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家庭内部的种种问题

夫妻间扩大的爱情格差

接下来分析“家庭格差”的另一方面。

在日本，目前其实“家庭中的爱情格差”也在扩大，而这也是产生家庭格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日本家庭计划协会于2020年进行的“关于男女生活和意识的调查”中显示，日本婚姻关系中20～49岁夫妻之间的性冷淡现象正在逐年增加，有51.9%的夫妻一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这项调查每隔4年进行一次。与2004年的31.9%相比，没有性爱的夫妻增加了20%。我曾经在欧美等国家也做过多次报告，每次提到其实日本没有性生活的夫妻有很多时，都会被现场听众反问：“那样的话，结婚有什么意义呢？”

另一方面，我个人的印象是，与昭和时代相比，“关系好的夫妻”的比例也在增加。也就是说，“关系好的夫妻”和“关系不好的夫妻”之间的差距也在慢慢变大。

欧美的婚姻基本上是以彼此的爱情为基础而建立的，所以结婚的夫妻如果关系不好的话离婚也不稀奇。我在美国的时候从朋友的学生那里听说，“如果爸爸和妈妈长时间不接吻的话，孩子就已经做好父母将要离婚的准备”，因此欧美的情况是在结婚10～20年后只剩下关系好的夫妻。但是在日本，维持稳定夫妻关系的，不仅是彼此的爱情，还有经济上的稳定、面子、亲朋好友面前的虚荣等因素，另外以“为了孩子”为理由维持婚姻关系的夫妻也不在少数。在拙著《不需要结婚的社会》（朝日新书）中我也说过，即使已经是“关系变差的夫妻”，但只要生活上对彼此有好处，也会继续保持这种关系。特别是年龄越大，丈夫死亡后的“遗属年金”就会越多，为此也有很多夫妻选择不离婚。也有“协议婚”的情况，即双方仅在法律证件上维持婚姻关系，允许双方互相再有新的恋人，这也是为了逃避离婚相关烦琐事宜的一种解决方法。

近些年，我观察发现周围朋友中关系好的夫妻数量确实在增加。与20～30年前的一般婚姻关系相比，现在50～60岁的夫妻经常去旅行，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从早些年开始我就经常去宝冢歌剧院欣赏各种舞台剧和芭蕾舞表演等，30年前歌剧院的观众基本都是女性，而如今可以看到散落在人群中的中老年男性，再仔细一看，旁边都有妻子，可能是在作为歌剧“粉丝”的妻子建议下来观看的。旅行也是同样的道理，30年前夫妻各自与公司的同事或朋友一起去旅行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如今一起享受旅行的中老年夫妻不断增加。比如我有一位公司管理层的亲属，刚过60岁就申请了退休，开始每年一次的夫妻海外旅行。疫情发生之前，就连在要花3个月时间周游世界的游轮上，都挤满了经济阔绰的退休夫妇。还有我的另一位朋友在70岁生日时，也收到了丈夫浪漫地邀请一起去西餐厅吃饭的惊喜。

虽然有上述这样关系很好的夫妻，但也有“几年都不说话的家庭内离婚”型的夫妻，这也是日本的现状。大约20～30年前，日本的退休丈夫被戏称为“潮湿落叶族”，即“每天无所事事，围在妻子身边转，像是被霜打湿，贴在游人衣裤上很难脱落的秋天的落叶一样”，而妻子则和朋友一起参加门球比赛或者兴趣聚会等，当时大多数老年夫妻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状态。而现在，很多夫妻即使上了年纪，也互相恩爱，频繁一起去旅行，并拥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但也有完全失去爱情，只维持形式上婚姻关系的夫妇。而且，还有“家庭内离婚”现象不断增加，处于“家庭分居”状态，进而另寻他欢。也就是说，“夫妻间有多少爱情”的家庭格差也在同步扩大中，这也是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

因疫情而深化的家庭格差

家庭格差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和妻子关系不好的丈夫，在家庭中很容易陷入孤立境地，同时失去孩子们的信任。而且，妻子也不会每天下厨做饭，长期只能订购超市快餐或者靠点外卖度日，健康状态会变差。有一项医学研究报告称，如果每天都能和相爱的人拥抱一次，大脑会自动分泌出一种叫作催产素的爱情激素，有利于健康，但这样的行为在很久以前就很少了。最近，为了赢得这种在爱情格差中处于劣势的男性青睐，各地出现了一些专门针对老年男性的夜总会等风俗产业。

受疫情影响，我认为目前“家庭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是毫无疑问的”。为了预防感染，不仅在日本，全世界都在宣传“居家不外出”的重要性。长期居家自然会增加和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刚才我列举了高龄夫妇的例子，高龄夫妇的爱情差距凸显的重要原因正是退休后丈夫在家的时间增加了。长时间居家后，一直以来潜藏在家庭内部的由交流不畅而引发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我认为疫情影响下，不仅是老年夫妻，年轻夫妇也会存在爱情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

毕竟原来由于外出工作的关系，丈夫从早到晚都在公司，在家庭中和妻子交流的时间很少，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能勉强维持一定的夫妻关系。但在疫情期间，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居家，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也增加了许多，很多妻子认为看见丈夫的脸就会感到烦躁不安。

类似上述已婚女性的内心想法，随便打开电脑在推特上进行搜索，都会出现大量的类似信息。而很多丈夫对妻子积压的不满也会爆发出来，酿成家庭暴力（DV），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同步增加。相信很多人都从新闻上看到了类似夜宵店等场所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这些地方如居酒屋、夜宵馆等是很多家中没地位的男性可以放松解压的宝贵场所，然而这样的地方如今也难以营业了。从妻子的角度来看，之前随时可以和朋友约会、吃饭、聊天，诉说丈夫的种种不是，但疫情以来这样的倾诉机会少了很多，精神上的痛苦无法缓解。长期如此的话，彼此的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些因夫妻关系亲密而感到幸福的伴侣，即使遭遇疫情也能毫无变化地生活下去，但对于没有这种亲密的伴侣来说，疫情可能会成为家庭暴力和离婚的导火索。

这样看来，疫情好像起到了夫妻爱情试纸的重要作用。婚姻本身并不是要求夫妻兴趣爱好和价值观都一样，然而平常没有觉察到的不同价值观，在疫情期间却凸显出来。我认识的朋友中，有一对对于疫情感染持完全不同态度的夫妻，丈夫不在意疫情依旧在外参加聚餐活动，而妻子则十分小心谨慎。结果，即使丈夫回到家中，妻子和孩子也不与他一起吃饭，丈夫要一个人在单间里吃。反之，关系好的夫妇，即使双方对病毒感染持不同意见，遇到分歧也能很好地协商，找到妥协点，并进一步加深对彼此的理解。现实生活中，既有这样相处融洽的夫妇（女性圆桌会议，2021年1月投稿），也有以新冠疫情为导火索即将离婚的夫妇（读卖新闻《人生指南》，2021年2月14日投稿）。

新型家庭暴力

随着这几年结婚数量的减少，日本整体的离婚数量其实也逐渐减少了。在日本，养育孩子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实力。一旦成为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随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育儿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很多家庭即使夫妻双方已经没有了爱情，但为了养育孩子也会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尤其一直是全职主妇的女性，与男性相比，离婚后一边抚养孩子一边从事全职工作会非常困难，所以她们一般不会轻易选择离婚。

资料来源：日本警察厅。

我在内阁府的“男女共同参与会议关于对女性暴力的专门调查会”中担任了约15年专业委员。从最近关于DV的数据倾向（见图1.2.1）来看，前往女性中心等专门机构咨询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是，从程度来看，她们往往尚未达到需要“保护”的地步。

“保护”（多数情况下）是指从丈夫身边逃出来，进入避难所等特定场所生活。目前来看，虽然关于家庭暴力的咨询数量增加了，最后实现“保护”的数量却没有增加。这一事实表明，很多女性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了某种家庭暴力，最终还是会选择和丈夫一起生活。即使平时被丈夫口头谩骂，甚至偶尔被施暴，但考虑到分手后的经济状况，也不得不继续忍受现在的生活。也就是说，家庭暴力中被迫受害的一方不断忍耐，而实施暴力的一方却毫发无损安然生活，这就是现在日本家庭暴力的实际情况。

家庭暴力的加害者几乎都是男性，从丈夫的角度看，他们认为妻子即使逃跑也不可能自己独立生活，因此不断变本加厉。顺便说一下，欧美有多个国家允许DV受害者申请带薪休假，也有很多国家对加害者下达了从家里离开的命令。但在日本，因丈夫不断骚扰甚至追到妻子职场，以此为理由逼迫妻子辞职的情况也不少见。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 近期国家层面也开始认同未来不仅应该保护受害者，同时也要制定惩戒施暴者的相关政策 。我参加的政府工作会议也在讨论今后采取怎样的惩戒机制约束施暴者，迫使其停止家庭暴力乃至离开家庭，但要落实具体的支援政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参照《男女共同参与会议DV专门部会报告书》，2021年）。

以前，我采访过的一位DV受害者女性说：“我想熬到丈夫上了年纪卧床不起的时候，让他感受一下我的痛苦。”这位女性抱着总有一天一定要复仇的强烈憎恨情感，最终没有选择和丈夫离婚。

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就是在日本几乎所有的家庭暴力保护设施中，逃跑的受害者都不能拥有手机。理由是为了屏蔽手机的GPS功能从而阻断加害者知道受害者住所的可能。但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切断位置信息功能，因为现在没有手机的话，就无法找工作。我也在推动改变这个规定，但在日本要想改变一个大家都默认的“规则”非常困难。恐怕有人会担心万一有时忘记关掉定位功能而被加害者发现尾随至保护设施地的话，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不想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因此，很多人认为，政府实际上对进入保护设施的人采取了严格的行动限制，这也是“DV受害者不愿进入保护设施”的主要原因之一（女性进入庇护设施的统计数量见图1.2.2）。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进入家庭暴力保护设施的人的数量非常有限。过去日本躲避家庭暴力的女性会去“缘切寺”，这是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出现的一种合法救赎之道。也就是女性只要逃入指定的尼姑庵并住满三年，就可以自动离婚，丈夫不能再找女性麻烦。但是很多女性最后走上了从事风俗业的道路。如果在夜总会或风俗业工作，女性会得到比普通兼职更好的报酬，也不会被限制生活自由。在这样的场所中，有独立宿舍；有的地方甚至与保育所合作，让即使是有孩子的女性也能安心工作。这样的地方一方面确保了女性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阻隔了实施家庭暴力的丈夫的骚扰，被很多人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地方”。

其实，上述很多女性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服务业道路的社会背景是，选择和什么样的男性成为伴侣，几乎是决定女性会度过怎样人生的重要因素。而男性则未必如此，无论出生在何种家庭，也无论结婚对象是怎样的女性，只要个人有工作能力，就可以赚钱生活。

女性由于要养育子女，很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回到正常工作状态，因此可以说配偶的社会立场、赚钱能力及性格等因素，已经决定女性处于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了。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社会中，是选择和处于“上层”的男性结婚，还是和处于“下层”的男性结婚，人生会截然不同。离婚的情况也一样。与高收入有资产的男性结婚的女性，在丈夫提出离婚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巨额的抚恤金和财产分配。但是，如果是收入少又没有资产的丈夫，不仅没有抚恤金，而且可能连孩子的抚养费都难以得到。我们经常从新闻上可以看到关于男性离婚后不支付抚养费的报道，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经济能力下降乃至无力承担抚养费的男性。

而我们上述提到的夜总会等风俗产业，在日本，从某种意义来说，为无法依靠任何人的女性提供了另外一种经济来源和生活的选择，发挥了某种安全网的作用。即使是单亲妈妈，也能赚钱养家并生活下去。实际上，在日本经济低迷的这20年左右，在夜总会或者酒吧等地打工的学生也并不少见，她们从事的多为没有身体接触的工作。在父母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时薪高的工作打工的学生也在增加。同时，近些年也出现了在“牛郎俱乐部”打工以支付学费的男生。可以看出，年轻人对于风俗业工作的认识，和昭和年代或者平成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连于风俗店的不仅是单身男性，还有为了寻求某种满足感的“无性”家庭中的男性。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风俗店为无法依赖家人的女性和同样没有家人或者家中无地位的男性提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场所。

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上述状况。

2020年9月，我曾参加了政府主办的“男女行动企划会议DV专属会”，其中负责大都市部的行政官员也一并出席。在自由提问环节，有人问道：“听说在大城市的夜总会等地发生了人员聚集感染事件，之后相关门店被要求自肃。我想问一下现在在那里工作的人们是什么状况？”行政官员听完后回答：“目前还没有开展公共援助，但从女性援助的NPO（非营利组织）团体听闻最近接受的来自风俗业女性的求助较多。”

日本全国约有55 000家夜总会。不论是在“牛郎俱乐部”还是在夜总会的餐饮娱乐活动中，由于客人和服务生的距离较近，很容易发生飞沫感染。起初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们，为了生活不得不一边担心被感染一边继续工作。但之后由于夜总会繁华街发生了多起疫情，政府和自治体开始要求晚上店铺停业或缩短营业时间。对于很多无法依赖家庭只能把风俗店作为她们最后的避身之处的女性来说，风俗店的关店或歇业使她们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们无疑会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新冠疫情凸显的战后型家庭僵局

正如上文所述，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既存家庭问题进一步凸显。简言之，这是所谓的“战后型家庭”的尽头。在经济陷入困顿的同时，家庭中的爱情和其他感情也陷入难以解脱的境地。

所谓“战后型家庭”，指的是“二战”后日本普遍存在的一种家庭形态，即“男主外，女主内，共同奋斗实现富足生活”。而且大多数夫妻会在30岁之前结婚，生育2～3个子女，相伴到老迎接晚年。在上述家庭模式下，政府构建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统一了以建立上述家庭为目标会“幸福”的社会意识。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组合，被称为“战后型家庭系统”。

时至今日，这个被大家追崇的家庭系统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角度看似乎都走到了尽头。宏观来看，继续维持战后型家庭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从微观上看，大家也意识到维持战后型家庭也不一定能保证幸福。战后型家庭系统是在“二战”后建立的，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但是，从进入平成年代（1990年前后）开始，这样的家庭系统已经在慢慢崩塌，进入令和年代后，2020年的疫情，成为摧毁战后型家庭系统的最后一击。

进一步从宏观视角来看，1975年左右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社会开始出现结婚率降低，以及相伴的少子化现象。到1989年，人口总生育率降为1.57，震惊全社会，人们开始意识到少子化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仅靠家庭中的男性收入继续过之前的中流生活，似乎已经不现实了。此后整个平成时代都伴随着结婚率的下降与出生率的低迷。原因之一是年轻人收入相对下降、非正规雇佣增加，让家庭无法再如之前那样仅靠男性收入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是，日本的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又是基于“丈夫为正式员工”建立的，从社会意识上希望“结婚对象必须拥有稳定职业”的未婚女性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目前的年轻人中有四分之一选择终身不婚，而结婚的人中又有三分之一曾“离婚一次”。

2019年之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2020年，结婚数急剧减少，次年新生儿数也会大幅减少（见图1.2.3）。我再次感受到，“ 主要靠丈夫的收入维持中流生活的战后型家庭已经走到了尽头 。”

家庭内夫妻之间的爱情也同理，战后型家庭虽说大多数也是以爱情为基础建立的，但在夫妇二人的性别分工下，即使夫妻间的交流不多，也有维持婚姻关系的条件。丈夫挣钱养家是对妻子的一种爱，妻子在后方打理家庭也是对丈夫的一种爱。我把这样的家庭分工称为“爱情的角色分工”。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2019年人口动态统计月报年计（概要）》。

但是，进入平成时代，双职工数量不断增加，丈夫也参与家庭劳动，夫妻就会寻求另外形式的爱情交流。而且由于疫情，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变长，围绕防止疫情感染的交流也必然增加。总之，夫妻之间的问题不能用“像空气一样，什么都不说也能明白”的默契来解决。比起之前注重性别分工，现在的夫妻关系更注重彼此之间真实感情的交流。 pejkRDERKu0P/L13jHguMRUTV0QBx1K5LX9Yc3qKjosFYfXP18cqylgsSOdVlx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