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头一个礼拜天，一条脑门上长着块白斑的灰狗在市场里错综的窄道上横冲直撞，先是打翻了卖油炸食品的桌子，接着把印第安人的货摊和卖彩票的棚子撞得稀烂，最后又顺道咬伤了沿路碰上的四个人。三个是黑奴，另一个就是万圣护佑的谢尔娃·玛利亚，她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的独生女，那天她带着一个混血女佣去买一串她十二岁生日庆祝会用的铃铛。

虽说事先叮嘱过她们不要走到商街的门廊外面去，可是那女佣被黑奴交易港口的吵闹声吸引住了，那里正在卖最后一批几内亚来的奴隶，她不顾一切地走到了客西马尼城郊的吊桥那儿。近一个礼拜以来，人们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期盼着加的斯黑奴公司的这条船，因为上面莫名其妙地死了许多人。为了掩饰，他们把尸体扔进大海，却连块石头也不绑，清晨海水一退潮，肿胀而变了形的尸体就都漂到了海滩上，泛出一种奇怪的紫色。船在港湾外抛了锚，因为人们担心这是某种非洲瘟疫的苗头，直到后来才弄清楚，那是由于吃了不新鲜的肉而食物中毒。

那条狗穿过市场的时候，剩下的“货物”已经卖完了，由于“货物”的身体状况极差没卖上好价钱，这会儿卖主正试图仅凭一件奇货挽回损失。这是一个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女奴，身高七拃半，身上涂抹的不是惯常的商业用油，而是甘蔗炼成的糖浆。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人见了都心荡神移。她的鼻子又细又长，头圆圆的，两眼微微斜着，一口牙齿整整齐齐，又阴差阳错地长了一副罗马角斗士的身材。在围场里他们没往她身上打烙印，也没有报出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而是把她当作一件尤物出售。市长没还价，且一次性付清，花的钱是和她等重的黄金。

野狗们或是把猫追得满世界乱跑，或是同秃鹫为了争夺大街上的一块肉而打得不可开交，顺便咬伤个把人，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尤其是在去波托韦罗赶集的帆船队路过此地时人多货杂的日子里。一天当中有四五个人被咬，谁都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像谢尔娃·玛利亚这样左脚踝上被咬了一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那女佣并没在意。她自己用柠檬和硫黄给小女孩涂了涂伤口，又把她衬裙上的血迹洗干净，接着大家满脑子想的便都是这孩子十二岁生日的喜庆事了。

女孩的母亲贝尔纳达·卡布雷拉，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没有封号的妻子，这天一大早她喝下了一服大剂量泻药：七颗锑片外加一杯玫瑰糖水。她本是一个粗野的梅斯蒂索 女人，出身于一个人们所谓的“柜台贵族”家庭；她风流成性，贪得无厌，凡事爱热闹，胃口大得堪比一支军队。然而，不过几年时间，因为贪吃发酵蜂蜜和可可饼，她便美貌不再。一双酷似吉卜赛人的黑眼睛变得黯淡无光，那股机灵劲儿也不见了，下面便血，上面吐胆汁，从前美人鱼般的曼妙身材变得十分臃肿，皮肤蜡黄蜡黄的，活像一具停放了三天的死尸，而且放起屁来又响又臭，连猎犬都会被吓跑。她足不出户，难得走出房间时要么赤身露体，要么披一袭哔叽布长袍，里面什么也不穿，看起来比一丝不挂还要赤裸。

陪谢尔娃·玛利亚出去的女佣回来时，贝尔纳达已经狂泻了七次，女佣没对她提起被狗咬的事情，倒是讲起了港口那儿卖女奴惹的风波。“要是真像大家说的那么美，可能是个阿比西尼亚女人。”贝尔纳达说道。可就算是示巴女王，她觉得也不可能有人会花和她等重的黄金去买。

“他们说的恐怕是金比索吧。”她说。

“不，”他们跟她说得很明白，“是花了和那个黑女人一样重的黄金。”

“一个七拃高的女奴至少得有一百二十磅重吧，”贝尔纳达说，“一个女人，黑的也好白的也罢，怎么也值不了一百二十磅黄金吧，除非她能屙出钻石来。”

论起买卖奴隶，谁也比不上她精明，她知道，如果市长真的买下了那个阿比西尼亚女人，绝不是为了让她做点什么侍奉厨房之类高尚营生。她正这么想着，突然听见了第一阵笛号声和节庆的鞭炮声，紧跟着笼子里的几只猎犬一阵狂吠。她走了出去，来到橘园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杜埃尼亚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二世兼达连的领主，此时正在橘园里两棵柑橘树之间的吊床上午睡，也听到了乐声。他长相苦巴巴的，好逞能，因为梦见被蝙蝠吸了血，此刻脸色惨白。在家里走动的时候他总穿件贝都因人那种带风帽的外衣，头上戴顶托莱多圆帽，更使他显出一副无依无靠的样子。看见太太完全赤裸着身子，他抢先开了口：

“这是什么音乐？”

“不知道，”她答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侯爵也不知道，他应该是真的感到十分不安才会这样问妻子的，而妻子这会儿的苦胆也一定是舒缓了许多，答话时没有丝毫挖苦的口气。侯爵心事重重地从吊床上坐了起来，这时鞭炮声又响了。

“老天爷，”他大叫一声，“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座府邸旁边是一家叫作“神圣牧者”的女疯人院。关在那里的女病人被乐声和鞭炮声惊动了，纷纷跑上朝向橘园的露台，为每一响鞭炮声鼓掌欢呼。侯爵大声问她们是哪儿这么热闹，她们的回答使他恍然大悟。今天是十二月七号，圣安布罗斯主教日，奴隶们的院子里响起的乐声和鞭炮声是为谢尔娃·玛利亚庆生的。侯爵用手掌拍了一下脑门。

“没错没错，”他说，“她过几岁生日？”

“十二岁。”贝尔纳达答道。

“她才十二岁吗？”说着侯爵又在吊床上躺了下来，“这日子过得太慢了！”

这座府邸直到本世纪初还一直是本城的骄傲，现在已经破败了，阴森森的，空空荡荡，很多东西胡乱放置着，一副随时要搬家的模样。厅堂里棋盘似的方格大理石地面尚保存完好，几盏水晶灯的吊坠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厚厚的石灰石墙壁和多年的封闭使得那些仍住着人的房间一年四季都凉凉快快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十二月的微风会带着哨音从缝隙里吹进来。如今，这里的一切都笼罩在邋遢带来的压抑和阴暗之中。当年侯爵一世威严高傲的表征如今只剩下五条守夜的凶猛猎犬。

奴隶们的院子里吵吵嚷嚷，正在为谢尔娃·玛利亚庆祝生日，在老侯爵的年代，这里曾是一个城中之城。到了他的继承人这一代，在贝尔纳达在马阿特斯榨糖厂用一只左手便可以掌控奴隶和面粉这两宗不正当生意的年代，也还大体保持了原样，而现在，这一切的辉煌都成了过去。贝尔纳达因为贪得无度已经日薄西山，这院子也缩小成了两间用棕榈叶铺顶的木板棚，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余晖已消耗殆尽。

多明伽·德阿德文托，一个正派的黑女人，直到去世前夜一直用她的铁腕掌控着这个家，她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纽带。这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思维敏捷、洞察一切，谢尔娃·玛利亚就是她带大的。她早已皈依天主教，却没有放弃对约鲁巴教的信仰，她同时信着两个教，没什么规律和准头。她常说自己的灵魂很安宁，因为在一个宗教里找不到的东西，她会在另一个宗教里找到。她也曾是唯一能够在侯爵和他太太之间斡旋调停的人，他们两个人也都有心讨好她。碰见有奴隶躲在空屋子里鸡奸或是互相交换女人干那种事的时候，也只有她能拿起扫帚把他们赶出来。可是自从她死了以后，奴隶们为了躲避正午的炎热，就都从木板棚里逃了出来，随便找个角落往地上一躺，时不时从大锅里抠下点锅巴什么的吃吃，或是躲在过道里的凉快地方玩玩马库科牌或者响片之类的游戏。在那个受压迫的世界里，谁都没有自由，除了谢尔娃·玛利亚：只有她有，她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才有自由。于是，那里就成了她庆生的地方，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有她真正的家人。

在如此喧闹的音乐之中，自家的和其他富贵人家的奴隶欢聚在一起，这样的歌舞场面不可能沉闷。女孩玩得很尽兴，她的舞跳得比非洲人还要欢快潇洒，又能改变嗓音用好几种非洲语言唱歌，模仿鸟鸣和动物的叫声时搞得鸟儿和动物都有点不知所措。按照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去世前的吩咐，最年轻的几个女奴用烟灰给小女孩涂黑了脸，往她受过洗礼的肩上套上了一串又一串萨泰里阿教项链，又把她的头发梳理整齐。那头长发从来没有剪过，要不是每天把辫子盘成好多圈，连走起路来都要碍事。

在相反力量的交叉处，她一点一点长大了。她身上像妈妈的地方极少。相反，她瘦削的身材、无可救药的腼腆、白皙的皮肤、沉郁的蓝眼睛，以及那一头亮闪闪的纯铜色头发，都来自父亲。她一举一动都静悄悄的，无影无形。她的妈妈被她这种奇特的天性吓住了，在她的手腕上挂了串小铃铛，为的是在昏昏暗暗的家里能随时知道她在哪儿。

生日过去两天后，女佣无意间把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的事情告诉了贝尔纳达。贝尔纳达一边用香皂洗她当天第六次热水澡准备上床睡觉，一边把这事想了一下，等走回卧室的时候，她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再想起来已经是第二天的夜里了：猎狗们无缘无故地一直狂吠到天亮，她有点担心它们是不是得了狂犬病。于是，她拿起烛台来到院子里的木棚中，看见谢尔娃·玛利亚躺在油棕榈吊床上睡得正香，那吊床还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留给她的。女佣没告诉她咬在了什么地方，她撩起女孩的袍子，用灯照着，顺着那条麻烦的辫子一点一点地查看女孩的身体，那辫子缠绕在她的身上，活像条狮子的尾巴。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被咬的地方：伤口在左脚踝上，已经结痂，另外，脚后跟上还有几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擦伤。

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狂犬病例既不少有，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最臭名昭著的要数一个小贩那次，他平日里经常带一只养熟了的猴子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那猴子的行为举止和人几乎没什么两样。那畜生在英国人海上围城期间得了狂犬病，往主人脸上咬了一口，逃进附近山里去了。那个倒霉的小贩后来在一次恐怖的发作中被人们乱棒打死，直到很多年以后，母亲们还把这事编成里巷小曲，用来吓唬孩子。小贩死后不到两个礼拜，一群恶魔般的野猕猴大白天从山上下来，祸害了猪圈和鸡栏，又闯进了教堂。它们嚎叫着，嘴上沾满了带血的泡沫，当时人们正在那里为庆祝英国军队失败大唱感恩诗。然而，那些最恐怖的场面并没有被载入历史，因为它们发生在黑人群体当中，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野外围个场子，给被咬的人施一些从非洲传来的魔法，算是治疗。

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教训，在那些一经出现便已无可挽回的症状出现之前，无论白人黑人还是印第安人，谁都不会往狂犬病那儿去想，也不会往其他潜伏期长的疾病去想。贝尔纳达·卡布雷拉依然故我，她想，奴隶们编起故事来总是比基督徒更快更离奇，而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狗咬人事件都可能会损害家族的声誉。她对自己的推断十分自信，就没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丈夫，直到下一个礼拜天，女佣一个人去了趟市场，看见巴旦杏树上挂了条死狗，好让大家都知道这条狗是得狂犬病死的，而女佣一眼便认出了那条狗脑门上的白斑，还有那一身的灰毛，正是咬了谢尔娃·玛利亚的那条。但是贝尔纳达听说了之后还是不以为然。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伤口早已经结痂，那几处擦伤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

十二月的天气一开始不太好，可过了不久，下午的天空就恢复了紫水晶一般的透亮，夜间也刮起了惬意的微风。因为从西班牙传来了好消息，这一年的圣诞节也比往年过得快活。但是这座城市已经没了往昔的模样。主要的奴隶市场已经迁到哈瓦那去了，这边大陆上的矿产主和农场主都更乐意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购买更便宜的走私劳力，这样一来就好像有了两个城市：一个在那些大帆船停泊在港口的六个月里，欢天喜地，熙熙攘攘，另一个在剩下的六个月里，昏昏欲睡，等待着大帆船的归来。

此后再没有听说有狗咬人的事情发生，直到一月初的一天，一个喜欢走街串巷的印第安女人敲响了侯爵家的大门，当时正是神圣的午睡时刻。这女人大家都叫她萨坤达，已经老得不成样子，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棍，赤着脚在大太阳底下行走，一条白床单把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这女人因干些修补处女膜或是打胎之类的营生而臭名远扬，但她也有好名声，那就是她通晓印第安人的各种秘密，能使被宣告不治的人起死回生。

侯爵在门厅里站着接见了她，心里很不高兴，这女人说话慢吞吞的，又爱绕弯子，侯爵费了很大劲儿才弄明白她想要说什么。她兜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还没进入话题，侯爵终于失去了耐心。

“有什么话您就快说吧，别再拐弯抹角了。”侯爵说。

“我们正面临一场狂犬病瘟疫的威胁，”萨坤达说，“圣休伯特是猎人的保护神，也是狂犬病的治愈之神，而我是唯一一个握有他的钥匙的人。”

“我看不出会有什么瘟疫，”侯爵对她说，“没有什么预兆，既没发现彗星又没看到日食，而且据我所知，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让上帝这么关照我们。”

萨坤达告诉侯爵，三月份会有一次日全食，并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十二月第一个礼拜天发生的狗咬人事件。其中，两个人已经失踪了，肯定是家里人把他们藏了起来以便对他们施魔法，第三个人在第二个礼拜发狂犬病死了。还有第四个人，并没有被狗咬，只是沾了些那条狗的唾沫，现在也在圣爱医院里等死。这一个月来，警长已经下令毒死了一百来条野狗，再过一个礼拜，大街小巷不会再有一条活着的狗。

“不管怎么说，我看不出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侯爵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

“第一个被狗咬的就是您的女儿。”萨坤达说。

侯爵回答她的时候无比自信：

“要是真有这事的话，我准会第一个知道。”

他认为女儿平平安安的，假若她身上发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情，他不可能一无所知。所以他果断地结束了会见，回去继续睡他的午觉。

不管怎样，下午他还是去了趟奴仆们的院子找谢尔娃·玛利亚。这孩子脸被抹得漆黑，光着脚，头上缠了条女奴们缠的红头巾，正在帮忙给兔子剥皮。侯爵问她是不是真的被狗咬了，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没有。可这天晚上贝尔纳达向他证实了这事。侯爵有点不知所措，问道：

“那谢尔娃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你就没办法让这孩子说句实话，哪怕是在她大意的时候。”贝尔纳达说。

“看来得做点什么了，”侯爵说，“因为那条狗得了狂犬病。”

“恰恰相反，”贝尔纳达说，“你还不如说，那条狗是因为咬了她才活不了的。出事的时候是十二月，而直到现在这小贱人还活得像一朵花一样。”

他们都继续关注着有关疫情的各种愈演愈烈的议论，两人虽都不大情愿，还是就这个共同的话题又交谈了一次，倒有点像过去他们之间结怨还不太深的时候。对侯爵而言，事情很清楚。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爱这个女儿的，可现在，对狂犬病的恐惧使他不得不承认他为了省心一直在自己骗自己。贝尔纳达正好相反，问都没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她十分清楚地知道，她不爱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也不爱她，她觉得这样很公平。他们之间会因为这女孩产生怨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身上既有这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影子。不管怎样，只要这女孩死得其所，贝尔纳达已经准备好演一出号啕大哭的好戏，表现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的哀伤，以此维护她自己的名誉。

“她怎么死都可以，”她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只要别跟狗的病有关系就成。”

就在这一刻，侯爵仿佛被天火灼痛一样，突然明白了他这一生的意义所在。

“这孩子不会死的，”他坚定地说，“即便真的要死，那也一定是按上帝的意愿死去。”

礼拜二他去了趟位于圣拉匝禄山上的圣爱医院，想去看看萨坤达对他提起过的那个狂犬病人。他没有去想他车上那些吊丧用的皱巴巴的丝绸挽带会给正在孕育中的灾难增添点什么凶兆，因为好多年了，他没什么大事是不出门的，而好多好多年以来，除了丧事就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这座城市浸没在几个世纪之久的荒凉中，尽管如此，影影绰绰地看见这位心神不定的绅士那憔悴的面容和躲闪不定的眼神的人却不在少数；他就这么乘着马车、穿着塔夫绸丧服出了城，穿过田野，朝着圣拉匝禄山驶去。医院里那些躺在砖地上的麻风病人看见他迈着死人一般的步态进来，便上前挡住去路向他讨施舍。就在那间关着长年躁狂的疯子的病房里，一根柱子上拴着那个狂犬病人。

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穆拉托人 ，头发和胡子像棉花一样白。他本来已经半身不遂，可自从得了狂犬病之后，他另外半个身子力量大得出奇，人们不得不把他拴在柱子上，免得他在墙上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他的话没留下丝毫疑问：咬他的正是那条脑门上有白斑的灰狗，也就是咬了谢尔娃·玛利亚的那条。实际上那条狗只是舔了他，不过不是舔在好皮肤上，而是舔在他小腿肚子的一处旧伤上。这个细节没能使侯爵放下心来，他离开了医院，因看见那个人垂死的模样而惊恐万分，他觉得谢尔娃·玛利亚一丝希望也没有了。

顺着山坡回城的路上，他碰见了一个相貌非凡的人，那人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身旁是一匹死马。侯爵吩咐停车，那人站起身来，他这才认出原来是阿布雷农肖·德圣佩雷拉·卡乌医生，他是这座城里最有名气也最有争议的医生。他的长相和棒花纸牌里的国王一模一样，头戴一顶遮阳的宽边草帽，脚下踏着马靴，身披一件自由人的黑斗篷。他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向侯爵问好。

“ 上帝保佑一切正派人。 ”他说。

他的马上坡时一路小跑，下坡时却没能抗住，心脏爆裂累死了。侯爵的车夫奈普图诺打算把那匹马的鞍子卸下来，却被鞍子的主人劝住了。

“我连马都没有了，还要鞍子做什么呢，”他说道，“就让它和那匹马一块儿烂在这里吧。”

车夫费了挺大劲儿才把他孩子般的肥胖身躯弄上车，侯爵格外照顾，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阿布雷农肖还在想他的马。

“好似我这个人死去了一半一样。”

“这世上没有比办一匹马的后事更容易的了。”侯爵对他说。

阿布雷农肖突然来了精神。“这匹马可不一样，”他说，“要是办得到，我会找块圣地把它埋了。”他看了一眼侯爵，想知道他有什么反应，然后接着把话说完：

“十月份它刚满一百周岁。”

“没有任何一匹马能活那么大岁数。”侯爵说。

“但这一点我可以证实。”医生说。

他每个礼拜二到圣爱医院来给那些麻风病人看些麻风病以外的疾病。他是胡安·门德斯·涅托医师的得意门生，后者也是葡萄牙籍犹太人，为了躲避在西班牙的迫害才来到加勒比。阿布雷农肖从他的老师那里继承来的是广行妖术和出言不逊的坏名声，可没有人会去怀疑他的学识。别的医生容忍不了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诊断和异乎寻常的疗法，他也经常为这类事和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他发明过一种药丸，一年只需服一颗，能强身健体、益寿延年，但这药丸在服用的头三天里会引发智力错乱，以致除了他自己没人敢冒险服用它。他以前还常在病人床头弹奏竖琴，为的是用某些特意创作的曲子使病人镇静下来。他从不做外科手术，因为他一向认为那都是骗子和剃头匠们搞的低劣把戏，而他骇人听闻的本领是预测病人死亡的日期和钟点。然而，好名声也罢，坏名声也罢，都是建立在同一件事情上的：据说，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人出面否认，他曾让一个死人起死回生。

尽管见多识广，阿布雷农肖还是被那个狂犬病人的情况震撼了。“人的身体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受这样的罪的。”他说。他这番详尽而富有感情的评论，侯爵没敢漏掉一个字，等到他无话可讲了，侯爵才开了口。

“能为这个可怜人做点什么吗？”他问道。

“只能把他杀了。”阿布雷农肖答道。

侯爵看了他一眼，心中惊恐万分。

“如果是善良的基督徒，我们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医生无动于衷地继续说道，“您别担心，先生：这世上善良的基督徒还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多一些。”

其实，他指的是住在城郊和乡村的各种肤色的贫苦基督徒，他们确实有胆量在得了狂犬病的家人的饭菜里下毒，好让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不要太过吓人。上世纪末，发生过一次全家人一块儿喝下毒汤的事件，因为谁都没有勇气单独毒死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人们都以为我们这些当医生的对发生的这一类事情一无所知，”阿布雷农肖总结道，“其实不然，可问题是要支持这样做我们又缺乏道德权威。于是只能反其道而行，对那些垂死之人做一些您刚才看见的那种事。我们把他们交托给圣休伯特，把他们绑在柱子上，让他们受更长时间的苦，死得更惨。”

“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吗？”侯爵问道。

“自打狂犬病首次爆发到现在，就从来没有过什么办法。”医生说。他又谈起一些过于乐观的文章认为狂犬病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并给出了好几种处方：地钱草、朱砂、麝香、水银，以及紫叶花。“净干蠢事儿。”医生说，“事实上是有些人会得这病，另一些人却不会得，于是人们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没得这病的是因为这些药起了作用。”他寻找着侯爵的目光，以确定他仍旧醒着，然后结束了他的谈论：

“您为什么对这事有这么大兴趣？”

“同情而已。”侯爵撒了谎。

他从车窗向外面看去，下午四点，大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发现燕子已经归来，他心头一紧。还没有起风，泥泞的海滩上，一群孩子正用石头追打一只迷途的鹈鹕。侯爵目送鹈鹕躲闪、飞翔，最后消失在城墙内闪闪发亮的穹顶间。

马车从一座被叫作“半个月亮”的土门进入城里，阿布雷农肖给车夫指着路，马车穿过布满作坊的喧闹城区，往他家驶去。这一路可不容易，奈普图诺已经年过七十，做事没一点主意，还是个近视眼，他更习惯的方式是让马自己顺着认识的路走，因为马比他还认路。当他们终于到了医生家，阿布雷农肖在门口用一句贺拉斯的诗句向他们道别。

“我听不懂拉丁语。”侯爵道歉说。

“您根本就没必要听懂！”医生说。当然，这句话他也是用拉丁语说的。

看样子侯爵是被深深触动了，他回到家中做的第一件事是他平生最怪异的举动。他吩咐奈普图诺去圣拉匝禄山把那匹死马收拾好，葬进一块圣地，第二天一大早，又给阿布雷农肖送去了他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

泻药给贝尔纳达带来的轻松转瞬即逝，接着，为了扑灭五脏六腑里燃烧的火焰，她开始了一日三次的安慰性灌肠，或是一天六回的香皂热水澡，好让神经放松下来。刚结婚时的那种劲头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想当年，她也曾以占卜师般的胸有成竹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成果辉煌，直到那个倒霉的下午，她认识了犹达斯·伊斯卡柳特，从此一蹶不振。

她是在某次集市上的一个围场里偶然看见他的，当时他身上几乎一丝不挂，没有任何保护，徒手在和一只公牛格斗。他看上去那么俊美，那么勇猛，她一见不忘。几天后，在狂欢节的昆比亚舞会上她又遇见了他，那一次她戴着面具，化装成一个女乞丐，身边簇拥着一大群装扮成侯爵夫人、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女奴。犹达斯在一个看客围起的场子中央，跟付他钱的女人跳舞，还有人在焦急等待和他跳舞的女人间维持着秩序。贝尔纳达问他要多少钱。犹达斯一边跳一边回答说：

“半个里亚尔。”

贝尔纳达一把揭下了自己的面具。

“我是问买下你的一辈子要花多少钱。”她说。

犹达斯看出来了，露出的面孔和女乞丐可没多大关系。他推开自己的舞伴，迈着水手般的高傲步伐向她走来，好让她知道他价格不菲。

“五百金比索。”他说。

她用资深评估师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他身材魁梧，皮肤像海豹一样光滑，躯体曲张有致，窄窄的胯部，修长的双腿，两只手温润平和，与他的职业不大相符。贝尔纳达估测道：

“你有八拃高。”

“外加三西班牙寸。”他说。

贝尔纳达让他低下头，以便自己够得着看看他的牙齿，他胳肢窝里的氨气味儿熏得她心荡神移。他的牙齿完整、结实、排列整齐。

“你的主人要是以为会有人出一匹马的价钱把你买下，那他准是疯了。”贝尔纳达说道。

“我是自由之身，我自己卖自己。”他回答道，接着又拿腔拿调地补了一句：“太太。”

“叫侯爵夫人。”她说。

他向她行了一个宫廷式的鞠躬礼，搅得她喘不上气来，最终，她花了要价的一半把他买了下来。“就因为他看上去很舒心。”她是这样解释的。条件是，她尊重他自由人的身份，也给他继续和马戏团的公牛戏耍的时间。她把他安顿在离自己的卧室很近的一个房间里，那儿原来是马夫住的，从第一天晚上起她就脱得一丝不挂，虚掩房门，等候着他的到来，信心满满地以为他一定会不请自来。可是她足足等了两个礼拜，欲火烧身，彻夜难眠。

其实，自打知道了她的身份、看见了府邸内貌，他便立刻保持了仆人的距离。然而，当贝尔纳达不再等候他，插上房门、穿上睡袍睡觉，他却从窗户进了她的房间。他的汗臭味充斥在整个房间里，把她从梦中惊醒。她感到他像人身牛头怪似的喘着粗气，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地寻找着她。压在她身上的躯体火辣辣的，一双捕猎的手抓住了她的领口，把睡袍撕成两半，耳边是他压低的嗓音：“婊子，婊子。”从这个夜晚开始，贝尔纳达明白了：她这辈子再也没有别的渴求了。

她为他发狂。每晚他们一起到城郊去参加烛光舞会，他一身绅士打扮，长礼服加圆礼帽，都是贝尔纳达按他的喜好买给他的，起初她还把自己装扮成各色人物，后来索性就以本来面目示人。她让他浑身披金戴银：金链子、金戒指、金手镯，还给他牙上镶了钻石。当得知他和遇到的每个女人都上床时，她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可最后她认命了，自甘残羹剩饭。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一天里，多明伽·德阿德文托以为贝尔纳达在榨糖厂忙碌，午睡时间进了她的房间，撞见他们一丝不挂，在地上做爱。女奴把手停在了门环上，与其说是被吓住了，不如说看得眼花缭乱。

“别像个死人似的待在那里，”贝尔纳达冲着她大吼，“你要么滚开，要么就过来和我们滚在一起。”

多明伽·德阿德文托走开时用力甩上了房门，贝尔纳达听着就像一记耳光那样响亮。这天晚上，贝尔纳达把她找来，威胁她说，要是她敢把今天看见的事透露半个字，就让她吃不了兜着走。“您别担心，主人，”女奴对她说，“您有权禁止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定照办。”然后她又加了一句：

“可糟糕的是，我心里想什么您没法禁止。”

后来侯爵知道了这事，也假装毫不知情。说到底，他和妻子之间仍旧共有的只有谢尔娃·玛利亚，而他并没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而是当成妻子一个人的女儿。贝尔纳达则对女儿根本不上心。她把这个女儿远远地抛在了脑后，以至于有一回，她在榨糖厂待的时间有点儿长，女孩长个子了，模样也变了，回来后她竟然把她当成了别的女孩。她把女孩叫过来，打量了老半天，又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过活的，可就是没能从女孩嘴里套出哪怕一个字的回答。

“你和你爸一个样，”贝尔纳达对女孩说，“都是怪物。”

侯爵那天从圣爱医院回家后，两人仍保持着各自先前的态度，侯爵向贝尔纳达宣布，他决定用作战式手段掌控家中大权。他的口气是那样强硬，容不得贝尔纳达反驳。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儿的祖母——老侯爵夫人——的卧房归还给孩子，当年是贝尔纳达把女儿从这间卧房赶走，让她去和奴仆们住在一起的。虽然到处都蒙上了一层灰土，这间卧房的辉煌气派却不减当年：帝王级别的大床上闪闪发光的黄铜部件一直被女奴们当成纯金的；蚊帐是用新娘才用的纱幔做成的，各式各样的金银丝带让人眼花缭乱，雪花石洗脸池旁放着数不清的香水瓶，梳妆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色化妆品；尿壶、瓷质痰盂、吐漱口水用的小盅之类物品应有尽有：老太太因患风湿病瘫痪在床，她梦想有朝一日能把这个梦幻般的世界留给自己的女儿，可她从未生育过女儿，又想留给孙女，可到死她也没能见上这个孙女。

女奴们收拾这间卧房的同时，侯爵忙于在家中建立自己的法度。他把躲在拱廊的阴凉里打瞌睡的奴隶们都轰了出去，又吓唬他们说，要是再看见他们在角落里解手，或是关起门来赌钱，就要用鞭子抽他们，还要把他们监禁起来。这些并不是什么新规定。在贝尔纳达掌权、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充当执行官的年月里，这些规定执行得比现在严厉得多，当年侯爵也曾当众得意扬扬地宣扬他那句历史性的名言：“在我的家里，我不用发号施令，只须服从。”可是后来，贝尔纳达深陷于可可之中不能自拔，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又死了，奴隶们便悄悄地钻了空子，先是女人们把孩子带过来帮忙做点小事，后来男人们也都偷起懒来，躲在走廊里乘凉。那时，贝尔纳达被破产的幽灵吓得半死，就让奴隶们上街去自己讨饭吃。在一次危急时刻，她甚至决定，只留三到四人照料家务，其余的一律放出去，但侯爵却不讲理地反对道：

“要是他们一定会饿死，就让他们死在这里好了，总比死在荒郊野外强。”

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后，侯爵不再墨守这些简单的成式。他找来一个既有威望又值得信赖的奴隶，授予他权力，向他下达的严厉指令连贝尔纳达都为之一惊。当天晚上，这座府邸自多明伽·德阿德文托死后第一次显得井然有序，侯爵在女奴的棚屋里找到了谢尔娃·玛利亚，她和五六个年轻的女黑奴一道睡在横七竖八、高高低低的吊床上，侯爵把她们全叫了起来，向她们宣布了新政权的规定。

“从今天起，这个女孩要住在自己家里，”他告诉大家，“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在这个王国里，她只有一个家，那就是白人的家。”

他想把她抱去卧房的时候，女孩一直在反抗，他不得不让她明白这个世界是由男人统治的。到了老祖母的卧房，他给她脱下女奴们穿的粗布衬裙，换上睡衣，女孩始终一言不发。贝尔纳达站在房门口看着他们：侯爵坐在床边，女孩站在他面前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扣眼是新的，侯爵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把扣子扣上。贝尔纳达忍无可忍了。“你们俩怎么不结成两口子呢？”她嘲笑道。侯爵没理她，她又说道：

“到时候产下个土生的女侯爵崽子，长着一双母鸡的脚，卖给马戏团也能挣不少钱呢。”

她也有了些许变化。虽说她的笑声依然疯狂，脸上却少了些尖刻的表情，在她的不知廉耻底下沉淀了些许同情，侯爵却没能察觉。刚觉得她走远了，侯爵便对女孩说道：

“她是个脏女人。”

侯爵觉得女孩闪现了一丝兴趣的火花。“你知道脏女人是什么意思吗？”他问女孩，渴望她能有所回应。谢尔娃·玛利亚没有答话。她听任自己被放倒在床上，听任自己的头被安置在羽毛枕头上，听任还散发着松木箱气味的麻布被单一直拉到她的膝盖处，却看也没看侯爵一眼。侯爵感到心里一阵颤动：

“你睡觉前做祷告吗？”

女孩还是没看侯爵一眼，她蜷起身子——这是在吊床上养成的习惯——连晚安也没说就睡着了。侯爵小心翼翼地把蚊帐拉好，免得蝙蝠在她睡着的时候来吸她的血。已经快十点钟了，因赶走了奴隶而清静了不少的府邸里充斥着女精神病人的吵闹声，让人受不了。

侯爵放出猎犬，它们都像受了惊似的向老祖母的卧房窜去，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围着门缝嗅来嗅去。侯爵用手指挠了挠它们的头，用一则好消息让它们安静了下来：

“是谢尔娃，从今晚起她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疯人院里的女病人们一直唱到夜里两点，侯爵睡得又少又糟糕。鸡叫头遍，侯爵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女孩的房间去，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而是在女奴们的棚屋里。离她最近的那个女奴被叫醒时吃了一惊。

“是她自己跑来的，老爷，”没等侯爵开口问话，她抢先说道，“我连知都不知道。”

侯爵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他问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的时候是谁陪在她身边。她们当中唯一一个穆拉托女奴，叫卡莉达·德尔科布雷的，吓得哆哆嗦嗦地说是她。侯爵叫她别害怕。

“从今往后，你就把自己当成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像她那样照料她。”

侯爵向她说明了她的职责。他提醒她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女孩，要爱护她，理解她，但不要宠惯她。他说他马上会在奴隶们的院子和府邸其余的房子之间修一道带刺的篱笆，最要紧的便是不要让她越过这道篱笆。早上醒来之后，晚上睡觉之前，不等他开口询问，就必须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他。

“做什么，怎么去做，都要想仔细了，”侯爵最后说道，“我的命令执行得好坏，就看你了。”

早上七点，侯爵先把猎犬都关进笼子里，之后便去了阿布雷农肖的家。医生亲自给侯爵开的门，因为他既没有奴隶也没有仆人。侯爵一上来就先表达了歉意。

“这个时候登门造访一定很唐突。”

医生刚刚收到侯爵相赠的马匹，心存感激，诚心诚意地接待了侯爵。他领着他穿过院子，来到一个棚子下，那里过去是个打铁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破烂不堪的炉子。一匹漂亮的两岁大的枣红马因为离开了旧槽，看上去有点躁动不安。阿布雷农肖拍拍马的脸，安抚着它，一面对着马耳朵用拉丁语嘟囔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许诺。

侯爵告诉他，那匹死了的马已经被埋在了圣爱医院的老果园里，那是霍乱时期埋葬有钱人的墓地。阿布雷农肖对侯爵这一特别的善举深表感谢。他们聊天的时候，他注意到侯爵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侯爵承认自己从来没敢骑过马。

“我害怕马，也害怕鸡。”他说。

“真遗憾，人类正是因为缺乏和马的交流才止步不前的，”阿布雷农肖说道，“如果什么时候消除了这种障碍，我们就可以造出半人马来。”

屋内，朝向大海开着两扇窗户，十分明亮，房间的布置显出无可救药的单身汉那种过于讲究的风格。空气里飘散着一股药膏的香味，使人不由得对医药产生一种信任感。写字台上整整齐齐，玻璃柜里满满当当地摆着各种小瓷瓶，上面都贴着拉丁文的标签。他那架治病用的竖琴被弃置于房间的一个角落，上面落了一层金黄色的尘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书籍，好多都是拉丁文的，书脊的装饰精致华美。书要么放在玻璃书橱里和敞开的书架上，要么被很小心地摞在地板上，医生在字纸围成的狭窄通道里穿行自如，如同一头犀牛穿行在玫瑰丛中。看到这么多的书，侯爵有些惊诧。

“所有能知道的知识大概都在这间房子里了吧。”他说。

“书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阿布雷农肖心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都耗在医治别的医生用他们的药治出的病上了。”

医生从那把专属于他的大安乐椅上赶走了一只睡觉的猫，让侯爵坐下，又在他的炼丹炉上煮了一杯草药茶递给侯爵，然后对侯爵大谈特谈他的从医经历，直到发现侯爵对这些事失去了兴趣。确实如此：侯爵突然站起身来，背对医生，从窗口瞭望空旷的大海。最后，还是那样背对着医生，他找到了开口说话的勇气。

“大夫。”他嘟囔道。

阿布雷农肖没预料到他会叫自己。

“嗯？”

“在医生严格保守医疗机密的前提下，我只向您一个人坦白：大家说的都是真的，”侯爵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庄重，“那条疯狗也咬过我的女儿。”

说完他看向医生，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灵魂。

“这事我知道，”医生说，“我猜想这就是您一大早到我这里来的原因。”

“正是如此。”侯爵答道。他把先前就医院里那个被狗咬的人提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这回，阿布雷农肖一改头一天那种粗鲁的回答方式，要求见一见谢尔娃·玛利亚。这正中侯爵下怀。意见一致，马车就等在大门口。

到了府邸，侯爵看见贝尔纳达正独自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一副卖弄风骚的样子，很多年以前他们最后一次做爱时他看见过这样子，如今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房间里弥漫着她的香皂那春天般的芳香气息。她从镜子里看见了侯爵，不动声色地问了句：“我们是什么人物呀，能这样随随便便把马送给别人？”侯爵避而不答，从乱七八糟的床上捡起一件日常穿的长袍，扔在贝尔纳达身上，毫不留情地说道：

“把衣服穿上，医生来了。”

“还是让上帝来救救我吧。”她说。

“不是来给您看病的，虽说您病得也不轻，”侯爵说，“是给孩子看病。”

“对她不会有任何用处的，”她说，“她要么死要么不死：没别的可能了。”可说完她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请的是谁呀？”

“阿布雷农肖。”侯爵告诉她。

贝尔纳达惊骇不已。她宁愿就这样光着身子孤零零地死掉，也不会把自己的名誉交到这样一个伪善的犹太人手中。这人曾是她父母的医生，他们都恨透了他，因为他常常为了吹嘘自己的诊断泄露病人的病情。侯爵站到了她面前。

“尽管您不愿意，而我更不愿意，但您终究是孩子的母亲，”他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神圣的权利，我请求您准许这次检查。”

“我无所谓，你们想干吗就干吗吧，”贝尔纳达说，“就当我死了。”

出乎意料的是，女孩毫不忸怩地接受了对她身体的仔细检查，甚至带着一种观察发条玩具似的好奇。“我们医生看病靠的是两只手。”阿布雷农肖这样对她说。女孩很开心，第一次对他露出了笑容。

女孩的健康状况显然毫无问题，她的神情看着孤苦伶仃，可她的身材十分匀称，布满了若有若无的金黄色茸毛，一副蓓蕾初开的样子。她牙齿齐整，眼睛炯炯有神，两脚沉稳，双手灵巧，每一绺头发都预示着这孩子能长命百岁。她愉快而不容置疑地回答了种种巧妙的问题，不是十分了解她的人根本听不出来她的回答没有一句是实话。直到医生摸到她脚踝下方那处伤口时，她才紧张起来。狡黠的阿布雷农肖抢先问道：

“你跌过跤吗？”

女孩眼睛眨也不眨地回答：

“从秋千上摔下来过。”

医生自言自语地说起了拉丁语。侯爵打断了他：

“请您讲拉迪诺语。”

“这话不是说给您听的，”阿布雷农肖说，“我这是在用中古的拉丁语思考。”

阿布雷农肖的这套把戏让谢尔娃·玛利亚感到很开心，最后他又把耳朵贴在她胸口听诊。女孩的心脏像是受了惊，怦怦乱跳，皮肤上渗出苍白冰冷的汗珠，隐隐散发出洋葱的气味。医生检查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脸颊。

“你很勇敢。”他说。

等到单独和侯爵在一起时，医生对侯爵说，这孩子其实知道那是条疯狗。侯爵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

“她跟您撒了好多谎，”侯爵说，“但并没有提过这件事啊。”

“不是她告诉我的，先生，”医生说，“是她的心告诉我的：她的心跳得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青蛙。”

侯爵细细回味女儿说过的那些令人吃惊的谎话，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有一种做父亲的骄傲。“说不定这孩子以后会成为诗人。”他说。阿布雷农肖不赞同撒谎是一种艺术天分的想法。

“话说得越透亮，才会越有诗意。”他说。

医生唯一无法解释的是女孩的汗水为什么会散发出洋葱味。由于对气味和狂犬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一无所知，他就认为那算不上是什么病症。后来侯爵从卡莉达·德尔科布雷那里得知，谢尔娃·玛利亚悄悄地试过奴隶们的法子，他们让她嚼一种叫刺藤黄的药膏，又脱光她的衣服把她关在洋葱窖里，说这样能抵抗狗的妖术。

阿布雷农肖直言狂犬病的种种细节。“咬的伤口越深，离脑部越近，最初发作起来就越严重，也越快。”他说。他回忆起他过去的一个病人，那人五年之后才死，但不能确定的是，那人会不会后来受过别的感染而自己毫无察觉。很快就结痂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一段无法预知长短的时间之后，伤疤可能会肿胀、溃烂、化脓。临死时的痛苦不堪忍受，可谓生不如死。到了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圣爱医院求助，那里有几个训练有素的塞内加尔人专门对付发了疯的异教徒和中了邪的人。否则，侯爵本人就得承担起责任，把女孩用链子拴在床上，直到她死去。

“在人类已经很漫长的历史上，”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谈论，“还没有哪一个狂犬病患者可以活下来给人讲这些事情。”

侯爵做出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十字架，也不管有多重，他都要扛起来。这女孩要死也得死在自己家里。医生报以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怜悯的眼神。

“从您的角度来说，没有比这更高尚的做法了，先生，”他对侯爵说，“我坚信以您的灵魂所具有的勇气，您一定撑得住。”

他再一次强调说，看上去不是很要紧，受伤部位离危险区域很远，也没有人记得那里出过血。可能性最大的是谢尔娃·玛利亚根本没得狂犬病。

“那这段时间还该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医生说，“为她演奏音乐，给家里放满鲜花，让小鸟唱唱歌，带她去看看大海边的黄昏，为她做一切能使她快乐的事情。”医生告别时在空中挥了挥礼帽，用拉丁语说了句客套话。可这回他出于对侯爵的尊敬把这句话翻译了过来：“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3TdFe2kWYT4iVp6bCAdiCJ+pXOXDjOd4cmiOYixo1901zU6tbrP8bp+obrQUNZ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