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思想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显然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仅在生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人物。也许，弗洛伊德本人和由他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能够招来如此猛烈的批评和攻击，能够吸引这么多关注和兴趣，本身就表明精神分析学是一股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具有某种内在生命力的文化思潮。对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事实，简单地采取避而不谈的鸵鸟战术和嗤之以鼻的阿Q精神，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敢于正视这一事实，敢于批判地接受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对于建设健康而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积极的进取性和鲜明的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恐怕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和思想准备。

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弗洛伊德本人，还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内在矛盾。揭示这些矛盾，对于正确认识弗洛伊德和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主义的挑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就是其杰出人物不断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阿德勒、荣格、兰克、赖希、霍妮、沙利文、弗洛姆、罗洛·梅等人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偏离和背叛，一方面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壮大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当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弗洛伊德学派（The New Freudian School）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做的批判和修正。而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中坚人物之一，其著作和思想显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卡伦·霍妮（Karen），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祖先是犹太人，父亲本来是一位挪威船长，后改入德国籍，并创办了一家轮船公司。霍妮从小随父亲在海上漂泊，因而培养起热情而勇敢的性格，她对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始终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她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霍妮只身远赴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并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她的入门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柏林和德国开始心理分析治疗和开创精神分析运动的人，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而霍妮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霍妮1913年获医学学位，1917年完成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新技术》，1920年，她已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人物。1932年，霍妮因不堪忍受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而移居美国。在美国，由于接触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长期的思考，霍妮于193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与批判。此后，她进一步在一系列问题上偏离正统精神分析学，这种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同行们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1941年，霍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她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的资格，整个纽约精神分析界宣布与她决裂。然而霍妮毫不畏惧，紧接着发起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这个协会的名称表明了她决心把这门仍然属于年轻的新科学继续推向前进。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力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发展的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图从生物学的角度确定某种普遍人性。但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却证明了并不存在所谓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等，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经形成。

在本书中，霍妮反复强调：“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学。”“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他做出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乃是精神分析——由于它一成不变、亦步亦趋地追随弗洛伊德开辟的理论路线——尽管表面上似乎具有无穷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靠滥用一大堆深奥难解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装点门面的主要原因。”霍妮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尖锐，无怪乎那些恪守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的人要把她视为异端而加以驱逐。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霍妮对神经症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她认为神经症虽然是一个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具备特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神经症患者，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内心才充满了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

在本书中，霍妮运用精神分析的某些基本原理，深刻地指出，神经症患者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一方面，他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所有这些病态倾向，固然源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但更多地却源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这些冲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内部，从这一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霍妮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说”，而且实际上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文化上的，乃至社会经济上的批判。

霍妮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境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渗透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感染了这一病毒。”这一批判，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著名批判。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感、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因此，焦虑是霍妮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这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焦虑和恐惧，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正是从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着眼，霍妮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内在矛盾，这些无法调和的文化冲突渗透到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冲突。霍妮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与仁爱，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二是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的许诺与他实际受到的局限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使他依违不决、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动辄得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真正的自我始终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连串虚幻的、不真实的追求和幻想来代替其真实的自我。

焦虑的概念使霍妮把精神分析与社会批判相关联，从而使她的思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而在她晚期的著作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则是异化概念。所谓异化，在霍妮看来，乃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在这种状态中，不仅个人的价值标准，而且他的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指导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觉都转嫁给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这种虚假形象是他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缓和他的基本焦虑的，其作用在于使他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而他真实的自我则被视为一个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压抑。一种内在的麻木使他泯灭了真正的感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Identity）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当霍妮的神经症概念日趋成熟后，她不再简单地把神经症视为各种病态倾向的冲突，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在异化中达到最后顶点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病态倾向始终反对着健康的倾向。

总之，霍妮通过对精神障碍和心理变态的深刻洞察，发现神经症远不是什么源于生物本能（例如性本能、死亡本能）的失调，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种文化冲突以焦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内在动力，它们支配着整个人格，最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霍妮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条件，一如既往地迫使个人放弃其真正的本质，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尽管人身上先天地具有一种不断进化的建设性努力，具有努力实现其内在潜能的趋势，但在现存的文化条件下，这些价值和潜能却得不到实现。在今天的社会中，如果人要生存，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总比人格的全面崩溃强。这就是说，由于大大超出个人控制之外的社会条件，神经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霍妮认为，个人要想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伐来实行社会改造，而主要应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达到人格的重建。

通过以上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霍妮作为一名医生和心理学家，无论对西方社会做了多么尖锐的批判，最终却并不主张诉诸革命以解决现代人的困境。她更多地仍是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使个人适应外界的治疗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无怪乎有的评论家总结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最大胆、最直率地反对正统精神分析保守倾向的人，到头来却仍然接受了心理治疗最传统的应用。”

霍妮于1952年12月4日在纽约逝世。她的重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年）、《自我分析》（1942年）、《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年）、《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年），以及她死后，由她的门生编辑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年）。她的基本思想，在本书中皆可初见端倪，而本书对神经症人格种种心态的精彩而透辟的分析，对一般读者来说更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

冯川
于四川大学 fj9Gbm9SHrxHnl8HA4snl9Av8bQCylTEfFocP9cFt1+6LhJ3FVWUND88eKtPJg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