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修订版的每一阶段，我都得到了来自同事、朋友和我的家庭成员的热情帮助，使得修订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合作的结果。首先，我要感谢梯利夫人始终如一的鼓励，她认为我非常适合承担这一修订工作，因为我同梯利教授有密切的私人交往，这一交往从我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时就开始了，并且在我成为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时也一直保持着。在第一、二编关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修订中，我以前在普林斯顿的同事、现在鲍登学院任教的爱德华·波尔兹教授准备了一个新的分节 “希腊哲学的宗教起源”以及“向中世纪哲学的过渡”“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和“经院哲学的性质和问题”等几章。我的同事沃尔特·考夫曼教授撰写了尼采一章，吸收了他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反基督者》（ 1950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对尼采的解释。关于赫尔德民族主义的段落是在以前参加我的近代哲学史本科生课程的学生卡森先生的建议下添加的，他协助我准备了这一段落。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主任罗伯特·斯库恩教授，他将本书的第 1 版作为他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一课的课本，并针对加强古代哲学的部分特别是有关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部分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我的妻子承担了录入修订版的新内容这一繁重的工作，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前任秘书哈利·芬克夫人在 1950 年夏天不辞劳苦地汇编手稿。在阅读校样和准备索引过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唐·康纳夫人的帮助。我在明德学院上学的女儿艾伦·伊丽莎白·伍德则利用她暑假的部分时间核对了修订的参考文献目录。

承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惠允，我在康德一章中使用了我的论文“先验方法”的部分段落，有关美国新实在论的段落经哲学图书馆的允许才得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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