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拉德科航空公司115次航班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起飞，延误了一个多小时，马上就要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降落了。左侧，将近七千米的高空中，阿空加瓜山在熠熠的月光下宛若一座钢岬。飞机以吓人的优雅姿态往左偏斜，继而在一阵喑哑的金属噪音中摆正了角度，又袋鼠似的连蹦三次，终于着陆。我，米格尔·利廷，埃尔南和克里斯蒂娜之子，智利电影导演，五千名严禁归国者之一，在流亡海外十二年后，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尽管此时此刻，我仍继续在自己的身体里流亡：我的身份是假的，护照是假的，甚至连妻子也是假的。我的面庞和外貌借由化妆和衣着而改变，甚至几天以后，我的生身母亲也没能在白天将我认出。

世上只有几个人知晓这个秘密，其中之一正与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埃莱娜，一名智利抵抗运动激进分子，年轻而富有魅力，受自己的组织委派，负责与国内地下秘密网络保持联系、安排私下接触和会面、选择恰当碰头地点、评估形势，并保障我们一行的安全。假如我被警方揭穿或失踪，或者超过二十四小时未能实现事先约定的联络，那么，她就得将我秘密潜回智利的情况公之于世，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虽然我俩的身份证件并无关联，但此前还是从马德里一道出发，足迹遍布半个地球的七座机场，俨然一对和睦的夫妻。不过，在这最后一段一个半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决定分开就座，仿佛互不相识一般各自下飞机。她必须在我之后过海关，如此一来，万一我遇上任何麻烦，她好通知地下组织的人。倘若万事顺利，我们就重新扮作一对普通夫妇，从机场出口离开。

我们的目标在纸面上显得简单明了，但实践起来风险巨大：秘密拍摄一部讲述十二年军事独裁统治后智利现状的纪录片。这个想法盘踞于我脑海，是我思量已久的梦想，因为祖国的形象已在乡愁的迷雾中渐渐模糊。而对一个电影人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重返祖国拍摄一部电影，更准确地恢复失落的记忆呢？当智利政府开始公布几批获准回国的流亡者名单时，这个梦想变得更加紧迫了，而我的名字却没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后来情形愈发叫人绝望：又公布了一份严禁入境的五千人名单，我反倒赫然在列。这一拍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纯属偶然。我本已放弃两年多，不敢再奢望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秋天，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圣塞巴斯蒂安。为筹拍一部故事片，我与妻子艾丽和三个孩子已经在这里住了六个月。计划中的影片，就像影史秘闻里许多夭折的影片一样，在开拍前一周就被制片人否决。一时间我不知何去何从。电影节期间，有一次跟朋友们在当地一家著名餐厅共进晚餐时，我又旧梦重提。席间，朋友们饶有兴味地听着，不时穿插议论，他们觉得这个拍摄计划不仅政治意味明显，还能把独裁者皮诺切特不可一世的模样嘲弄一番。但除了将这一夙愿权当流亡者的幻想，没人另作他想。然而午夜时分，当我们沿着老城沉睡的街道散步回家时，此前在餐桌旁几乎未曾发言的意大利制片人卢西亚诺·巴尔杜奇牵住我的胳膊，貌似不经意地把我拽离人群。

“能帮你的人，”他对我说，“正在巴黎等你。”

的确如此。我需要的那人在智利国内抵抗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原先的计划跟我的想法仅有形式上的细微差别。在巴黎穹顶餐厅的社交场上，我与他深谈了四个小时，卢西亚诺·巴尔杜奇也在旁边积极出谋划策。这足以让心底酝酿已久的梦想变为现实，有些地方甚至精确到了细节，而原先，它不过是流亡者在难眠之夜辗转反侧时不切实际的空想。

第一步是向智利派去三支摄制组，为拍摄做基本的准备：一组意大利的，一组法国的，最后一组可来自任一欧洲国家，但须持荷兰证件。所有团队都应合法，持有许可证，并照例获得各国使馆的保护。意大利摄制组最好由一名女记者领队，名目是拍摄一部意大利移民在智利的纪录片，着重于建筑大师华金·托埃斯卡的杰作——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就出自他的设计。法国摄制组应当对外宣称要拍摄一部有关智利地理的生态纪录片。第三支小组则以考察最近发生的几场地震为掩护。任何一组都不该知道还存在另外两支摄制组；任何小组成员也不允许知道实际目标是什么，以及谁是幕后主使，除了每组的负责人。负责人应是自己领域内足够知名的专业人士，有政治修养，能意识到眼前任务的风险。这是最简单的部分了，为了提前布置，我首先对每个小组的所在国来了一趟短途旅行。三支摄制组办妥了审批手续，也签署了合同，早已在智利境内准备就绪，只待我抵达智利的那一晚下达指示。 xdskwTC4iJ9FRQXBCQUH7EwiblpZkyeCx+gr/fmBE/zQg7n+jwDhiAZh3iphwc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