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

一九二五年春天，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五月间，孙中山逝世之后两个月，上海某日资纺织厂的守卫开枪打死罢工工人；学生爆发示威活动，英国人带领的警察又打死十一名示威者。武汉方面，英国志愿队架起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当滋事者焚烧九江的日本、英国领事馆时，英、法陆战队紧急驰援。

警方把上海骚乱归咎于“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 《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废除“所有的外国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他又叹息列强对如何处理这一挑战，并无共识，不像当年对义和团事变的反应。记者还警告，就连日本也有可能“和黄种人世界站在同一边，对抗西方”。

由春季迈入夏季，动乱愈演愈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一支反帝游行队伍在行经广州沙面外侨居住区时，有人开了一枪，岛上英军开火反击，击毙五十二人，另有上百人受伤。 蒋介石闻报有二十名黄埔学生丧生，对英国的仇恨升至新高。他写下：“英贼凶暴……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他每天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反英意见，如“汝忌阴番之杀同胞乎”，他也一度提到：“法、美可恨。” 蒋介石反帝国主义的心，跟他的爱国精神一样强烈，因为他视两者为共生关系。

七月一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另两名重要成员是党内大佬中最左倾的廖仲恺，以及高级将领许崇智。蒋氏为强化自己高尚、无私的军官形象，觉得军人不宜参与政府运作，因而婉拒出任政府委员。 不过，他还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建议下，所有的军事单位，包括联盟的军阀部队，今后都统称“国民革命军”。此外，他替主张及早发动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若干国民党领袖站上最前线，提议建立七个军，在广东建立若干军火库，并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最后一个提议的目标，是把新兴的“广西陆军第一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这支由三十四岁的李宗仁率领的部队在一九二五年底即将征服广西省内大大小小的军阀。经过冗长交涉，李宗仁和他的两大亲信同僚黄绍竑和白崇禧，正式同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广西的军队和省政仍保持着有效的控制。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强烈认同“让中国统一、强大”的理想。他们率领的桂系军队是当时中国所有部队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的，并且借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粮饷也最充裕。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一向强调维持本身的独立地位。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提出一个主要目标，即肃清军中的贪腐。他下令：“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之责任，各部更不得于驻防地自行筹款。” 他打算把国民革命军打造成为纪律严格、现代化的组织，像日本的皇军或苏联的红军那样诚实、有效率的部队。 这也正是他高度重视政工干部角色，也愿意接受政工干部大部分为共产党员的原因之一；这也表明：早在此时，他已承认中共党员比国民党干部更有纪律、专心致志和诚实。政工干部另外的功能是确保部队指挥官以及其他军官的忠诚和诚实，并且要保证征召来的士卒和平民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

不幸的是，蒋氏手下大多数将领根本拒绝这个集中军中财务的方案——蒋介石不久就发觉，他必须把反贪腐的优先度降低，先着重保持他手下品流复杂的文武官员的团结和忠诚。他别无选择。然而很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之后，立刻停止了这一财务改革，这一事实显示出：尽管蒋很了解军队和政府中的贪腐毛病及其可怕后果，但他从未能成功地反贪腐过。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他一九四九年撤退台湾之前。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刚下车即有几个人从暗处跳出来，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获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此事应系英国人在幕后策划。 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政府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蒋氏以后生晚辈之姿突然跃居党内三大要角，而党内领袖当中被公认为最保守的胡汉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不久就发现刺杀廖仲恺的一个主嫌竟是胡汉民的堂弟，此人在被传讯之前就逃离广州。

调查也发现，国民党和粤军中有一群保守派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中央政治会议下令将许崇智——负责调查工作的三大员之一——手下几名高级军官处以极刑。许崇智本人并未被认为直接涉及廖案，但是不久又冒出另一指控——他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九月二十日上午，蒋介石率领少许士兵包围许崇智住处，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三个月。 许崇智贪腐尽人皆知，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下，派反共的胡汉民前往莫斯科。挺讽刺的是，胡汉民不久后又被派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决定国民党方向的权力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汪精卫，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也是昔日反清革命党人最知名的人物；蒋则是地位较低的军事领导人，兼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两人似乎都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左翼；汪外向、好说大话，蒋则内向、一本正经。根据鲍罗廷的说法，汪善体人意，“能闻一知二”，但若被要求“负起责任，他一向退让不遑”。

汪能言善道，但“重权力、好出名”。鲍罗廷、李宗仁等人认为汪不能信任，也不够坚定。鲍罗廷反而觉得蒋虽才学有限，却“勇于承担责任”。李宗仁和蒋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决裂之后多年，说蒋“心胸狭窄、偏执顽固、狡猾、多疑、好妒”，但也承认，“他喜爱作决定”。

事实上一般公认，顽固（或说坚定）和果决是蒋的主要特质。他刻意培养、练习并向外界展现这些特质，可是一生当中，他在和军阀、日本人、中共及美国人谈判当中，也有战术灵活的时候，必要时也会务实地后退、让步。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直到许崇智下台之前，蒋一路稳步上升，并无任何拉帮结派的可疑举动，他没有试图打造派系（除了年轻的黄埔学生）以积累政治盟友，也没有争取政治地位。此外，蒋看来是个异常能克制自己野心的权力人物。浙江人的身份是他政治缺陷的其中一项，革命军当中除第一军有许多黄埔学生外，绝大部分的官兵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

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大佬相继退出舞台，加上共产党的持续崛起，国民党内出现裂痕。一九二五年夏天，戴季陶发表两本小册子，指控共产党代表外来的激进主义，“轻蔑中国价值，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秩序”。 戴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蒋，重申他担心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渗透后果将十分可怕。蒋却大怒，慨叹戴和一干老朋友“老朽、跟不上时代”。

蒋大部分的政工已是共产党籍，由周恩来领导，蒋对政工们的动员工作越来越关注，他甚至任命周担任他最忠诚的第一军中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就和当时他的日记内容一样，此一任命表明蒋的思想依然十分左倾，相信与苏联的同志关系，以追求共同利益——打倒全球帝国主义、统一中国，除了不愿让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国内事务。这个态度还有另一个例证：十月间，他很快就答应十五岁的儿子经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念书。同一个月，终于敉平陈炯明的势力，他在中苏军官一起出席的庆祝大会上赞扬苏联人的国民精神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以及它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使命。他说，中国若不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派结合，中国的革命必败。

但是，国民党的裂缝日益扩大。十二月间，戴季陶等一干大佬在北京西山召开出席人数不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党籍，停聘鲍罗廷，解散中央政治委员会。对此，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责备中国革命迄今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西山会议派的傲慢和腐化的嫉妒。同一个月，他对黄埔学生演讲，“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 同时，蒋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肩上披着披风出现在代表们面前，很是吸引众人的目光。共产党的领袖张国焘对此的印象是：蒋是在传达一个“重要军事领袖”的感觉，并塑“自成一格”的形象。

国民党“二全大会”有三分之一的党代表是共产党人，蒋首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党工干部中百分之七十为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的八百七十六名政工干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为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显示，黄埔军校甄选第一期学生时，蒋甚至向苏联顾问建议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由共产党人担任，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中只占极少数。 有位苏联顾问向他的上级提出警告：蒋对中共的偏袒已引起“国民党内各级指挥官的愤慨”，搞不好会有反弹。

同时，苏联顾问团在广州的人数也快速扩张。苏联六艘轮船定期载送石油、武器甚至拆解开的飞机到广州来。 苏联派在华南的代表团向北京苏联大使馆报告，说它实际上已承担起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份报告说道：“国民党现今的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提案没有一项不会被政府采纳。”化名季山嘉（Kisanka）的库比雪夫（N.Y.Kuibyshev）将军，十一月间取代加仑出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两个月后季山嘉呈报给莫斯科一份报告，透露苏联的终极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住国民革命军。

有位苏联顾问觉得蒋“自负、缄默、野心勃勃”，但是若能“微妙地赞美”他，“以平等地位待他，绝不显示向他夺取一丝一毫权力”，便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即令如此，季山嘉仍然公然鄙视他的中国军方同僚，写下：“他们完全不懂兵法。” 冲突遂在所难免。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蒋就记下他对这位新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及其部属的不满：“我已诚往，彼以诈来。”季山嘉“讪笑”他之后，蒋又抱怨苏联人欺骗、多疑、善妒。

很快就导致双方失和的事件之一是，蒋全力规划早日发动北伐，此时国民革命军拥有八万五千名部队官兵、六万支枪；军阀对手虽有十倍之多。但蒋深信，精神、意志力才是胜负关键。可是，斯大林反对提早北伐：他依然担心日本的反应，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还需要时间。

同时，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散布谣言，试图煽风点火，挑起广州人士的疑共心理，并传说汪精卫和苏联人有阴谋要铲除蒋。 蒋的部属向他报告，广州出现明显出自共产党之手、诋毁蒋的传单。蒋此时也开始在日记中批评起共产党，有一天他写下：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不久，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单枪匹马，孤苦伶仃”，政治生活仿佛“绝境”。

就在这时候，汪精卫派他到莫斯科去和苏联人商讨北伐计划，以及他和季山嘉的不和。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蒋的机要秘书。陈立夫后来著书说，蒋并不想去莫斯科，但是觉得他必须接受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原则，即党（汪精卫）控制军（蒋本身）。 照陈立夫的说法，三月十八日午夜过后，中共中央执委会里头有个浙江籍成员传递密告给蒋，表示共产党和苏联人正阴谋要逼他下台。

次日，革命军一艘炮艇“中山舰”（舰长为共产党员）作出令蒋起疑的移动，而且汪精卫当天两度打电话问起蒋的行程。 据陈立夫的说法，蒋担心有陷阱，决定搭车前往广州城外效忠他的第一军驻地。途中，他决定要反击共产党冲着他来的威胁。 经过和第一军高级将领彻夜讨论后，三月二十日清晨四点钟，蒋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以及周恩来在内的约五十名共产党人。第一军部队解除了广州共产党纠察队的武装，并没收苏联顾问团营区卫兵的武器。 下午，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冲到蒋的总部，追问：“你疯了吗？还是你要向帝国主义投降？”想到总理孙中山一向深信他会接受文人统治，蒋不禁“伏案痛哭，有如小童”。

苏联对此事件的后续报告似乎证实，蒋怀疑汪精卫居心叵测似乎不无道理，但莫斯科方面此阶段根本不可能试图倒蒋。每一个迹象都显示斯大林和鲍罗廷视蒋如雅各宾激进派，近似共产党人，在国际事务上可接受共产国际的权威，但在内政事务上则不，有朝一日说不定可将他争取过来。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闯进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抄出的文件中也找不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苏联有倒蒋的阴谋。苏联内部的报告也下结论，认为苏联顾问躁进，想抓权，却激起公愤，但也暗示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期间及事后都是反蒋联盟的一员。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事后蒋也相信中山舰舰长未涉及阴谋，他仍然把握这个机会，不仅确立了国民党在中国有超越苏联顾问的完全权力，制止中共渗透国民党，还确立了他在国民党乃至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希望避免被看做是借由政变来达成这些目标，因为这会违背孙中山的原则以及他自己诚正的誓言，也会危害到未来苏联的援助。因此他立刻向苏联人保证，一切不变。事件当天下午，他就把部队撤离苏联营区，并表示道歉。他也命令士兵撤离工会，释放周恩来等大部分被扣押的共产党人。汪精卫大怒，以为除了第一军之外，他可以号召所有部队反对蒋，不料各军司令除了一二例外，都强烈反共，乐于见到蒋对中共及苏联人的限制。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迅即核准蒋的行动，包括让他接手汪精卫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中执会还提议，“鉴于当前情势，左翼同志应暂时后退”。汪精卫遂以养病为名，立即前往上海，后转赴法国。 蒋向苏联在广州的高级外交官索罗扶耶夫（Solovyev）担保，他的目的不是阻止国民党联苏容共，他要求加仑回任，以及暂时回去莫斯科的鲍罗廷快点回到广州。索罗扶耶夫同意，并表示他会罢免季山嘉。

蒋也逮捕若干国民党保守派，并向黄埔师生发表公开信表示他和孙中山一样，认为若不容共，革命阵线无从团结起来。 这时正好在广州的苏联考察团团长布伯诺夫认为，蒋愿意也有能力“和我们合作”。 虽然中共此时已有三万名党员，但短期内夺权的机会不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而同意它应继续维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为“三二○”事件向国民党中执会自请处分，不出意外地，中执会不但没惩处他，反而决议把革命大业交付给他。 六月五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总指挥，一个月之后又接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孙中山一样，西方媒体自此即称他“Generalissimo”（委员长）。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和弟弟陈立夫，以及一向提携蒋的张人杰联手清共，拔掉多数共产党人所担任的各级党务主管工作。陈果夫也开始派出手下秘密小组渗透进工会、农会甚至军中政工干部。

此时蒋早日发动北伐的想法更加坚决了，他预计一开始若能连番告捷，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就会团结起来都支持他。他也晓得，虽然苏共、中共都认为他只是“刚刚蹿起的无名小卒”、“自封的拿破仑”，可是他一旦发动北伐，他们别无选择，就只能支持他。蒋有第一、第七和第四三个军的实力，承担了北伐一路激战的主要任务。除了第一军外，其他军都有军阀部队的背景。六月间，反国民党的湖南军阀中，最大一个师的师长唐生智率部倒戈，被授予第八军的番号。

蒋的策略是取湖南，占领往北近五百公里的长江重镇武汉，与左倾的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以水管替官兵施洗，要他们信基督教而闻名）联合，再往北京推进。长沙的美国籍传教士医生菲尔·葛林（Phil Greene）在家书中提到，湖南有许多“小王国”割据，各有军事首脑和成群的游手好闲的士兵。 事实上，湖南一省就有二十三个大小军阀，国民革命军北进，他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加入革命军行列。蒋的军官宣称“所向无敌”。

七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在一大队青年学生尾随下进入长沙。次月某一天，湘雅医院（Yale-in-China Xiang Ya Hospital）的外科医生葛林接到军方总部传话：“立刻派牙医来照料委员长。”湘雅医院受西式训练的华人牙医早已逃往上海，因此葛林亲自出诊。等了好几个小时后，“进来一名男子，身穿平常白衫、灰裤，中式鞋子”。葛林以为他是传令兵，问起名字，病人只说：“姓蒋。”葛林解释，他虽不是牙医，但可以替他拔牙。蒋说：“那就拔吧。”葛林说，蒋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干脆。三天后委员长在湘雅医院对面设立一所全新、设备齐全、两百张病床的军医院，所有的美国人都很佩服。这是可喜的兆头。葛林认为，或许梦想终能成真——中国恢复完全主权，重建自尊，欢迎愿意伸出援手的外国人。

蒋命令国民革命军立即进攻湖北。接下来的武汉争夺战，一向不怎么欣赏蒋的李宗仁，赞佩总司令“镇定地”站在前线，“不畏黑暗中擦身而过的子弹”。 十月底，革命军已击溃湖北军阀势力，攻占武汉。同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集团军也绥靖福建，进入浙江。闽、浙两省军阀立刻宣布效忠国民党，蒋也立予收编。 后来，蒋一再招降纳叛，来者不拒，后续的政治问题以后再头痛。这是孙中山的旧策略，它日后使蒋吃尽苦头，但是在这一刻，他觉得也别无他计。

北伐途中，蒋率本部参谋随主力部队行进，经常骑马，偶亦坐轿（因为根本没有卡车）。不论身在何方，蒋总是晨起静坐、运动。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先练拳术，用那种梦幻似的传统姿态慢慢地伸展、紧缩并放松他的肌肉，然后练习吐纳。面对每天的挑战，他总以曾国藩和王阳明为师，并参考古代兵学家孙子，思索他们会怎么做。

蒋面临的挑战极大，他又巨细靡遗、大小皆管。由于他对底下多数将领的能力没有信心，或是未必信赖他们，有时他直接找团长沟通。 台北所藏他的军事指令和通信的全集，有七十八卷之多。 他经常亲自裁定分配多少弹药和器材给哪个单位，有一次还细微到配给四门臼炮、一百发炮弹、四百枚手榴弹。鉴于当时器材、弹药、军毯、粮食当然还有金钱奇缺，有时候是否配发四门臼炮这种小事都不只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每一次蒋分配稀少的供应品、每一次的部队战术调遣，都会影响到其他单位，引起羡妒。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的重炮是特别珍贵的罕有资产，有时候这几门炮要怎么调遣都得由蒋亲自裁定。

显然蒋指挥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各部队的训练、经验、忠诚度、可靠度都天差地别。 他经常请教加仑和白崇禧，但又觉得到头来只能相信自己以及少数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如何应钦和张群等人。固然共产党籍的政工起先协助他降低军中的贪渎邪风和弄权玩法，在“三二○中山舰事件”之后，他撤销了最信赖的部队第一集团军中的共产党政工干部。（李宗仁的第七集团军则自始即不准他们进入。）

蒋和陈洁如在这段期间的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吵吵闹闹。两人一分别，他就想念她，要她到不同地点会合；她若不能准时出现，他就发脾气。他们经常吵架，吵完他又后悔。一九二六年六月，他曾到孔祥熙、宋霭龄寓所去拜会宋氏三姊妹。三天后他又单独上门找美龄。宋家三小姐和陈洁如——更不用提蒋以前的女性同伴——的差异相当大，他开始嫌弃陈洁如没念多少书，不会打理家事。

蒋第一次邂逅宋美龄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孙中山寓邸的圣诞晚会上，据说他一见宋美龄就惊为天人（毫无疑问，她的家世背景也是一个因素）。尽管不久之前他才把陈洁如迎进门——他问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是否觉得宋美龄会接受他。据说，他们俩斩钉截铁告诉他，“不可能”。 宋美龄本人也回话，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五年后的一九二六年八月，蒋短暂回广州处理公务，孔祥熙夫妇邀请蒋介石、陈洁如吃晚饭。陈洁如认为，孔氏夫妇此时已经打主意要撮合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待男士离开房间，宋家两姊妹问起陈洁如和蒋的生活情形，话题转到他出名的坏脾气。宋美龄说：“可是，男人有坏脾气，总比没脾气要好呀！” 蒋追求宋美龄的希望大增，此次会面后，他和美龄开始不时鱼雁往来。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她还发函恭喜他。

革命军北上时，往往带走由地方士绅和地主供饷、掌控的民兵团练，结果是跟在革命军后头，中共创设的农民协会收益更大，许多地方的地方官反而失去权势。照毛泽东的叙述，年轻的中共干部通常把新团体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如失业者、乞丐、佣兵等。他们领导一伙最穷的农民斗争地主及其他阶级敌人，且对“土豪劣绅”举行群众公审。 毛泽东在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恐怖现象。”

基督教会也受到攻击和劫掠。葛林和太太露丝的一些传教士友人在“仅有蔽体衣物”之下逃往长沙。一月二十六日，美国驻长沙领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力劝葛林和四个子女夜里秘密前往一艘拖船，它会带他们往下游去找另一艘英国邮轮。葛林一家人遂在学校医学院学生协助下顺利在午夜逃亡，但誓言一定会回来。

中共中央试图阻止在农村这些太早漏出痕迹的过当行为，却不成功。 苏联在湖南的军事顾问对这些贫下农民攻打有土地的乡绅以及革命军，忧心忡忡。许多集团军司令官事实上罢黜共产党籍的政工，换上非共产党籍的政工，弹压贫农暴动及退还没收的土地。

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控制了从广西、越南边界起，往西至四川（当地军阀已正式加入革命）、往北到达长江的武汉，往东到闽北这一大片土地。蒋这段时期令人意外大败军阀一直被归因于“民众自发起义，使国民党部队顺势占领”业已夺下的地方。 但当时中国的报纸，不分中外文，都形容民众对革命军的支持是“散乱、随其兴之所至，且不积极的”。北伐之所以能以一当十，主要原因是革命军军纪良好。 蒋不久即把军事总部移到南昌。

同时在广州方面，国民党中执会的自由派，包括宋庆龄、宋子文姐弟，担心蒋军功彪炳、声望日升，无可避免会建立军事独裁。让他们忧虑的是，蒋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紧接着的动作，如当选为中执会主席，以及继续把中共党员清出国民党各级机关和部门。蒋了解反共的各集团军司令官也忌惮他取得独裁掌控，因此，蒋并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动作。国民党左派再结合中共党员，此刻掌控了中执会；十月间，中执会通过决议案，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进行政治权力的集中，暗暗地表达不满。甚且，十一月间，它又表决将中执会和国民党中央移到武汉，就近掌握北伐情势，而且当地环境也较有利于工会。蒋在日记里起先欢迎国民党党中央北迁，可能是不想扩大间隙。

两个月之后，国民党内亲蒋、非共派在江西庐山集会。庐山是江西省的山区度假圣地，雄峙长江南岸。蒋再次为了消除各方对他个人野心的忧虑，在会中附议一项提案，解除自己中执委主席的职位，并如早先的作为，呼吁汪精卫回国，恢复与党的关系。或许这些动作被批太假惺惺，但从他的日记和脾气判断，他可能希望妥协可使国民党内非共人士包含汪在内能够团结——这是设法抑制共产党势力之前必需的一步。他在日记写下，他急欲攻下“长江下游”，稳住武汉，并发展经济。

一月十一日，他又以一项大胆行动表白他的诚意——亲赴武汉，把自己交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手里，试图说服中执会迁到南昌。鲍罗廷在中执委欢迎蒋的接待会上，几番暗讽独裁者和追求权力的军阀。 鲍罗廷“几乎当下”就怕说得太过火。 不久之后，这个苏联代表发信给李宗仁，建议李取而代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李担心若逼蒋这位国民党新领导人下台，中共会乘虚而入，予以拒绝。由于他痛恨共产党，也为了自保以防鲍罗廷的信遭到拦截，李极有可能向蒋报告此一接触。 此时蒋十分忧心，一连几天失眠，四度在日记中吐露了自杀的念头，希望以死明志，“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二月一日，他写下：“决将政府迁移武昌也。”但是，只要鲍罗廷还在中国——他的“奸邪”难以言喻——蒋似乎就不可能这么做。

此时，革命军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打开。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都希望北伐军北上，和冯玉祥部队联手。从冯玉祥最近访问莫斯科的言行声明来分析，他应该已坚定站到国民党左翼立场。可是，蒋坚持革命军先取南京、上海，因为新的国民政府就可定都南京，直接取得上海巨大的财金资源，甚至外国的承认。庐山会议赞同蒋的策略。但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武汉中执会正式把蒋纳入它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节制之下。会议亦把蒋的重要党职移交给不在国内的汪精卫，同时发布秘密命令要逮捕蒋。陈果夫可能事先得知此一密令，蒋极可能此时下定决心必须清共。

革命军向上海挺进，上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工会发动联合罢工响应。接下来的暴乱中，两百名工人丧生；但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军阀防卫司令投向革命阵营，福建海军舰队也易帜投靠，蒋遂控制了长江流域。 白崇禧三月二十二日率部进入上海。已率部进入南京的程潜将军，收到武汉中央命令要他逮捕蒋；程不予理会；而且，为了自保，蒋三月二十四日搭乘新取得的“楚同舰”到达南京时，程肯定向蒋报告了此事。 两天后，蒋到上海，发现工人和学生天天集会示威，要求收回外国租界。许多西方人怀疑蒋有意愿或能力控制局势。 周恩来此时主持上海市中共活动。

四月一日，汪精卫搭乘苏联船只抵达上海。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包括蒋在内，多数要求汪留在上海，领导团结统一的国民党，驱逐鲍罗廷，“节制”共产党。鉴于大多数人强烈支持汪精卫回国，除了何应钦之外各军的军、师长亦莫不皆然，蒋一定觉得他必须接受汪回复政治领导地位。如果汪同意反共，情况如何发展很难说，但他可以在强化个人控制后，号召多数的左派国民党人归队。果真如此，则可能无限期地延搁蒋崛升政治领导地位的时程，甚至永久阻绝。可是汪拒绝了，坚持必须在武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开会来决定这样一件大事。

次日，蒋通电全体司令官，宣布汪“主席”已回国，今后所有的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应集中接受汪的指挥。然后蒋拜访汪密谈，力陈必须把碍事的鲍罗廷遣送回国，并肃清党内共产党员。蒋认为汪的反应正面。可是，同一天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突然也来到上海，他和汪很快就发表联合声明，否认中共意图颠覆国民革命军或推翻国民党——不过，结尾又是一句马克思的话：中国需要民主专政，让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对付世界反革命。汪、陈旋即秘密登上邮轮，前往武汉，使得蒋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内所有反共势力的共主。 蒋颁布戒严，下令解除民间一切武装，然后又搭乘军舰折回南京。

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决议清共，并成立“沪清党委员会”主司其事。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体上是个荣誉性质的机构，并无执行权力，其成员有支持蒋最力的张人杰，以及戴季陶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青帮不和中共结盟，因为国民党分析此事可能性不小。

青帮两大首脑杜月笙、黄金荣“基于政治理由”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保持密切关系。根据陈立夫的说法，杜月笙和上海总工会（Shanghai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负责人汪寿华有直接接触；汪是青帮人，也是中共党员。由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不认为强大的青帮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可是，青帮大佬杨虎早年和蒋一起参与革命，现在担任清党委员会和杜月笙主要接触人。清党委员会同意给杜六十万（中国）银元成立“中华共进会”之类的武装暴徒组织，协助执行青帮被赋予的任务。蒋在出城前也任命杨虎为上海卫戍司令。

同一天，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警察冲入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逮捕苏联外交官和中共党员，并载走好几卡车的文件，这些“可靠证据证明莫斯科通过其特务鲍罗廷控制中共”。张作霖下令勒杀在使馆里抓到的李大钊和其他十九名中共党员。但是，双方其实都一样残酷和尔虞我诈。凑巧，斯大林不知北京这头发生的事，在莫斯科对三千名党工干部演讲，表示“当（国民党）右派已经没有用处，蒋介石将像柠檬一样被挤干后丢掉”。

历时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在上海展开。前一天晚上，青帮杜月笙邀请共产党籍的工会首脑汪寿华到家里谈话。杜劝汪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汪拒绝。当他告辞后，两名刺客开枪撂倒他。过了午夜，白崇禧的第七集团军部队于上海接管亲共的总工会办公室，不听话的人就地格杀，青帮组织的共进会武装人员在若干地方攻打工人纠察队，杀了数十人。周恩来等人又被捕，送到白崇禧总部。周是中共在上海的高级领导人，但白释放了他，很可能是经蒋核准或直接下令。

青帮人马揪出躲起来的中共党员，据说杀了好几百人，另有几千人逃跑。第七集团军部队也开枪驱散一群示威民众，又打死了好几十人。广州、桂林、宁波、厦门等地，亦纷起响应清共。数十年后，陈立夫说：“这是一种残忍的方法去消灭内部敌人。我必须承认许多无辜的人被杀了。”据陈的说法，一万六千名共产党员“投靠到我们这一边”。 蒋日记里没提清共，但是他在四月十四日写说，“余决心暂取守势，巩固江南，以运用时局之变化也” 。武汉领导人为示报复，杀了八名抵抗共产党主宰武汉的工会领袖。长沙方面，与外国往来的三四十名生意人也被共产党人枪决。

四月十八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政府，推举胡汉民为主席。胡在廖仲恺遇刺后被迫下台，最近才从苏联回国。胡汉民和汪精卫一样，自命比蒋高明，把蒋当成乡气十足的后生小子。纵使如此，胡以国民政府名义嘉许蒋的忠诚和勇气，并下令逮捕鲍罗廷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二百名中共党员。另一方面，武汉的中执会以汪精卫为主席，指控蒋介石犯了十二项罪名，如“屠杀人民，镇压党”，并革除蒋一切职务，悬赏二十五万两银子活捉蒋，若是杀了他也有十万两银子的赏金。

没有迹象显示蒋在发动清党以前有考虑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即在莫斯科念书的儿子的命运。蒋经国已经成为狂热支持托洛茨基激进路线的青年，当清党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他既震惊又生气。次日，他公开谴责父亲是“叛徒、凶手”。固然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经国被迫发表此一声明，但蒋介石可能都怀疑这是实情。他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儿子还要滞居苏联十年，留苏期间他一直自视为真实的马列主义信徒，而他的父亲由于清共，乃是中国人民的叛徒。

一

上海清共之后，蒋在军阀群中的声望大增。他现在得到浙江、福建以及上海、南京和一部分安徽、江苏的军阀之支持。广西、广东和四川似乎牢牢掌握在国民革命军阵营中反共的军阀的手中，不过这些军阀对蒋的忠诚度不足。立场摇摆的唐生智军事力量独步湖南，但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到中共控制。北方军阀控制了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基督将军冯玉祥控制陕西、甘肃和一部分的河南、内蒙古，拥有苏联新型武器，在宁、汉之间举足轻重。

蒋的地盘包括上海、宁波和南京等商业及金融中心。这些城市财金领袖对他的支持并没受到冲击其军事基础的派系斗争之影响。事实上，资本家在国民党内并无地位，国民党依然反资本家。蒋介石整个事业历程一向紧密控制这些城市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组织，榨取他们的钱，必要时还借杜月笙帮众的威胁、捣毁财产甚至绑架的手法——只是都不承认罢了。 往后十年，蒋也靠向鸦片的种植和消费课税而获得大量财源。官方的本意是借由此一课税办法逐步减低毒品的使用——杜月笙也成为反毒任务的正式成员！

蒋确认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必要维持北伐的动力，遂派出最可靠的部队跨过长江，继续北伐。效忠他的第一集团军和靠得住的第七集团军再度打头阵，不久，三路部队已占领苏北大部分地区。

上海清党之后，蒋在日记的每日反省内容已变成：“叛逆未灭，列强未平。” 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翼和中共之同盟仍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有些微势力。但是，这些地区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开始瓦解，因为共产党不分青红皂白在乡村展开斗争，激起民愤。湖南左倾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某天午夜在长沙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血腥突击。反共的屠杀很快就散布到湖南其他县份，并波及到湖北、江西。蒋满意地注视这些发展，他也极可能躲在幕后操纵了一切。

中共的重挫使得斯大林难堪，激使他发电给鲍罗廷以及刚派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M.N.Roy）。斯大林下令共产党人占领中国农村土地，“换下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铲除“不可靠的将领”，并组建一支七万人的革命工农部队。 这些任务一点也不实际，当中共领导人读到指令时“啼笑皆非”。 罗易也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向汪精卫出示电文，使汪骇然发觉苏联打算清除武汉政府的非共人士。他告诉了冯玉祥，冯也紧张起来，设法要和蒋介石会谈。

六月十九日，蒋率若干将领在上海西北方四百多公里的徐州火车站恭候冯玉祥。他们穿军礼服，腰间的佩剑也笨拙地晃来晃去。为示隆重迎接贵宾，军乐队也来了。冯的“花车”缓缓开进月台，迎宾队向车厢张望，只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仆役。仆役指指专列后头的车厢。蒋终于透过车门见到一个穿破烂制服的高大汉子坐在地板上。待列车停稳，这名军人起身离开车厢。蒋问：“冯司令在哪儿？”这个汉子笑答：“我就是冯玉祥。”军乐队奏乐，冯一一和众人握手。

冯、蒋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都有左派观点，也都接受苏联大量军事援助；两人都有小孩在莫斯科——事实上冯有两个子女在苏联；冯是基督徒，蒋日后也信奉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两人此时都将中共和苏联视为大敌。会谈结束，达成完整的协议。由于蒋此时有中国大型银行的“贷款”、捐款的门路，又有鸦片税收，他答应每个月给冯两百万（中国）银元的津贴；远比武汉答应给冯的数额高出许多。

冯回到郑州总部（郑州位于武汉北方约三百六十多公里），立刻下令驱逐——有些地方是枪毙——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二十五岁的邓小平，先后在巴黎和莫斯科念过书，此时在冯部担任政工，仅以身免。山西军阀阎锡山原本依违于南京、武汉和北京之间，听到冯清共，也宣告支持蒋，追拿山西省内少有的共产党人。

北洋军阀孙传芳却让国民革命军在徐州吃了败仗。蒋坚持亲自领兵反攻，却惨败，军队后撤到长江北岸。 蒋满脸胡髭、风尘仆仆于八月五日回到南京，对于战败大发雷霆。他下令枪毙前敌指挥官王天培——通常只有未奉命令、敌前撤退的将领才会受到如此严惩。私底下他写下战败的原因之一是他自己“轻敌”。

同时，汪精卫也开始清共，把共产党人赶出武汉，并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武汉被捕的一些共产党人遭到枪决，但汪小心保护苏联顾问，假装最近事态发展不应干扰对苏关系。可是，苏联承认其对华政策已乱了套，决定退出中国。罗易率领三辆大车，挂满汽油桶，跨越戈壁沙漠撤退。鲍罗廷因为北方军阀抓了他太太，关在北京，所以他没走。等到他的太太化装成修女逃出，他们才在七月底穿越戈壁，逃到蒙古。

但是苏联还不肯放弃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政治局隐蔽到上海，奉莫斯科的指示，宣布只要有可能就起义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九月，共产国际派人携三十万美元到上海给中共，斯大林另外批准运送一万五千支枪、一千万发子弹和三十挺机关枪给中共。 毛泽东也回到家乡湖南，重启农民运动。九月初，毛泽东的军事单位杀死地方官员和地主，攻击长沙等城市。到了九月中，各省军队实质上已摧毁了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被迫率领残部撤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

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再次派人和汪精卫接触，提议尽弃前嫌、修好合作。可是，汪坚持蒋必须先辞职才能讨论和解方案。蒋派人请李宗仁过来一谈，告诉他由于汪的坚持，他已决定下台。 李宗仁很清楚，蒋若下台，南京同盟必将分裂为派系互斗，汪精卫无法维系国民党团结，北伐也将停滞。蒋虽然缺点不少，如盛气凌人、个性冷酷，但专心一致要统一中国、廉声在外、迄今领导北伐成绩斐然，使他仍足资号召全国。李也认识到蒋一旦下台，将严重伤害到南京当局从上海筹款的能力。李“恳求”他再考虑。

但蒋认为是时候应该走人了，遂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递出辞呈，呼吁国民党团结光复华北和北京。他恳求：“武汉同志，为何踌躇？” 他清空南京的办公桌，搭乘军舰由长江前往上海。从上海，由两百名警卫护从前往溪口，由险道登上雪窦寺。每天清晨五点在僧众梵唱和寺庙钟声中起身后，蒋即读书、静思。身穿灰色长袍，他告诉两位美国记者，他打算未来五年出国考察各国风土民情，作为中国跻身大国之参考。 同时，中国记者也把一位乐善好施、坚守原则的将军自我流放和僧众为伴的形象，传遍全国。蒋等待复出，但要争得道德制高点之前，他必须冒不可预知的风险。

二

这位四十岁的领导人不只沉思哲学和政治问题。他和宋美龄鱼雁往来已经一年。 一九二七年五月，也就是他辞职前，他通过书信向她求婚。据说一九二二年宋美龄拒绝他，但这一次却欣然接受。他现在中外知名，而她也已二十九岁，当年中国女子若此时仍旧未婚都会开始担心自己的尴尬年龄。但是，美龄的母亲反对——毕竟她已有一个女儿不孝地私奔，和大她三十岁的已离婚的国民党领导人结婚，而这桩婚事并未带来子嗣。但是，至少孙中山受过高等教育，也是基督徒；蒋介石却不是基督徒，也没受过大学教育。更糟的是，他至少结过一次婚，有好几个小妾，且育有一子。有意思的是，蒋一九二七年夏天的日记提到宋美龄的次数不多。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他写下：“近日无论昼夜，心中但有三妹别无此思矣。”

九月底，在雪窦寺静修已有数星期，蒋脱下长袍下山，然后乘船到上海。他一到沪上，就向记者表明此行唯一目的在求宋美龄家人同意婚事。可是，宋夫人此时正和霭龄、美龄姊妹在日本的疗养中心。蒋追到日本镰仓表明来意，并提出文件证明已和毛福梅离异。他也保证会研读《圣经》与基督教义，但表示不能保证受洗为基督徒。宋夫人终于同意这桩婚事。蒋向报界宣布，他已付钱、结束和陈洁如的关系，像早年遣散小妾（姚夫人）一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乃是当年上海社交界最大盛事。他们先在法租界宋氏宅邸举行小型的基督教婚礼，然后再到大华饭店大宴会厅办中式婚礼。美龄身穿银、白配色的珠绿礼服，蒋则穿上翼领燕尾服与直条纹裤。 两人对披着国民党旗的孙中山遗照鞠躬三次，接着蒋宣读一份声明，表示这场婚礼“是中国社会再造的象征……也是革命的基础”。 结婚证书被大声朗诵、盖印，新郎与新娘先互拜，再同拜婚礼证人；紧接着开始的是一场宾客上千的茶会。这对夫妇婚后起程前往浙江的莫干山，在借来的别馆度蜜月。

蒋这门婚事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最优异的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美女，她有国际观、能言善道、聪慧、富有。在长期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她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传递了中国尊严、勇敢的形象。她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如何恰如其分扮演角色，如参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以及保护童工的公益活动（也可能是诚心的）。她和蒋截然不同，绝无俭朴、低调的生活方式；她尽可能地雍容华贵。她一向化妆打扮、穿传统旗袍（开岔及膝），但不佩戴昂贵珠宝。综其一生，她享受财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她有位专用旗袍师傅，每三四天就替她裁制一件新旗袍。 她视仆从如云为天经地义，有时候出外旅行仆从六七十人。然而，生活奢华、一直有仆人服侍并不一定使她生活颓废。丘吉尔一生穿衣、脱衣也都由仆人服侍。

宋美龄喜欢西洋音乐和香烟，婚前也爱跳舞、饮宴。她一直是个夜猫子，看书、写作至午夜，蒋则早睡早起。她喜爱阅读，研究中外历史和政治；而且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友。她在政治上果断，经常是个精明的幕后操纵者，并且在各个不同场合通过考验证明勇气不逊须眉，也经常陪先生亲自上战场、参与不同战役，住在帐篷或火车上。她能言善道，很好相处，和索然无味、毫无幽默感的蒋先生完全不同；蒋害羞又情绪冲动，作为一个中国男子，蒋太容易流泪。他试图改变沉默寡言的形象。或许在他母亲过世之后，蒋刻意要软化他的公共形象，他开始展现祥和的一面，接受访问和拍照时经常面带微笑。

蒋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交织着深刻的差异、相互龃龉、共同的伟大志业、真情相爱。宋美龄二十一岁时写信给一位美国女性友人，提到：“如果你把这性和其他组成爱的元素一起考虑，它就不让人觉得恶心。” 这段晦涩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对性有热切的观感，但是那些说这桩婚姻乃基于政治的结合且两人根本不曾圆房的传言，是不可信的。蒋精力旺盛，只不过他以前总是和知识上、地位上低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新的对象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没交往过独立、聪明、自主的女人，这定使他相当振奋。宋美龄称他做“Darling”，他则以英文缩语“Da”称她。他会挑鲜花送给她，在公共场合牵她的手，这些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

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美龄姊妹情深，她说这两人是“情投意合”。 蒋脾气不好，但他太太脾气也不小。宋美龄认为她比他聪明，也更懂得人情世故，而他的顽固和对效忠者的信任常常令她沮丧。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个伟岸男子。

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中国的象征，他们也自认自身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结为一体——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也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一。直到蒋介石的儿子从苏联回来、赢得父亲的信任之前，宋美龄是委员长的亲信，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不仅担任他的英文翻译，也介绍他了解西方行事作风。她有钱、信仰基督，在许多方面高度西化，似乎没让多数中国人介意。一九四一年五月周恩来在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时提到，宋美龄在国际事务和财经事务方面可以影响其丈夫，比她丈夫更开明民主，也支持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合作。 她对蒋在中国的形象可能颇有正面贡献——至少直到战后经济和士气皆溃堤之前是如此。

蒋现在认为对新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本的帝国野心，不是英国。六月间，依然在职期间，他回应日本在山东的施压，发起“断绝对日经济关系同盟”。这个杯葛运动得到青帮支持，发动一群乞丐盯紧贩卖日本货品的商人，检举他们，榨取大额“罚金”。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提亲时，放弃孙中山对东北的立场，告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他的意向是重申中国的主权，包括东北在内。田中劝蒋力守长江以南，不要和北方军阀——日本的势力范围——交锋。蒋不为所动，反而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干预北伐，应该协助北伐，以扫除他们和东北大帅张作霖沆瀣一气的印象。

蒋非常钦佩日本社会的各方面，但也明白武士道心灵里的残酷和主宰一切的意志。在此一早期阶段，他担心日本会竭力阻止中国统一。 可是，这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愿意在收费之下协助中国。虽然仍然“在野”，蒋欢迎他从德国延揽来的外籍军事顾问——曾在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元帅麾下担任首席作战官的鲍尔（Max Bauer）将军。往后十年，鲍尔率领四十六名德国军官替中国中央军起草三十年的现代化建军计划，并开始执行它。德国人也制定一套参谋本部制度，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的军事作战和决策。

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遭逢数不清的困难，尤其是财务方面寸步难行，因为上海的银行家和其他富有的资本家不再有青帮在背后施压要放款、捐款。因此也就不足为奇，当蒋从日本求婚回国之后不久，国民党人就在上海和他初步接触，邀他再度出山。蒋在第一天会议后前往黄金荣公馆向这位青帮大佬祝贺六旬花甲大寿，黄金荣六年前替蒋解决了债务问题。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区新婚燕尔，各方军阀和黄埔门生函电交驰，呼吁他复出。汪精卫终于提议蒋官复原职，国民党中执会一致同意。翌月，蒋偕同新婚妻子搭乘铁皮火车回到南京，五天之后，回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总司令职务。汪精卫承认颜面尽失，突然又赴法国，使得蒋大致上统摄政府和军事大权。 国民革命军的苏联武器和补给即将告罄，但蒋决心维持动力，不等待重新补给就发动第二阶段北伐。新声望、新权力在手，蒋告诫自己要“宽裕温柔”。

蒋首先原谅他那位哈佛毕业、三十三岁的大舅子宋子文，不计较他和左翼国民党的结合，派他出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和他幼妹一样，相当西化、直来直往，喜欢社交生活；但也和妹妹一样，易于陷入情绪低潮。他出身哈佛，和他敬爱的二姊宋庆龄一样是个自由派，又是改革派，可是在财政议题上他是个保守派。他个子相当高，头发后梳成油头，走路带着几分霸气，经常穿西装；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干，一生只有两三次穿西装。宋子文脱下西装外套时，经常露出身上枪袋有一把手枪。他对蒋这位未来妺夫、上司发展出谦卑的态度，在外国人面前称他为“委座”（Gissimo），但他也相当敬畏蒋介石。

银行家信赖宋子文，很快地政府岁入就超过前一个夏天。作为紧急措施，商人和工厂老板被期待购买相当于一个月员工薪资的政府公债。上海企业界人士爆发被绑架的风潮，可能即是青帮策划的把戏，据信与被害人不愿对政府适量捐献有关。但是，即使他们慷慨解囊，这些钱在未来军事作战也扮演关键角色，上海资本家对蒋的政治决定还是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

蒋现在将注意力投到战场，发动攻势对抗北方军阀联军（人数仍有六十万人之多）。孙传芳残部在山东一度抵抗甚力，然后越黄河北逃。往省会济南的大路门户洞开。济南的日侨约有两千人，田中义一首相要求国民革命军绕过济南，但蒋需要掌控穿过本市的南北铁路线。东京内阁意识到其侨民处境危险，批准派出福田彦助（Fukuda Hikosuku）将军率麾下五千名士兵“保护日本国民及其财产”。

蒋对于占领济南的风险十分焦虑，以致国民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接近济南时，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 五月一日晚间，蒋穿简单的战地制服坐车进入济南城，发现福田的五千名士兵帐篷遍布城里城外。 他和福田和气地会谈，可是国军第四十军士兵已在城里撕扯日本国旗，冲突终于无可避免。次日早晨，日本炮轰一部分城区，打死数百名民众。五月五日，蒋照会福田他将率领全部国军渡河，只留下少数在城里维持秩序。 可是，日军逮捕外交部济南特派员蔡公时，声称有人从他的办公室朝日军开枪。他拒绝下跪，也不肯指出谁开枪，日本人割他舌头、刨他眼珠，然后开枪打死他和十多位部属。当天夜里，蒋在日记里首次用中国人歧视日本人的词语，痛批他们为“倭子”。

蒋的部下，包括冯玉祥的联络官，力促他调来旧大炮对付日本人。国民革命军在当地约有十万兵力，远远超过日军人数，但蒋晓得日本的武装部队有飞机、坦克、重炮和重型机关枪，实力远胜过国军，而且东京会不惜投入大量兵力来报复。他写下：“日本军队……横暴……唯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唯有劝止。……其种种挑衅侮辱行为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

两军交火消息传到日本，田中首相下令从满洲和朝鲜调一万六千名后援军兵到济南。日本军舰沿长江而上，陆战队也在浙江温州登陆。同时，中国举国沸腾，呼吁南京政府与日本断交，发起抵制日货。蒋在日记中说：“民情激昂……但是要长期、深刻地维持，并不容易。” 他下令大部分国军退出济南，取道西侧，渡黄河继续北上，只留下两个团五千兵力。可是，福田要求中方完全退出济南城。次日，确认要求未遂后，他下令攻击国军。蒋命令留下的两个团长率部突围、撤退。他们在伤亡惨重下完成任务。根据各方的估计，日军杀害两千至一万一千名中国军民；而日方却表示，伤亡仅有三十八人。 五月十日，蒋向日方道歉，并调走国军指挥官；但是他在日记中下定决心，此后每天要记下“灭倭方法一条”。

全世界对日本人的傲慢、野蛮大哗。田中担心行动太过火，同意谈判。将近一年之后，中日双方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达成协议，双方各接受一部分责任，日军被限期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山东——他们也的确履约撤军。

蒋若是预料到济南事变的发展，他可能会避免当时、当地和日军冲突，但是，一旦冲突爆发，他决定退让或许是明智之举；因为日本人会歼灭稚嫩、配备不良的国军。而且一九二八年的美国陷于孤立主义，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得不到有意义的支持。只有在日本帝国的威胁，和纳粹德国崛起、严重伤害世界秩序串联在一起——那已是十多年后的事情——西方国家才认真关注日本在中国的武装扩张。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济南事变证明对中国可以恣意侮慢，不虞后果。中国方面，此一奇耻大辱激发中共宣传的新重点——猛烈抨击蒋介石对日姑息。

蒋在日记中一再写下“复仇”、“忍耐”。他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 济南事变证明了蒋的新发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在未来远比欧洲列强、共产党或军阀的威胁更严重。他对军校学生演讲，呼吁他们协助他洗刷济南事变之耻，但是他也提醒他们，要把这股仇恨隐藏到最后一分钟，否则就会令日本人起戒心。他认为目前唯一的路就是姑息日本，但绝不正式签字放弃中国主权，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统一全国，并努力以德国武器和训练推动国军现代化。

五月间，蒋正朝前盗匪、东北大帅张作霖盘踞的北京推进时，日本首相却令蒋以及全世界大吃一惊，宣布日本将接受国民党接管中国——满洲除外。 张作霖晓得，没有日本人撑腰，守不住华北，遂下令奉军退入东北。六月二日晚间，全副戎装的张作霖率领奉系高级将领搭乘专列打道回府。两天后，火车驶近沈阳，经过皇姑屯一道桥下，突然炸弹爆炸，整座桥垮塌，砸在大帅的专列上。张作霖受到重伤，几天后不治身亡。

东京日本当局事先并不知道这起暗杀阴谋，但张作霖二十八岁的少帅儿子张学良立刻怀疑驻扎满洲的日本军部策划整个事件。（的确，日本关东军一群军官不满田中义一的政策，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少帅，安排了此一暗杀行动。）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经过一段政治不确定之后，承接了东北军总司令的职位。少帅是个强烈的爱国者，决心绝不向日本人卖国。 六月十九日，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表达效忠国家，东北决定投向中央政府。可是，委员长对少帅的前景颇有疑虑。蒋在日记写下：“汉卿（即张学良）仰慕之忱，似属诚意，惜其未经危难，恐不能当此危局耳。”

拿下北平 之后，七月六日，蒋在北平郊外西山和主要的军事盟友集会。冯玉祥是嘻嘻哈哈，阎锡山则不苟言笑。伊斯兰教徒白崇禧也个性内敛，沉默寡言。平常外向的李宗仁在这种场合通常是冷眼旁观。 这群高级将领进入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祭告总理。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观察家和少数中国观察家预料得到，距总理去世仅有三年半，国民党旗已由北平一路飘扬至广州。蒋一手扶棺，公然落泪。冯、阎一样频频拭泪。 五大将领各自宣誓效忠国家、服膺国父遗教。但是，五人之中只有蒋恪遵遗教：中国要重振国势，必须成为高度集权的统一的国家。

蒋很快就和张学良接洽妥当东北易帜的协议，让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东北。田中首相严正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结合，但少帅冷冷回答，已依人民意志作出决定。 张学良此举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十月十日，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新任“委员长”——即总统、主席，他又是国民党的总裁、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张学良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会主席；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宣誓效忠国民政府，在沈阳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此时，少帅担心他父亲的参谋长杨宇霆勾结日本人。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邀杨以及杨的一位亲信一起晚餐。席间，张暂退去吸鸦片（另有一说是打一针吗啡）；卫兵进到房里，格杀杨宇霆及其副手。有一说，张学良委决不下，靠投硬币来决定是否亲手杀杨。

蒋这位最新盟友是又一个军阀，而且是军阀中最为富有的，更是花花公子、鸦片成瘾。即使他比其他区域军阀更加爱国，少帅还是为自己的区域“王国”、为自己个人、为自己的大家族、为高级将领的内圈干部，争取高度自主权。不过，张学良也是相对自由派、现代化人物，一个理想主义者，必要时愿赌上他的遗产、封国和前途，追求伟大的中国统一之梦想。许多军阀依然恼怒国民党领导权落在新秀蒋介石手中之际，张学良却是新世代。他敬重蒋总司令，蒋的沉默寡言和僵硬的个性很像他同样的强悍和坚毅的父亲。数十年后，张学良告诉一位访客：“起先，我全心全力支持（蒋介石）。”

令日本陆军懊恼的是，田中首相虽然言辞强硬，却默默接受满洲重申它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现在，从极北的乌苏里江直到东南亚国境，中国似乎已完整联结起来；虽然中央政府的实质权力仅能及于少数省份。蒋介石冲决各种拂逆，竟然击败各路军阀，或号召他们纳入共和政府及单一政党（国民党）旗下。这是历史性的丰功伟业。

一九二九年一月份一项重要的军事编遣会议上，蒋举德国和日本为中国武装部队改组的模范，强调军事编遣需把军队控制权交还给中央政府。 但是，军阀们及其周围的扈从、家人都无意交出对数百万人民以及广大资源的控制权，去换取到中央政府当高官。他们认为蒋只不过是牺牲他们，要把军权统统抓在自己手上罢了。各路军阀佯称接受编遣，可是军政部长冯玉祥、内政部长阎锡山纷纷弃职逃回自己的地盘，蒋觉悟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军阀互斗、贿赂他们、收买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必要时在战场上击败他们。

接下来的两年于是乎就演出了一场合纵连横、阴谋诡诈，甚至大军火拼的大戏，蒋和想扩展势力以及通力对付自己的各方军阀一路混战。动员的兵力动辄数十万，死伤也不下数万人。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张学良一直效忠委员长。蒋能成功，间谍和地下工作，尤其是大手笔行贿，居功厥伟。这时，陈立夫奉蒋之命，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统）这个情报单位。后来，蒋展现出创造重叠机关、使官僚派系斗争的行事作风，又要黄埔毕业的戴笠领导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这两个情报机关都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收买、暗杀敌人和黑色宣传，以及通过渗透、威胁和贿赂秘密收集情报。

蒋和军阀混战之际，一九二九年四月中苏边境爆发一场危机。据日后张学良的说法，他自作主张派人占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抄出一些敏感文件。三个月之后，在蒋答应必要时可派兵支援之下，张学良又接管了自一八九六年以来即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少帅和蒋天真地认为斯大林忌惮国际反弹（包括日本）、不敢入侵中国，或者他若真的出兵，东北军也可力敌红军的远东师团。

张和蒋错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苏军在蒋的昔日老友、顾问加仑率领下越过边界、进入东北，迅速击败张的精锐部队，俘虏八千人。少帅退守新防线，急电南京求援，但蒋却收回早先大胆的立场，建议张学良撤退。十二月，南京和沈阳当局跟苏联达成伯力（Khabarovsk）协议，斯大林并不想刺激日本人，便接受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地位，并在铁路公司董事会增添一席董事的方案。可是，日本人注意到，蒋一旦面对优势兵力、国际社会又没受理他的求助时，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会迅速退却。

三

一九二九年十月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生丝、香烟、棉花、黄豆的出口大幅衰退。某些农村地区，数万人因营养不足而死亡。时局不好，使得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四面环敌的政治联盟——尤其不易推动财政及农村改革。它们也替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创造沃土，提升了共产主义社会代表未来浪潮的想法。此外，情势使斯大林认为全世界已出现革命浪潮，中国是一个关键地区。共产国际有一份检讨中共财务状况的报告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送呈斯大林。它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年底，苏联已提供约一百八十万元（中国银元）给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他希望先胜过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他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围剿”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负责。 但是，这些“苏区”得到三年的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中共一位领导人张国焘就说：中共各“特区”成长的“主因”是蒋专注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的冲突。这些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难分难解，让原本够糟的状况更加恶化，使国人疏离，创造出逃兵溃卒成群游荡，他们极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苏区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得到时间去扩张。

中共游击队基地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的成长，也反映出一九二七年中躲入山区的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的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替他的党和军队贯注同样的精神。朱德留学法国期间，经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他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他们合组红军第四军，社会最底层民众被吸纳进队伍。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一万五千支步枪。 毛泽东传奇性的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的关键——“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疲我攻，敌退我追。”

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又爆发一轮冲突，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和张发奎，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合组一个反蒋同盟。 这些军阀担心蒋要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之种种作为，如企图以德国武器和训练建立强大的中央军，消除各省和区域之货币等等——全是让中国强大起来足可抵御日本的必要条件。

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六十万大军。蒋有一百万部队，但相当大的数量担任驻守各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东北的张学良在两大阵营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九三○年从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使得河南、湖南、山东广大地区再次成为焦土。但是，蒋的中央军（包括德式训练部队首次参战）后来得到张学良的戴毛皮军帽东北军之助，战胜。 这是一场代价不菲的战争——共有二十四万人死伤。 蒋并没追击已战败的军阀、打进他们的地盘，他早已放弃了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执行大规模裁军的念头。这个克制之举或许是出自他抱持天真的念头，希望因为他的诚意和新近的声望会使他们回心转意；更有可能是他晓得张学良会反对裁军政策。 但是，这些军阀存活下去只会使蒋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联军，其质量和忠诚度高低不一。

即使如此，四年征战下来，他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既无坦克，只有一个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从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线调遣多个军队。 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道蒋的英勇事迹。 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采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可是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却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屡次战胜叛变，证明了国家强盛之命运。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历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

一九三○年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军阀内讧、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近六公里半的长江南岸，乃四千年的古城。一九三一年的南京仍是艺术文化和工业的重心。 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弄堂，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四万，比上海少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Mayling Palace）。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活动。有时候也陪蒋到前线。

但是宋美龄也忧愁。她在前一年八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流产（蒋介石日记也提到）似乎驳斥了外界传闻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 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的医生失误，害她无法受孕。 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也想要有小孩，也渴望替将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一九三一年七月母亲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而他出差也都带着《圣经》。 经过三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 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通过磨难和死亡的砥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中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识形态多。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Lu Diping）为第一次围剿总司令，统帅十二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一九三○年秋天，但进入井冈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 一九三一年，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 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围剿。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

七月一日，蒋动员十三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的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 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两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

这次新危机始于一九三一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其政治激进派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即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复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人，张学良手下有二十万劲旅。 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攻击开始就撤退。 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大多数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联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在东北强烈坚持主权，日本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战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宣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能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级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间接因为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而起，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之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 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辞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一个没有力量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来瞧瞧。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发出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出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十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 一度他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两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一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 十月十五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十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 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而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下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 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级官员。 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的方案。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名独裁者。 他不肯考虑批评者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在风暴不断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感情。他说：“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 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三十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死于革命，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

蒋决定不为儿子介入，即使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评日炽之下产生的烈士意识。他可能认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FbpnhNds2/Vv9b5ieOMQytpo6rr6yI55cY7R0OFACWnKKEZXNX9hro7ldoMokT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