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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言
艾恺

我非常荣幸能为这本小书作序。

我想先说说我与梁漱溟先生两人对谈的因缘。

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大陆,亲见我研究的对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头一次有机会前往中国大陆。当时,一个美国人能到中国去,仍是极不寻常的异例。为什么我能成行呢?这是因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几个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陆续来美,而我充当中文翻译,起了沟通两国的桥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我与内人才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造访中国。当时,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个请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见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时机敏感,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见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著作《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的同时,中国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这波改革开放的潮流也改变了梁先生的生活。原本与夫人蜗居在狭小房间的梁先生,被政协安置到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与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对门而居。有了舒适的房舍,梁先生认为比较适宜见客,便即刻想办法与我联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位八旬高龄的胡老先生。他是梁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的学生,刚从北京来美,受梁先生所托捎来口讯,说是梁老已经知道《最后的儒家》一书出版了,希望可以与我见面。又过了几个月,一天课后,有个中国学生突然来见我。她不久前才从北京来美与父亲团圆。她拿着梁先生的联络地址,告诉我她旧日的邻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见到我,看到我所出版的关于他的著作。

我即刻将拙著寄给梁先生,不久便获得他友善的回应,约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访他。

1980年,我到北京的第一天,马上便去寻找梁先生,他告诉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号楼来的。第二天早上,我到梁家正式拜见,梁先生所有的亲人都出现在那里,对于我的来访相当郑重。梁先生将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则送予他哈佛大学的纪念品,以及一幅他父亲的遗作。经过种种波折,在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与梁先生仅仅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开始对谈。之后的两周,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访,请教梁先生。我将对话的内容录音整理,后来其中一部分收进梁先生的全集,现在又单独出版成书。回顾两人对谈的因缘,真是感慨万千。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通过梁先生理解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得一提的部分。

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都放弃了,也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虽有许多辩论,但百家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

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种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须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联,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并行不悖。

梁先生与我谈话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请教20世纪初的人事。为何我不静静听梁先生抒发他的想法,而要询问他许多过去的交往呢?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的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他的回忆是宝贵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导谈话,希望可以将这些独一无二的经验记录下来。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中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特例。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末尾加上一章,增补修订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可供参阅,所以不知悉细节,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通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通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且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接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实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 q1QVh6qJAA48/MFyL3l1n4UuE/s5Nc0UIWM/C2XSbkJxfZUyTHTocyl0mEHRU9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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