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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版前言

我的祖父恩斯特·贡布里希平时写的东西并不是给孩子们读的。他上大学时学的专业也不是世界历史,而是艺术史。然而,他的第一本书《世界小史》,好多年来却在世界各地找到那么多朋友,这就越发让他感到惊喜。

在写作这本书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而且是在相当大的时间压力下写成的。后来他曾经说,正是这两种因素才让这本书变成了一本经久不衰的成功作品。不过,要是在1935年的维也纳没有那么多偶然机遇恰好都碰在一起的话,这本小书也不会被写出来。

这本书是这样诞生的……

我祖父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没有找到工作。那是一个经济困难的时代,马上就找到一个合适职位,希望似乎也不太大。一位与他要好的年轻编辑找到他,问他有没有兴趣看一本用英语写给孩子们的历史书,如果他愿意,可以将这本书翻译成德语。推荐这本书的人是他们俩的朋友,曾经在伦敦学医。这本书会在一套新丛书“给孩子们的科学知识”中出版。

这本书给我祖父留下的印象不太深,他对出版人瓦尔特·瑙拉特(Walter Neurath)——这个人后来在伦敦成立了Thames & Hudson出版社——说,根本不值得去翻译这本书。“我觉得,我自己能写一本更好的。”他对瑙拉特说。瑙拉特让他拿出一章来看一看。

我祖父在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一段时间,曾经与一位朋友的女儿通信,这位小姑娘想知道他一天到晚都在做什么。以一种让小姑娘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博士论文的内容,这让他感到很大的乐趣。除此以外,后来他还提到,他对学术写作感到疲倦了,在大学期间太过专注于此。他坚信,人们能够做到用简单的语言将绝大多数事情给孩子们解释清楚,根本用不着去使用那些复杂的专业概念。于是,他写完了一章,活灵活现地描述了骑士时代的情形,把它寄给了瑙拉特。瑙拉特对此非常满意,并加上一句说:“为了能让这本书按计划出版,我需要在六个星期内拿到完整的手稿。”

我祖父根本没把握能不能完成,但是这个挑战给他带来很多激励,他回答说愿意尝试,并马上着手列出书的框架,决定要写世界史上的哪些事件。他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过去发生的哪些事情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人们最该记得哪些事情。然后,他就开始每天写一章。每天上午,他留在家里读父母家藏书中关于这一题目的所有材料,也包括百科全书和知识手册;下午他去图书馆,在那里尽可能地读关于那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报告,以便让他写出来的内容更可靠。晚上的时间是留给写作的,只有星期天有所不同——为了描述这个情形,我现在还得先介绍我的祖母。

伊尔泽·赫勒(Ilse Heller)——这是她当时的名字——十五年前从波希米亚来到维也纳,继续学习钢琴。不久以后,她就被列奥妮·贡布里希——我的名字就是随着她的名字起的——收为学生。就这样,伊尔泽·赫勒在认识她未来的丈夫之前,就已经认识了未来的婆婆。是的,列奥妮介绍他们互相认识,鼓励我祖父给她的新学生看维也纳的博物馆和各种名胜。1935年,共度周末早已成了一种让爱情萌生的例行活动——第二年,他们两人结婚了。有一个星期天,当他们在维也纳的森林中散步中间停下来休息时,我祖父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纸。“我们也许是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或者是在一个倒下的树桩上。”我祖母回忆说。这时我祖父问她:“我可以给你读些东西吗?”

“一读出来,就好多了。你知道,”我祖母说,“他那时的手迹读起来已经好费劲了。”

这个所谓的“东西”就是“世界小史”。我祖母似乎很喜欢她听到的东西,这个朗读节目持续了几个星期,一直到他写完这本书。我祖父准时将手稿交给了瓦尔特·瑙拉特。要是把这本书大声读出来的话,就可以感觉到,朗读以多么美妙的方式奠定了这本书的基调。从这本书的献辞当中,也可以猜到我的祖父多么珍视这些朗读时刻。初版的插图是请当时的一个骑术老师给画的,每一幅五个先令。我祖父一直很愿意指出的一点是,插图里的许多马画得比人好多了。

这本书1936年出版之时,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书评人认为,我祖父肯定是一位有经验的教师。没过多久,这本书就被翻译成五种语言。不过,这时我祖父母已经在英国,后来也一直留在那里。不久以后,纳粹禁了这本书,不是因为反犹太人,而是因为它的观点太“和平主义”了。

不过,这还不是“世界小史”的结局。在战争结束几年后,我祖父又得到了这本书的版权。但是,他在写作这本书时生活过的那个世界,现在看起来已经非常遥远。很多年,此书无人问津。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他收到了来自DuMont出版社的询问。于是,德语的第二版在1985年出版了,并加了一个尾章。我祖父对这本书能够再次成功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感到很欣慰,他兴致勃勃地给不同国家的读者编排不同的版本,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取翻译者的评论。不过,对一个翻译本的出版,他没有同意。除了这本“世界小史”以外,我祖父的所有著作都是用英语写成的。要是“世界小史”出一个英文本的话,他坚持要自己来完成翻译。尽管被多次请求将本书翻译成英文,但他都一直没有动手。这种抵制不光是因为他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英文的历史书一直都是围绕着英国王室来撰写的。英国的孩子们能够接受一本从欧洲的角度来讲述的世界历史吗?

直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欧洲联盟的意义也日渐增长后,他才相信,也许英国的孩子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于是,在他这漫长又充实的一生的最后阶段,他开始将自己的第一本书翻译成英文。

在开始翻译后不久,他曾经略为吃惊地对我说:“我又看了一遍我的这本书,里面的确藏着很多东西。你知道,我觉得,它挺好的!”当然他也做了些小修改,补进去一些关于史前人类的信息,请求他的儿子(我的父亲)——一位研究早期佛教的专家——来修改第十章,而有关中国历史那一章的修订,则得到了他的助手卡洛琳·穆斯蒂尔(Carolin Mustill)的大力帮助。

当他于2001年以91岁高龄辞世时,英文本的翻译还没有完成。最后的话本来是应该由他来说的。“我想强调的是,”在几年前的土耳其版前言中,他曾经这样写道,“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本书都从来不能代替教科书。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放松,能够追踪历史,不必去写笔记,不必去记住人名和年代。我也答应你们,我是肯定不会拿这些东西考你们的。”

2004年7月
列奥妮·贡布里希 xAFPZ+F4NtnkBHhXIIMEW/jU26FAShAp+W1sVAFd15kiRoc65rdbKGDoOZA0G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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