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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小趋势构成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由细微但通常又对立的人类行为模式驱动，这些行为模式看起来并不起眼，但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估量。这些行为模式被称为小趋势，而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些小趋势随处可见。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印象派画作，只有当我们后退一步，用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来审视这幅画时，我们方能识得其庐山真面目。这些小趋势在过去十年里变得更具影响力——它们已经初见端倪，甚至开始颠覆我们的社会。
十年前，当我在《小趋势》一书中第一次指出这些变化模式时，我看到整个世界充满了机遇。对小趋势如何给我们带来一个充满个性化产品的新世界，以及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如何带来让人耳目一新的一流政治选择时，我表现得过于乐观了。当然，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相反，信息化时代已让位于虚假信息横行的伪信息时代。
这个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国度正在为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网络暴民的时代维护言论自由而做着努力。
我们对美国经济所持有的乐观态度，伴随着20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烟消云散了，而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史上最低。直到今天，美国的经济才算真正地在复苏。
数量空前的消费者选择非但没有帮助更多的创业公司崛起，反而助长了少数互联网企业的垄断地位，这些互联网企业通过搜集消费者的信息不断地积蓄力量，消费者在信息时代往往是心甘情愿地提供自己的信息，却对自己的信息被搜集一事毫不知情。
在年轻时表现叛逆的老一代人，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起今天新一代人所倡导的政治和文化。
小趋势在当下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是因为它能梳理和解释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变化。比如，表面上看中产阶层似乎在没落，这一情况看似令人担忧，但是，只有通过更深入的探究，并看到教育正在推动更多的人跻身上层社会，我们才能在细微的层面上理解所有的统计数据。通常，我们在一般的统计数据中无法察觉正在同时发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但是如果明白它们是作为诸多小趋势发展的结果时，我们就会立刻明白它们的重要性。
再比如，今天的政治中已经没有呈现出一边倒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了；相反，一些温和派在变得更加保守的同时，另外一些温和派则会变得更加自由。这使得社会出现极端化发展，一端变得更加自由，而另一端变得更加保守，两种极端相互抵触。这种不断增长的极端化甚至会带来更多的僵局和困惑。纵观整个社会，我们会看到类似的相互抵触：有人追求更炫酷的科技产品，必然有人喜欢安静的旅途；有人无法忍受只有6秒的广告，必然有人喜爱长达数小时的电视节目；有人推崇全球化的世界，必然有人渴望实行更加彻底的民族主义。我们可以借鉴牛顿的物理学来解释这一切：相对于每一个趋势而言，总有一个逆向趋势存在。人性在信息时代的表现就是：朝一个方向行进的一些人的每一个举动或欲望，似乎都会引发在相反方向上的另外一些人的对抗性举措。每一个激进组织的出现都会导致另外一个新的保守组织的诞生。移动技术的每一项新产品的出现都会促使一些人坚持使用翻盖手机。只有理解这些发展的复杂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看似毫无意义、令人困惑甚至混乱的世界。
2007年，《小趋势》一书帮助人们从容应对时代的变化，而今天，本书则会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对立的势力为了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取得统治地位而相互竞争的结果。过去十年，科技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定制产品乃至我们的生活，试图利用甚至控制这个充满小趋势的世界。这些尝试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导致了一些令我们的社会进一步不确定的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这些小趋势解释了很多变化，也帮助我们看清了当今世界存在的不确定的权力之争的根源。关于这些正在进行的争斗的描述会贯穿本书，这些争斗造就了很多意外的胜者和败者，也引发了社会权力版图的变化。
虽然推动更多定制化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我们自己却在做出更少的选择，把自己置于安乐窝中。曾几何时我们期待着提高定制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能为我们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能让我们进行永不停止的摸索和试验。短短十年后，却事与愿违，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极端化，人们找到了他们喜爱的选择，并始终重复着这些选择。
2007年，《小趋势》一书解释了星巴克式经济如何取代福特式经济。福特式经济里的名言就是：只要它是黑色的，人们就可以把它喷成任何颜色。那时，工业的目标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即所谓的标准化生产。然而，21世纪的新经济却与之截然不同，即它主张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颜色。
星巴克式经济的理念主张通过定制化产品，包括咖啡和茶这样简单的产品，来创造更高的价值。全世界的人在品味上变得更加个性化，不再追求仔细修剪的草坪和白色的栅栏。市场也对这些趋势做出回应，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出选择”，而人们也的确这样做了。过去我们曾认为提供更多的选择会使客户感到更加幸福和满足。多样性会给客户带来新的体验，在很多方面拉近我们的距离，帮助我们进行融合、匹配和尝试各种新选择。
然而，随着客户选择的增加，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人们极其喜欢的选择演变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选择种类的增多最终导致人们做出更少的选择。一个对待婚姻越来越不专一的社会却在产品选择上变得越来越专一。一旦人们有机会在星巴克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饮品，那么大多数顾客会做出“固定”的选择，即每天他们都会点大杯的摩卡星冰乐。
我们可以把美国想象成一家只提供鸡肉和鱼肉两种单调食物选择的餐馆。为了让菜单变得更丰富一些，它又提供了牛排和精选的寿司作为另外两种选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那些曾选择鸡肉和鱼肉的顾客并不是特别喜欢他们的选择，他们本身其实更喜爱牛排或寿司。但是喜爱牛排的顾客则非常钟爱牛排，而寿司爱好者则全部是从日本进口而来的上等鱼肉的忠实拥趸。这些选择了牛排和寿司的顾客对他们的新选择极其满意，以至他们不会再做其他选择了。选择种类的增加导致了一个极端化的世界，人们会一直忠实于他们所喜爱的选择。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新闻界、政治领域以及产品和服务业。在有线电视频道问世之前，人们会从三家极其相似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选择一家收看（想象一下鱼肉和鸡肉的例子）。随着有线电视频道的诞生，很多观众只钟爱福克斯新闻（Fox News），如同选择牛排的那些顾客一样，不会再收看其他台的新闻节目。在微软美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变得更“左”之后，它发现自己拥有了相当稳定的收视群（如同寿司爱好者一样）。这个提供更多选择的世界实际上使得人们做出了更少的选择。
因此，我们都已见证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现代悖论：增加的选择并没有重新激励公众总是尝试新鲜事物，相反，却造就了一批土拨鼠式人群的产生，他们将自己深深地禁锢在自己的洞穴中。因此，人们停止了广泛地参与各种活动，而仅仅将自己束缚于那些他们非常喜欢的活动之中。当人们只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中花费时间时，他们便察觉不到发生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巨大变化了。
本打算通过增加选择而使人们尽可能地生活幸福的过程，也导致了分化现象的产生，而这些分化造成了社会紊乱和人口分裂的后果。科技非但没有团结我们，反而将我们分化成了不同的对抗阵营，减少了社会的凝聚力量。小趋势所带来的强大却意外的结果，就是程度更高的个性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极端化。
在面对科技、个性化和选择时，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有趣的发展。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个性化将越来越多地由无形的运算法则来实现。理论上，这些法则能够对你有足够多的了解，然后代替你去处理问题，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比如，你回家时它们会为你把拖鞋准备好。微软公司的人工智能负责人曾对我说：“人类，在我面前已毫无秘密可言。”那么，好吧，他认为他已经完全了解了人类做决定的过程。
从一波又一波小趋势中我们将看到，推动定制化发展的动力依然是新市场的决定因素。实际上，为你制作一杯符合你口味的咖啡和生产一辆定制化汽车的这种定制化模式已经扩展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从你所看的房产，到你的约会对象的选择，再到你所接受的新闻和信息。但是所有的这些定制化服务，都号称基于成千上万的数据点来提供最符合你需求的服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你所使用的产品，甚至是你所看到的产品，伴随着你在网上每一次点击一件物品的瞬间与之对应的广告就已经被选择和生成了。通过分析你的个人信息，一则关于你昨天在另外一家网站上浏览的衣服的广告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瞬间。你每次的网上点击都成了某种小趋势的一部分。
在充满小趋势的世界里，你的智能手机不仅仅是一部电话——在营销者眼里，它是一名终极间谍，能够探知你何时起床、何时就寝、去过哪些地方，甚至是说过什么话和买过什么东西。未来数年后，数据会取代石油和黄金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财富。全球超过50亿人在使用按需服务，而按需服务意味着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歌曲、电影、广告、汽车、宠物或者服务，呈现在正确的消费者面前。而数据则推动着整个流程的运转。更好的方法会带来更准确的市场定位，并为身处数据链的从业者提供更丰厚的利润。
人工智能发展的初衷很单纯，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的运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过程，所以人工智能难免会被用于其他一些目的——当公司的利益与你的利益背道而驰时尤其如此。在你享用大多数科技服务时，你并没有向科技公司支付费用，而是科技公司的广告客户支付了相关费用，所以从这个层面讲，广告客户（而不是你）才是科技公司真正的服务对象。在后面的一章我会讲到，一些看似简单的天气预报应用程序实际上是在用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出售更多的雨伞，而不是在真正播报何时可能会下雨。这一应用程序的目的从保护你不被雨淋，变成了帮助广告客户售卖其产品。
这一商业模式也发展了十个年头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已泄露了自己太多的个人信息，或者很少有人明白这些信息是如何被政治活动、各种组织、营销人员，甚至是外国政府利用的。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应用程序——只有付费程序，差别就在于是你来付费还是广告商来付费，或者是通过兜售你的个人信息来付费。
在微软工作时，我发起了“防广告陷阱运动”，警告消费者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一运动清楚地告诉人们谷歌能够并且的确在扫描和阅读他们的邮件，并向消费者解释了很多他们认为是中立的东西，也指出免费产品清单实际上隐藏了很多已支付过费用的广告。消费者对这一运动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热情。每天大约有25万人浏览该运动的主页，他们迫切地想查明自己的个人信息出了什么问题。我又开了一家“防广告陷阱”商店，30个小时之内有45万人光顾了我的商店，购买一些印有“当我们下载你的个人数据时，请保持冷静”标语的马克杯和其他产品。当然，谷歌对此并不高兴。
今天，数据搜集的最主要用途是对你进行广告定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用途也会出现，这些用途可能对你的生活至关重要，或者给你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最终，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意味着科技公司能够为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创建出习惯、做法和个人喜好的数据信息。今天，脸书网可能用最完整和简单的方式来采集现存的个人数据。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测试，基因与人们的习惯和医疗数据将会连接起来——这虽然有助于研究，但是也会破坏最基本的隐私概念。
在以云计算为信息储存中心的帮助下，大数据在大大小小的使用案例中通常会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被创建。比如，某著名的电梯制造商已经把其在全世界安装的电梯或提供的服务连接起来。它搜集了每一部电梯的运行数据——掌握了相关的运行时间、楼层和运行次数。这些数据为电梯维护提供了依据，但同时，由于这些数据来自该公司5万部电梯的相关信息，所以它们变得非常宝贵和实用。脸部识别和加密锁具透露了人们的去向，并能计算出电梯运行的负荷，甚至可以对电梯进行远程操控。电梯制造商利用人工智能可以计算出电梯的维护需求，并进行事故预测。通过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电梯管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像电梯这类简单的事物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管理，那么，我们距离从手表和运动手环上搜集数据，并把人像电梯那样对待的日子还会远吗？很快，做膝部手术的医生便会挑选出潜在的病人，而这些人却还未发觉他们需要接受膝部手术。但医生会根据这些人走路和跑步速度的数据进行推断。
随着大数据不断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你所看到和经历的事情正在由机器管理。你可能知道亚马逊会根据你过去的购买记录为你推荐商品。网飞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你推荐电影或电视剧。与传统商家精心设计外观的方式不同，无形的运算法则在这里发挥着作用，它们逐渐接管了越来越多你所见到和听到的事物。经商的艺术正在被程序取代。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发展，没错，可是所有个性化的事物都符合我们的需求吗？也许吧。但这也取决于运算程序本身是如何被设定的。想象一下网飞和亚马逊把家庭电视的主界面变成了它们公司的产品陈列窗口的画面吧。它们会根据你的喜好以及如何去攫取最大利益的原则来自由地决定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所以，虽然你可能喜欢科幻电影，但是它们会展示能给它们带来最大利益，而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取悦你的节目。而谷歌上的节目则需要付费才能播放。正因为这一服务看起来似乎是免费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地认为它是在为你服务。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定制化服务正在逐渐地被程序操控，成为一种为公司谋取最大利润的手段，然而你认为这些服务是为了你的利益而制定的。
这些趋势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市场的集中度在科技产业里不断增加。仅一家公司就能销售50%的在线商品。仅一家公司就扮演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交平台的角色。仅一家公司新闻来源的影响力就远超《纽约时报》。同样，仅一家公司就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98%的搜索引擎市场。创业公司在衰退，科技公司在壮大，它们在各行各业迅速发挥着力量。五大科技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现在已经远超七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
另外，潜在的麻烦是我们不仅日益倾向于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做出决定，而且利用人工智能创造伴侣或者“生命”。我们离与机器人或程序建立感情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方面，这些程序和机器人将具备非凡的能力，使我们感到愉悦并听候我们的差遣，最常见的代表是Siri（即苹果公司产品的语音助手）和Alexa（即亚马逊公司的虚拟语音助手）。随着它们不断改进对人类的学习，它们可能会被设计出来用于利用我们的感情和我们人性中的弱点。在未来十年，它们会从如美国航空公司那种令人厌烦的数字管家，进化成家庭健康助手、性伴侣和智能司机。这些关系将会显得很真实，因为它们生动地反映出了你是谁以及你过去的做法。但它们并不是真实的。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情感——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被高科技伪装的“海妖”而已，它们只是想把你引诱到它们的阴谋诡计和被掩饰的推销游说里。作为追求更高个性化推动力的必然结果，它们通过宣称建立永不失落的情感而将人们孤立起来，从而进一步造成极端化。
千禧一代平均每天查看自己智能手机的次数为237次。机器没有适应他们——他们已适应了机器，他们依赖机器，听从机器的指令去做事、穿衣和饮食。
信息时代和新经济的要求正在颠覆我们的生活方式：如今超过2/3的高中生毕业之后进入大学，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也向后推迟了5年，变成了32岁。难怪在有这么多年额外的自由时间里，很多千禧一代不信仰宗教，相反，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接触了更多的科技，发生了更多的一夜情，拥有更多的伴侣，拥有长期同居者或像孩子一样被疼爱的宠物。
而在年龄谱的另外一端，我们看到了经济振兴和科技革命的成果：老一代人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足，活到90岁的人越来越多。这些趋势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社区的产生，比如在大学周围以年轻人为目标的整年公寓租赁，以及禁止40岁以下人士加入的注重积极生活体验的老年人社区。那些曾经抱怨年轻人过着“罪恶”生活的人，现在也在退休社区中过起了同样“罪恶”的生活，比如，最近一位年纪70岁的参选者获得了最火辣单身汉的称号。
今天的生命如同一架手风琴，无论你是精力充沛且单身的20多岁的年轻人，还是更加年长、睿智并即将步入期颐之年的老人，都会以新颖的方式在未来的岁月里延展自己的生命。我们度过生命成长期和黄金期的这种方式的延展，可能是带来意外变化和新的小趋势的最高产的创造者之一——在过去十年和未来数年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小趋势在如何强化科技、广告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各公司现在把产品个性化的目标瞄向了小趋势的一种：你。小趋势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发展，同时阐明了位于当今最混乱争斗中心的根本性权力的转移。这些争斗不仅仅是人们从喜欢冻酸奶又转回去喜欢淡口味的冰激凌，或者购买更多的宠物狗这些变化。当对立的小趋势相互进行火花四溅的争斗时，其结果会在国家层面乃至全球层面形成赢家和输家。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据可查的一种简单的小趋势：人们对蛋白质的食用数量在上升，而且超过了对碳水化合物的食用。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但是，农场主和农民的斗争从历史上看是促使西方世界形成的伟大斗争之一，而这种斗争一直在延续。仅这一小趋势就影响着资产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农业公司控股人的财富；关乎数百亿英亩
的土地使用和污染防治政策；关乎对数百万人饮食和健康的长期影响。过去十年，农场主和养鸡户击败了以往身处强大地位的小麦农户而成为赢家。
正是这种权力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转移造成了《小趋势》一书所描写的小趋势不同于今天本书所描写的小趋势。《小趋势》一书谈论的小趋势好比线性数学，是一种反作用与另外一种反作用的直接交锋，如同两条直线在显著的一点上交会。但是，本书谈论的小趋势好比一个二次方程式——一个变量进行二次乘方的方程式——其与一条直线经常交会于两个不同的点。这就是今天的小趋势的情况。这些新的小趋势变得更加强大，将我们拉向两个甚至多个方向——它们与人类的行为不是在一个点交会，而是在两个甚至更多的不同的点和方向上交会。这种交会将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在今天由社交媒体推动的社会里，输家自然有话要说。
当市场营销人员说服你相信这是一个由千禧一代掌控的世界时，肯尼迪的支持者们（即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为约翰·F.肯尼迪投票的人）已在文化、政治、消费品和娱乐领域重申了自己的权力。在英国和美国，老年人在权力掌控上已经击败了年轻人，这是造成年轻人产生挫败感和进行反抗的根源。
在一些更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到今天，另外一件极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人们的收入越多，他们生育的孩子越少。培养一名成功的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讲，工作和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趣，因为大部分职业从不断重复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变成了脑力劳动。生儿育女的吸引力在下降，养猫养狗的吸引力在上升。这就造成了宠物数量的剧增，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却相当缓慢。
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老龄，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开始出现变化，除非最终发生大规模的颠覆性改变，否则人口金字塔将会变成人口广场。1960年，美国18岁到29岁的人口是65岁以上人口的2倍；今天，这两部分人的数量基本持平。随着年龄中位数开始上移，政治力量也随之上移。2016年的美国大选，是老年人口而非千禧一代发挥着作用。在美国和英国，数量可观的老年投票者帮助唐纳德·特朗普和脱欧派取得了胜利。
例如，1964年，美国年龄超过65岁的人占总人口的9%，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投票支持了林登·约翰逊。2016年，年龄超过65岁的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5%，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这一群体支持特朗普的比值比其他群体高出了8个百分点。同时，大洋彼岸的英国，在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中，61%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而剩下的39%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在位于天秤两端的两股完全相反并高度极端化的小趋势的相互争斗中，年轻一代在本轮较量中落败。在对待社会、移民和经济问题上，较年轻的人持有更加自由的态度，而较年长的人则变得更加保守。英格兰和美国的年轻人完全支持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欧盟所支持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和开放边境的理念。他们赞成同性婚姻和大麻合法化，他们认为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滋生了种族主义和不平等。今天年龄超过65岁的人在40年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扮演着反战运动和性解放先锋者的角色。今天，同样是这批选民很好奇地发问：“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做到尽善尽美？”他们认为这个世界陷入了政治正确性的泥沼中，正在失去信仰、宗教、价值观以及与婚姻和家庭的联系。
在千禧一代内部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对有趣的小趋势：没有任何一代人能够像千禧一代那样受惠于美国的繁荣；然而同时，千禧一代比之前任何一代人都更加质疑资本主义，并更加支持社会主义。
千禧一代没有经历过需要征兵的战争或大规模的兵役义务。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的科技发展，为他们带来了新颖和令人兴奋的职业。他们可能已经被工厂排除在雇用范围之外，但是他们的确获得了机会去从事新鲜和有趣的工作，比如工程师、数字营销人员、优步司机。从与数字打交道的对冲基金经理到亚马逊公司仓库里的铲车司机，新工作出现在经济的各个层面。女性权利得到切实加强，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他以绝对的支持率成功连任。
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或爱或恨的情感植根于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一方面，他们见证了自由创业取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一些大学辍学的学生成了亿万富翁，像《鲨鱼坦克》这样疯狂崇拜创业文化的电视节目极受欢迎。另一方面，他们也经历了一些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创纪录的收入不平等，让很多千禧一代相信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由华尔街的贪婪所驱动来欺诈普通大众的制度，这也使得像《大空头》之类的电影大受欢迎。
千禧一代经历这些文化和政治的变化是适应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而作为旁观者的年长一代却日益心生不满，甚至对他们的孩子的发展状况感到气愤不已。随着这些新生代势力和影响的增长，年长一代做出了回应，因为他们认为新生代放弃了很多悠久的文化传统——比如宗教、婚姻、自由创业、尊重警察以及不依赖政府而取得个人成功。他们认为大学掩饰了政治正确性，不仅允许年轻人否定老一代人的更符合常识的是非价值观，甚至还在为这种否定进行辩护。所以，信息时代赋予了两代人不同的权力，并创造了相互交会和冲突的小趋势，而这引发了一场能够再持续20年的权力之争。根据《小趋势2》的描述，年长一代在一些关键的政治交锋中已取得胜利，但是千禧一代绝不会善罢甘休。
2016年之前，年长一代与年轻一代相比看起来处于下风，与此类似，农村选民随着资金、资源和人才全部涌向城市而备受忽视。尽管政府做出了各种承诺，最落后的20%的农村地区依然没有享受到农村宽带服务。随着制造业岗位进一步削减，工厂再也没有恢复生机。家庭农场被工业生产基地取代。
这些数据令人震惊。当城市居民为过度拥挤和几近瘫痪的交通状况发愁时，居民数量最少的地区的人口开始变得更少。在过去的40年间，农村人口数量减半，这一趋势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比如，根据大选后的民意调查显示，2000年农村选民占全部选民的23%，而在2012年，这一比例仅为14%（而在2016年又略微上升至17%）。
以气候变化为名对煤炭宣战，也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后果。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州的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拮据了，甚至受到了精英人士的直接侵害。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人们认为自己忍受了数十年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后果，紧接着又被排除在2008年后的经济复苏之外，他们把这归咎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仅仅帮助了一部分美国人在沃尔玛超市享受了价格低廉的商品，但这是以牺牲他们的工作和工资为代价的。这些地区徘徊在愤怒的边缘。
由于美国《宪法》规定，每个州无论其面积大小均享有两个参议员席位，所以农村地区的政治力量比平均人口的政治力量要高得多。褒奖总统选举人的赢家通吃法则，以及民主党人士过度集中于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限制了这些州不断增长的超级民主党支持率发挥作用。有人认为这成了美国民主制度里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但是这恰恰是出于担心那些较大的州会处于支配地位，以及权力不会基于人口进行分配而做出的考虑。
大选后的民意调查清楚地显示，2016年大选当天投票的美国人分为三类。在农村选民中，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农村选民比例为2∶1，而郊区选民对每位候选人的支持率基本持平，城市选民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比值为2∶1。然而，这种选票的分配将中西部和南部州划入了特朗普阵营。人口再一次成了决定性因素。那些过分关注自家后院的媒体错过了在美国后院发生的事情。等它们看到这些逆向趋势时为时已晚。
在最近一些小趋势开辟出来的另外一片战场上，正上演着我称之为理想化理论与务实性政策之间的战争。数十年来，用理想化方式来制定政策一直是胜者。一些政策专家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一些不明显甚至是违反直觉的因素推动着很多政策变化。
比如，按照古典经济理论，贸易可能使我们损失了一部分工作，但是实际上会降低物价和扩张经济。现在，如果看一下数千万生活在美国内陆地区的人所感受到的实际影响，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我们误判了这些贸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明白我们需要进行重新谈判或摆脱这些贸易。
在理想化政治中，对无赖国家采取伺机而动的策略是有道理的，因为这能够确保彻底施加压力。况且谁知道未来世界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在务实性政治中，你会不待见那些整天高喊“去死吧美国”，或一边测试洲际弹道导弹一边保证说他们推延了核武器研制的人。
根据理论和数据，气候变化在未来的50年内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如果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我们不立刻对目前的做法进行调整，我们的世界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正在失去煤炭行业的工作，以及知道未来50年科学能够做什么的人。
而现实中那1100万虽无劳工证却愿意为更少的报酬而工作的低技能劳动者，将会拉低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尽管如此，工会领袖们却从反对自由移民政策转变为支持无限制移民。普通大众依然无法理解他们的这一转变。
选民们无法理解共和党精英、大学教授和管理者、工会领袖和力主改革的民主党领导者之间在一件又一件事情上所结成的同盟关系。所以他们开始反抗——他们停止接受这些空洞的理论，声称当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与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不一致时，他们将不再相信这些理论。简明的常识胜过了诺贝尔奖得主最优秀的理论。
随着美国国内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而产生的强烈抵制清晰可见。“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但讽刺的是，这是一个美国利益至上的概念。帮助欧洲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便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冷战时期，开放市场的基本理念便是将各国紧紧维系在美国而不是苏联的周围，这是全球化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美国引领全球化，美国就能保持繁荣。约翰·F.肯尼迪相信美国依靠其自由创业、自由宗教和自由民主，就会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灯塔。人们会看到美国的伟大，并复制美国模式。里根总统从苏联在没有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解体的事实中确认了这一点。
然而，布什总统在中东推行同一理念时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发现那里的部落主义、宗教和地方主义的势力太过强大，以至无法将这些国家改造成他自认为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尽管伊拉克是一个例外。布什认为，美国可能拥有最好的政府模式，但是这是历史造成的，美国的历史与一些地区的人民和国家的历史完全不同——无法在武力的威胁下推行这种模式。
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也是全球化的一名热心的支持者。但是他认为全球化不应建立在美国例外主义基础上。肯尼迪和布什把全球化看作美国价值观在世界上的拓展，而奥巴马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全球化要求美国采纳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价值观，甚至要放弃一些美国的主权。他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一些问题，比如，用他的话说，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存在的威胁”。
从根本上讲，在很多美国人眼里，布什和奥巴马都过于天真。他们认为布什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这种以美国人民数万亿美元的血汗钱为代价的一厢情愿，注定徒劳无功。奥巴马总统被认为在经济方面给予了伊朗和中国太多帮助，他的思路同样愚蠢。
但是那些肯尼迪时代的选民不会忘记肯尼迪的话。他们将全球化看作另外一条由一个强大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其领导力的康庄大道。奥巴马在这条道路上舍弃了美国的部分领导力，他在没有得到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独自签署了一些多边条约，比如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和在巴黎签署关于气候变化的协定。奥巴马对全球主义的定义和部署的变化，在民族主义崛起的浪潮中引发了一股反对这些政策和其整体思路的逆向潮流。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民族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崛起，包括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诞生了帮助它们在20世纪定义其民族品格的伟大领导人，比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夏尔·戴高乐。这种爱国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被讽刺为同阿道夫·希特勒和他建立的第三帝国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如出一辙，但这忽略了一个观点，即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二战”并认识到了建立更多全球联系的必要性，它们都形成了清晰的民族认同，正是这种认同击败了希特勒妄图征服它们的企图。今天兴起的民族主义便是这样一种强烈的逆反应，是对受移民和开放边界驱动的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公民概念，取代这些个体民族认同的蓄意尝试的抵制。这也将成为一种贯穿21世纪的权力之争，并会使争斗的双方滋生出许多相互竞争的小趋势。
当你认为我们即将拥有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汽车时，现实又将我们拉了回来。相反，最终似乎帮助我们从事越来越廉价劳动的机器人，并不像其虚假的营销广告里所吹嘘的那样智能。我依旧在等待这样一种机器人的问世，它能在我工作的时候自动帮我清扫地毯，而不会伤害到我的猫或者把自己卡在某处。但是至少现在我可以在4分钟之内叫到一辆黑色的高档汽车为我服务。
过去十年里，很多重要的小趋势与日益发展的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我们置身于信息时代的高级发展阶段，我现在可以用极短的时间解决我小时候需要在图书馆里花费数天时间去解决的问题。甚至我动动手指就可以在沃尔弗拉姆的阿尔法上找到复杂的科学和数学问题的答案。我可以随时与身处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取得联系。新闻变成了一种全天候不间断的产业。脸书网的用户每天要发布40亿条消息。人们通过网络建立了一个全球社区，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史无前例的联系——但是他们仍然焦虑、谨慎，并感到恐慌。
尽管互联网使得这些巨大的发展成为可能，但它也让一个黑暗的世界通过互联网的便利性蔓延开来，把硅谷最狂野的梦想拉回到现实。欺诈在虚拟世界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猖獗。每5个在线账户中就有一个是欺诈账户。千禧一代通过脸书网获取新闻，但是，2017年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和哈里斯民意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60%的受访者表明他们不相信网络信息。虚假信息可以将儿童变成恐怖分子；欺诈者在网上兜售假药；有人伪造广告点击量骗取公司广告费；有人甚至诱骗人们汇钱给一位并不存在的尼日利亚王子。
这种矛盾也影响到了人们对整个经济的态度。今天的孩子们成长于一个科技发达但经济衰退的时代，他们经常听到父母对经济的担忧。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整个世界，人们都生活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人们可能对这句话感到震惊，但是，在全世界，无论是对中产阶层还是对中上阶层来说，他们从未体验过如此之高的人生舒适度。很多文章声称中产阶层在减少——理论上讲这样说没错。但是这些文章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上层阶层也在显著增长，每4位离开中产阶层的人中就有3位跻身中上阶层。
即使身处繁华，但由于这些逆向趋势的存在，很多人对世界的发展并不乐观。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冲突在美国愈演愈烈。虽然一个又一个产业变得更加数字化或者开始进行数字化发展，我们却选出了一位代表传统经济的总统——他把将制造业工作带回中西部地区视为主要任务，其一生都从事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民粹主义革命引燃了反对移民、贸易和全球化的情绪，英国也深深受到制造业工作转移的影响。
尽管新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传统经济依旧强势，这要求发达国家不能放弃制造业工作。这一要求在选票上得到了清楚的阐释。
对于美国的学者阶层来讲，大选带来的冲击非常意外，很多精英和选民都确信如果没有俄罗斯人干预大选的话，唐纳德·特朗普不会获胜。
我猜想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个缺钱的人，或者一些俄罗斯博客使用者洞悉了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关于花费高达24亿美元的美国大选获胜的秘诀。我与一些美国高级知识分子座谈过，他们当中不乏拥有多种专业学位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知道特朗普受到了俄罗斯的帮助，而在他的公司进行的秘密洗钱行为则推动了这一阴谋的实行。当你询问这些人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撑这一结论时，他们会明确地说他们“知道”这件事。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某些事情有朝一日会大白于天下，但是通常是证据在前，信任在后。而在这一特殊事件上，信任在前，证据在后。对这一悖论的解释仅仅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相信唐纳德·特朗普能够赢得大选——考虑到一年来高级知识分子们一直强调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不能根据自己对现实的感受来接受现实就不足为奇了。
缺乏主见的精英们更加倾向于传播半真半假的消息，早在2007年他们就被标注为一股重要的小趋势。过去十年这一趋势得以持续，直至达到顶峰：简单地说，我们当中接受过最优秀教育的人，也是我们所依赖的依靠其更好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去做出艰难决定的人，放弃了他们真理守卫者的身份。相反，他们变成了一群像旅鼠那样毫无主见的人，只会听信于《纽约时报》的标题和有线电视的话题。无论你信与不信，凯丽安妮·康威比任何人都更加准确地预测出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以及特朗普会如何当选。当时康威在采访中解释自己的看法时曾被人嘲笑，有些节目后来甚至将她封杀，理由是它们认为她在说谎。但是，她对特朗普获胜之路的预测后来被证明是极其准确的。同时，仅在一周之后，《纽约时报》则告诉精英们，希拉里·克林顿的获胜概率为93∶7，对于精英们来说这就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尽管它被马上证明是错误的预测。
大选前的媒体报道几乎没有涉及对选举人团的分析以及它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出可靠的结论来解释根据美国和各州的民意调查，每个州潜在的总得票数是多少，并解释特朗普在艾奥瓦州和俄亥俄州取得两位数领先的情况下，美国民意调查如何显示他与希拉里的支持率是持平的。真实的答案无疑是希拉里在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得克萨斯州等较大的州表现得更好，但是在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从印第安纳州到宾夕法尼亚州却表现得较差。尽管能够解释出所有这些分散信息中的一条就至少能够预测出特朗普虽然在民众投票上输了，但会赢得大选，可是绝大多数评论员都做出了相反的结论——希拉里会赢得选举人团的投票。
但是大选的结果不仅仅体现了每个州的投票数，它更体现了潜在的小趋势的发展，一些小趋势使得希拉里变得更加支持变革，而这受到千禧一代支持者的拥护。同时，我们看到的老一代人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使得共和党选民帮助一位局外人力压17名传统的候选人脱颖而出。共和党的支持者们更多地转向右翼，而共和党现在的领导人却向中间路线进一步靠拢。
在大选当天，农村选民投票给特朗普的比例为2∶1。他获得了代表传统经济的关键州的支持，这些州包括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印第安纳州。特朗普在年龄超过65岁的选民中的得票率领先了8个百分点，而该群体中的男性对其的投票率则更高。超过60%的年轻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希拉里。如同之前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年长一代的势头盖过了千禧一代，农村选民削弱了城市的势力。特朗普务实的计划远胜于希拉里更加细腻和革新的政策。我们只要从变化的态度和人口来着手，就很容易解读这场貌似意外的选举。你能看到本次大选也引发了抵抗，因为城市里年轻且主张革新的选民失去了他们在近20年进行自由扩张的势力。这也是本书展开分析的中心所在——要透析这次大选，单单一个“解释”是不够的，而需要了解多种经常相互对抗的趋势，这些不受控制的趋势为权力而争斗，其造成的结果我们很难一眼就看透，但是，我们如果后退一步，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结果，并解释清楚潜伏在我们的社会表象之下同时发生的各种势力的你争我夺。
《小趋势》一书问世十年来，时间如白驹过隙，但是这期间发生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这些变化的双面性和权力的转移使得这个世界令人琢磨不透。与以往相比，年轻人单身的时间更久，所受的教育程度更高，所以美国的社会实际上变得更加老龄化。资本主义创造了全新的产业，允许人们通过创业分享经济成功的果实，但是银行业危机又使得社会主义成为话题。随着人口从农村地区流出，城市得到重新振兴，但是，留守农村的人口与新社会日益疏远。精英们的权力变得更加强大的同时却与普通选民所面对的现实进一步失联——直到那些工人阶级的选民重申自己的权力，选择了务实的政治。精英们越来越受到有线电视上谈话嘉宾的影响，而不是亲自引领一个讨论，而这本身也是星巴克经济增强的一个象征。科技的进步使得更多的产品越来越数字化，人们做出的选择越来越少。对产品和政治个性化的追求将我们分割成不同的群体。科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断地取得新的巨大的进步，这一趋势似乎还会继续，甚至变本加厉。能够为癌症提供治疗方法的同一数据也会促生新的虚假网络组织，或者给独裁者提供控制手段，让他们加强对社会的紧密控制或者排除异己。
我们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受到这些复杂和看似矛盾的变化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分析得当，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颠覆性变化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如同权力在相互竞争的组织之间转移，以及由人口、科技和价值观变化而促成的选择那般显而易见。
随之而来的众多新趋势从过去十年的变化大潮中涌现出来。它们不是一系列完整的变化，而是生活中不同部分的变化；这些变化代表着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新趋势，而这些新趋势会随着社会经历的新时代不断涌现。一些小趋势会在全世界造成影响，一些小趋势会显得既有趣又古怪，一些小趋势会帮助你理解上次的大选。很多小趋势看似相距遥远或并无关联，但是实际上的确存在着一种将它们凝聚起来的联系。如同两个地质板块的微小运动所造成的结果那样，这些变化起初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以将不同的大陆分隔于千里之外。
与2007年世界看起来将取得更大的和平和团结不同，今天的世界似乎将要崩塌。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这些变化，了解它们如何对我们造成影响，而且要准备采取救助行动来应付社会中出现的分裂。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小趋势进行说明，并制定行动纲领以确保社会的新生势力有益于我们的民主、市场和个人自由，而不是给我们带来破坏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