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二十九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了成立博物院，并在“双十节”开幕，时间如此仓促，实在是出于不得已的措施，一天不把这临时机构，变成永久机构，一天便会发生问题。可是筹备的人苦了。虽然事先有了风声早加准备，前后也不过二十多天，要成立多少个陈列室，每个陈列室的地点，都是先要腾空房间，把原有的东西，安置到妥当地方，打扫刷洗，安置陈列柜，然后到各宫去提取展览的东西。提取的时候，要备提单，要算计需要数量，要看看是否赝品，提到之后，又要刷洗、编目、写展览卡片，才能一一陈列起来。这是多么紧张的工作！

十月九日，各展览室居然陈列好了。展览室的分配，前面已然略有叙述，举凡铜器、瓷器、书画、玉器、漆器、象牙、木器、图书、文献之属，通通选提陈列起来。

十月十日的早晨，不到八时，神武门外，已站满了人，九时开门，一拥而入，真是万人空巷，拥挤不堪。吴瀛先生在他写的《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中，记叙他那天到院参观的情形，说：“此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未致漏产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是日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余适以事入宫略迟，中途车不能行者屡，入门乃与眷属及三数友人，被遮断于坤宁宫东夹道至两小时之久，始得前进。”

展览室中的拥挤，更是不堪，想进去的进不去，想出来的也出不来。那天，我被派在外东路的养性殿照料，这里陈列的是大婚图、南巡图等，是画得鲜丽精细，雅俗共赏之物，看的人愈看愈有兴趣，停在那里不走，后面的人陆续拥入，他想走也走不出去了，于是室内拥挤得堵塞在那里。我起初是立在那里，嚷着请靠近门口的人走出去，让后面的人陆续松动，没有人理会，后来我登在凳子上嚷，依然无效，只好听其自然。有一位参观人衣着颜色别致，引我注意，我看他一进门，便被后面的人与前面的人夹在当中，作了“夹馅饼干”的“馅子”，夹了许久，徐徐移动，然后被夹了出去，在室内虽看他时时伸伸脖子，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挨夹一个多小时，又转向其他展览室去了。这种情形的参观人，恐怕不在少数。

这一天，我所照料的展览室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别的地方，也只有把栏杆挤断等小事，真是幸运极了。

这天的下午二时，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典礼，在乾清门开始了，由庄蕴宽先生主席，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先生报告筹备经过，黄郛、王正廷、蔡廷干、鹿钟麟、于右任、袁良等人先后致词，大多数是强调故宫博物院的成立适在国庆日，以后的双十节，便有了国庆与博物院成立的两层纪念。

会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电，说：“北京段执政钧鉴，各部院、各机关、各省督办长、各总司令、各都统、各法团、各报馆钧鉴：本会成立半载有余，竭蹶经营，规模粗具，现已遵照去年政府命令，将故宫博物院全院部署就绪，内分古物、图书两馆，业于本日双十佳节举行开院典礼，观礼者数万人。除该院临时董事会理事会各规程前已正式披露外，特电奉闻，诸希匡翼。临电无任翘企之至。”

博物院的组织，定有临时组织大纲，简单地定有四条，其中第一条是说明博物院成立的根据，是遵照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条例第四条，并执行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七日政府命令。第二条是说明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有“临时董事会”及“临时理事会”，下设古物馆及图书馆，遇必要时得设专门委员会。第三条是说办事细则另定，第四条是组织大纲，遇必要时，得由董事会公决修订。

双十节过后，博物院开放参观的事，便有了新规定。全院的地方很大，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在一天看完，而且照料需人，于是订了分三天开放的办法：

一、每逢星期日、四，开放中路，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御花园及两庑的古物陈列室，这些陈列室包括有铜器、瓷器、玉器、书画等。

二、每逢星期二、五，开放内西路，这一路都是皇族的住所，包括有重华宫、储秀宫、咸福宫、翊坤宫、长春宫、太极殿、养心殿等处，室内原来的陈设，仍然保持旧样，参观人可以从玻璃看到室内的情形。

三、每逢星期三、六，开放外东路，包括有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等处，这些大殿，原来存物不多，稍事搬迁，便可以腾空，就在大殿之内，陈列文献部门的展品，如帝后像、耕织图、大婚图、南巡图、奏折、图书、盔甲等。

参观券的价钱是每张二角。

参观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五时止。四时半就停止售票。售票停止以后过了一会儿，摇铃的人、封门的人就沿线进来了，每一处的参观人走完，就把这地方上锁加封，然后又摇着铃走到第二处，照样加封上锁，一直到出口为止。

院里的组织，虽然有古物馆、图书馆的设立，因为点查工作，仍然在积极进行中，不能马上成立起来。

十五年（1926）一月，故宫博物院知道宫里的军机处档案，在民国三年（1914），由清室移交给国务院后，一直堆在集灵囿，并没有人去整理，而这批档案，极有史料价值，想把它索取回来，加以整理，以为将来编纂国史之用，就致函国务院说：

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军事机密，胥具于是。今境迁事过，无所忌讳，是宜公表于世，以资考证。且此项文件，与宫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往往一档分载两处，或两种记载互相发明，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亦宜汇集一处，加以处理。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敕成书方能流布，其以散帙传者，未之前闻，即已有成书，如《唐二十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除顺治 一朝外，至明多已不传。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如《元丰广案》百卷、《嘉祐御史台记》五十卷、《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至明亦已不传。元代史料见于明初文渊阁书目，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太常集礼稿》百册，《大元通刊》四十五册，至清初亦已不传。以此类推，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何及？查德法等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均移存文献馆，以为编纂国史之用，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一面分类陈列，并可勒成专书，一举两得，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徒供蠹鱼，终归漂没也……

这是一封公函，而多所考据。军机处是在雍正七年（1729）创立的，那时叫做“军机房”，起初设立的目的，只是因内阁距内庭较远，公文传递不便，以后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增加，才改名“军机处”。这个办事地点，在乾清门之西，隔着一个内右门，便是皇帝的住所养心殿，又与乾清宫极近。因为地点接近内廷，办事方便，渐渐地它不但管理军机重事，一切国家大计，也由它总揽，成为一个枢纽。军机处把一切经办文件，登了簿册，谕旨章奏也录了副本，把原件归到内阁去，而一些秘件，与外藩表文，各国照会之属，便直接由军机处保存。所以军机处的档案，与宫中档案是有重要关系的，而他的重要性，实不亚于宫中档。军机处在雍正七年（1729）成立以后，十三年（1735）又停止了；乾隆二年（1737），恢复设立，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才废止。

国务院同意了这项请求，博物院马上派人前往点收、装车，运到神武门外面的大高殿暂存。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搬运时灰尘之大，在屋内几乎看不到人，幸亏每人发了一个口罩，事毕退出之时，口罩上的白纱布，已变成黑色了。

与这一批档案同时接收过来的，还有观海堂藏书一批，这一批书是宜都杨守敬氏的收藏。杨先生在光绪五年（1879），随着何如璋出使日本，那时正是日本维新之时，一切要“新”，这种线装旧书，自然是被淘汰之例，杨先生就在日本收购，运回国来，数量不少，其中有许多是在国内久佚之书。民国四年（1915），杨氏去世，他的遗族把这一批书卖给国家，政府把一部分拨给松坡图书馆，一部分放在集灵囿。国务院移交军机处档给博物院时，这一批书也一并移交了。以后，我就被派在大高殿，编辑这批图书的目录。

两馆的工作，也在逐步筹备起来。首先是古物馆，因为铜器中的“散盘”“嘉量”“宗周钟”等，都是重器，外间想要得它们拓片的很多，由理事马衡先生建议，在点查事务室对面，原来委员会及田园房屋管理处办公的地点，先把传拓铜器的工作开始起来，并调齐念衡、庄尚严、吴玉璋和我，在那里办公，那时我在大高殿编图书目录的事已经结束了。一方面监视传拓，一方面为古物馆的成立做准备。从此之后，我就一直在古物馆工作了。传拓的工作，由北京大学调一位资深的拓工薛先生带领他的两个徒弟办理。过了相当时候，才把馆址迁在西三所。

图书馆的图书部分，是由理事袁同礼先生筹备的，他们选定寿安宫为馆址，与古物馆极近。他们有了馆址之后，便开始到各宫去提取图书，运到寿安宫来编目。

图书馆的文献部分，选定了南三所为馆址，是由理事沈兼士先生筹备的，也开始了整理编目的工作。

点查事务室的人，大部分被各馆调去，好在点查的工作已近尾声，无需那许多人了。

博物院的内部，虽干得很起劲，外界的压力，并不因为博物院是个永久机构而稍歇，于是博物院走进了艰难之路。

十五年（1926）三月十八日，“三·一八”惨案发生，这事本与故宫博物院无关，但是段祺瑞政府，因为早已不满意李煜瀛、易培基两先生在故宫的作风，借此机会指两先生为共产党，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下令通缉。李先生是院里的理事长，既失去自由，院中不能不谋补救之道，就在三月二十六日举行董理事联席会议，讨论应付办法。会中决定推卢永祥、庄蕴宽两先生做维持员，主持院务，这一时期，被称为“维持时期”。

庄蕴宽先生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监察员，又是故宫博物院的董事，对故宫贡献很大，他被推为维持员，是众望所归；卢永祥先生也是院中董事，在康有为倡复辟运动时，康有致庄士敦的信，信中有“唯浙省不为动”的话，那时卢永祥先生是浙江督军，大家认为他不会袒护清室，所以被选了。那时，卢不在京，实际的负责人只是庄先生了。

“维持会”这个名字，就显示了它只是“维持”而已，不会有什么进展，刚一成立，便有两个问题，摆在眼前：一个是经济困难，一个是国民军要调走了，警卫的问题。

经济问题是重要问题，但它是容易解决的问题。院里主张绝对不要政府的资助，便由熊希龄董事介绍，向东方汇理银行借钱，汇理银行因为政府的信用不好，须由庄蕴宽用私人名义，才能拨借。于是由庄先生私人出名，并由当时治安维持会的王士珍、熊希龄、赵尔巽、孙宝琦四先生担保，借到三万元，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参观券的收入，大家计算，可以维持一年了。

第二个问题，倒是头痛的问题。当时的情形，政府方面，总觉得博物院事事自专，不买政府的账；博物院又觉得政府事事掣肘，有袒护清室之意。彼此并不融洽，所以政府方面，借“三·一八”事变，把李、易两先生通缉，其通缉理由虽说是指他们为共产党，而为故宫之事，积怨已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于是用“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使两先生不能在院中发生作用，慢慢地再把故宫的事权夺过来。

现在，国民军就要退出京师了，负责守卫故宫的鹿钟麟队伍，也必须撤走，如果向政府请求调入警卫，是给政府一个侵夺事权的机会；如果自己编卫队，时间上是来不及。最后的决定，还是只有向政府想办法的一途。庄蕴宽先生乃商请内务部调警卫队接防，内务部马上答应了。

十五年（1926）四月五日是博物院的交接日期，也就是警卫方面的换防日期。新任维持会方面的接收人是庄蕴宽先生，旧委员会代表是陈垣先生。内务部长屈映光，欲伸其势力于博物院，就在博物院中大派职员，并以庄孟玉为警卫处处长。陈垣先生对此十分不满，在交代演说时，就说：“今天是本院自练警卫队成立之期。”不平之意，见诸辞色。事后陈先生又向庄蕴宽先生抗争，指责内务部长不应当在院里派员，后来庄先生把内务部所派之员，一律改为顾问，才稍息陈先生之怒；内务部长屈映光也向庄先生抗议，指责陈垣先生不应抹杀借用内务部警卫队的事实，又说自编卫队，当众抹杀人情，令我难堪。经庄先生安慰一番，这事才平安过去。

鹿钟麟总司令，自唱“逼宫”以后，以至成立维持会，这段时间，他不但是守卫着故宫，也非常帮助故宫，例如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间，有人倡议把宫中文渊阁所存的一部四库全书，交给某书局付印，想把这部书运走，清室善后委员会，想在文华殿与文渊阁之间，砌一道墙，把文渊阁与文华殿隔开，圈到这边来，商诸鹿司令，鹿司令马上派工兵一营，连夜砌了起来，以后还设岗监视。他对故宫的帮助，实在不小，所以他们调防的消息传来，大家都觉得是个坏消息。

鹿司令在交卸了守卫之责后，他发出一份通电，历述他的洁己奉公，清白交代的情形。

交接过后，安静了不到二十天，直鲁联军包围故宫，迫令迁让的事又来了。四月二十三日下午，突然有联军军官二人，带着卫兵马弁，乘汽车二辆，到神武门，气势汹汹地要见会里的办事人员，告诉办事人员，明天就要派兵来驻扎，请维持会立刻腾出。说完，就把房屋看了一遍，指定某屋作何用途，某屋住兵多少。会中人员，马上把这事报告了维持员庄蕴宽先生。庄先生听到，立时来会，问明情形之后，赶快到治安会去，把这事告诉王士珍、赵尔巽等，庄先生说：故宫实在愿意有力的人继续负责维持，但是必须先有一番手续，如果不等候交待，强迫来驻军，那末，故宫是历代文物所关，万不能拱手让人。那天，正好是治安会中的元老们在外交大楼替联军将领洗尘，就在席间，当面询问各军长，是否实有其事？他们都说不知道，也许是部下的个人行动，自然要下令禁止。当时京畿警备总司令王翰鸣也在座，也声明要出一布告，严禁神武门故宫驻军，如有军队前往，可电告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与军队接洽禁止。得到了这个结果，故宫同人，也暂时安心了。

二十四日上午，果然有军队开到神武门来。警备司令部派参谋李继舜来到故宫，与他们严重交涉，才开到别处去，当由李参谋手书布告张贴故宫门首，严禁军队驻扎。

安静了四个多月，风波又起来了。

一年多以来，那些清室遗老与民国的无聊政客们，表面上是噤若寒蝉，暗地里无时无刻不在打着如何使宣统回宫的算盘，只以冯玉祥的军队在京，他是主持“逼宫”的人，不敢妄动，冯军撤出京师，以为国民军时代之措施，易于推翻，遂又活动起来，公然以清室内务府名义，致书国务院及吴佩孚氏，谋溥仪之复宫及恢复优待条件，康有为有电致吴佩孚，说：

君之道德，国人钦敬。君忠于曹锟，实因富于感情之故。冯为赤化，君既讨赤，于冯之行为应当纠正。君在清时，亦受有中级军官之职，宣统亦属故主。况民国元年，曾有优待条约之约束，列国咸谓冯倡赤化，落井下石，破坏优待条件，致使吾天子蒙尘。吾公不忘曹氏，正有为之不忘宣统也。应请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与民国制度并不抵触，此事实上之可能……

吴氏接到电后，就回复了一电，是：

冯之行动，实为不合，但今欲推翻此案，将溥氏迎回，与交还故宫，并恢复优待条件，则予将受复辟嫌疑。总之，优待条件既已破坏，如再恢复，则物议必多，只好听其自然而已。日前晤某某二老，均语及此，余亦以此意告之，二老亦甚以为然。

这些事被报纸揭露了，反对之声蜂起。章太炎也致电吴佩孚，认为拒绝还宫，是永绝复辟之祸；而冯玉祥之罪，在后之通俄，不在前此之废溥仪，一是一非，不容牵合。

溥仪还宫之事，虽未成事实，改组故宫博物院的事，却施行了。这次的改组后，是“故宫保管委员会”时期。

十五年（1926）七月十日，国务会议秘密决定，由各部各派一人，做故宫博物院保管员。以后又屡次更改，到了十四日的内阁会议，又正式通过了改组故宫博物院办法，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由国务院聘委员二十一人，这二十一人之中，有遗老，有名流，有清朝的亲贵，有曾任大官的，有议员，还有商人，真是灿然大观。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委员在中海居仁堂开会，选举正副委员长，结果赵尔巽当选委员长，孙宝琦当选副委员长。庄蕴宽先生本也是委员之一，那天并未与会，知道新的委员会已经成立，遂发表一个启事，说：

蕴宽行能无似，辱各方推举，于故宫博物院事，始令监察，继任维持，荏荐年余，幸免罪戾，社会监视之严，同人扶助之切，蕴宽所应为故宫博物院永永致其感谢者也。兹者，政府另有保管委员会之组织，会中诸公多为一时耆硕，前此京师危急之际，尤赖竭力匡扶。今复由维持而入于保管时期，基础益应巩固，举凡院中国宝重器，以至一草一木，愿始终为国人所共同珍护，发扬光大，视听所昭，岂惟蕴宽一人私幸而已。蕴宽惟有慎重交待，以清经手，仔肩脱卸，藉得养疴，其为忭欣，尤难言喻，敢告国人，尚希公鉴。

故宫博物院同人，在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在神武门内委员室集议对付办法，议决要求政府声明三事：一、不发还溥仪；二、不变卖；三、不毁灭。然后由院中组织移交委员会，逐件点交，以清手续。又有人提议发起监督同志会，便于以后随时监督，也经与会人赞同。

八月二日，故宫保管委员会的两位正副委员长去访庄蕴宽先生，说是要去博物院参观，庄先生还通知马衡、吴瀛两先生招待，两先生拒绝了这个工作，只好由庶务招待。两位正副委员长到院，原来不是参观，而是接事，率领多人来院，执行他们正副委员长的职权了，还告诉庶务发请帖，宴请同人，时间定在明日下午，地点是清史馆。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接收方法，倒也别致。

清史馆中的宴会，旧任方面，到时赴约的，只有江瀚、俞同奎、陈垣、吴瀛等四先生。宴毕，由陈垣先生发言，申明必须组织点收、接收两委员会，其余各先生也都有说明，必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未点之前，仍用旧封，由旧会负责，点完之后，再由新会负责。当时赵尔巽先生并未发言，孙宝琦先生说，这事要等待与同人商量后再议。

赵、孙两正副委员长就把这事报告了国务总理杜锡圭，认为逐件清点，过于费时，主张一切用简单办法办理。杜锡圭则认为清点移交，是当然之事，分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的办法，也颇为正当，可以照办。这一下可把赵尔巽气坏了，说：“我偌大年纪，来碰杜锡圭的钉子！我不干了。”他就提出辞职，孙宝琦也联带辞了职。八月七日的阁议虽经挽留，他们仍然无意干下去了。

那些想趁二老荣任正副委员长的机会，弄个一官半职的人，与那些想攀龙附凤的人，都失望了。他们认为这次的事，完全是为旧任坚持清点移交而被破坏，而主张清点移交的，必是在清史馆发言的陈垣先生，这一腔怨气就都出在陈先生身上了，要惩治他来示威。八月八日清晨，陈先生被宪兵司令部逮捕了。陈先生到了司令部，便问何事被捕，司令部里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了何事，只能回答说是奉命办理。到大家把陈先生营救出来时，陈先生不肯离去，一定要问，究竟何事被捕？事后宪兵司令还对人说，陈某太可恶，放了他还不肯走，一定要问为什么捕他。他哪里知道，这正是陈先生的可敬之处，一位学者，岂能无缘无故地任人捉放呢？

新任委员长不到职，旧任维持员已不负责，院务陷于停顿状态。

可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却仍在进行，古物馆不但继续拓铜器的工作，还开始了“金薤留珍”印章的钤印工作。“金薤留珍”是一批秦汉铜印的总名，共有一千多方，都是秦汉的官印、私印。古物馆想把这一批印钤成印谱出售，共钤二十四部，由马衡、王提、唐醉石、吴瀛等四先生任钤盖工作，我与吴玉璋先生就便把这些方印编了目。历时三个多月，才告完成。图书馆的图书文献两部分，也都在进行编目工作。

到九月二十二日杜锡圭内阁辞职，故宫保管委员会也就胎死腹中。

故宫博物院久已无人负责，乃由汪大燮、熊希龄、颜惠庆、庄蕴宽等人，计划邀请一时名流学者，发起维持会，合力维护。在十五年（1926）十月十三日那天，由汪大燮、颜惠庆、熊希龄、庄蕴宽四先生具名，在欧美同学会宴客，商讨此事。出席的人对于成立维持会，都没有异议，并商定由汪大燮、颜惠庆、江瀚、王宠惠、庄蕴宽、熊希龄、范源濂具名致函国务院请其同意，原函于十月十四日发出，原文是：

查故宫博物院储藏历代重宝，关系我国文物，异常重要。前此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并继续成立故宫博物院董理事会，先后进行，一年有余，前月政府复有保管委员会之设立，旋以正副委员长同时辞职，致会务因以停顿。曩者，蕴宽以情势所迫，勉力维持，瞬逾半载，才辁任重，陨越时虞，而兹事体大，断非独力所能久支。大燮等或任博物院董事，或为保管会委员，自应共筹妥策，暂资维持。当经集议拟由本院前后同人商请各方名流暂行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集合群力，赓续负责典守。一俟有正式机关成立，此会即行解散，用特附具维持会同人名单，函请贵院查酌见复为荷。

函去之后，经国务会议决议交内、教两部接洽后再定。十月二十二日，两部在北海董事会宴客，商议此事，与会之人不多，席间虽谈及此事，终不及谈风月的话为多，席终莫明其妙而散，以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十二月一日，又传有王琦派宪兵逮捕庄蕴宽先生的消息，庄宅附近，断绝交通，看守电话，形势非常严重。幸有女仆乘隙逃出报信，大家才各方营救，问到卫戍司令部，他们根本不知此事，不过，他们也认为此事严重，急电请示正在天津的张作霖总司令，张听了大怒，问：“这是谁干的事？马上解围。”原来是有人设法激怒了张宗昌，而由张宗昌命令王琦干的。事后虽由王琦亲往谢罪，当时之军阀横行，真是令人发指。

维持会的发起人，见政府对于此事，毫无反应，只好自己筹备起来，决定在十二月九日，自动成立，通过了维持会的暂行简章，并推江瀚为会长，庄蕴宽、王宠惠为副会长。并将暂行简章及会员名单函内务部备案。

十六年（1927）一月八日举行第一次常务会，便讨论一个难办的问题是大元帅府交议的“清室要求发还寿皇殿清代帝后像”一案。寿皇殿在神武门对面景山的背后，原来是供奉帝后像的所在，房屋年久失修，多处渗漏，故宫博物院恐怕帝后像毁损，才把各像一起运入宫中。现在清室要求发还，有人认为这是大元帅府同意的，不能不遵办，而大多数人认为不可，激烈反对，后来由警察总监陈兴亚解释，所谓发还者，是仍旧送还寿皇殿，不是交与溥仪，各委员认为寿皇殿也是故宫博物院保管的一个地方，事实上与未交还是一样的，也就同意了。

其次的问题，便是院中经费拮据，如何疗穷的问题，院中本来想处分永和宫银锭、金砂以及茶叶等销耗品，并已经会议通过，接近实行的阶段，不想警察总监陈兴亚送来一信，说：“故宫处分银锭物品事，当道不甚明了，请缓办。”解穷之路又断了。于是发生了两件事：

一、各处供应物品，不能按期发放，引起了驻守宪兵的误会，一位庶务员上班时，驻守宪兵请他过去，刚一进门，不问三七二十一，便按倒地上，打了一顿军棍，说是管教管教他，看看还敢不敢不发煤炭？同人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全体职员开会，要求惩凶、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种事件。

二、同人生活艰苦，开会商议，推派代表，向会长索薪，气势汹汹。会长江瀚，乃宣布辞职。

政府对于院中的艰苦，不但不予以援助，而对院中的压力，却有增无减。下面的两件事，便足证明政府时时刻刻在打击故宫博物院：

一、八月十六日国务会议决议两事：一、清太庙堂子两处，应归内务部坛庙管理处保管。二、前清军机处档案，存大高殿者，应归国务院保管。同人认为太庙堂子两处可以放弃；军机处档案，与宫中档案，有互相发明引证的价值，是文献中宝贵资料，不能不争。于是声述理由，要求等到整理完毕，再行移交。函去之后，不但不准缓交，反而加上一句：与上次一同移交之观海堂藏书，也要一并交还。院中除了托人疏通一下之外，并未再理会这事，也就没有人再催问了。

二、八月二十三日阁议，又通过了查办故宫博物院案，派内长沈瑞麟，农长刘尚清澈查之后，拟具办法听候核夺。这二长遵命来视察，他们不但没有查出有什么弊端，反而对院中章制的完备，保管的缜密，大为赞许，向招待的人说：“外间咒诅诸君的人很多，说故宫中许多闲话，今天才知道这都是诬告，诸君任劳任怨的精神，极可佩服。”所谓“澈查”之事，也不了了之。

最后，他们还是把故宫改组了，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这是故宫博物院的第四次改组。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王士珍先生，副委员长是王式通和袁金铠，两馆负责人都是旧人，一切依旧有成规办理，院中比较安定。不过，为时仅七个月，到十七年（1928）六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就结束了。 UDsM0H71n+dhXkYLU8ieH4MSzYxZ0cOYbksjAlruc/VBu92GBXbbwfwW7zno1Q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