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对话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Michael Sandel

时间： 2010 年 3 月

地点：哈佛大学政府系

和 Michael Sandel 教授在哈佛大学办公室

Michael Sandel: 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政治哲学家。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从 1980 年开始在哈佛大学讲授当代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他的系列讲座“正义”（ Justice ），是哈佛历史上累计学生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 Michael Sandel 教授于 2009 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电台 Reith 讲座的主讲人。他的课程也被自发地翻译成中文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有人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仅仅靠市场都不足以为公共利益服务。市场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途径，必须有补充的手段，同时被道德价值观所约束。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就会损害社会和谐。非市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想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 Justice ， What ’ 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正义，应该怎么做）是我在哈佛讲授了很久的一门课程。课堂上，我用一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来挑战学生，让他们探讨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我的目标是挑战学生，使学生能够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政治信念。同时，也鼓励学生联系今天的伦理和法律争议，阅读道德以及政治哲学的经典。简单地说，就是希望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机会，弄清楚他们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

我尽可能准确地介绍每一个政治哲学的观点，包括那些我并不同意的观点。希望学生能够欣赏不同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并对每一个哲学传统进行挑战。只是在每学期最后两周，我才介绍自己的哲学观点。作为一个老师，我要尽力做到中立。假装没有自己的哲学观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学生们已经对一系列的观点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对于我要讲的东西能够批判性地评价的时候，再直接地把我的观点告诉学生。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的观点和能力，特别是已经具备了决定是否赞同我的观点的能力。让我欣慰的是，他们与我争辩，有时的确很有说服力。

我的教学目的，不是希望学生和我达成一致。我的首要目标是挑战他们，让他们自己思考，不管最后是同意或者反对我。我的教学，不是那种单纯的讲座，让学生把讲课的内容都记下来。我的方法就是把问题交给学生，邀请他们在课堂上去参与讨论，通过学生的积极参与，开展教学。让学生积极地思考、参与并为支持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论。这种教学方式，尤其非常适合我教的科目——道德和政治哲学。这门课本身就有很多有争议的理论和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一种观点。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辩论、批判性地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学习的一部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学生都勇敢地举起手来，提出他们的观点，并且为他们自己辩护，即使在上千名同学面前也无所畏惧。

东西方哲学的碰撞

听说我的授课视频被中国学生自发地翻译，并配好中文字幕在网上传播，我真的很高兴。这个课程对任何有兴趣的人免费开放，我也希望它能够在全球产生影响。这也是哈佛大学第一次通过网络和公共电视，免费对所有人开放课程。

2007 和 2009 年，我在中国进行了系列讲座。我的目的之一，就是去学习。我在北京、西安和上海做了 9 场讲座，拜访了 7 所大学。在中国的大学，我也像在哈佛的课堂上一样，邀请学生参与讨论。比如在北大，我例举出两个哲学思想，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的理论，介绍他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另一个是亚洲传统的儒家思想家庭伦理。当中国学生比较这两个经典哲学思想时，有两点让我感触很深。一是中国学生知识非常丰富，对约翰·密尔的理论是那么熟悉。中国学生对于同意哪些或者反对哪些，有自己强烈的观点。一些人很简单地同意，也有些人持批评的意见，认为个人主义和他们的传统是相违背的。当我们转向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时，我感到惊奇的是，也有很多同学表示反对。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很神奇和刺激的。这些反对和辩论，并不是单一的观点，或者简单地东方对抗西方。我很想知道中国学生是怎样看待东、西方的哲学观点。我很想把中国学生和哈佛学生带到一起，通过视频等方式，建立一个全球课堂对政治哲学进行讨论。

东西方在哲学传统上有不同的地方。西方哲学更强调个人主义，东方哲学更强调家庭、社区和传统。但是，这些区别恰恰是我们讨论的起点。我们需要更多的跨文明、跨文化的对话。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当不同的观点同时出现时，能否会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所以不要通过臆想来开始这些对话，觉得一个是西方哲学，一个是东方哲学，没有可能对话。相反，我认为有很丰富的对话的可能，同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非市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中国朋友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物质主义充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仅仅靠市场是不足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市场必须有补充的手段，同时被道德价值观所约束。

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些价值，这些价值观只能来自于其他的资源、其他的社会机构，包括家庭、社区、教育机构、宗教组织以及各种民主团体。比如，家庭和学校，都取决于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而这些都是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当我们处在市场机制中，我们需要建立社会道德和规范的资源，特别是需要通过其他的机构，比如家庭和公民社会，来培养和建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提供的价值观。这不仅仅对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是一种挑战。有人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市场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途径。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就会损害社会和谐。非市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哲学和普世价值观

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哲学继续保持着它的重要性，甚至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目前要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性政治问题，就是怎样解决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因为全球化在不断加剧这些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国家之间如此，在一个社会之内，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样，就提出了社会凝聚力以及国际合作的问题，也提出了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包括分配的公平。政治哲学一直在对全球的公平进行讨论和研究。平等、不平等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存在，对公平、公正，对于军事力量的正义和非正义的使用，提出了很多的挑战。

有人认为所谓的公平，只是那些强权者给弱者的恩赐。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每一项权利的实施，都应该是合理的、正当的。这个正当性，取决于那些关于正确和错误，正义和非正义的哲学价值观。比如，美国国内对于是否应该发动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很多公开的辩论。这个辩论即使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还在持续进行。我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但同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或者正义、非正义的问题。辩论必须建立在相关的怎样合理地使用军事力量的价值和理论的讨论上，而我们需要这样的讨论。

存在普世价值观吗？

是不是有普世价值观的问题很难回答。可能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公平的讨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从来不能保证我们在某个特定时期已经知道了正确的答案。我们只能针对不同的价值观，努力互相说服对方。比如说，也许你喜欢巧克力冰淇淋，我喜欢香草冰淇淋，但我们可能很难通过辩论得出客观的结论，巧克力和香草冰淇淋哪一个更好，因为这是由个人的喜好所决定的。但是对于公平的讨论则与此不同，并不是你认为酷刑是不合理的而我恰好赞同，就像比较香草和巧克力冰淇淋那样。当讨论民族、战争的合理性、酷刑，或者贫富不均的时候，这些辩论的目的是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排除对于某一特定的道德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是否得到了那个正确答案，却是很难知道的。

后代是否应该为其祖先的罪行承担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民族的后代是否应该为其上一代或者祖先犯下的罪行负责任。这个问题在很多哲学家中间展开讨论。如果你持有个人主义的观点，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比如，如果我的父亲、祖父或者曾祖父犯罪，他们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则不用。我会说，我又没有犯罪，为什么让我负责任。

但是，如果像我一样，挑战这些个人主义的观点，就会认为道德的责任，可以跨越几代人去承担。后代有义务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我这一代人，就应该为父辈或者祖先犯下的罪行负责。我认为，个人主义的观点对责任的理解太狭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决定的，也是负有历史责任的。个人是由其所属的的团体、历史、传统、文化而塑造的，我们是我们各自的历史所赋予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我们自己。

采访后记：

知道 Sandel 教授是在网上看了 Sandel 的课程“ Justice ，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这是哈佛大学第一个放在互联网上的免费公开课。它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那些无法去哈佛上学的莘莘学子。

Sandel 的第一节网上公开课，在讨论了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的故事之后，提出了一些看似简单的假设，让人陷入两难选择和深深的沉思。在总结这节课时， Sandel 说：“符合道德的做法，取决于我们行为的后果。哲学会教化我们，也会扰动我们。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学习本课程的难度在于，哲学让我们对我们熟悉的事情变得陌生。它并不提供新的信息，只是引导我们用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物。风险是，一旦熟悉变得陌生，它就会永远和以前不一样了。自我的认识，就像一个迷了路的人，不管你觉得它如何的不安。什么让你的求进心理变得既困难又有趣，是因为道德和政治哲学就像一个故事，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将怎样发展下去，但是你却知道，这是关于您的故事。”

沉浸在这样的课程里，思考让世界安静下来。我们需要这样的思考。

Sandel 说：“这个课程的目的，是唤醒我们鲁莽的推理，看看我们最后能走到哪里。通过阅读这些书和讨论，虽然不能保证让你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能够保证的是，你们会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公民，你会重新审视那些你过去的观念和公共政策，训练自己的政治判断，更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

Sandel 访问中国很多次。在哈佛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说马上要去复旦等几所大学进行讲座。当时正在热映电影《阿凡达》，我就给他讲了这部电影的中国版本，就是拆迁的那个版本。那和他课程中的很多讨论内容都非常相似，让他也觉得万分惊奇。

Sandel 的课程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 Omelas 的完美幸福的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保持完美幸福的唯一代价，就是城市中有个小孩要终日饱受苦难。这个故事在中国同样具有意义。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经济 30 年的腾飞给很多人带来的财富和安逸生活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严重破坏，下层民众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幸福生活，反而成了牺牲品。

那么，中国能够在那些普通民众的痛苦中快速发展，迅速崛起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使 Sandel 也无法告诉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解答，并找到解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