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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原诗音节的保留固然是绝不可能的事！就是原诗意义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难。散文诗算是最容易译的，但有时也须费十分的力气。如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便是一个例子。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有许多诗中特用的美丽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动的。在一种文字里，这种字眼是“诗的”是“美的”，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种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当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变成非“诗的”了。在泰戈尔的《人格论》中，曾讨论到这一层。他以为诗总是要选择那“有生气的”字眼，——就是那些不仅仅为报告用而能融化于我们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损坏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里，“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字，带有多少科学的意义，所以诗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意字chetana则是一个“有生气”而常用于诗歌里的字。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这个字是充满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即孟加拉文）里的同义字anubhuti则诗中绝无用之者。在这些地方，译诗的人实在感到万分的困难。第二，诗歌的文句总是含蓄的，暗示的。他的句法的构造，多简短而含义丰富。有的时候，简直不能译。如直译，则不能达意。如稍加诠释，则又把原文的风韵与含蓄完全消灭，而使之不成一首诗了。
因此，我主张诗集的介绍，只应当在可能的范围选择，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册地搬运过来。
大概诗歌的选译，有两个方便的地方：第一，选择可以适应译者的兴趣。在一个诗集中的许多诗，译者未必都十分喜欢它。如果不十分喜欢他，不十分感觉得它的美好，则他的译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这快乐的工作变成一种无意义的苦役。选译则可以减灭译者的这层痛苦。第二，便是减少上述的两层翻译上的困难。因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译的诗，不必译出来。译出来而丑化了或是为读者所看不懂，则反不如不译的好。
但我并不是在这里宣传选译主义。诗集的全选，是我所极端希望而且欢迎的。不过这种工作应当让给那些有全译能力的译者去做。我为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限制，实在不敢担任这种重大的工作。且为大多数的译者计，我也主张选译是较好的一种译诗方法。
现在我译泰戈尔的诗，便实行了这种选译的主张，以前我也有全译泰戈尔各诗集的野心。有好些友人也极力劝我把它们全译出来。我试了几次。但我的野心与被大家鼓起的勇气，终于给我的能力与兴趣打败了。
现在所译的泰戈尔各集的诗，都是我所最喜欢读的，而且是我的能力所能译得出的。
有许多诗，我自信是能够译得出的，但因为自己翻译它们的兴趣不大强烈，便不高兴去译它们。还有许多诗我是很喜欢读它们，而且是极愿意把它们译出来的。但因为自己能力的不允许，便也只好舍弃了它们。
即在这些译出的诗中，有许多也是自己觉得译得不好，心中很不满意的。但实在不忍再割舍它们了。只好请读者赏读它的原意，不必注意于粗陋的译文。
泰戈尔的诗集用英文出版的共有六部：
(一)《园丁集》(Gardener)
(二）《吉檀迦利》(Jitanjali)
(三）《新月集》(Crescent Moon)
(四）《采果集》(Fruit—Gathering)
(五）《飞鸟集》(Stray Birds)
(六）《爱者之贻与歧路》(Lover’s Gift And Crossing)
但据B.K.Roy的《泰戈尔与其诗》(R.Tagore：The Man And His Poetry)一书上所载，他用彭加利文写的重要诗集，却有下面的许多种：
Sandhva Sangit，Kshanika，
Probhat Sangit，Kanika，
Bhanusingher Padabali，Kahini，
Chabi O Gan，Sishn，
Kan O Komal，Naibadya，
Prakritir Pratisodh，Utsharga，
Sonartari，Kheya，
Chaitali，Gitanzali，
Kalpana，Gitimalya，
Katha.
我的这几本诗选，是根据那六部用英文写的诗集译下来的。因为我不懂梵文。
在这几部诗集中，间有重出的诗篇，如《海边》一诗，已见于《新月集》中，而又列入《吉檀迦利》，排为第六十首。《飞鸟集》的第九十八首，也与同集中的第二百六十三首相同。像这一类的诗篇，都照先见之例，把他列入最初见的地方。我的译文自信是很忠实的，误解的地方，却也保不定完全没有。如读者偶有发现，肯公开地指教我，那是我所异常欢迎的。
郑振铎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