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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 特工不光是单纯和那些犯罪分子、国际间谍们打交道，更多时候，他们还需要面对激情洋溢的政客、不苟言笑的上级官员，以及自己的同事、亲朋好友等。面对这些人，同样需要他们进行不同程度的内心揣测，以此来为自己营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种经历实际上也帮助 CIA 特工们积累经验，虽然说和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交往危险性要小很多，但是这一点依然值得注意。
由于工作的保密性，很多 CIA 工作人员是不能对外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的，有的时候，关于工作的信息，连自己的配偶也不能告知。这无疑会给家庭的和睦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在第一时间里感受到家人的不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因为长期和犯罪分子、间谍、反间谍人员打交道，所以回到家中的 CIA 特工还是比较惬意的。和 FBI 的情况有些相似，很大一部分 CIA 秘密特工都是没有配偶的，在女士眼中，他们“没有固定工作”、“行踪诡秘”，所以不大愿意和他们交往。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CIA 特工对于配偶的忠诚度，因为他们深知“来之不易”的道理。对于如何识别家人的心思，他们还是很有一手的。
一名长期在 CIA 从事秘密任务的特工大卫·怀特就提到过自己的“婚姻危机”。在众多的同事之间，怀特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他有一个漂亮可人的妻子艾米丽，像所有的年轻女士一样，艾米丽很喜欢打扮自己，也爱去参加一些晚会，结识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
“我们是在一个晚会上认识的，我一看见她就发了疯，知道自己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怀特回忆道，当时他战胜了另外 3 名求婚者，顺利将艾米丽娶回家。但是他保留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只是告诉妻子说，自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怀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一连好几天都不和妻子联系。这让艾米丽很失望，两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有一回，我刚进家门，就闻到了香烟的味道，我确定这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暗中调查，还好最终证明，我的怀疑是多余的，那些烟味是一位修马桶的工人制造出来的。”怀特这样回忆。
在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怀特偶然注意到妻子有些心不在焉，似乎藏着什么心事。他没有吱声，而是暗中观察对方的动静。他注意到妻子依然围着做饭用的围裙，而且门口的鞋子上面，还沾有一点新鲜的污泥。为了不使对方怀疑自己，怀特先是请妻子帮自己倒一杯水来，当艾米丽起身倒水的时候，怀特发现，妻子的裤脚竟是湿的。
“这说明她刚刚出去过，而且很匆忙，外面下着雨，她是从花园里踩着进来的，她要给我造成一个自己一直都在家中的假象。至于她为什么这么着急，那就需要我仔细思索了。”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素质，怀特很快就识破了妻子的“阴谋”，原来艾米丽对于丈夫的行踪很好奇，她在丈夫回来之前去咨询了一位侦探朋友，回到家时发现丈夫正好驾车赶到门外，于是匆忙之中，她只好绕道踏过湿漉漉的花园，从窗口翻进屋子。由于在花园里面摔了一跤，她不得不随手穿上做饭用的围裙。对于妻子的猜疑，怀特也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一点直到 1982 年，怀特从 CIA 光荣退休，才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怀特的遭遇还不算凶险，一些时候，他们所谓的亲朋好友，还可能会给 CIA 特工们带来灾难。 1991 年，一名叫做艾米尔·凯西的巴基斯坦人住进了自己在华盛顿购买的房子中。凯西机智幽默、洒脱不羁，很快，他就和当地人混熟了，甚至是那些在 CIA 工作的人也都喜欢上了他，并和这个外乡人交上了朋友。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就是这位和蔼可亲的朋友，持枪射杀了两名 CIA 特工！在案发前，有一名叫做詹姆斯的特工发现凯西的举动不是很正常，他总是自言自语，而且出奇的和气、友好。詹姆斯对凯西做了一个简单的考量，他觉得对方的情绪不是很稳定，但是后者一直声称自己很好。詹姆斯看到凯西的时候，他正在一间小酒吧里独饮。
“他伸出手来，说要请我喝酒，我们关系不错，就同他喝了一杯。在结账的时候，他给了男服务员一张 20 美元的票子。我没有吱声，但是却记住了这一个举动，艾米尔对男服务员一般都比较小气，但是这一次他出手很大方。但是我不能就此作出任何判断。我又试探性地说了一句‘今天的酒似乎兑得浓一些’。他回答说自己还好，还想要再来一杯。其实我知道，他在结账之后是不会再掏腰包的。”
詹姆斯又为凯西叫了一杯酒，喝完这杯酒之后，凯西有些醉了，他唠叨个不停，还冲着詹姆斯大发脾气，说脏话辱骂酒吧里面的服务员。这是一个精神偏执分子在发作之前的惯常表现，詹姆斯决定对这个“好朋友”做一个更深层次的调查，但是还没有等到他做更进一步的举动，惨案就发生了。 1993 年 1 月 25 日，凯西在中央情报局大门外，对一辆载有 CIA 工作人员的轿车进行了袭击，一名情报分析专家和一位特殊工作人员当场身亡，另外还有 3 人受伤。在经历 3 年的潜逃之后，凯西终于在美国政府高达 200 万美金的悬赏之下被抓捕归案，但是他即便最后被注射了毒药，也不能挽救那两位特工的生命了。其实在案发之前，詹姆斯已经发现了凯西的异样，也觉察到了这个人的危险性，但是他没有将对方和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最终没有能阻止凶手的行动。
在和上下级交往的时候， CIA 特工们解读对方心理的频率更是频繁， 2007 年的“普劳迪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时年 37 岁的普劳迪原籍黎巴嫩，全名叫做娜达·纳迪姆·普劳迪。 1989 年，普劳迪怀揣着一本非移民入境签证进入美国，这张签证的有效期是一年，按照规定，一年以后，普劳迪就必须离开美国。为了让自己长期呆在美国，普劳迪物色了一名美国无业公民，两人于 1990 年在“汽车城”底特律“结为伉俪”，这一切在事后被证明是一场假象，普劳迪没有和自己的丈夫居住在一起。到了 1994 年，普劳迪利用丈夫的身份，为自己赢得了美国国籍，在刚刚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她就急不可耐地和丈夫离婚了。
当后来 CIA 特工追踪调查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普劳迪的家族成员中有涉恐分子！这一点让美国人颜面尽失，因为普劳迪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之后，先后在 FBI 、 CIA 供职，上下口碑都很不错！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普劳迪是恐怖分子的间谍，但是这让 FBI 和 CIA 的人员选拔制度备受质疑。对于一名外国女子来说，普劳迪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凭借个人天赋，在 1999 年报名参加 FBI 的时候，她顺利地通过了测谎仪，战胜一干对手，成功获得 FBI 身份。有了 FBI 的工作背景，普劳迪在申请加入 CIA 时顺利许多，后者几乎没有对她进行什么审查，就直接亮了绿灯。
当时普劳迪将自己的个人简历投递了上去，很快就收到了一份回复—— CIA 官员请她将自己详细的 FBI 工作经历、证明提交上来。这个时候，普劳迪知道，她的机会来了。在最后和考官会面的时候，普劳迪发现，眼前这个人对于她的工作经历很热心。她知道 CIA 的工作重点是在国外，于是便开门见山地说道：“我的工作经历其实对以后胜任 CIA 探员很有帮助，在 FBI 的时候，我主要负责调查那些针对海外美国公民的犯罪。”
考官对于这一点非常满意，他整个身子都倒在了椅子靠背上面，这是一种非常放松的姿势，毫无戒备，看到考官的这个姿势，普劳迪明白，自己已经“上岸”了。其实在和上下级交往的过程中， CIA 特工们往往只通过对方的一个简单反应，或者是肢体语言，就能够了解到其心理活动。在收到考官的热心回复、轻松平躺的信号之后，普劳迪已经明白了对方的心理意图，最后成功加入 CIA 。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 CIA 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时刻，比如在约翰·肯尼迪执政时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当权的 6 年里， CIA 的境遇一直都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当时的 CIA ，是坐在风口浪尖上的。
肯尼迪和 CIA 的不和由来已久，他生前和 CIA 当局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古巴事件”、“越南战争”上面。
在卡斯特罗政府刚刚建立不久， CIA 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动，试图推翻这个红色政府。为此， CIA 高层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们派人在迈阿密暗地里招募古巴流亡分子，这些人都是对卡斯特罗恨之入骨、一心想要“光复祖国”的狂徒。想要拉拢他们并不容易， CIA 当局做出了大量的承诺和实际帮助，才成功将其招致麾下。
一开始，肯尼迪对于古巴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他下令停止对古巴的石油输出。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到了 1961 年 4 月 17 日，由 CIA 主使的古巴流亡分子对卡斯特罗政府发动了突然袭击，当地军队联合民众将这一股武装分子包围起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政府军很快就瓦解了反动势力，而在整个战斗当中，肯尼迪许诺的“支援部队”却自始至终没有露面。这件事让肯尼迪和 CIA 的关系变得十分尴尬，双方开始互相指责， CIA 质问肯尼迪为何拒绝派发援兵，而肯尼迪则说 CIA 为自己提供了错误的情报。
这时 CIA 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们寸步不让，一口咬定是肯尼迪没有履行诺言，前苏联政府随之插手，通过国际渠道质疑美国的做法，国际舆论也纷纷谴责美国政府煽动他国暴乱的行为。这样一来，作为国家元首，肯尼迪只好站出来发表公众声明，将所有罪责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在这场古巴“猪湾事件”上，可以说是 CIA 高层没有读懂总统的心思，最后直接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破裂，这也坚定了肯尼迪“解散 CIA ”的决心。
肯尼迪想要解散 CIA ，后者很快从风中嗅出了血腥味，“猪湾事件”过去没有多久，肯尼迪总统就在一场离奇的暗杀当中遇害了。不久前刚刚去世的 CIA 特工霍华德·亨特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肯尼迪之死是被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主使人干的！
实际上，由于一些激进的政治改革，肯尼迪得罪了很多人，甚至一些他身边的人也对他颇有微词，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约翰逊不置可否。按照常理来推断，在肯尼迪“四面楚歌”的时候，作为头号助手，他应该出面规劝肯尼迪才是。凭借敏锐的嗅觉， CIA 高层也意识到了约翰逊和总统之间的貌合神离。根据亨特的说法，当时有一个叫做弗兰克·斯图尔吉斯的家伙充当了整个谋杀事件的中间人，他的老板就是约翰逊， CIA 驻墨西哥情报站站长戴维·飞利浦也直接参与到了这起谋杀当中，一同推波助澜的还有对 CIA 局长宝位觊觎已久的威廉姆·哈维。行刺者最初计划在迈阿密对肯尼迪下手，但是随后又将地点改在了达拉斯，事后，他们找到了李·奥斯瓦尔德作为炮灰，又接连控制了舆论、验尸官，以及为数不多的目击证人，成功地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在这一个关键的时间里，虽然约翰逊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对自己的上司表示过不满，但是狡猾的 CIA 决策者们却早一步探明了前者取而代之的心理。从结果上看， CIA 是倒向了约翰逊的，约翰逊在成功度过危机之后，也推翻了“解散 CIA ”的言论，双方达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的结局。
可以说，在面对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时候， CIA 很容易就能感知到对方的政治倾向以及对自己的态度，从而顺利做出自己的决策。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 1972 年的“水门事件”上。 CIA 为了不让自己卷入这一场毫无意义的政治漩涡当中，时任局长的理查德· M ·赫尔姆斯对尼克松的做法表示不满，后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惜试图牺牲 CIA 的名声，对于总统的这一做法，赫尔姆斯很坚定地说了“不”。
当时民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尼克松对于整个事件的掩饰在媒体的不断爆料下显得欲盖弥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尼克松就是这起丑闻的幕后推手。面对强烈的质疑，尼克松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他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且这个“该死的炮灰”必须要在国民之中有一定的权威，由于整个事件当中有 CIA 工作人员也牵涉其中，所以尼克松想要让 CIA 充当自己的挡箭牌，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水门事件”爆发后一个礼拜，尼克松就派人联系了赫尔姆斯。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是后者已经明白了总统的意图。
在这一次会面上，尼克松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派出了总统顾问埃利希曼和白宫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与 CIA 进行交涉。刚刚踏进会议室，对于尼克松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赫尔姆斯就了如指掌。在这种“政治阴谋”下，真正的主使人是不便于出现的，也就是说，如果尼克松只是找赫尔姆斯谈论关于 CIA 财政预算的问题，或者是咨询一些国际情报，那么他就会出席这一个会议；而当他试图通过一些不当手段来达到同 CIA 媾和之时，他就会将自己隐藏起来，这也是为了防止被 CIA 抓住把柄而必须做的。果然，在会议上，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示意“ CIA 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承担这件事的全部责任。”对于这一个提议，霍尔姆斯果断地拒绝了。一方面他坚定地认为， CIA 是一个超党派机构，它只对美利坚合众国负责，另一方面，他觉察到，尼克松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是处于下风的。理由很简单，在水门事发后的演讲当中，尼克松信誓旦旦宣称“白宫班子和本届政府中，没有人牵涉此案”、“作为总统，我没有做任何阻挠、破坏调查的事情。”当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已经将自己暴露了，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罢了。
事情发展到最后，尼克松罢免了赫尔姆斯，但是后者的中央情报局却从这一事件当中赢得了民心。可以说，尼克松本来是想要拿 CIA 开刀问罪的，但是赫尔姆斯及时地看出了他的意图，直接打消了总统的这一念头。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 CIA 可以称得上是“知情人”，为了不引火烧身，选择了明哲保身的策略，最后尼克松下台， CIA 也成功渡过了这一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