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塘

我是浙江义乌人，出生在一个叫横塘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回家，听说横塘很快也要旧村改造拆迁了，因为市里准备在那儿建一个大市场，而横塘所处的位置正在规划中的市场的中心。

这些年一说起义乌，大家都知道在哪儿，而且多半接下来的反应就是“义乌有一个大市场”、“义乌很有钱”、“义乌人都是做生意的”、“你们家也是做生意的吧”等等，可谓名扬天下。名气大其实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当年到北京上大学，自我介绍说是来自义乌的时候，同学们大多都不知道义乌在哪儿，有的甚至还说：“一屋（义乌）的？你跟谁一屋的？”弄得人哭笑不得。无奈后来我就干脆说是金华的，因为行政上义乌属于金华地区，而金华火腿已经名声远播。那时候连义乌尚且不为人知，就更不用说我出生的地方横塘了。横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子，印象中也就几百户人家，以金姓和何姓人家为主，离义乌县城五六公里的距离。虽说不远，但以前进趟县城也不很方便，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就先步行几里地走到大路乘公交车才能到。后来村里有人买了拖拉机，赶上他们正好要去城里办事，我们就蹭着搭一段，有时路上碰到了，他们也会主动停下来招呼我们上车。现在当然不一样了，路修得很好，开车十几分钟的事，而且从行政区划上来说，横塘已经被划入城区，原来的乡变成了街道，如果规划中的市场真的开工建设了，这儿就热闹了。

真是一不小心成了城里人了。

拆迁后村子就不在了，我家的老房子也要拆了。从出生到上小学前，我一直生活在老房子里，后来上学了每到周末假期都会回来，直到上大学后父母在城里买了房，回来的时间才渐少。

老房子一半是以前的老宅，都是木结构，据说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老宅大客厅见过一个老式风车，上有清晰的“光绪”字样，看来老宅就算不是光绪年间盖的也有百年历史了。老房子的另一半是后来新修的，虽说算“新”，但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家里有一个小天井，天井中有一口水井，那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们自己凿的，记得还是我敲的第一锤。完全靠手工打了十米深，后来又请人用钢钎往下钻了十米左右，终于见到了一股清泉冒出，大功告成。

以前看书的时候发现一个共同点，即但凡是个村子，村口都有一棵大树，这个规律在横塘居然也应验了。村口有一棵樟树，只是不算很大，另外还有三口池塘，一字横着排开，村子因此得名“横塘”。当年也没有什么起名委员会，所有村子的名字就只能就地取材，约定俗成，叫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正式的名字。旁边还有几个村子叫什么“×××殿后”，或“×××殿口”，想必当年是有一个庙的，而这个村子就在庙旁殿后，就得了这个名字。现在庙是看不见了（但几年前好像信众复建了一个，香火很旺），名字却留了下来。但这些名字毕竟只是口头流传而成，具体用哪几个字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也一直不太关心。这几年生活安定后各地开始修族谱修村志什么的，选用哪几个字就成了件大事，毕竟白纸黑字的，这是正式命名，一定要选一些叫得上口又有高雅寓意的好字。

还好对横塘来说没有选字的问题——一字排开三口池塘：横塘。横塘所得名的三个池塘对村里人的生活却非常重要。记得小时候这三口池塘的水还算清澈，重要的是它们绝对是多功能池塘，洗衣服在这儿，洗菜在这儿，养鱼在这儿，夏天大人小孩洗澡还在这儿。而且大家对三口池塘的分工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比如靠村东头的这口池塘种满了莲藕（因此得名“荷叶塘”）；靠中间的这口塘名为“中心塘”（多形象！），它最大也最重要，洗菜洗衣服都在这儿；村西头的那口池塘叫“里横塘”，想来一定是住在村东头的人抢到了命名权，把西头的池塘叫做“里面的”塘了。在荷叶塘旁有一口水井，大家在塘里洗完衣服洗完菜后都会在这儿用井水再淘一遍。

小时候我没少在这几个池塘里玩，比如在这儿“自学成材”学会了游泳，泳姿当然主要是“狗刨式”了。最喜欢的姿势是把头潜入水中，侧身，两只手并拢一起滑水，游得飞快，后来听说“蛙泳”之类的才是正确的游泳姿势时，我还有很长时间转不过弯来，觉得没有狗刨来得快。

当然水中的活动远不止于此。南方人喜欢吃螺蛳，尤其是在夏天，螺蛳绝对是一道上等好菜。关键是这道菜不用花钱买，也不用种，只需在池塘里“摸”来即可。摸螺蛳也是我喜欢的水上运动之一，经常拿着一个盆就出去了，把水盆往水上一放，憋着一口气，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在水里眼睛是不睁的，一是觉得水不干净，二是眼睛里进水不舒服。闭着眼睛在水底和岸边石头缝里一通扫荡，最喜欢的是在水底摸到石头，把石头翻过来，通常都能扫出一把螺蛳。有一次扫荡扫到石头缝里居然还摸上来一条鲫鱼，可怜的鲫鱼晚上就变成我的盘中餐了。摸来的螺蛳通常要在盆里放两三天，待它们吐完了泥，水变清了才炒。按本地的吃法，我们总是把螺蛳屁股剪了再炒，吃的时候用筷子一夹放在嘴边一吸就成。小时候的经历让我一直喜欢螺蛳的美味，只是日后每次碰到没剪过的螺蛳要用牙签才能吃到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味道。

后来有一阵子忽然迷上了钓鱼，那时候池塘已经被养鱼人承包了，不让随便钓鱼。好在我要钓的不是大鱼，都是手指粗细的小鱼，养鱼人刚开始还时常溜达过来看看动静，后来觉得小孩子也钓不上来什么大鱼，也就见怪不怪，转移目标了。鱼具纯属自制，有几样材料是要买的：鱼钩、鱼线和铅坠，那时常有“鸡毛换糖”的货郎挑子来村里，买起来也方便。还有两样就要就地取材了：鱼竿和鱼漂。先说鱼竿，见过专业钓鱼人多半是用竹竿，我也就四处寻摸找了根小细竹竿，将鱼线往上一系完事。接下来是鱼漂了，材料也很简单，就是鹅毛杆。每次制作一个新鱼漂，村里的鹅就倒霉了。我总是猛追一气，在鹅还没醒过味儿来的时候一把抓住，用力拔下一根羽毛，把根部剪成若干段，再用针将鱼线穿过，再将铅重配好，鱼具制作成功！后来不知道是得罪鹅过分了，还是鹅也记仇，有一次被鹅追得满处跑，最后还是被狠狠地啄了一下，真是应了这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要钓鱼自然还要有鱼饵，用米糠之类做饵实在太过复杂，简单的是拿着锄头到门口路边随便一掘，必能掘出几条蚯蚓来。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鱼饵问题，鱼儿总是不上钩。我自然不能承认是技术问题，就算承认了也改不了了，一定是鱼饵的问题！换！换什么呢？那会儿是夏天，我居然想到了处处都挥之不去的苍蝇！这事搁现在绝无可能，想想都恶心。可在当时当地也就这样了，没想到鱼儿居然还挺喜欢这一口！每次居然也能钓上几条来，美得我屁颠屁颠的。晚上餐桌上自然是又多了一道菜，只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检查一下鱼的内脏掏干净了没有。

三口池塘之间有两条小路分隔，其中一条还跟我的第一次“离家出走”有关。说离家出走其实有点言过其实了，不过是有一次，忘了是几岁的时候了，应该是我做了什么错事被父亲骂了，我就跑了出去，到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等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人，全家人开始四处寻找，到处喊我的名字，生怕我出了什么意外。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走远（再远我也不敢走了），就蹲在“荷叶塘”和“中心塘”中间的小路上。他们的叫喊声我都能听见，但就是不敢答应，还是一个同村的路过时看见我蹲在路上，纳闷怎么天都黑了这儿还蹲个人呢，一看，“这不是小军吗？你们家人在叫你你怎么不回家啊？”不由分说一把把我拉起来带回我家了。第一次的“离家出走”就这样收场，现在只记得这些了，忘了回去后挨没挨揍。前几年回老家的时候，我还专门回到那条小路拍了张照，以示留念，只是当年的小路已经变了模样了。

在老家还有过一次疑似被蛇咬的经历，大概在我还是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着几个村里的大人去隔壁村看电影，走的时候还是傍晚，等电影看完回来已是深夜。回村的时候要经过长长的田埂路，田埂路本来就不宽，但为了提高用地效率，农民多会在自家田地旁的田埂路边种上黄豆绿豆什么的，夏天正是叶子长得茂盛的时候，走在路上基本看不见地面，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那时候正是夏天，我穿着短裤凉鞋，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脚趾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也没太在意，接着往前走就回家了。到家后倒头就睡，一宿睡得倒是挺香，只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脚上胀疼得厉害，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脚已经肿得像个馒头，下不了地了。

家里人一看也慌了，问我发生了什么，我说就记得昨晚回家的时候在路上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大家说不会是被蛇咬了吧。

事不宜迟，当天下午母亲就决定背着我去看大夫，家里有一个亲戚懂草药，母亲决定先上他那儿看看。在炙热的太阳下走了很长时间，母亲满头大汗地背着我终于到了亲戚家。他看完我脚上的伤后倒不显得怎么紧张，给我放了放血，然后敷了敷自制的草药膏，临走的时候又配了点草药，说回家接着泡接着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亲戚医术高明，回家后不久脚上的肿真的退了。

我是真的被蛇咬了还是被什么毒刺扎了？这个疑问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但不管是什么，没出危险就是万幸。

都说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这就是我出生长大的村子，我不知道这样的经历是怎样影响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但我知道这种影响一直都在。

村里的三口池塘陪伴了我的童年时光，从出生到上学前，我都生活在横塘，直到有一天，我还在外面疯玩的时候，外婆忽然出现，拉着我的手说，还瞎玩呢，该收收心了，你都七岁了，要上学了。七岁是虚岁，而第二年虚岁八岁的时候，我真的要上学了。

忽然意识到，我连幼儿园都没有上。

我上小学了

终于要上学了，在八岁的时候，父母把我带到了他们工作的地方：柳青。柳青是一个比横塘大一些的村子，父母都在那儿教书，父亲教初中，母亲教小学。

现在每次和父母说起我读小学的日子，他们都会说我上小学那会儿还是特别贪玩，但奇怪的是就这么玩着学居然成绩还不错，他们也找不出什么原因，就说一定是因为我再怎么贪玩，上课时的四十五分钟内我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看来是学习效率问题了。

学习的事倒没记得多少，但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交不起学费，曾经捡过糖梗皮，曾立志要当专业乒乓球运动员，打过排球并当过小学校队队员。

还是一件件说吧。

一

先说学费的事。父母都是教师，这在当年就算不错的条件了，双职工，有粮票，每个月还有工资。听起来还不错，但往细了说就会发现没那么梦幻了。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五六十块，还真是上有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下有小——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我。我虽说还小，不太懂大人的事，但也知道父母每个月都在做计划：这个月工资有多少，奖金有多少，哪几处要花钱，要花多少钱，还能剩余多少，或者还亏空多少，如果预算有亏空的话要琢磨从哪儿省出来，恨不得下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下来，每一分钱要花在哪儿就都已经确定，容不得有任何意外。相信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每一位有过这样经历的父母都能当一个合格的精算师，只可惜当时没有这样的职业。

然而就是如此精算，还是有接不上的时候。后来学英语时学到“ to make ends meet ”的说法，觉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好像是四年级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两个 ends 不能 meet 了。开学了，我要交学杂费，记得大概是六块多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家里钱不够，怎么办？

母亲是三年级的班主任，班主任的工作之一是要收班里学生的学杂费，收齐了以后统一上交学校。作为班主任母亲手里有收上来的学费，但那是公款，是要上交学校的。贪污不可能，可我的学费也该交了，还没有出处。想了半天，母亲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她决定和学校打个招呼先从学费里借钱交上我的学费，等到下月自己发了工资再把钱还上。好在时间不长，学校同意了。按说我还小，很多事我都不是很明白，但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

相信在那个年代有无数的父母都遇到过这样的困难，可是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去了。能把紧巴巴的日子过下去，甚至还过出滋味来，这是门艺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很多父母都是过日子的艺术家，只是艺术的流派有所不同，大家过日子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罢了。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社会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买了房子，开上了汽车，我们甚至都忘了以前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其实那样的日子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只是我们赶上好机会，我们有幸经历了变化，见证了变化，参与了变化。对比 70 后、 80 后或是 90 后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每一个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体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谁都不能置身其外，我只是正好出生在 70 年代。

二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供孩子上学，还要尽可能地排除其他一切干扰，绝不是件易事。和所有家长一样，父母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还好，尽管我很贪玩，可成绩还不错，所以尽管他们有时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总算还有成绩保底，没有太多问题。问题是父母除了成绩以外还十分关心过程，学习态度啊，上课是不是认真听讲啊等方面都被列入考察范围。更严重的是，由于父母都是本校教师，我在班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父母耳中，这使我郁闷无比。

最悲惨的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原本不在母亲当班主任的班里，但她的班就在我们班对面，早读时她经常过来看看，看我是不是认真读书了。其实我还是挺享受早读过程的，尤其喜欢“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之类的要求，可能以后对朗诵的热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问题是我总有开小差的时候，结果有一次开着小差被母亲“逮”个正着，被教训一通不说，母亲还决定把我调到她自己的班上，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小学最没“地位”的一年。

母亲对我要求十分严格，不光是在学习上，在和同学相处时更是如此。母亲的原则是我自己孩子在班上绝不能有任何特权，不仅如此，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标准要更高。于是但凡我和同学发生点小矛盾，不管事实如何总是我的错，以至于每次同学都会说“我告诉你妈去”，一听到这句我就老实了。就算是教师子弟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好像是父母两人共同的原则，小学时母亲就当了我一年的班主任，而在初中三年父亲都是我的班主任，他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别指望我们，也别指望别人，靠你自己的成绩说话。

三

每天上学我有两个任务，一是带全家的饭盒到学校食堂，老师及家属都在食堂蒸饭，放学后我再把蒸好的饭带回家。第二个任务是背上一个竹筐，不是采蘑菇，而是捡糖梗皮。

所谓糖梗学名竹蔗，或青皮糖梗，据说是本地区的特产，其实和甘蔗差不多，比甘蔗硬，但更甜。义乌的特产之一是红糖，义乌红糖就是用糖梗所榨的糖水熬制而成的。当然红糖还有二次加工产品，如用红糖加工成糖饼、棒棒糖、芝麻糖、生姜糖等红糖产品。早年间义乌人挑起货郎担，摇起拨浪鼓，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地吆喝“鸡毛换糖”，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扯远了，除了可以用来制作红糖以外，糖梗也是老百姓爱吃的……水果？……营养品？……零食？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描述最为准确，一句话表述就是大家都爱吃，吃完的糖梗皮或渣就随手一扔。当时城市化文明还没有进展到所有垃圾都要进垃圾桶的程度，所以随吃随扔是大家都认可的习惯，这就为我捡糖梗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捡了何用？当燃料。学校食堂管蒸饭，但菜还是要自己做的（买学校食堂的菜太贵了），燃料何来？那会儿好像还没有煤气，有煤油，但太贵。可以烧煤，还是贵。怎么办，来点不用钱的吧，糖梗皮遍地都是，晒干了就是绝好的柴火，不要钱，纯天然！还环保！

可问题是我是教师子弟，父母又都已在柳青教书多年，育人无数，有的甚至两代人都是他们的学生，作为教师子弟的我们大家自然都认识。当时尽管生活都不富裕，但捡糖梗皮的好像也不是很多，而一个当地“名师”的孩子居然在捡糖梗皮！而且还不止是一个人，是两个！——一度是我和哥哥两人同时捡，他一直捡到初中。人们似乎都很不理解，你们不是双职工吗？不是两份工资吗？不是有粮票领吗？和任何时候都一样，局外人永远都不知道局内人真正经历的是什么。要把困难的日子过下去而且还要过出滋味来，真的是艺术家的工作。

父亲好像还颇有些艺术家的感觉。为了鼓励我和哥哥更好地完成捡糖梗皮大业，父亲特意画了一张表，上面画着两个柱形图，分别标注着我和哥哥完成的工作量，谁先到达一定的标准，谁就有奖。奖品是——一根油条！那可是我的最爱，三分钱一根，最喜欢的吃法是把油条撕成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放在咸豆浆里，真是美味啊！虽说奖品中没有豆浆，但光是油条的动力就已相当巨大了。有的时候奖品也会改成烧饼，那是义乌的烧饼，脆脆的，里面是梅干菜肉。不管是油条还是烧饼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吸引。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影响，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吃油条和烧饼，尤其是义乌烧饼，也喜欢把油条泡在咸豆浆里，前一段时间听说有一家豆浆连锁店在北京取消了咸豆浆，我还遗憾了半天。

比赛每天进行着，我每天都关注着父亲用红笔画出的柱形图到哪儿了，渐渐地我就发现每次都是我赢，高兴得不得了。其实我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为我设计的。那时候哥哥已经上初中，年纪大了脸皮薄了就不太好意思再捡了。另外他功课也多，学习也忙，更重要的是，他早就看穿了父亲的“把戏”，一个劲儿地让着我赢。父亲自然知道其中的关系，之所以设计这样一个表格就是为刺激我内心想要赢的那根弦，而我果然很配合地上道了。再到后来，哥哥就不再捡了，我一直捡到小学毕业。离开柳青多年后遇到柳青的熟人，他们都会说起——哦，你就是那个捡糖梗皮的！

四

和其他小孩一样，小学的时候我也最贪玩，一到课间总是第一个冲出去。也许那时候抓特务的电影看多了，心中的偶像就是那些地下工作者，课间游戏时还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地下党了。那时候小朋友之间时兴谁和谁好，谁和谁是一派的，要是谁不和谁好了，换了“派别”了，这个人就会被称作是“叛徒”。作为自封的“地下党”，有时在课间上厕所的路上碰到同一“派”的“同志”，在错身而过的时候还会特意压低声音说一声“谁谁谁已经叛变了”。传递信息倒在其次，我享受的是当“地下党”的这个过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不管什么信息），俨然我已经成了电影中那个英雄一般的人物。不过说归说，放学的时候还是和那个“叛徒”一道儿回家，该干嘛干嘛。

小学期间你追我赶是常有的打闹方式，有时也会有意外发生。

我所在的柳青小学是一个老祠堂改造的，大厅里还有旧时的柱子。柱子本身是木制的，但基座却是石头的。有一次玩疯了，满场乱跑，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左手正好打在了石制基座上，站起来后手疼得抬不起来了：脱臼了！

同学赶紧告诉老师，老师赶紧通知父亲，父亲当天下午就用自行车带着我去看一位据说很有经验的正骨老中医。老中医果然厉害，咔嚓一下就把关节合上了，只是那一下疼得我一通哇哇乱叫直冒虚汗。

敷了点药打上夹板后就回家了，第二天回到学校接着上学。就算有只手受伤了吊在脖子上，但要我待着不动是做不到的，课间还是玩闹，只是加了一份小心而已。

同学间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打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不管你是不是教师子弟了。打架有输有赢，但不管输赢，打架的事一旦被母亲知道，等待我的都是一通数落。输得最惨的一次是和一个男同学打了起来，他用的是男生最不齿的“招数”：用手指抓，结果虽是我把他压在身下，脸却被他抓出一道道血印，至今脸上还留有那时候的印迹。这次“战败”后母亲倒是没怎么说我，只是看见我脸上的惨状后心疼不已，还直担心破相，莫非她知道以后长大了我要当电视主持人不成？

小时候的一大爱好是四处乱窜，上小学前在横塘我几乎去过村里所有人家，上了小学后在柳青还是这样，走一路玩一路。记得有一天是周末，按计划那天下午我们要从学校回家（横塘），结果玩着玩着我忘了我是出来玩的，一个人就往横塘方向走了。走在大路上又突然兴起，自个儿开始玩起闭着眼睛走路的游戏，刚走两步就觉得脚下一空，掉到路旁的田里了，而大路和水田间有一米多高的落差！田里土质松软没摔伤，但我的脸却划伤了。原来大路是水泥砌成的，我摔下来的时候等于是擦着马路边沿来了个自由落体，左侧脸颊温柔地和坚硬的水泥来了次亲密接触。疼得我正想大哭，可发现旁边也没人，博不了同情，只好自己捂着一张血肉模糊的脸继续往家走。

我这边发生了状况，父母和哥哥却是全然不知，他们正在找我呢。该回家了人却不见了踪影，情急之下几个人只能分头寻找，找了半天才听有人说我可能已经自己往家的方向去了。几个人火急火燎地往家赶，果然看见我已到家，正想发作，却发现了我脸上的惨相，一问才知道是路上发生了状况，又是生气又是心疼，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了。

还好这次破相没在脸上留下什么印迹。

五

小学时最爱的运动是乒乓球，其次是排球。乒乓球绝对是全民运动，不光学生爱玩，老师们也喜欢打，关键在于容易上手，场地要求不高，有一张乒乓球台子就成，没有正式的木制台子，水泥的也行，没有网子，中间放一排砖头就可以开战。

课间十五分钟也是要打球的，只是苦于球桌有限，必须要抢，先到先得。每到快下课的时候，大家基本已经不在听老师说什么了，都做好了冲刺的准备，铃声一响，就各自以超音速的架势直奔球台而去，冲到台子前就把整个身子扑在上面，那意思很明显——江山已定，众卿回府吧。奇怪当时我们当中怎么没有出现一个刘翔。

有的老师爱拖个堂，铃声响了也不说下课。等终于能走了，我们冲出去时已经晚了，桌子早已被占，只好站在一旁观战，过一会儿就跟同学商量着说让我玩一盘吧，就一盘，输了就走。头几次同学们都大度地同意了，结果是等上课铃响了我还在庄上（一直没输！）。可惜这种把戏玩了几次之后就不灵了，同学们再也不让了。

一度对打乒乓球喜欢到痴迷的程度，课间打，放学以后还打，总要玩一会儿以后才到食堂把早上拿到那儿蒸的全家的饭拿上回家。

打着打着居然还打出了点名堂，好像是学校要组织一个校队参加一个什么校外的比赛，我竟然被光荣选中（想当年还是有点水平的）。得知被选入校队那天着实兴奋了很长时间，当天放学后就决定去练习——我是校队的！我要认真练习！我要废寝忘食！

那天我真的练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天黑还在练（其实就是玩）。那时应该是看过什么励志的文章，什么“人生能得几回搏”之类的名句一定在脑海中浮现过，要么就是刚学了“废寝忘食”这个词，觉得既然我已经是专业的了（不知道我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就应该认真练习，废寝忘食！废寝忘食！

结果不光我自己忘食了，我还把我每天的重要任务忘了——拿饭回家！那天母亲早早地就把菜做好了，全家就眼巴巴地等着我把饭拿回家好开饭。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快天黑了我还是没见人影，父亲担心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决定亲自来看看，结果发现我居然还在打乒乓球！被臭骂一顿不说，差点还禁止我再打乒乓球。那次比赛最终我还是参加了，只是成绩不怎么样，预赛就被刷下来了，当专业运动员的梦想自然没能继续。

和乒乓球相比，打排球的时间还长了些，离所谓“专业”还近些，因为我不仅被选入校队，还参加了区里和县里的比赛，甚至到后来上大学了，还在系队里混了几天。

不知道是因为我参加这些运动体现了我的运动天赋，还是就因为我嗓门大，有一次我还被指定为校广播操比赛时的领操员。所谓领操员要做的工作不仅要领操，还要喊口令。那是第一次众目睽睽下的表演，心里紧张得要命，不过脸上没怎么表现出来，临开场竟还有种豁出去的感觉。比赛当天由于领操员声音洪亮，全班动作整齐标准，我们班还得了个一等奖。

小学五年的日子基本还是以玩为主，以学为辅，这和一贯认真学习的哥哥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好在我的成绩也还不错，省去很多麻烦。一个人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在小学的时候已经隐然出现了一些迹象，对我来说，打乒乓球和排球培养了我对运动的热爱，但这种喜爱也只是为了享受运动带来的快感，而非为了成为专业运动员（估计和当年“废寝忘食”被废有关）；早读时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偏爱培养了后来对朗诵的喜爱；领操员的经历培养了面对压力时的处理方式，以后各种直播乃至奥运会开幕式只是压力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而捡糖梗皮和母亲借学费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更是影响到了我后来的消费观，甚至还有社会观和价值观。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以上种种关联都是我现在生拉硬拽的结果，小学的我不可能想那么多。

小学毕业了，当时学校还有个通行的做法，所有毕业生的成绩要做排名并向社会张榜公布。公布那天心情忐忑地来到学校操场旁边的空地看结果，就像古时科举考试后看发榜一样。

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第二名季小军。比第一名少了 0.5 分。

还好。

读书人家

村里人提到我们家的时候一般都会说，这是一家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家庭，或曰这是书香门第啊。其实也说不上什么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教初中，母亲教小学。不过在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读过书的人本来就不多，靠读书出来工作的人就更少了。

说起来外公倒是更为难得，外公生于 1911 年，辛亥年老人，上过私塾。在温饱都不能保证的年代，外公能有机会上私塾，说明家里条件还不错，至少也是个小康。只是外公终究没能靠读书有所发展，终其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总归是认得字的，有时我们放学回家，外公会拉住我们问这个字那个字的。他小时候学的是繁体字，很多简体字他是拿不准的。

外婆比外公小三岁，没上过学，在那个年代女学生总是少数。

母亲小时候也上了学，这也不易了，那是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兵荒马乱的，要读书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外公读过私塾，但仍是老思想，认为女儿么认得几个字就行了。外婆不识字，却非常执著地坚持要供母亲继续读书。结果母亲也很给外婆争气，初中毕业后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义乌师范学校。考师范学校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师范学校不要学费，还补贴生活费。就这样，母亲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功劳很大程度上要记在外婆名下，正是在外婆的坚持下，母亲读书读出了名堂。

但家里有个读书人生活压力总是会大。听外婆讲，以前她嫁到横塘时还是薄有一些嫁妆的，什么珍珠翡翠的都有，后来一件件地都没留住，要么卖了，要么当了。这是无奈之举，实为生活所迫。可惜当年没有“寻宝”之类的节目，要是按现在的说法，当年的嫁妆估计也算得上是一件件藏于民间的文物了，不一定值多少钱，但多少是个历史的见证，是个念想。

父亲的条件也好不了哪儿去。爷爷奶奶都不认字，但尽管生活困难，读书的信念却是一如既往的坚定，这是全家人的共识，要通过读书改变生活，改变命运。当各方面基础都不如所愿的时候，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这也是父母亲后来一直灌输给我们的理念。

出于和母亲一样的考虑，父亲初中毕业以后上的是金华师范学校，这样家里负担小些。年轻时候的父亲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毕业后教初中，主教数学，兼教音乐。

不断努力只是想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靠天吃饭的命运，只是想从乡村里走出来，最终我们走出来了，而这是几代人不断奋斗的结果。

靠读书改变命运，这不只是我们一家人的认识，这在当年的义乌几乎已是共识。

尽管条件艰苦，父亲和母亲终于都坚持了下来，他们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可以靠工资维持生活，而我们家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读书人家”。

作为读书人家的孩子，我们的很多习惯还是相当符合人们对“读书人家”的期待的。我和哥哥都喜欢看报纸，这是父亲的影响，所谓关心时事的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那时候家里没有报纸，就到村里的“代销店”里蹭报纸看。从小就开始看书，还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岳飞传》。前一段时间参加电视剧《岳飞》的开机仪式，我还颇有感慨，说起岳飞、岳云、牛皋、杨再兴等人的故事感觉信手拈来，旁人都说这个主持人真敬业，准备真充分，岂不知这是儿时就开始的“准备”了。

真正让全家“名扬全村”的是父亲的另一项技能：书法。全村人都喜欢父亲的毛笔字，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过年都要贴对联，而当年还不流行上商场买对联，通行的做法是，要么自己写，当然写得好坏就两说了，毕竟理论上说，对联一旦贴上去就要贴一年的，写得不好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要么就请村里写得好的人代写，父亲就成了那个代写的人。刚开始也就几个人，慢慢地，名声就传了出去，于是前来求字的人越来越多，再后来就成了规定动作。每到过年的时候，同村人都会拿着一叠红纸来家里，请父亲帮忙。父亲是个热心人，也好个面子，来者不拒，乡里乡亲的也从不收费，同时自己还得准备毛笔和墨汁。每次有人来，父亲都颇有服务意识地问人家要写点什么啊，有的人准备了自己喜欢的句子，而大多数人都说，你看着写吧。每当看见自己的作品被贴在村里村外的门上时，父亲的言语间总不禁流露出一份自豪和成就感。

字写得好，服务态度又好，还不收费，自然是广受欢迎。于是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家里总是热闹非凡，客厅桌上地上铺满了等着晾干的父亲的“墨宝”。为了做好服务工作，父亲还专门买了几本对联书，我和哥哥的工作就是翻书找对联，由此我还一度喜欢看对联书里的传奇故事。

父亲一直想让我和哥哥接班写对联，每到暑假就让我们练习书法，无奈本人实在是悟性不够，定力不够，坐不住，耐性也不够，练了两天就着急：怎么还没有长进啊。经过两个暑假后终于放弃，父母一看，看来不是这块料，也就不再坚持了。

直到现在，村里人见到父亲时还问什么时候还写对联吗，父亲总是说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济了精神也不好了写不了了，言语中多少透露着对我们未能接上班的遗憾。

按户口来说，作为“读书人家”的我们都是“城镇居民户口”，是属于有粮票一族，名下没有耕地，无须下地劳作。而事实上，我们家所有的“城镇居民”一直也没少干农活，并且不是像现在城里人那样偶尔周末去农村玩玩农家乐体验生活，而是真的下地，真的干活。我们一直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们属于“非城镇居民户口”，他们有地。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就是打个下手，比如收割的时候，大人们在打麦打稻，我在旁边帮着递一下，做个二传手。虽说工作简单，但据说我干得不错，以至于别家需要人手的时候，我还被“借调”出去过，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报酬，给我的待遇就是一顿好吃的，外加一瓶汽酒（和汽水差不多，但里面有些酒精成分），再加一通甜言蜜语，说得我红着个脸晕晕乎乎晃晃悠悠地就回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活的技术难度系数也就慢慢从 1.0 增加到了 3.1 了。从拔秧、插秧到割麦、割稻再到打麦、打稻，生产线前期后期工作我还都参与了，外加干旱季节用老式的人工踩水车车水等加演项目。工作后经常听人说希望自己有块田种着，回归自然。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没有体会过当农民干农活的苦，想要陶冶一下调剂一下没有问题，真要天天“回归自然”估计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也就是叶公好龙。而真正吃过苦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会倍加珍惜现在的一切，面对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他们常会感恩。

说到农活我们毕竟还是业余选手，根本就没有入段。看着我们经常起早贪黑，旁人看着纳闷，你们不就是一堆人干着两个人的活儿吗，怎么还累成这样？每每听到这样的问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好吧，自己安慰一下自己吧，我们是读书人家，干这个不是专业的！

作为读书人家，农活儿干得不好，父母好像也不强求，村里人也觉得正常，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主业。但如果在学业上表现不好的话，麻烦就大了，只是这一点直到我上了学都没有完全体会。

作为“读书人家”的孩子，尤其是教师子弟，我们身上多了一份别人没有的压力：更高的期待。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做得好了，人们就会说：难怪啊，人家家长是老师么，懂教育啊。如果做得不好，旁人自然不会说什么，但父母的眼里显然会多一分失望，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压力。

小学的时候，母亲当过我一年的班主任，初中三年我就在父亲的班里，他是班主任。每天晚上他备课，我就坐在对面写作业，偶尔我也出去找其他老师问问题，回来后继续写。父亲教数学，但在家里我很少问父亲问题，他也一直不明白我是没有问题还是不敢问。

还好我的成绩还算符合人们对“读书人家”尤其是教师子弟的期望，一直都是班里前几名。有一次在数学课上，父亲布置了几道有一定难度的几何题让全班做，那天我也是福至心灵，很快就解开了。父亲布置完问题后就低着头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他试探性地问全班有做出来的没有。听得出来，他没有指望谁能那么快，结果刚一抬头见我举手了，就将信将疑地走了过来，直到我把我的解题思路跟他讲了一遍，他才满意地点点头走回讲台。

后来县里组织过一次全县初中的数学竞赛，各个班都推荐了几名同学去参加，我们班有我。做这样的决定对父亲应该是有一定压力的，虽说有举贤不避亲的说法，但在别人看来就有照顾自己孩子的嫌疑。

还好，竞赛的最终结果消除了父亲的压力。同时去参加竞赛的几个人当中，最后只有我获得了奖项，虽说只是个三等奖，但毕竟得奖了，而且是全校唯一一个。

“读书人家”这样的称号对我和父母的无形压力一直都在，在初中如此，后来到高中也是一样。作为激励我更加努力学习的方式之一，家里不断向我灌输“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考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之类的信息。刚开始我也就听着，听得烦了就回应说：“为什么啊？凭什么啊？”

嘴上虽那么说，手上却不敢闲着。在学业无形的压力下，其实已经不需要家人再说什么，所有人似乎都已被架在了一个全自动履带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都在前进着。如果不想到了某些节点的时候（如中考高考之类的）摔得太难看，就只能配合着履带的节奏做好准备。

从中考的结果来看，我准备得还行：我以全校第一名的身份考进了义乌唯一一所省重点中学：义乌中学。

呵呵，我们是“读书人家”嘛。

当民工的日子

高二暑假的时候心血来潮，有一天突然对母亲说我要去打工。

母亲将信将疑，看了我一眼，问道——真的？

打工的意思就是在建筑工地干活，在当地我们叫“做土工”。当时对打工并没什么特别的概念，就知道每天都见很多村里人一大早就骑着车去城里，有人说他们就是去打工的。

做土工是个体力活，辛苦是自然的，但我想试试，除此之外也实在说不出具体原因，只是隐约觉得如果自己能挣出下学期的学费，也算是我长大了吧。尽管那时家里已经不至于付不出我的学费，但也确实不富裕。

再说当时除了干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其他机会可以勤工俭学。

找做土工的机会倒是不难，正好姐夫在当地造纸厂工作，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个他认识的包工头，包工头有一个工程队，负责造纸厂厂区的一些小基建项目，比如铺个路整个下水道什么的。这些工作我应该都能做，再专业的估计我也干不了了。

第一次工作，靠体力挣钱，内心还多少有些小兴奋，不知道打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事情很快就安排妥当，说好了第二天就开始上班，工作时间为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中午有一小时时间吃午饭。

工钱：每天五元。

五元在当时也不多，但这好像是当时的行价。

想了想当时我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是七元，学费大概需要七十元左右。五元，算下来至少是我五天的生活费了。

家住在农村，工地在城里。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还真有点兴奋。

和以往看到的去城里打工的村里人一样，我也骑了一辆自行车，那还是父亲当年工作时买的，据说比我还大一岁。

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直奔工地而去。路程也不远，就四五公里的样子。

工程队果然没什么大工程，就是一些铺路修下水道之类的“小活儿”。虽说都是小活儿，但程序一点儿都不少，都得搬砖、搬水泥、运沙土、和混凝土、拉钢筋、打石块、铺路、清理水沟等等，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和其他熟练工人比起来，我是新手中的新手，属于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低端劳力，更是只能干点体力活儿了。

干了几天活儿下来，脸晒黑了不说，饭量也是大增。第一天按平时四两米饭的量打饭，结果下午没下班就饿了，于是第二天要了五两，还饿；第三天六两，第四天七两，直到第五天要了八两米饭才算是解决肚子问题。虽说下饭的通常只是一个炒冬瓜，而我却吃得异常的香。

到现在我也没有打破一顿八两米饭的纪录。

我们这个队的工友并不多，连我一共四个人，两位年纪大一点，还有一位年纪比我还小，但已经辍学，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想读书了想挣钱，他说看书就头疼，干活累点但头不疼。

说起来这也算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学校外的世界，第一次与陌生人打交道，第一次感受一个行业的艰辛，也是第一次学习为人处世的规则。

有一次我和年纪最小的工友被分配去清理下水道，天气很热，干得累了我们俩就躲在树荫底下乘个凉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就在此时包工头走了过来，看见我们居然没在干活，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我们也只好知趣地回到下水道接着干。

不管你是谁，不管是谁介绍的，拿了钱就得办事啊。

早上骑车上班，晚上五点后骑车回家，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了大概一个星期后，我觉得身体有点扛不住了，于是想休息一天再去。母亲说要不要和工头打个招呼啊，我说不用，我说其他工友都是不打招呼就休息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没看见他们打招呼而已。

第二天我真的没去，太累了。

当时要有电话的话一定会被包工头打爆的。

转天上午我刚到工地就被工头叫到办公室，工头脸上的表情有点好笑。他说你姐夫说了，你要想休息的话必须得提前打个招呼，否则工地上就不好安排工作了，你说是不是啊。

现在想想当时他开除我的心都有，只是碍于姐夫的面子不好发作罢了。也亏他想得出用我姐夫的名义来说这番话。

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其他工友都是打过招呼才休息的，只是他们没跟我打招呼。跟我也打不着啊，我又不是工头。

没看见就以为他们没有打招呼，很白痴的一个想当然，但在这之后总算学会了做任何决定前要先和别人沟通。

又干了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坚持不住了，下学期的学费也将近挣够了，我跟家里说我不想去了。母亲又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她应该早就预见到这一天了。

这次我记住了要和包工头打个招呼。

在那半个月时间里，每天下班回家都觉得腰酸背疼，但第二天早上又得早起，这样的生活我这个高二的学生实在坚持不了几天。

还好我还可以选择，而很多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是全家生活的保障，不管如何艰辛，他们只能选择继续。

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中，只要他们在劳动着，在付出着，都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

十五天的打工我挣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钱，但更重要的是我挣到了一次宝贵的人生经验。

在北京总能看见很多工地上有工人在干活。经过的时候也会在想，在若干年前，我也做过一样的工作。 jCSHhzNOLwhHn/Foa5e1J1/GaH+t7lgsQdj5C/Mo5kko7IB2of9Y2NOQUp5QCF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