行动方案，无须表述具体依据。当然，你的判断容易出错，因此试图给出行动的合理依据是不错的做法。但是，你通常只会在事后给出依据，这样也无妨，因为我们常常需要依赖专家迅速做出好的决策。如此说来，实践智慧不过是关于生活的艺术的专门知识。
发掘实践智慧并不容易，但亚里士多德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采取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思是，我们并非面临二元选择，并不是一定要在肯定或否定、勇敢或怯懦、享乐或吃苦之中二选一。相反，我们得在天平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及所处境况的位置。这就叫作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如此说道：
比如，人们的恐惧、自信、欲望、愤怒、同情，通常还有快乐和痛苦，要么太多，要么太少，而这两者都不好。在恰当的时间，因恰当的事，对恰当的人，为恰当的目的，以恰当的方式体验这些情绪，这就是中庸之道，是最好的；这也是品德问题。同理，人的行为也有过激、不足和中庸之分。
但中庸不是要对一切都采取温和态度。我们不应该总是处于有点儿生气的状态：有些情况可能需要非常生气（但怎么表达愤怒是另一个问题），有时则可能完全不需要生气。中庸之道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亚里士多德对此了然于心，他曾明确表示，人类行为中的中庸不像数学平均数。以体重为例。对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人而言，体重 50 公斤太轻， 100 公斤则太重。但是其平均数—— 75 公斤——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一个体形小巧的舞者可能需要更轻一些，健美运动员则需要更重一些。像美好生活中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关于中庸，是没有什么运算法则可以把它计算出来的。
可能我们并没有这么想过，但是生活中有许多我们眼中的难题，都是因为难以把握中庸这个度。我们可能想更冒险，想更自信、更有耐心、更坚毅、更有能力抵制即时满足的诱惑。我们可能想知道，自己是努力过头了，还是努力不够；什么时候容忍过了头，就变成了受气包；什么时候勇敢过了头，就变成了莽夫；进取和享乐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是什么。这种窘境在本书所讨论的许多人生问题中都很明显。
有时，找准中庸这个度很难。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两条经验法则，来应对种种情况。一条法则是远离更具伤害性的极端情况。假如你看到警示前方有熊出没的警示牌，是胆怯地掉转回头，还是勇敢地继续前进呢？如果你真的不确定，那就回头：错过一次愉快的林中漫步，要好过死于愤怒的灰熊的袭击。另一条法则是远离自己自然趋向的那个极端。无论什么行为，大部分人都会倾向于其中一个极端。比如，如果你倾向于过度谨小慎微，那你就可以朝着更大胆的方向迈出几小步，从而让自己趋近中庸。
接近中庸是可能的，因为人类不像宇宙中的其他物体，人类具备改变的能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块会自然下落的石头，不可能因为习惯而往上升，即便你把它往上扔一万遍，想让它习惯往上也不行……同样，也不可能让任何天然这样表现的物体习惯于那样表现。”相反，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美德的良好品性，“不是自然赋予的，也不违反自然规律，但是自然赋予了我们获得美德的能力，通过培养习惯就可以获得。”
尽管我们的行为举止深受童年经历的影响（现在还要加上基因遗传），但我们有责任为自己塑造良好的品格。不过，如何才能做出改变呢？主要是通过行为习惯。“我们通过盖房子成为建筑师，通过弹里拉琴成为琴师，”亚里士多德写道，“因此，我们也通过采取正义的行为而变得正义，通过采取温和的行为而变得温和，通过采取勇敢的行为而变得勇敢。”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再一次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洞见。各种形式的行为疗法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改变行为会对人的想法和感觉产生影响。
这种自我训练的目的不是鼓励人们不经考虑就自发行动，而是让我们的理性思考能力与即时反应能力共同得到发展。亚里士多德关于直觉和思考相互作用的解释与大脑“双重过程”模型有相似之处，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所提出的模型。卡尼曼的模型描述了两种系统：系统 1 关注迅速、自发、潜意识的思维，系统 2 关注缓慢、有意识的思考。尽管卡尼曼指出，后者对前者并无多少直接控制作用，但有一点似乎很明显，通过一些方法，如改变习惯，理智可以对一些本能反应产生间接影响。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如果我们缺乏耐心，决定培养耐心，起初我们唯一的选择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本意，控制自己的行为，抑制自己的冲动，也许我们能坚持下去，也许我们会以放弃收场。不过，如果能坚持到底，最终我们会感觉良好，表现得体。当个人爱好与审慎态度相结合时，我们就具备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德。
实践智慧包括真正了解生活中什么是有价值的。比如，除非你清楚某事是否值得冒险或值得冒多大的险，否则你就无法判断如何在怯懦和勇敢之间采取中庸之道。要有多忠诚才恰当也分情况——当需要断绝社会和家庭关系时，你觉得谁更重要。任何关于怎么做才最好的结论，都是对于哪种生活更好、哪种更糟的判断。
我们习惯于怀疑各种关于如何更好地生活的观点，常常更愿意把那些视为纯粹主观性的选择。但是，鉴于有很多经历是人类共有的，那么美好的生活有一些普遍要素这并不奇怪。至少，我们都同意一点，人的美好生活必定与猫或猪的美好生活看起来不一样。在泥里打滚有时可能很有趣，但像猪一样经常在泥里打滚断然不是人类期望的生活方式。
尝试确定美好生活的一种或一组主要“原料”，是一个持续千年的哲学竞猜游戏，主要竞猜者们的答案始终如一。比如，理查德·莱亚德相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幸福有 5 种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尽管亚里士多德感兴趣的是充实，而非幸福（参见上篇中“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但他同样是从这些因素开始讨论的。
与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定的物质享受是美好生活的适宜成分，因为“人的本性并非自给自足、自发思考，而是为了维持身体健康，必须得到食物和其他照顾”。但是，金钱与健康一样，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他很快就否定了把金钱作为人生的目标。我们不该浪费人生，以更多更有价值的目标为代价来积累物质财富，因为物质财富随时可能失去。哪怕是在不幸的处境中，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条件，就像“鞋匠可以用手边的皮革制造出最名贵的皮鞋”。
至于名誉声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普遍追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同样也不应该是主要的人生追求。不仅因为名誉声望过多取决于他人和机遇，还因为它的随意性。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获得赞誉这件事本身，那就错了，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获得赞誉，而是因好品质而得到好人的赞誉。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获得幸福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这类研究经报道后，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量而不是质，它们往往只是告诉我们拥有多少朋友是理想的。有一项研究表明，根据一个人在学校时所拥有朋友的数量，能很好地预测他将来的财富，他每多一个朋友，成年后就会多 2% 的收入。亚里士多德对此给出了理性的解答，他认为很难说一个完全孤立的人拥有美好生活：“没有人会选择没有朋友的生活，即便他拥有其他一切。”美好生活应该包含他人，特别是基于真正相互钦慕而产生的牢固友谊，而不是纯粹令人愉快或有利用价值的友谊。但是，人们也会“想要独处”，部分原因是“智者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才能沉思”，“最自给自足者”同样如此。尽管人际关系很重要，但它只能促使我们获得美好生活，而不是构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同样思考过“享受”这个问题。他首先讲了一种很严苛的观点——沉醉于肉体享受的人，过的是“只适合牲畜”的生活。但他也认为，适当程度的享受与其他因素一样是必要的。首先，哪怕是纯粹的肉体享受，如果适度的话，也是好的。我们是肉体化的生物，肉体享受不会影响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破坏性、让我们偏离更好的追求的享受才是纵欲过度。
他还指出，享受分不同类型，最好的享受源于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傲慢的偏见。正如 19 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区分艺术和精神的高级享受和身体的低级享受后，人们怀疑哲学家太急于把自己所喜欢的享受凌驾于普通人之上。但这不是思想相对于身体的问题，而是智力的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的问题。比如，试想一下听音乐这件事。你可以只是任凭音乐在身边流淌，也可以有意识地仔细倾听，欣赏音乐之美。第一种情况更多是动物或孩子般的享受，第二种情况则是成人独有的享受。
尽管这个例子不是特别有亚里士多德之风，但这种区分却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而且是关键性的区分。每种生物都有自身的天性或功用，任何生物的美好生活都意味着顺应其天性或功用而生活。因此，人类的美好生活也包括顺应我们作为理性动物的天性而生活。这听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原因有二：其一，我们已经对人类的天性这个概念持怀疑态度了，更别谈“人类天生的功用”这一概念。其二，把理性作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似乎有点儿精英主义，有点儿天真。我们难道不是更受非理性冲动而不是理性的影响吗？
亚里士多德可能把人类的理性程度夸大了。但他确实提出要适当地重视我们肉体化的天性，同时他坚持认为这种天性应该受到理性的控制。我们身上与其他动物一致的部分，没有被否认，也没有被抑制，只是不能让这部分来驾驭我们。
至于人性，没必要把它理解为是某种严格固定的东西，也没必要把它与“人类天生的功用”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美好生活就是顺应我们的天性而生活，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这样生活能最充分地发掘我们的潜力，让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得像动物一样。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理智，但不一定要以显得很高尚、博学的方式来运用理智。正如我们所见，实践智慧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美好生活的核心所在，实践智慧是人人都能培养的东西，不管有没有学术天赋。我们可以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谈人类的理智，与之相对的是不经思考、纯粹听从本能。
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具体观点可能会被认为过于教条——比如，很多人都认为他相信最美好的生活本质上是种冥想的状态——但他的框架实际上是多元化的。这就意味着美好人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因为有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独特的人生。不管是以科学、艺术、体育、技艺、喜剧为中心的人生，还是以利他主义为中心的人生，都是任何其他动物不可能拥有的生活，甚至连黑猩猩或海豚也不可能。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拥有思考和独立选择的能力，没有人能为我们提供简单的答案，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和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并不是一整套用来减轻我们自己作选择的责任的规定，而是一种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框架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