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吉尼亚·萨提亚的序

1964年，应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迫切要求，我的第一本书《联合家庭治疗》（Conjoint Family Therapy）出版了。我在加利福尼亚帕罗奥图心理研究学院（the 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Palo Alto，California）发展和教授家庭治疗培训项目，这个项目的最后五年由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资助。很明显，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这一要求意味着我所做的事情具有重要性，有必要成书出版。

我在那时所做的事情都是全新的，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当《联合家庭治疗》出版时，我已经有了十三年的家庭治疗私人实践经验，其中最初的七年是在芝加哥。应芝加哥州立医院（Chicago State Hospital）院长卡拉曼·基雅法斯（Kalman Gyarfas）博士的邀请，在伊利诺伊州立精神科住院医生实习项目中，我花了三年时间指导其中的家庭治疗培训。基雅法斯博士致力于引入家庭的框架，用以深化住院医生们对与病人相关的家庭的评价。我与哈罗德（Harold）博士一起做了这项工作。

从我开始进行家庭治疗，三十多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时我所做的很多事情，在当时看来都是最新的，在今天看来都是平常的。参与这些先锋性工作的其他人有内森·阿克曼（Nathan Ackerman），默里·鲍恩（Murray Bowen）和唐·杰克逊（Don Jackson）。

在早些年，对待精神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医学模式治疗。这种模式只考虑病人个体。我认为该方法不是很奏效。我有一个直觉，存在其他治疗病人的方法。因此我开始寻找这些方法。

我涉足和了解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工的概念和方法，但是在我研究人们怎样改变时，这些模式对我帮助甚微。由于不存在其他框架或模式来提供任何其他方法，因此我只有让我的直觉来指引我。到底什么是适合的？这种感觉指引着我去进行实验。只有在我能够总结我所做的事情之后，才知道什么是适合的。这条原则一直适用于我。我的直觉总是先于我的理论。

然而，我有好奇心并需要去弄清楚我所做的事情，这种好奇和需要促使我发展和表达我的方法的基本原理。我发现借鉴一些学科和理论对此有很大帮助，这些学科是生物学、语言学、神学、物理学、学习理论、戏剧学、历史学、艺术和戏剧。

在我进入这一未知的、经常是反潮流的领域期间，很多人被我所做的事情吸引，并成了我的学生。这些人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米凯莱·鲍德温就是其中一位。很久以前我们就不再是师生关系，我们是同伴。当她提议我们共同写一本书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和感动。她希望使所谓的萨提亚“魔法”更为浅显易懂。通过她的问题和她对我的工作的理解，我受益良多。她帮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非常感谢她。她做了大部分艰难的工作。我只是提供了原始的材料。

我认为，一本书是作者内心最本质的表达。这本书是通过另外一个人的视角对我内心最本质的表达。这是我所尊重的人的视角，她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学术敏感度，这些都提升了这本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