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先后取得几个重要战役的胜利：2月2日，持续五个半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宣告结束，苏联红军以四十七万余名士兵阵亡或失踪、六十五万余名士兵受伤的惨重代价全歼了德国的第六集团军；到了8月，苏联再次以人海战术在库尔斯克打败德军，使纳粹德国自此丧失了在东线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军事力量；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组成的联军则在8月17日占领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因之黯然下台。经过这几次战役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终于出现了转机，轴心国在欧洲战场被迫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代表正义的同盟国。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在东线对德国军力的牵制。因为在二战刚开始的时候，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德国军队几乎是天下无敌的，以摧枯拉朽的攻势侵占了几个国家：1939年9月和10月，它只用三十几天就彻底击溃了波兰军队，和苏联瓜分了这个东欧国家；1940年5月，德国军队突施奇计，绕过了法国人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从阿登森林地区入侵法国，仅两个星期英法联军就被打得落荒而逃，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到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同年6月，德国的装甲部队只花四天就占领了巴黎，将法国北部和中部据为己有，并在南部地区设立了由甘为傀儡的菲利普·贝当充任元首的维希政府。英国虽然凭借英吉利海峡的天险避过亡国的厄运，但伦敦、考文垂、伯明翰等重要城市却由于德国空军的轰炸而损失惨重。

但就在英国政府和人民感到自己的国家民族危如累卵的时候，此前两年德国军队所向披靡的威风让阿道夫·希特勒产生了幻觉，从而犯下了重大的战略错误：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单方面撕毁1939年秘密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芬兰等国的军队，悍然发动袭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希特勒以为他可以像侵占法国那样，通过闪电战迅速地消除苏联这个后顾之忧，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英国，完成他一统欧洲的春秋大梦。然而广袤的俄罗斯不是狭小的法国，阴险的斯大林不是软弱的贝当，悍勇的红军更不是浪漫的法军。德国军队尽管在最初几个月连战连胜，甚至在基辅战役围歼了由布琼尼、铁木辛哥、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西南方面军，一路势如破竹地打到莫斯科，但到莫斯科城外却遭到俄罗斯人的顽强抵抗，并在相持三个多月之后被红军的反攻击退。希特勒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以闪电战征服斯大林的意图落空不说，反而让原本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相互猜忌的英国和苏联结成了盟友，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自此暂时放弃对垒，联手扛起了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大旗。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数百万苏联红军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英勇战斗，扭转了二战的局势，而他们用鲜血和骸骨铺下的阶梯也让斯大林的世界声望达到了顶峰。斯大林在1941年第二次被美国的《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人物；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他踌躇满志地与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平起平坐，共同讨论成立取代国际联盟的联合国、处置波兰国土等重要议题，和这两位英美领袖被当时的媒体尊称为世界三巨头。在美国，仅在1943年的《纽约时报》上，提及斯大林的文章就多达1152篇。而在英国，由于苏联红军在东线对纳粹德国的掣肘化解了英国本来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媒体对斯大林更是敬若神明，丝毫不敢有侮慢之语。然而，就在这片歌功颂德的舆论之中，有个叫做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的英国人却始终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作为独裁者的真面目。

1943年其实也是埃里克·布莱尔人生中最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动笔创作一部讽刺斯大林和苏联的小说。时年四十岁的他已经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笔名出版了四部小说和三部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的非虚构作品，但销路都不是太好。

1934年10月，他的处女作《缅甸岁月》在美国出版，印数只有2000册，四个月后库存还有976册；1935年，他把第二部小说《牧师的女儿》卖给英国著名的出版商和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高兰兹，只拿到100英镑的稿酬。他最畅销的作品是《通往维根码头之路》，销售数达到了四万多册，但这是因为高兰兹为这本书印制了特别版本，专门卖给他经营的左派图书俱乐部的会员。总的来说，1943年之前的乔治·奥威尔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写作为他带来了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但并没有让他成为有钱人。

然而乔治·奥威尔并不是为了名利而写作，在后来那篇题为“我为什么写作”的著名文章里，他坦然承认：“自1936年之后，在我所写的严肃作品中，每个句子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创作理念，以及当时英国媒体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神化，让奥威尔觉得“非常有必要让西欧人民看清苏维埃政权的真面目”。于是就在德黑兰会议举行的时候，刚从英国广播公司跳槽到《论坛周刊》担任文学编辑的乔治·奥威尔写起了将会为他赢得巨大声望和财富的《动物农场》。

《动物农场》的情节很简单，它讲述了里甲农场的动物在几头猪的带领下赶跑农场主人琼斯先生、并实现自治的故事。老少校是生活在里甲农场的一头种猪，他认为农场动物的悲惨生活源自人类的暴虐，只要把人类推翻，动物们就能过上美好的日子；在临死前，他号召全体动物起来造反。老少校去世之后，另外两头猪——雪球和拿破仑——继承了他的遗愿，将老少校临死前的讲话改造成一套包括七大纪律的动物主义思想。造反很快取得成功，里甲农场的主人琼斯先生被赶跑了，动物们翻身做了主人，将里甲农场改名为动物农场。由于拥有较高的智力，以雪球和拿破仑为代表的猪担当起领导其他动物的重任，并在牛棚大战中成功地挫败了琼斯先生试图复辟的进攻。随后和拿破仑意见相左的雪球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赶出动物农场，拿破仑变成唯一的领袖。马、奶牛、绵羊、驴、山羊、母鸡、鸭子等动物辛勤劳动，奋力建设代表美好未来的风车。经过几番磨难，风车终于修好，但动物们的生活却始终没有改善，甚至变得越来越差。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拿破仑将农场的木料卖给了瘦田农场的弗里德里克，结果因为收到假币而跟对方发生了战争。动物农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风车却被弗里德里克这伙人炸毁了，只能艰难地再次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大权在握的拿破仑逐渐废除动物主义的七大纪律，通过几场政治运动处决了一些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动物，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威权地位。在小说的结尾，猪不但学会了用两条后腿走路，甚至还跟以狐狸林农场的主人皮尔金顿先生为代表的其他人类农场主把酒言欢，看到这个场景的其他动物则面面相觑，再也分不清猪和人有什么区别。

奥威尔写得很巧妙，他很高明地抓住了苏联早期的关键事件和斯大林的性格特征，并将其不露痕迹地融化到《动物农场》的情节发展和角色中去，所以读者在看这部小说时会强烈地联想到苏联和斯大林。小说中的老少校、雪球和拿破仑分别喻指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无需赘言了，就连三个农场主的象征意义也被烘托得特别明显。琼斯先生“对动物很苛刻”，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的几个帮工既懒惰又不老实，于是田里长满了杂草，各处建筑物的屋顶开始漏水，篱笆无人打理，动物也没有足够的饲料吃”，这象征着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状况。和动物农场相邻的两个农场分别是狐狸林和瘦田，其中狐狸林农场“是个面积很大但无人打理的老式农场，里面灌木丛生，牧场荒芜，篱笆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显然是指庞大的不列颠帝国；狐狸林的主人皮尔金顿身上有着强烈的英国特征：他“是个性格随和的绅士，大部分时间不是在钓鱼就是在打猎，依季节不同而定”。瘦田农场则像德国那样“面积比较小，但打理得很好”，它的主人弗里德里克先生也像德国人那样，“性格强悍又狡猾”。

又比如在《动物农场》第八章，经过动物们长时间的辛勤劳动，农场的风车终于落成，这时：

拿破仑在几条狗和小公鸡的陪同下，亲自下来视察已经落成的工程；他亲口祝贺动物们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宣布风车将被命名为拿破仑风车。

看到这里，熟悉苏联历史的读者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1925年4月，苏联当局以纪念斯大林在俄国内战中保卫察里津、抗击白军的功绩为名，将这座历史悠久的重要城市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勒。再加上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是德国军队，攻打拿破仑风车的是弗里德里克，风车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间的喻体和本体关系就显得特别明朗。奥威尔甚至把在他开始创作这本书时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也写了进去，就是小说结尾那场人与猪之间的酒会。

总而言之，正如英国出版商赫尔伯特·乔纳森·凯普在看完《动物农场》之后写信对奥威尔所说的，“这个寓言完全以苏俄的历史进程及他们的两个独裁者为蓝本，它影射的只能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别的独裁国家”（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08页）。奥威尔通过安排猪来当动物农场的统治阶级，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斯大林的鄙夷和嘲弄，乃至凯普在同一封信里说：“如果寓言里的统治阶级不是猪，那可能还不是太得罪人。我认为让猪来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而俄罗斯人毫无疑问是很敏感的。”（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09页）

如果仅从乔治·奥威尔的家庭出身和以往的作品来看，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他何以对苏联和斯大林持批判的态度。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第八章，奥威尔自述他父母的家庭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每年大概只有300英镑的收入。他早期几部作品都交由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高兰兹出版，而且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来看，他本人也是反感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情工人阶级的。根据2007年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材料，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六处早在1929年起就开始监视奥威尔的活动，把他定义为持有共产主义观点的左派作家。按照常理来说，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态度应该像英国其他左派知识分子那样，是向往和崇敬的。奥威尔为什么会选择在整个英国对斯大林感恩戴德的时候，写下《动物农场》来讽刺他呢？在1947年写下的“《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言”中，奥威尔亲自归纳了三个答案。

首先是他在西班牙内战的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苏联在大清洗运动中的宣传都是虚假的谎言。1936年12月，乔治·奥威尔带着新婚的妻子奔赴加泰罗尼亚参加西班牙内战，并且和厄尼斯特·海明威、维斯坦·休·奥登、巴勃罗·毕加索等左派知识分子一样，投身到支持共和派的战斗中去；不过他加入的不是著名的国际纵队，而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的军队。1937年5月，奥威尔在阿拉贡前线被一个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喉咙，但经治疗之后痊愈了。这时西班牙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西班牙共产党取得了控制权，开始迫害共和军的其他派别。由于奥威尔所在的POUM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坚定的托洛茨基派，所以POUM遭到信奉斯大林主义的西班牙共产党的迫害，奥威尔许多朋友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和法西斯分子勾结）而遭到逮捕甚至处决。西班牙这些大搜捕是跟苏联的大清洗同时发生的，其实是后者的补充。奥威尔夫妇幸免于难，活着逃回了英国，但在1938年11月，西班牙共产党对他实行了缺席审判。而且回到英国之后，奥威尔发现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说法，大多数人都对苏联的宣传深信不疑，所以他在“乌克兰文版序言”中写道：“这段经历是宝贵的客观教训：它让我认识到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有识之士的观点。”

其次，奥威尔认为英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当时对苏联的印象是错误的，苏联实行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已经堕落成极权主义国家。他在这篇序言里说：“自1930年以来，我看很少有证据可以表明苏联正在朝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相反，我吃惊地发现，许多清楚的迹象显示它已经转变成等级森严的社会，那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一样，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他们的权力。”斯大林上台以后苏联发生的情况，比如说大清洗、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审查等，使得“现在的苏联完全不同于它1917年的样子”，但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明白这一点，“部分原因是他们并不想弄明白（例如他们想要相信某个地方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部分原因是他们习惯了相对自由与温和的公共生活，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

最后，身为坚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奥威尔认为英国人对苏联的错误认识已经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伤害，并给英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说：“其实在我看来，那种认为俄罗斯是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人的表现哪怕不尽如人意也必须予以谅解的观念，对正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腐蚀是最厉害的。所以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坚定地相信，打破苏联的神话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想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的话。”

出于这样的动机，乔治·奥威尔在1943年11月底奋笔疾书，足足写了两个多月，在1944年2月完成了这部仅有三万个单词的寓言小说。但和顺利的创作过程相比，《动物农场》的出版经过要曲折得多。

1944年3月19日，奥威尔写信给其经纪人利奥纳德·摩尔，告知对方《动物农场》已经写完，再过几天即可将打印稿寄过去。奥威尔认为高兰兹不可能出版这本批评斯大林的小说，但不妨试着问问看，并建议摩尔联系另外两家出版社。这三家出版社先后拒绝了奥威尔的新作，第四家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起初口头答应出版这部小说，但在咨询过主管新闻审查的信息部之后又变卦了。利奥纳德·摩尔又询问了其他几家出版社，也都得到扫兴的答案。除了纽约的日晷出版社（Dial Press）——该社误以为《动物农场》是给儿童看的故事书，解释说“动物的故事在美国是卖不掉的”——以外，包括著名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在内的其他出版商和编辑的理由都是相同的：出版《动物农场》会冒犯英国的盟友苏联。

这些出版商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1944年正是苏联在欧洲战场上大展神威的时候。这一年的1月27日，被德军封锁872天的列宁格勒终于解围，苏联红军自此对纳粹德国发起猛烈的反扑。在奥威尔寻求出版《动物农场》这段时间，苏联先是在5月解放了克里米亚，又在6月22日彻底击溃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与此同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波兰等国家的部队组成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战，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在8月25日解放了沦陷四年多的巴黎。眼看反法西斯战争就要取得胜利，英国的知识界当然不愿意得罪苏联这个强大的盟友。

当然也不是所有出版商都具有这种可恶的自我审查意识，没有放弃努力的奥威尔在8月29日写信给利奥纳德·摩尔，说他刚见过弗里德里克·约翰·瓦尔伯格，后者是塞克尔和瓦尔伯格出版公司的合伙人，同意在1945年3月出版《动物农场》，并给奥威尔开出100英镑的预付金，其中50英镑会在圣诞节前后就给奥威尔。摩尔在10月与塞克尔和瓦尔伯格出版公司正式签署了合同，但由于该公司规模很小，备用的纸张不够，所以《动物农场》一直拖到1945年8月才出版。

这时二战已经结束，在纳粹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再次陷入了相互的猜忌与提防，横穿欧洲大陆的冷战铁幕随即拉开。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里，出版前屡遭抵制的《动物农场》突然间变得备受欢迎，首印4500册很快卖光，出版方在11月加印了10000册。等到1950年奥威尔去世时，这本书在英国卖掉了大约25500册：考虑到战后英国纸张紧缺的因素，这个销量算得上是相当可观了。更大的成功来自美国，哈尔克特出版公司在1946年推出了《动物农场》，到1950年卖出了将近60万册。

《动物农场》给乔治·奥威尔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但此前穷困拮据的他只又活了四年多，在写出第二部旷世巨著《1984》之后不久，便因肺动脉出血而溘然长逝。奥威尔去世后没几年，北约和华约相继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得益于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1984》变成了西方国家攻击苏联政权的思想武器，数十年间畅销不绝。不过话又说回来，同样被当成思想武器的文学作品有很多，但像《动物农场》和《1984》这样拥有巨大影响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当然是由于奥威尔这两部作品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它们在冷战结束之后依然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追捧，便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按照奥威尔研究专家约翰·罗登（John Rodden）的说法，《动物农场》和《1984》总共被翻译成62种语言，销量超过5000万册，这使得奥威尔的公众声誉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如果以作品对社会的影响作为标准，人们完全可以断言，乔治·奥威尔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但不幸的是，他很可能也是遭受最多误解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

冷战期间，《动物农场》和《1984》在铁幕的西边广受欢迎，但在铁幕的东边却遭到封杀，其实双方都误会了乔治·奥威尔：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反对极权主义的他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反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他是资本主义的朋友。其实奥威尔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为了正确地理解他的政治观点，简单地了解他的生平是很有必要的。

1903年6月25日，乔治·奥威尔出生在印度的比哈尔邦。他的曾祖查尔斯·布莱尔是家境富裕的乡间贵族，在牙买加拥有奴隶种植园，并娶了某个伯爵的女儿为妻。但后来由于家道中落，他的父亲理查德·布莱尔只能在印度内务部的鸦片局充任普通的职员。翌年奥威尔被他的母亲依达·玛贝尔·布莱尔带回英国。

由于家境贫寒，奥威尔的小学是在一所普通的寄宿学校念的。1916年，他在某项全国性的历史知识竞赛中取得第二名的佳绩，从而获得了就读伊顿公学的奖学金。伊顿的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后到大学进修，但奥威尔学习成绩太差，不太可能申请到奖学金，而他的父母又负担不起大学的学费，所以他决定到印度去当警察，并如愿以偿地通过了资格考试。

1922年10月，奥威尔乘坐轮船经苏伊士运河和锡兰，来到当时隶属印度的缅甸。他选择到缅甸当警察，是因为他外婆和几个亲戚生活在缅甸孟邦首府毛淡棉。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第九章，奥威尔回忆了他在缅甸当警察的岁月：“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在印度的英国官员都有感到良心不安的时候。例外的人也是有的，但他们从事的是一些有用的工作，不管英国人在不在印度都需要有人来做的事情，比如说森林管理员、医生或者工程师。但我是警察，也就是说，我就是专制统治的机器。此外，在警察局你能更加仔细地看到大英帝国肮脏的一面……缅甸人并不认可我们的执法，被我们关进监狱的小偷不会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他会认为他自己受到了外国殖民者的迫害。”当了五年警察之后，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不再成为专制统治的一部分”，于是在1927年辞掉职务离开缅甸。

随后几年他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先是在巴黎生活了两年，然后又回到英国。在此期间他当过家庭老师，也在学校教过书，他干过书店老板的助手，也为几家杂志撰写文章，总之是混迹于社会的底层。这段时期也是他的文学生涯的起点，从1930年到1935年，他发表了《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飘扬》等三部小说，以及许多散文、书评，还有记录社会边缘人群生活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奥威尔这些早期作品，诚如约翰·罗西（John Rossi）和约翰·罗登在《乔治·奥威尔剑桥指南》中指出的，充满了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平现象感到很愤怒，但是并没有系统的政治观点。

1936年初，奥威尔的出版商维克多·高兰兹请他去英国北方调查穷人和失业者的生活状况。奥威尔前往曼切斯特的维根码头，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在12月写出了《通往维根码头之路》。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极其出色地描绘了当地工人的劳苦生活，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但第二部分却让持左派立场的高兰兹非常尴尬。奥威尔在第二部分坦诚地回忆了他的成长和政治觉悟过程，并对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要让民众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英国问题的对策，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这种运动吸引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原因。奥威尔认为问题出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这些人和工人阶级是隔绝的，甚至还瞧不起他们。他坚信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克服他们和工人阶级的距离感，他们的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自从写完《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奥威尔便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政治观点和他的性格一样，都是不合群的。在他看来，当年英国其他社会主义者想要的是权力，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他担心这些人掌权之后不会为工人阶级谋取福利。实际上，奥威尔毕生最推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种核心价值：自由和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把乔治·奥威尔视为资本主义的朋友，还是把他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都是对这位伟大作家和社会思想家莫大的误解。

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他生平最后两部作品里，其中《1984》凸现的是他的自由思想，而《动物农场》展示的则是他对平等的看法。从《动物农场》中，我们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平等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经济上的公平。在这部小说的开篇，让老少校痛心疾首的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公平：

人是唯一光消费不生产的生物。他不产奶，他不下蛋，他力气太小拉不动铁犁，他跑得太慢抓不到兔子。然而他却是所有动物的主人。他强迫他们工作，只把最少的劳动成果还给他们充饥，剩下的则统统归他自己所有。我们卖力耕种土地，我们用粪便为它施肥，可是除了身上这张皮，我们却一无所有。

第二层含义是身份上的均等，也就是说，所有人，或者说《动物农场》里面的所有动物，在政治权力上、在人（动物）格上，应该都是均等的。老少校这样描述他对推翻人类的专制统治后的政治构想：

动物不能对同类实行专制统治。无论是孱弱还是强壮、是聪明还是愚蠢，我们都是兄弟。动物不能杀害任何其他动物。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

奥威尔清楚地认识到，平等的这两层意义和专制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首先，经济上的不公平的根源是专制，老少校对里甲农场的动物说：

难道事情还不够清楚吗，各位同志？我们这种生活里的苦难，无不源于人类的专制。只要摆脱人类，我们的劳动成果就将归我们所有。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能变得富裕而自由。

而专制的根源又是身份上的不均等。正如奥威尔本人曾经指出的，《动物农场》的转折点是猪将牛奶和苹果据为己有：

牛奶神秘消失的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牛奶每天都被搅进猪食了。早熟的苹果这时已经红透，果园的草地上掉得满地都是。动物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苹果应该大家平分，可是有一天上头来了命令，要求把掉下来的苹果都捡起来，送到马具间专供那几头猪食用。别的动物对此不无微词，但是没有用。所有猪完全同意这种做法，甚至连雪球和拿破仑也不争执了。

正是从顺利地霸占牛奶和苹果开始，猪才逐渐变得专横而残暴。在此之前，动物农场的生活是很幸福的：

这些动物从来没想到他们的心情会如此畅快。每一口食物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乐，因为那是真正属于他们的食物，是他们为自己生产的，而不是由刻薄的主人施舍给他们的。

但由此以后，由于猪自认为比其他动物高级，而其他动物也不加质疑地认可这种观点，动物农场的动物们就再也没有轻松愉快的日子了——当然，猪和狗除外。古今中外有无数造反或曰革命到头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而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权力变革，根源就在于这种身份上的不均等。乔治·奥威尔用《动物农场》最著名的一句话对这种等级观念做出了最辛辣的讽刺：

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在我看来，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平等思想是最可贵的。经济上的公平并不是平均主义，它意味着有多少付出就应该得到多少回报，或者说想得到多少回报就应该有多少付出。这层平等意义几乎是所有人都接受的。但身份均等的观念，即那种认为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肤色种族、籍贯出身、职位高低、聪明愚笨、美丽丑陋，所有人在权利和人格上都应该是均等的观点，却几乎是所有人都不接受的。不要说当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瞧不起工人阶级，就算是在今天的英国，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太多以铁肩担道义自诩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底层人士时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甚至有不少谬托为奥威尔的隔代知音的人，也顽固地认为脑力劳动者就是比体力劳动者高级。这充分说明出版已经将近八十年的《动物农场》在当前显然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动物农场》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文学上的艺术成就是平庸的。恰恰相反，它的文学成就是很高的。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奥威尔说在创作《动物农场》的时候，他第一次有意地尝试将“政治目标和艺术目标融为一体”。哪怕依照最严苛的文学评论标准，他的尝试也是非常成功的。这部小说的语言平实、生动而准确，完全没有任何陈腔滥调，堪称文学写作的典范。而在叙事技巧上，《动物农场》的成就也是惊人的：它仅用三万个单词就翔实地再现了苏联从1917年到1943年的主要历史进程和政治斗争。简单地说，这部小说具备所有不朽寓言故事的特质：语言凝练生动，叙事扼要清晰，而意蕴又极其丰富和深远。

也许有人会问，《动物农场》已经有许多汉译本，我为什么要另行翻译呢？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因为我很喜欢乔治·奥威尔。自从上个世纪末《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走红以来，有许多人喜欢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赞美他们崇拜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奥威尔是真正担得起这十个字的评价的。他曾是高高在上的殖民者，却憎恶帝国主义；他有着高尚的文学志向，却不排斥在世俗看来十分卑贱的粗活；他是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却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刻的同情和尊重；他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却拒绝加入任何党派组织，从不迷信任何权威。当全世界都把斯大林当作英明领袖、认为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了其独裁者的真面目，并且勇敢地宣称：

从差不多十年前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政权是十分邪恶的，我认为我有权利这么说，尽管苏联现在是我们的盟国，尽管我也希望英国和苏联能打胜仗。（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19页）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并不谋求成为权威。他所追求的是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主见和表达这些主见的自由：

在我看来，等到我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广为接受。但这有什么用呢？用一种正统思想取代另一种正统思想并不是进步。我想要反对的是那种留声机的心态，那种正在播什么唱片就只听什么唱片的做法。（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18页）

总之对我个人来说，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向往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的乔治·奥威尔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第二个原因是，在我看来，现行各种汉译本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常见的对《动物农场》的解读——大多数人只看到它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讽刺和鞭挞，却看不到乔治·奥威尔用心良苦的建议。实际上，这部寓言式小说与其说是声讨极权的檄文，不如说是推崇平等的颂歌。只有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消灭各种因权力、财富、知识、长相、智力等因素而产生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只有社会上所有人的权利和人格都得到同等的尊重，真正理想与光明的社会才会到来，真的。

李继宏
2012年2月29日 FIxrOT8ebNpw/e8eCl4LylthiM5v006b34LrHec63t4Vx9Z0p/wzbSFFIFBtOP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