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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只要在马路上看见有人穿着附中的校服,通常会多留意几眼。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高还是矮,好看还是丑。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因为附中的校服本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中学生。

我曾经也幻想过自己在那念书的样子,或者说只是想穿上那身校服,让别人多看自己几眼,享受别人私下的嘀咕和议论——附中的学生,是个好孩子。然后从他们眼里获得赞许和肯定,哪怕我知道自己配不上。

小学毕业后,我爸就把我送进了私立初中,特别省事省心的那种学校,交了学费把孩子往这一放,每学期给四次钱,拿两次成绩单,打两遍孩子,开一次家长会。流程简单,好学易懂,而且这个学校有个特别动人的口号,一切为孩子着想,封闭斩断杂念。家长们也跟着自我感动起来,纷纷把孩子送进去关起来,然后在栅栏外面喊:“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通常这类初中学费都特别昂贵,好像通过花更多的钱,家长们更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孩子付出。我爸把一沓钱放到校长桌子上的时候,校长看都没看我爸一眼,像一个提醒的开头,学校里的一切都跟钱有关,除了食宿费、书本费,还有桌椅板凳费,连考试都要交钱。

有个学生因为没交考试费,被老师拦在了考场外面,所以他那年的成绩垫底,被学校劝退。全校所有人在教学楼里看着那个学生走出校门,在校门口被自己父亲追着打,然后捡自己散落一地的书本。

我问身边的同学,他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解释呢?家里人不听他的解释吗?没有人回答我,楼上所有人都沉默地看着,大伙都觉得像电影回放,这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他们和校门口的学生没什么差别。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身边都是比自己大的学生,老师提问我身后的大个孩子,那孩子答不上来,接着又提问我,我答上了。老师指着我寒碜大个孩子:“你看看人家那张嘴,人家年纪还比你小。”

下课了大个孩子领着自己的同伙把我围在角落里问:“以后还敢答吗?”

我说:“敢答。”

一个巴掌打下来,“还答吗?”

我说:“答。”

开始我占不到便宜,后来打架多了,大个孩子们也会吃亏,反倒经常挨我揍。

打了几次以后老师问:“他们怎么不找别人,偏找你呢?”

我答不上来,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像受了委屈,酝酿了一个孤独的开始。

然后老师又问:“下次还打架吗?”

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打。”

老师摇摇头,让家长来一趟。我爸出车了,我爷爷来见老师,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打架,好像所有人站在世界的另一边,没给我解释的机会。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一个人如果固执或偏执,通常是因为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我看着楼下被父亲追着打的孩子,攥紧了自己的拳头。大人说的未来和理想都太远,没人看见我们现在活成什么样,我不想再解释什么,只想抗拒。

在没有网络,没有篮球,甚至几乎没有娱乐的学校里,打架是唯一的发泄。我们经常从一个教室打到另一个教室,桌子腿、板凳、灯管,都成了武器,学校定期收一次,那时候老师踹一脚暖气片,都能掉下来两三个甩棍。

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打,但我只是想打,拳头挥过去,力气用光了,心里就舒服了。我在毕业前的一次群架中受了伤,左手腕轻微骨折,养了将近一个月,还没痊愈就卸了夹板去打架。后来就养成了一个小习惯,每次打架前,都会习惯性地摸摸左手腕,然后用力按几下,再招呼别人。

时间在拳头和手腕间悄悄流逝,我的中考成绩过了一类线不少分。这要归功于我爷爷,虽然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但他从把我送进学校那天起,就告诉我,如果不好好读书,就没办法长大,就不能和他一起去找我奶奶。

我太怕他像我妈一样一走了之,也怕他像我爸一样,对我不闻不问,所以只能学习,拼命记住老师教的一切。但我爷爷还是走了,在他寻找我奶奶多年未果后,独自去了另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和奶奶会合,也不确定他是否愿意离开我,只是再一次感觉自己被放弃。有时候学校放假我回到家里,冷清得只有家具年迈的咯吱声。我偶尔会给自己做顿饭,按照爷爷教的方法,做菜的时候不由得想,小时候爷爷教我做饭,是不是就为了让我能自己照顾自己,然后他可以放心地走。

我的成绩虽然不错,但依然进不了附中,我爸像是为了弥补亏欠,拿了一大笔积蓄把我送进了附中。报到那天,我站在附中门口窄窄的马路边上往里看,身旁全是豪车和准备往里面扔钱的家长。

门口红榜贴着高考的捷报,排在前面的是被国外或香港名牌大学录取的骄子,清华北大紧随其后,接着一大批努力考过六百分的孩子没能有机会留个名,他们统一划在“超过六百分以上共XXX人”的数字里。一些复印的黑白通知书像宣判的告示,指引录取者应该走的人生,这张纸把他们从人生的这头送到另外一头,门口的家长们欢呼雀跃,但我总觉得他们欢呼并不是为了孩子。 vYp+LwMNALvHtSz2GF9N2DjY6r1vqPefsx5N6108Rp+R2m3RTbn9hvQqn/7QeB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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