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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
庄子名周，生活在战国时代前期。宋国蒙人，曾为蒙地漆园吏。当时周朝名存实亡，诸侯纷争，战事频仍，社会动荡。身处政治黑暗、尔虞我诈、民不聊生的环境中，庄子感同身受，对昏君乱相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的憎恶，而对苦难中的平民弱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都源于晋代郭象注本《庄子》，此本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最早的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庄子》五十二篇”，可见庄子的著作未能完整地流传下来。关于《庄子》三十三篇的真伪问题，始出于宋代的苏轼，他认为杂篇中的《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而《渔父》、《盗跖》诋毁孔子，均属伪作。一般说来，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则除庄子自著外，也有部分为庄子后学所作，至于杂篇又要复杂一些，如《说剑》显为纵横家言，与庄学无关。
庄子思想秉承老子而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但在核心学说“道”的认识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老庄所谓的“道”，简单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指宇宙的本源，即宇宙最根本的存在，宇宙万物产生于“道”；二是指自然客观规律。关于“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由于庄子在阐述中，从自然层面扩大到社会生活层面，致使这一思想出现了片面化和消极的倾向。我们常说的“老庄哲学”这一概念，无形之中就打上了这一烙印，往往忽略了“老庄哲学”最本质的内核，对宇宙与自然的唯物认识。
这里主要介绍我读《庄子》的心路历程。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庄子》，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与理解。
最初，我是由尼采进入《庄子》的，这是很长的一个阶段，对于《庄子》，我主要是从尼采的自由精神来阐发，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阶段，起自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初次访美。在美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我的注意力渐渐从个体充分的觉醒，开启了民族意识的视域，而对《庄子》的理解也随之转移到“归根”和“积厚之功”的层面上去。第三个明显的思想分界标志则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它使我更加看清了霸权的自我中心和单边主义，由此推到《庄子》研究上，也使我更加注重要多重视角、多重观点地去看待问题。以上三个阶段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三部分，而是随着时空环境的转化才慢慢呈现出来的状态。前一节的思路到了后一节也免不了会余波犹存，或者一条线索起伏地发展着。
《庄子·逍遥游》第一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最初我的理解侧重在“游”，在“放”，在“精神自由”，这里我可以拿尼采的观点来对应。尼采曾经自称为“自由精神者”，他说：“不管我们到哪里，自由与阳光都绕着我们。”而庄子“逍遥游”正是高扬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动。
尼采和庄子所散发的自由呼声，使我能够从中西传统文化的观念囚笼中走向一个没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中。我在大学时代，台大哲学系的教学以西方哲学为主，四年所修的课程，使我一方面极其赞赏西方哲人具有如此高度的抽象思维，但又令我深深感到西方传统哲学确如尼采所说：注入了过多的神学血液。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及其进行“价值转换”的思想工作，使他背负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重担。相形之下，庄子浸身于诸子相互激荡下的人文思潮中，在老庄的人文世界里，没有尼采所承受的神权、神威所沉浸的宗教和神学化的哲学漫长历史重担。庄子的人文世界里，天王消失了，连人身崇拜的人王也不见踪影：“其尘垢糠，将犹陶铸尧舜。”（《逍遥游》）
我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新旧儒家重塑道统意识及其推波助澜于个人崇拜的空气中。这时，尼采的这些话语使我听来眼明心亮：“生命就是要做一个人，不要跟随我──只是建立你自己！只是成为你自己。”（《愉快的智慧》）“留心，别让一个石像压倒了你们！你们还没有寻找自己，便找到了我。一切信徒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信仰都不值什么。”“我叫你们丢开我，去寻找你们自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一《赠予的道德》）庄子的人文世界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汪洋恣肆以适己”，既没有康德式的“绝对命令”，也不见膜拜“教主”的幻影崇拜症。
尼采和庄子都是热爱生命的。尼采说：“世界如一座花园，展开在我的面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三《康复者》）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唱出如此热情的歌声：“我的热爱奔腾如洪流──流向日起和日落处；从宁静的群山和痛苦的风暴中，我的灵魂倾注于溪谷。我心中有一个湖，一个隐秘而自足的湖，但我的爱之急流倾泻而下──注入大海！”（卷二《纯洁的知识》）“你得用热情的声音歌唱，直到大海都平静下来，倾听你的热望！”（卷三《大热望》）庄子则说：“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庄子善生善死的人生态度，忽然使我想起泰戈尔的诗句：“愿生时丽如夏花，死时美如秋叶。”不过，尼采和庄子属于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尼采不时地激发出“酒神精神”，庄子则宁静中映射着“日神精神”。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首章《精神三变》认为，人的精神发展有三个阶段：一开始是骆驼精神，之后是狮子精神，最后再由狮子变成婴孩。骆驼具有忍辱负重的性格，狮子代表了批判传统而获得创造的自由，婴孩则预示着新价值创造的开始。我们的人生历程常会是如此由量变而质变的，《庄子》的鲲鹏之变也是如此渐进的。
尼采所说的“狮子精神”在《庄子》外篇、杂篇中随处可见。不过，我还是较欣赏骆驼精神和婴儿精神。虽然如此，尼采的酒神精神仍然不时激荡在我的心中，因而理解《庄子》，心思多半还是放在鲲鹏之“大”上，放在大鹏“怒而飞”的气势上。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的心思渐渐由当初的激愤沉淀下来，进而体会到“积厚”的重要性。鲲在海底深蓄厚养，须有积厚之功；大鹏若没有经过心灵的沉淀与累积，也不可能自在高举。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走千里路，就得有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耐心。同时在客观条件上，如果没有北海之大，就不能蓄养巨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环境，也就不能培养出辽阔的眼界和宽广的心胸。而蓄养巨鲲，除了溟海之大，自身还得有深蓄厚养的修持功夫，要日积月累得由量变而质变。“化而为鹏”，这意谓着生命中气质变化所需要具备的主客观条件。
大鹏“怒而飞”，晓喻人奋发向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是鹏飞之前需储蓄足够的能量，而后乃能待时而兴，乘势而起。同样，我们行进在人生道路上，主观条件的创造，确实是很重要的。在人生旅程中，即使举步维艰，也要怀着坚韧的耐心继续向前走。疗伤也要有耐心，受的挫折越多越大，就越需要有积厚之功，让你重新站起来。
我是念哲学的，对于鲲化鹏飞寓言中所蕴涵的哲理，除了从人生不同历程来解读之外，久之又会从哲学专业的角度作出诠释：其一从功夫到境界的进程来解读；其二，从“为学”到“为道”的进程来理解；其三从视角主义（ perspectivism ）多重观点来解释。这里简略说说前两项。
从功夫到境界的进程：鲲的潜伏海底，深蓄厚养经由量变到质变，乃能化而为鸟；鹏之积厚展翅，奋翼高飞，这都是属于功夫修为的层次。而鹏之高举，层层超越，游心于无穷，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精神上达“天地境界”的层次。功夫论和境界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特色。而鲲化鹏飞的寓言，正喻示着由修养功夫到精神境界层层提升的进程。
为学向为道的进程：《老子》四十八章出现两个重要的命题：“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是经验知识的累积，“为道”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老子似乎并没有把这两者的关系联系起来，而且《老子》还说过“绝学无忧”（二十章），这样“为学”和“为道”成为不相关联的两个领域。严复就曾经批评《老子》中“绝学无忧”的说法：好比非洲的鸵鸟，敌人追赶奔跑，无处可逃，便埋头到沙堆里。“绝学”就能“无忧”吗？严复的批评有道理。总之，老子提出“为学”与“为道”的不同，这议题确实很重要，但两者如何衔接，是否可以相通？这难题留给了庄子。在鲲化鹏飞的寓言中，庄子喻示了修养功夫到精神境界的一条进程，同时也隐含了“为学”通向“为道”的进程。《庄子》书中，写出许多由技入道的寓言，如“庖丁解牛”、“痀偻承蜩”、“梓庆为”、“司马之捶钩者”，在这些由技艺专精而呈现道境的生动故事，都表达出“为学日益”而通向“为道”的高超神妙境界。
尼采说：“一切决定性的东西，都从逆境中产生。”一九六六年，我开始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书，由于在一个非正式的场所说了几句被视为禁忌的话，暑假期间就在特务机关的压力下遭到解聘，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获得专任讲师的职位。这三年处于半失业状态，东奔西跑，兼课过日子，心情上可谓煎熬度日。就在生活的逆境中，我专注到老庄的研究上，经历六七年的工夫，终于先后完成《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借着注译的工作，跟古代智者进行对话。委实说来，我投入老庄的思想园地，跟自己在现实生活上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是相应的。然而这条思路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之间，起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一九七二年访美，因故而匆促回台，第二年就发生台大哲学系事件，使我再度被迫离开台大教职，我跌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不过，现在看来，倒是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初访美国时，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了三个月，所见所闻，一方面有如《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流向北海，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所听闻和目睹的，却不断冲击着我的思维。
我赴美国的第一站，到加州圣地亚哥探望我的妹妹和妹夫。几天后，留美学生在校园放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我前往观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群群日本士兵手持军刀疯狂屠杀老弱妇女的镜头，纪录片中外国记者还拍摄到一卡车一卡车地搬运平民尸体的实况。这使我联想起幼年时期日军轰炸我家乡的惨景，也使我回想起大一、大二所读的中国近代史的课程——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国家不停地受到列强的侵略，一百多年来，不止一个国家欺凌你，而且多国欺凌你！外战刚完，内战又起，这又使我想起大学毕业时的光景，我被分派到金门服兵役，那是我头一回上“前线”。我站在古宁头碉堡上，遥望着对岸，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鼓应”这个名字，就来自于“鼓”浪屿），那时我忽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哥哥就在对岸，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兄弟就要被迫对阵，但是我有什么理由，要拿起枪杆，枪口对着我的亲人？在金门服役的八个月里，我经常想着这类的问题。我和大批的留学生都属于大战后成长的一代，我们亲身经历过战火给家园带来的灾难，目睹苦难人群的流离失所。南京大屠杀的实录片，给我巨大的冲击，我身处保钓运动反帝民族主义的思潮，也不免反省到同胞相残的内战有什么意义？《庄子》不是早就说过吗？“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徐无鬼》）庄子还以“触蛮相争”的寓言来讽刺当时的内战：“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则阳》）我旅美期间沿途接触到许多港台的留学生，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投入保钓运动，在同胞爱的思绪与情怀中，发出民族团结的呼声，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负上一代政治人物的恩怨？保钓运动中的留学生，多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当时的我，则只从人性的立场来省思，一直到我对美国的政情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后，我对问题的思考，才提到政治的宏观角度。
到美国之前，我基本上是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倡导言论开放和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在当时的环境及师承渊源上，我常被划归为“亲美派”，确实我那时内心也相当倾慕美国，但当我环绕美国一周之后，发现我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圣地”居然运送大批坦克大炮去支持全世界那么多独裁国家，而且全球性地在别人的国土上进行分裂活动。我们在白色恐怖时期从事民主活动的“党外人士”，哪一个不把美利坚当成主持正义的“理想国”？美国之行，使我对西方的“民主”和生活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价值重估”，同时方兴未艾的保钓运动，也开启了我的华夏思维和社会意识，两者激荡下，对我原先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简要地说，就是由原先的个体自觉，扩大到社群的关怀；由怀乡意识，走向反帝的民族主义者。
一九七二年以前，由于我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专制政治之下，而学术界又笼罩在“道统”意识的沉闷空气中，因而个体自觉和个性张扬成为我那时期的用心所在。而庄子“万物殊理”的重要命题，便成为我倡导个体殊异性的理论根据。
那时期台湾当局将海峡对岸全盘性地以“敌我矛盾”看待，亲人音讯全被隔断，偶而由第三方传达信息，总是感到心惊肉跳，若被特务机关听到风声，便会即刻以《惩治叛乱条例》逮捕。
我到了美国，身处异邦，遥望祖国大陆，那里传来的每个景物风情的画面，都会激起我的思乡情怀，“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则阳》篇后面的这一句意为：“即使被丘陵草木遮住了十分之九，心里仍觉舒畅。”这话在当时想来，格外有弦外之意。《庄子·徐无鬼》还有一段写游子思乡的心情：“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思乡之情，更加能触发我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可以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强权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一个是反殖民、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我从一九七二年访美到二○○三年“九·一一”事件前后，可以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两个方向的发展脉络。这时我忽然想起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我有机会走出洞穴，看到了世界的真相，也回想起我从中学时期开始，就喜欢看电影，特别是西部武打片。电影中的西部开拓者，经常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剧情中的“红番”被当成被猎的对象，剧情也常把红白之间看作绝对善恶的两方。当我们走出洞穴后，才明白价值的颠倒，才知道所谓的西部开拓史，其实是一部美国原住民的血泪史。印第安人的美好山河、宝贵生命，一寸寸、一个个地被带着先进武器的白人烧杀掳掠。走出洞穴之后，更能深刻体会到，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要破除单边思考的模式，要学习尊重地球村中各个不同的民族，并欣赏与包容不同的文化特色与生活方式，应该透过多边思考来相互会通，并在相互会通时仍保有各自的独特性。走出洞穴之后，使我经常能够体会到《齐物论》中的哲理。比如当我读到寓言中“孰知正处？”“孰知正味？”“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的发问时，很早就注意到应该打破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但这还只是思想概念上的意义。而这二十多年来，数十次地往返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之间的亲身经历，对人同类相害、异类相残的所见所闻，与人类对地球生命的漠视与毁损，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庄子齐物思想的现代意义。
现实经验的历程和我对道家，乃至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态度，却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现在我再举庄子“鲁侯养鸟”和“浑沌之死”的寓言，来说明多边思考的意涵。先说“鲁侯养鸟”。鲁侯将一只飞落在郊外的海鸟迎接到太庙，宰牛羊喂它，送美酒给它喝，这只鸟不敢喝一口酒，不敢吃一块肉，目眩心悲，三天就死了。这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养鸟，不是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所以庄子说“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我很喜欢这则寓言所蕴涵的道理，我总要藉它来张扬人的智慧才性之不同，教育方式和为政之道都不可用一个模式去套，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包括父母对待子弟的教养，通常不是采用庄子式的顺性引达的诱导方法，而多惯用儒家规范型的训诫方式。为政之道也如此，领导者常出于己意制定种种政策和法度，政策和法度若不适民情民意，自然容易殃成灾难，正是“文革”的种种措施，造成大量的“鸟的死亡”；“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美国，对中东发动的一轮“十字军东征”，以输送“自由”、“民主”为名，其后果也正是“具太牢以为膳”而强“以己养养鸟”。
“浑沌之死”的寓言，和“鲁侯养鸟”的故事有相通之处，南海的鯈和北海的忽相遇于中央的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为了报答浑沌的美意，“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早先我会从真朴的自然本性来解释“浑沌”，从“有为”之政导致人民灾害来解释雕凿所产生的恶果。后来世事经历多了，眼界开些，心思广些，就越能体会老庄相对论的道理。不仅仅在政治层面不能流于专断、独断，当博采众议；在社会层面，也要留意过度自我中心常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流弊。鲁侯的单边思考，用意是好的，却造成鸟的“眩视忧悲”以至“三日而死”。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立意是善的，但使用“凿”的方式，却造成“七日而浑沌死”。庄子的相对思想和多边思考是相联系的。
尼采使我积极，庄子使我开阔。这里我以庄子《则阳》和《德充符》篇中的两句话为例，来说明我在不同的历程中解读的侧重面。其一是“万物殊理，道不私”（《则阳》）；其二是“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前者在道物关系中蕴涵着殊相和共相，个体和群体关系问题。后者谓自“物”的世界中，不同的视角可得出不同的观点。前面说过，一九七二年以前，由于我生活在一个视个体生命如草芥的政治环境中，而排斥异端的道统意识又弥漫着学术园地，因而庄子“万物殊理”的哲学命题成为我伸张个体殊相的重要理论依据。再加上当时校园里分析哲学学术空气的影响，所以比较偏向“自其异者视之”这一视角来看待事物，这里当然隐含着我对专制政体推行的集体主义吞噬个体的反抗意识。因而庄子《齐物论》中“万窍怒号”、“吹万不同”的名言，成为我由衷赞赏的典故，但一九七二年之后，我渐渐地由“万物殊理”执着进而理解“道者为之公”的意义，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含摄性。我渐渐地认识到如果只由“自其异者视之”，就容易对事物流于片面观察，也容易局限于自我中心，因而也需要“自其同者视之”才能扩大自己的视域。河伯若自得于一方“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那就成了“拘于墟”、“笃于时”、“束于教”的井底之蛙，要等见到海若才知天地之大，而海若却“不敢以此自多”。每回读《秋水》篇，就会反思自己努力要从河伯的视囿走向海若的视域。这是长期对世界不同文化的观察和自我反思所经历的一段漫长道路，而庄子的思想观念也不时地开拓我的心胸。再从《齐物论》和《秋水》举例来说明。我先前讲《齐物论》，特别欣赏“十日并出”象征开放心灵的比喻，这和儒家“天无二日”的主张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里也可窥见儒、道在以后成为官方哲学和民间哲学的不同走向）。讲《齐物论》的过程中，我会一直强调“相尊相蕴”及“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的齐物精神，但对于“道通为一”，要通过一段相当长的生活经验，才能贴切领会庄子的同通精神。庄子不仅认识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同时肯定各有所长，并且将不齐之物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来相互会通。正如从地域观念来区分，就有上海人、江浙人、闽南人、客家人，这是“自其异者视之”，但若从“同者视之”，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从庄学的多重视角、多重观点来看，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既有其区域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其作为宇宙公民的共通性。
在齐物的世界中，万事万物是千姿百态的，但彼此之间不是孤立而不相涉的，而是相互含摄，相互会通的──这是庄子之“道”的同通特点。《齐物论》最后两则寓言：“罔两问景”、“庄周梦蝶”，也可以从个体生命在宇宙生命中的会通来理解。以前我读“罔两问景”时，老感到困惑难解，只好依照郭象的说法讲：影和形，“天机自尔，坐起无待”，但从文本上却又找不出和原义相对应的解释。其实，庄子的人生论建立在他有机整体的宇宙观的基础上──宇宙间一切存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彼此层层相因，相互对待而又相互依存。“罔两问景”的寓言，并不在于强调物各“自尔”、“无待”，反之是说现象界中物物相待相依关系，庄子意在“以道观之”来会通万物。
《齐物论》篇尾是一则家喻户晓的“庄周梦蝶”的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则寓言，正是呼应开篇首段主旨“吾丧我”的。从“吾丧我”到“物化”，首尾相应：“丧我”是破除成心，破除我执，“吾”（“真宰”、“真君”）是将自己从封闭心灵中提升出来而以开放的心灵（“以明之心”）与宇宙万物会通的大我。《庄子》谈“我”，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涵，有时指自我中心的个体，有时指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有时指参与宇宙大化的我，“庄周梦蝶”承接开篇“吾丧我”之旨，写个体生命在人间世上的适意活动及其“翛然而往，翛然而来”（《大宗师》）融合于宇宙大化流行之中（“此谓之物化”）。
不过，早年我读“庄周梦蝶”最引发我兴趣的，却是这一古代“变形记”中所描绘的“栩然适志”的生活情景，它立即使我想起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写主角格里戈有一天醒来忽然变成一只甲壳虫，想爬出卧室赶早班车去上班，但感到自己言语不清，行动迟缓，只能在室内爬行度日。这篇小说描绘出现代人空间的囚禁感，时间的紧迫感及现实生活的逼迫感，这正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心境。对比之下，“庄周梦蝶”道出人生快意适志，如蝴蝶飘然飞舞，悠然自得，世界宛如一座大花园，无所往而不乐，我们所体会到的是庄子达观的人生态度。我先前对“庄周梦蝶”的故事，是出于文学性的领会。后来，才留意最后这两句话的哲学义涵：“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分”与“化”是这则寓言中所使用的重要哲学关键词。“分”是讲每个个体生命，时空中的存在体；“化”是讲宇宙的大化流行。“庄周梦蝶”这则寓言，和“罔两问景”寓言一样，不能孤立地作解，要从《齐物论》的主旨来理会。前面说到的“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个体生命千差万别，但在宇宙大生命中，可以相互会通。这里也说庄周和蝴蝶“必有分矣”，庄子巧妙地借着梦境来打破彼此的区分──在庄子的气化论中，死生存亡为一体，无数个体生命起起落落，时而化成庄周，时而又化为蝴蝶，个体生命总是要融入宇宙大生命中，而个体生命在宇宙大生命中总是有内在联系的。“物化”，要联系着“道通为一”来讲。“化”和“通”是了解庄子哲学重要的概念范畴：鲲可以化而为鹏，庄周可以化而为蝴蝶，在大化化育流行的过程中，个体生命在宇宙大生命中是不住地流通变通的。
和“庄周梦蝶”对比，我个人更欣赏“濠梁观鱼”的故事。我刚到大学教课时，因为课程的需要，除了老庄之外，还教了五六年的逻辑课，所以我初读惠子与庄子的论辩时会注意哪一个比较合乎逻辑推论的程序。比如说我会觉得惠子的逻辑理路比较清晰，同时我也注意到他们的论辩好像火车轨道一般是平行的，并没有交集的地方。后来我会进一步注意到他们的论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他们提出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这虽然是哲学议题，但主客观问题是重要的，也看出惠子是出于理性来看问题，而庄子则站在感性思维观赏这世界。原先我认为在逻辑理路上庄子是流于诡辩，之后我慢慢体会到“请循其本”，应该不是我所说的“话题从头解释起”。庄子是站在从感性同通的角度来观看事物，因此“本”是指从心、性、情的角度来观看，乃是说人的情性可以相互交通的，与外物也是如此。
惠子与庄子游于濠梁之上，“游”是心境，“濠梁”是美景。以如此的心境，遨游于如此美景，寄情托意，庄子看到小白鱼，就说小白鱼也很快乐。惠子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你怎么知道小白鱼是快乐的？说主体如何了解客体？主客体关系问题是庄、惠论辩中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议题，也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惠子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事物，庄子则是站在感性的角度来观赏世界，两个人的个性与世界观本就不同。惠子的逻辑理路很清晰，但我又喜欢庄子感性“同”与“通”的美感情怀。
念哲学也好，念文学也好，彼此要互补。哲学系太重视理性与抽象思维，文学系更重视情感和形象思维。两边需要调节互补，让情与理兼顾。我欣赏“异”，承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慧才性，要张扬个体的优点长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相互沟通，既能用惠子的理性去研讨论文，又能用庄子的情感，让彼此具备更多的“同”、“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