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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更以中国人之作文为“行易知难”之证。
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贼海盗，无不羡仰文艺。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然以其文论，终不能不谓为富丽殊绝。夫自庖羲画卦，以迄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今日中国人口四万万众，其间虽不尽能读能书，而率受中国文字直接间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丽、安南、交趾之旅，亦皆号曰“同文”。以文字实用久远言，则远胜于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之死语。以文字传布流用言，则虽以今日之英语号称流布最广，而用之者不过二万万人，曾未及用中国文字者之半也。盖一民族之进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偶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
夫前章所述机器与钱币之用，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顾古来之研究，非可埋没。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彼于中国文明一概抹杀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夫文字为思想传授之中介，与钱币为货物交换之中介其用正相类。必废去中国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彼欧美学者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国亡种灭，久不适于用者，犹不惮搜求破碎，复其旧观，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资今人学问故耳。而我中国文字，讵反可废去乎？
但中国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出于言语，而言语每随时代以变迁。至于为文，虽体制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随言语而俱化。故在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于黄河流域一区，其时言语与文字当然一致，可无疑也。至于周代，文化四播，则黄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荆、楚、吴、越、江、淮之族，受中国之文字所感化，而各习之以方言，于是言文始分。及乎周衰，戎狄四侵，外来言语羼入中原；降及五胡，乃至五代、辽、夏、金、元，各以其力蚕食中国，其言语亦不无遗留于朔北，而文字语言益以殊矣。汉后文字，踵事增华，而言语则各随所便，于是始所歧者甚仅，而分道各驰，久且相距愈远。顾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而文字则虽仍古昔，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所以中国言语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不得而传。是则中国人非不善为文，而拙于用语者也。亦惟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然则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者，非无故矣。抑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言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要之，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盖中国文字成为一种美术，能文者直美术专门名家，既有天才，复以其终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诣自不易及。惟举全国人士而范以一种美术，变本加厉，废绝他途，如上所述，斯其弊为世诟病耳。
然虽以中国文字势力之大，与历代能文之士之多，试一问此超越欧美之中国文学家中，果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则而后含毫命简者乎？则将应之曰：否。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为文者穷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于文法则有之；能自解析文章，穷其字句之所当然，与用此字句之所以然者，未之见也。至其穷无所遁，乃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解，谓非无学而何？夫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也。欲知文章之所当然，则必自文法之学始；欲知其所以然，则必自文理之学始。文法之学为何？即西人之“葛郎玛”
也，教人分字类词，联词造句、以成言文而达意志者也。泰西各国皆有文法之学，各以本国言语文字而成书，为初学必由之径。故西国学童至十岁左右者，多已通晓文法，而能运用其所识之字以为浅显之文矣。故学童之造就无论深浅，而执笔为文，则深者能深，浅者能浅，无不达意，鲜有不通之弊也。中国向无文法之学，故学作文者非多用功于咿唔哗，熟读前人之文章，而尽得其格调，不能下笔为文也。故通者则全通，而不通者虽十年窗下，仍有不能联词造句以成文，殆无造就深浅之别也。若只教学童日识十字，而悉解其训诂，年识三千余字，而欲其能运用之，而作成浅显之文章者，盖无有也。以无文法之学，故不能率由捷径以达速成，此犹渡水之无津梁舟楫，必当绕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国之文人，亦良苦矣！
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马氏
自称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后成此书。然审其为用，不过证明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而文法之学为中国学者求速成、图进步不可少者而已；虽足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不能为初学者之津梁也。继马氏之后所出之文法书，虽为初学而作，惜作者于此多犹未窥三昧，讹误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为证，而不及今时通用语言，仍非通晓作文者不能领略也。然既通晓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犹已绕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贵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龄以下之幼童及不能执笔为文之人耳。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
文理为何？即西人之逻辑也。作者于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逻辑者，非以此为适当也，乃以逻辑之施用于文章者，即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故有翻为“论理学”者，有翻为“辨学”者，有翻为“名学”者，皆未得其至当也。夫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而辨者，又不过推论之一端，而其范围尤小，更不足以括逻辑矣。至于严又陵
氏所翻之《名学》，则更为辽东白豕
也。夫名学者，乃“那曼尼利森”
也，而非“逻辑”
也。此学为欧洲中世纪时理学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实学”。此两大思潮，当十一世纪时大起争论，至十二世纪之中叶乃止，从此名学之传习亦因之而息。近代间有复倡斯学者，穆勒氏即其健将也，然穆勒氏亦不过以名理而演逻辑耳，而未尝名其书为“名学”也。其书之原名为《逻辑之统系》
。严又陵氏翻之为《名学》者，无乃以穆氏之书言名理之事独多，遂以名学而统逻辑乎？夫名学者，亦为逻辑之一端耳。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斑雅
为吕宋也。夫吕宋者，南洋群岛之一也，与中国最接近，千数百年以来，中国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华人习知其名。而近代吕宋为西斑雅所占领，其后华侨至其地者，则称西班雅人为吕宋人。后至墨西哥、比鲁
、芝利
等国，所见多西斑雅人为政，亦呼之为吕宋人。寻而知所谓吕宋者，尚有其所来之祖国，于是呼西斑雅为大吕宋，而南洋群岛之本吕宋为小吕宋，至今因之。夫以学者之眼光观之，则言西斑雅以括吕宋可也，而言吕宋以括西斑雅不可也。乃华侨初不知有西斑雅，而只知有吕宋，故以称之。今之译逻辑以一偏之名者，无乃类是乎？
然则逻辑究为何物？当译以何名而后妥？作者于此，盖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猎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夫斯学至今尚未大为发明，故专治此学者，所持之说，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学者之对于理则之学，则大都如陶渊明之读书，不求甚解而已。惟人类之禀赋，其方寸自具有理则之感觉，故能文之士，研精构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则无不暗合于理则者；而叩其造诣之道，则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
是故不知文法之学者，不能知文章之所当然也。如曾国藩者，晚清之宿学文豪也，彼之与人论文，有“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入其门而无人门焉者，入其闺而无人闺焉者”。其于风风、雨雨、衣衣、食食、门门、闺闺等叠用之字，而解之以上一字为实字实用，下一字为实字虚用，则以为发前人所未发，而探得千古文章之秘奥矣。然以文法解之，则上一字为名词，下一字为动词也，此文义当然之事，而宿学文豪有所不知，故强而解之为实字虚用也。又不知理则之学者，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也。如近人所著《文法要略》，其第三章第二节曰：
“本名字者，人物独有之名称，而非其他所公有。如侯方域《王猛论》曰：‘亮始终心乎汉者也；猛始终心乎晋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曰：‘惠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亮与猛虽同为人类，鹄虽同为鸟类，猿虽同为兽类，曰‘亮’、曰‘猛’、曰‘鹄’、曰‘猿’，即为本名；不能人人皆谓之‘亮’、‘猛’，亦不能见鸟即谓之‘鹄’，见兽即谓之‘猿’也，故曰本名字。”
此以亮、猛、鹄、猿视同一律，不待曾涉猎理则学之书者，一见而知其谬。即稍留意于理则之感觉者，亦能知其不当也。世界古今人类，只有一亮一猛其人者耳，而世界古今之鸟兽，岂独一鹄一猿耶？此不待辨而明也。然著书者何以有此大错？则以中国向来未有理则学之书，而人未惯用其理则之感觉故也。夫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中国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为文，诚有如扬雄所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者矣。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此足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