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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1日劳动节，对于37岁的宗庆后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这天，宗庆后终于和自己的爱人施幼珍结婚了，他牵着小自己4岁的爱人，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奔向了婚姻的殿堂，并对她许下了一生的承诺。然而，宗庆后的蜜月假期还没有结束，就被厂领导临时派往外地，去收取订单的尾款了。宗庆后一去就是好多天，可以说，大部分时候，宗庆后都在赶往某地的火车上。并且，与那些拖欠货款的客户打交道时，每一笔货款的讨要，都不亚于一场战争，都要进行一番软磨硬泡、斗智斗勇。
在宗庆后去各地追要货款的时间里，刚结婚不久的妻子施幼珍，只能在思念中度过那些日日夜夜，她每天都会望眼欲穿地期盼着宗庆后早日回家和自己团聚。对此，远在外地的宗庆后心中十分愧疚，他尽力把厂里安排的任务一件件办好，希望能早日回去见自己的爱人。
结婚后的第二年，宗庆后家里有了一件喜事：妻子给他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让宗庆后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大女儿宗馥莉的到来，给这个小小的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让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了。当然，宗庆后明白，这也让妻子变得更忙碌了。
可是，宗庆后甚至没有一点儿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家人和孩子。很多个夜晚，当宗庆后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回家的时候，爱人都会睁开困倦的双眼为他开门，而此时可爱的女儿早已熟睡。望着整日为操持家务而劳累的妻子和熟睡中的女儿，他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歉疚。一天深夜，不眠不休、忙碌了几天的宗庆后突然无法入睡了，他想换一份安定的工作，不想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去外地出差上，他想多陪陪自己的妻子和孩子。1981年，宗庆后换了一份工作，也是一家电器厂，职务仍然是以他擅长的销售为主。当时，因为电表已经没有市场可言了，所以大部分电器厂已经很少大批量地生产电表了，而是把目光放在了生产电风扇上。
在当时来讲，电风扇的销售市场是很火热的，但是市场变化却捉摸不透，不到一年的时间，电风扇的销售热潮逐渐冷却，企业运作也开始僵化。1982年，宗庆后几经辗转，又回到了农校办纸箱厂，这是他回到杭州时第一次进的工厂，再次回来，也算是老工人了。在此期间，他兼任杭州工农学校的体育老师。不过，在大部分人眼中，宗庆后是一个懂得经商的人才。事实上，宗庆后离开农校办纸箱厂的时候，并没有和这里的同事断绝来往，他本身就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在电器厂几年的奔波，以前的同事也得到一些有关他的信息。并且，宗庆后经过了几年市场销售实践的磨炼，锻炼了自己的销售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
1986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及改革政策的推进，“承包责任制”由于有了农村实践的前车之鉴，在一些城市企业也逐渐得到了推广。特别是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中小企业，纷纷把产品销售以承包的形式，转交给个人去经营。在这种大好的背景之下，杭州上城区校办处的一些企业，纷纷跃跃欲试，有意物色一些销售人才，组建一个校办企业的经营部。当然，这个经营部所采取的也是个人承包的形式。值得庆幸的是，41岁的宗庆后赫然出现在这批候选人之列。1987年4月6日上午，在教育局分管副局长的主持下，上城区校办企业经营部开始选拔承包个人经营的经理。宗庆后也迎来了事业上的曙光。
说是选拔，其实是夸张的说法，因为除了企业领导们“钦点”的几员“大将”外，根本没有人主动开口要求承包个人经营。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当时的校办企业经营部，名头听起来很大，但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加上经理在内，整个经营部的员工只有3名，经费只有微薄的4万元，还有的就是高达14万元的贷款（在当时，14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并且，承包人员一旦定下来，就代表着承包者要自己赚钱来偿还这笔高额的贷款。
如此微薄的资金基础，以及如此高的利润指标（当时创立的企业要求利润在4万元以上，个人创立在万元以上），就当时的国有企业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愿意接下校办承包的活。但既然校办企业开办了这场会议，到场的人自然是要议论一番的，只是没有人敢站起来主动接招。就在领导咳嗽了半晌，会场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宗庆后却适时地站了起来，他不亢不卑地说：“这承包，我来接了，但是……”众人一听，心想：“这个小宗，平常看他挺老实的，这时倒精明地知道谈条件了？想干就干，不想干谁也不勉强你。”
会场一片寂静，就在大家暗自猜测宗庆后会提出哪些附加条件的时候，接下来他的话却令人大跌眼镜，宗庆后说：“咱们校办企业的经营利润达到4万元太少了，我可以保证创利10万元！”顿时，会场里炸开了锅，众人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愣头青是不是脑子犯浑了？完成4万元的创利就谢天谢地了，他竟然主动给自己添加压力，把门槛抬高？”其实，宗庆后并没有犯浑，他的脑子清醒得很，当时他已经42岁了。这么多年来，宗庆后一直不甘平庸，寻找可以展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机会，却一直郁郁不得志。如今，这个舞台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怎么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呢？
或许，在大部分人眼里，这并不是什么机会，甚至许多人看来，这根本没有油水可捞，但是宗庆后的角度和别人不同，他看到的是“自己决策经营”的前景，这样的机会是他不愿意放弃和错过的。因此，宗庆后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才有了开出“10万元利润”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显而易见的是，他这样一鼓作气把价码翻了两倍多，确实让人望而却步，逼退了竞争者。当然，宗庆后脱口而出的“10万元”价码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志在必得，或许在别人看来，这个价格在当时可能脱离了现实销售的指标，但是宗庆后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多年，天南海北到处闯过，他有足够的信心完成这个目标价位。因为，宗庆后知道，只要通过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只要吃得下别人吃不下的苦，就一定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完成“10万元”的指标。
面对宗庆后没来由的自信，领导们不是没有争议和怀疑，但是独具慧眼的分管局长傅美珍堵住了悠悠众口，让大家给予这个挑战者一个机会。因此，校办企业的经营重任就交给了这个不再年轻的挑战者。1987年5月1日劳动节，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营部的牌子终于挂了起来，宗庆后望着那块白色的小牌匾，心里止不住地喜悦。这一天不光是经营部成立的日子，也是他的结婚纪念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人们常说婚后有“七年之痒”，而这四个字对于结婚七年，却越过越甜蜜的宗庆后来说永远得不到验证的一天。宗庆后在七年前的劳动节那天，和妻子施幼珍结为夫妻，而七年后的劳动节这天，他又成了“企业营销经理”，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等着自己。
宗庆后想当好这个所谓的“经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刚成立的“经营部”其实总共只有三名成员：宗庆后和另外两名女同志。两名女同志和宗庆后年龄相当，作为经营部里唯一的男同志，重活自然由他包揽，好在他本来就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所以有什么重活、累活，总是冲在前头。有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宗庆后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在这片属于他的草原上铆足了劲儿奔腾。经营部刚刚起步，再加上人员太少，宗庆后只能组织大家做一些小生意，比如，批发橡皮、作业本、铅笔等，这些小生意通常利润微薄，只有几厘的利润可赚。但是在宗庆后看来，这些本小利薄的生意，需求量却是很大的，只要自己脚踏实地地去做，一定能积少成多，积沙成石，作出一番成就。而且小生意正是生意之本，也正因为利润小，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和做大生意的人，才不屑跟自己竞争。
于是，宗庆后走上了积攒财富的道路，无论黑夜白昼，雨打风吹，只要有人要货，他都是随传随到。宗庆后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每天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亲自去送货，由于时常走动，他摸熟了杭州学校的每条道路，而对于“经营部”所在的上城区学校的道路，他更是熟稔于心。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宗庆后就在杭州各小学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许多学校开始指名向“上城区校办企业经营部”拿货。对于宗庆后的勤勉，杭州一些学校的主任都看在眼里，对这位吃苦耐劳的“经理”十分钦佩，并相信他一定会闯出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