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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来信

白色的阳光斜照在城市郊外的山间平地上。平地南北两侧的远方,各有一列点缀着绿色斑点的灰色山脉,一脉土路贯穿平地伸向远方的山口,风一吹,路面刮起一阵尘土。路北侧有一片灌木林,覆盖在黄绿相间的原野之上。不远处,是西宁城边的一片低矮、灰黄色的平房,在空旷的背景下,显得渺小而又懒散。

一个青年正站在路边,等待着从西宁出城的汽车。他心急地踱着步子,不时地抬头望着城里方向。恰好这时,天上飘来了一片云彩,遮住了阳光。由于地处高原,气温只有十几度,一旦没有了太阳,青年虽穿着蓝色的长袖衣服仍然感到有点儿冷,不由得抱起了胳膊。在他的身边,放着一个绿色的军用帆布包、一个白色的布袋,这是他在西宁采购的物品。

这条路出西宁不远就会攀升到三千多米的山区,翻过山口,向着新疆或者西藏境内进发。由于偏僻,每天过往的车辆不会超过二十辆。于是,每一辆车过来时,青年都满怀着期盼,从好远开始就一直望着它渐渐驶近。

在青年等待的工夫里,已经开过去三辆车,一辆吉普,一辆黑色的轿车,一辆蓝色的卡车,但这些车显然都不是他等的那辆。青年人掩饰不住眼神中的失落,继续踱着步子,显得有些心急。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第四辆车开来了。这是一辆解放牌的绿色卡车,车的后厢带着帆布棚。青年跳了起来,在离汽车还有两百米左右时,他已经开始兴奋地挥舞着双手。

汽车司机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也挥舞了一下手臂,作为回应。在那个年代,司机是十分光荣的职业,这种踌躇满志也反映在了这位司机的脸上和手臂的动作上。

汽车来到了他的面前,停下了。在车门上,用白漆喷着一行字“光明农场”。光明农场就是青年要去的地方。

“你来晚了。”车外的青年说。

“这已经算最快了。”司机笑着说,“为了加油,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拿着介绍信都不管用,没有人理睬。后来油快用光了,我都担心要推车了。”

“后来呢?”

“后来我动了动脑子,”司机指了指自己的头说,“买了两包烟,到了站里,把烟一递……那里的人刚才还黑着脸的,马上换了副笑脸,挥了挥手叫我随便加油。我还多带了两个小桶,也加满了。快上来吧。”

车外的青年把军用包扛起来,向后车厢走去。然而,就在他接近车厢时,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人,被吓了一大跳。

“方以民,方以民。”车厢里的人站起身来,跟他打招呼。

“是你!陈锁。你怎么来了?”

“嗨,嗨,给婆娘看病。”车厢里的陈锁回答。

“她人呢?也在里面?”

“她没来,我来给她抓药。”

就他们说话的工夫,司机已经不耐烦了。他从驾驶室出来,帮助方以民把剩下的布袋扛起来,扔进了后车厢。“快,坐好,我们上路了。”司机说。

方以民犹豫了一下,他有两个位置可以选择:驾驶室内副驾驶的位置,以及后车厢内。他选择了后车厢。

司机撇了撇嘴,进了驾驶室。但他随即又下来了,手中夹着一封信。“这是你的信。你爸爸写给你的。我刚取来。”司机说。

由于农场太偏僻,外地下乡的职工又多,这里的司机都肩负着邮递员的责任,如果去西宁,往往会把职工的信件都带回去。

方以民欣喜地叫了一声,他简直是扑向了那封信。然而司机仿佛在卖关子,故意把信举过了头顶。

“快给我吧。家书抵万金,你没有离过家,不知道盼信的心情。”方以民说。

司机比划了一个抽烟的动作。方以民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全扔给了司机。司机呵呵地笑着,把信递给了方以民,转身上了车。

陈锁从后车厢里递出来一只手,方以民抓住,用脚踩住铁踏脚,跃进了车厢。车厢内很暗,于是他在入口站了一会儿,适应了一下,才继续向前走。地上放着几捆铁丝,方以民小心地避开了,生怕蹭坏脚上的新解放鞋。在车厢的前部,放了几个草垫。陈锁已经坐下了,方以民挨着他也坐下。汽车吼了几声,歪歪斜斜地上了路。

这两个并排坐着的人乍一看非常相似,都穿着蓝色的衣裤,脚上套着解放鞋。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方以民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两道浓眉略微上翘,显得很英俊,嘴角总像是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显得与人亲近,却又隔着适当的距离。他的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但已经比较标准了。他的衣服虽说是普通的蓝色,但显得很整洁。一旁的陈锁,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看上去又脏又皱,他已五十多岁,脸上的皱纹中都带着泥痕。他说话口齿不清,如果不仔细琢磨就很难懂。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有口音,还因为他根本没有掌握说话的技巧,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话表达得更清晰一点。

方以民并没有急着看信,他仿佛故意要把收信的幸福感拖久一点,转向身边的陈锁,关切地问:“陈嫂得了什么病?”

“说不上来的病,肚子疼,人越来越瘦。同志,这个年头啊,人们总是得一些稀奇古怪的病,连医生都没有见过,给开的全是治拉肚子的药。”陈锁哀叹。

方以民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

父亲的来信陈锁继续说:“可我知道,都是累的,累的……一辈子没有好好睡过一天觉,累散架了,没有用了……”

“应该把她一起带来,好好看看。”

“没有钱,没有钱啊,方以民同志。这次来西宁,我们连两个人的钱都凑不齐。在西宁得吃顿饭、住一天,可我们住不起。我就对她说,孩儿他娘,你去西宁吧,到了西宁,你就找中医院看病,把你的毛病都向医生倒一倒,多拿几服药回来。可她说,不行,我不来,要来我们一块儿来。没有办法,我就一个人来了。方以民同志,我们哪跟你一样,你是从北京来的大人物,等过了这一阵,还要回北京去的。我们穷庄稼人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钱。”方以民说。

“可那不一样,”陈锁说,“最起码你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你不知道这年头,娶媳妇生孩子日子是多么难过。我有时候累得都不想活了。”

方以民礼貌地闭了嘴。他知道,顺着这个中年人的话说下去,只能引来越来越多的牢骚和抱怨。他开始后悔没有和司机坐在一起。司机是个快活的小伙子,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方以民喜欢和快活的人在一起。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父亲的信,把鼻子凑到封口处闻了闻,信件散发出淡淡的浆糊香味。他小心地沿着边缘把信封撕开,生怕撕到了里面的信。一张黑白照片掉了出来。车厢内光线昏暗,方以民往车厢后部挪了挪,借着光,他看清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带着新荷的湖面,照片上有两个人,父亲在左,母亲在右。父母的头发都已经花白,父亲仍然带着那副赛璐珞黑框眼镜,在方以民的记忆中,母亲是那么美丽,现在却显得很瘦弱。可他们的表情显得非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喜悦的痕迹。

他继续看父亲的信,信中写道:

以民我儿:

相信你拆开信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照片。今年四月,一个很神秘的人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咨询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那天,我和你母亲拍摄了这张照片。

谈话基本上是聊天式的,针对当前中国的经济,我小心翼翼地谈了自己的认识,提出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没想到却获得了肯定。具体细节无法在信中详谈,我们见面后可以好好谈谈。但可以肯定的是,邀请我们见面的人是可以力挽狂澜的人。

谈话完毕,我和你母亲都很兴奋,预感到未来将出现一个较大的转机。

过了几天,单位上头突然来人找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你的父亲一直避免成为特殊阶层,也从不会提要求,但此刻,那种永远割不断的父子情让我提到了你。

我告诉他,我唯一的儿子现在还在青海,他已经到那儿五年了,还没有回来。我的儿子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现在从事的却和经济研究完全无关,实在可惜。我不敢请求他,我只是把你的事情说了一下。他提出帮我们想办法。当时我担心这是空头许诺,所以在信里从来没有和你提过。

昨天我突然接到了电话,北京的一个研究院决定给你一份工作。我也对他们说出了顾虑,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照顾。可他们说这不是走后门,你以前在北京工作过,也做过不少经济学研究,他们是按照正常程序把你调回北京。你的调令已经下到了青海省,也许过段时间就会到达农场。当然也许还会有波澜,时间上无法准确,可毕竟,你已经快回京了。

以民,不知道你保存的书稿是否还在,一定记住,如果有机会,那会成为一份重要的提纲,它是你父亲对于经济问题多年思考的结晶。我相信,这份提纲最终会用得上,也许就近在眼前了……

方以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他的手已经开始不停地抖动。回家!他已经读不进信后面的部分了,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体会着这两个字的魅力。

“方以民同志,信上写了什么?”旁边的陈锁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方以民故作镇定,“我父亲的日常来信,他想我了。有家的感觉真好,我很羡慕你有个家。”

“就这些?”

“这些已经足够了!”方以民笑了起来,大声地说。

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顺着颠簸的车厢走到了前窗,不停地拍打着:“停车!王石林,停车!”

“干什么?”司机王石林停了车,问道。

方以民在跳下车之前,突然回身,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递给了陈锁:“拿去,给陈嫂再买点药。再没什么……比亲人更重要的。”他来不及听陈锁的感激话,跳下了车,进入了驾驶室,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你怎么了?”王石林问道。

“我快回去了!我快回北京了!”方以民激动地说。

“真的吗?”王石林欢呼了起来,眼睛却盯着路面。他们已经驶入了西部山区,汽车正在一条土路上努力地沿着盘山公路的“之”字弯向海拔三千米的山口爬去。

“是的。我父亲在信上已经说了。而且,我回去之后还会继续做经济学研究,这可太棒了。”

“可他怎么做到的?”

“有时候事情很简单。”方以民卖了个关子。他犹豫着是否要把父亲可能得到重用的消息告诉王石林。

汽车到了山口附近,山口上一栋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冲出来一个人,招着手。王石林停了车。路边的人叫赵永坚,也是从北京过来的光明农场职工,和方以民住在同一个房间。赵永坚圆脸、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岁数和方以民差不多。他看见方以民也坐在车上,高兴地叫了一声,向着方以民一侧跑去。

“你怎么在这儿?”王石林问道。

赵永坚跑到了位,停了下来:“我已经等了一晚上加一白天了。”

“怎么回事?”

“昨天搭车走到这里,车坏了,大家就到小房子里休息,司机修车。等车修好了,他们忘了叫上我,开走了。”

赵永坚把自己的行李搬到了后车厢,和坐在后面的陈锁打了个招呼。他没有上后车厢,而是决定挤在前面,和方以民、王石林坐在一起。

“方以民快回北京了。”重新上路后,王石林对赵永坚说。

“那可太好了!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刚知道。”方以民把父亲在信中所说的内容详细地介绍了一遍。他知道即便现在不说,回去之后自己也一定会告诉赵永坚的。他还不忘把信中的照片拿出来,让朋友们看了一遍。

“这么说,你回去还研究经济学?”赵永坚问道。

“是的。”

“你终于可以实现你的抱负了。”

“不,这只是第一步,也许还差得远。”方以民表情严肃,但看得出他很开心。

“我们会想你的。”

方以民从朋友的语气中听出了难过。每一个人离开时,那些没有离开的人心情都很复杂。他安慰朋友们说:“我也会想你们的。会有机会的,也许大家很快都能回家,从北京来的回北京,从山东来的回山东。”

赵永坚说:“离开你让人难受,以后我们不知道该在谁那里聚会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讨论问题、学习英文。”

“这件事说不定还有段时间,我们却已经说到离开后的事情了。”

“会顺利的。”赵永坚说。

方以民诧异地望了一眼他的朋友。赵永坚的眼神显得友善,又显得有些特别,仿佛知道什么内情,仿佛在卖关子。

果然,赵永坚接着说:“你的调令已经下到农场了。”

“是吗?你怎么知道?”

“前天,我从农场出来之前,在魏书记家开会。书记说,上面来通知,要调走一个人,去北京。有人连忙问这个人是谁,他没有说。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是你。你的调令已经下到农场了。”

“真的吗?”

“真的。裴新利也在场。”赵永坚说。裴新利也是他们的好朋友。

“太好了!”

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汽车已经开到了农场。这座农场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由于山的阻挡,北面来的冷风侵袭不到,让这个盆地比周围其他地方温暖一些,甚至可以种小麦和玉米。十几年前,各地大建农场接收城市青年时,这里也建起了光明农场。方以民和赵永坚是在参加工作后来到农场的,他们都来自北京。

农场的房子位于一条土路的一侧。王石林把车拐进了一个带围墙的大院。院子很大,有着一大片空地,空地上堆着一座如同小山的牦牛粪饼堆,一些散养的牦牛在院子里踱步,寻找着草根。除了粪饼堆,还有一些土做的砖坯,在院子的西南角则有几排低矮的土坯平房。

此时天快黑了,明亮的金星已经出现在地平线附近。王石林把车停在了离平房不远的空地上,众人下了车,从后车厢往下拿行李。

陈锁先离开了,他家在院子外面的一间低矮房子里。

奇怪的是,刚才还兴奋的方以民突然变得心事重重,仿佛开始担心他是否能离开。“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别人行吗?”他突然要求道。

王石林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赵永坚“嗯”了一声。

“我是严肃的,”方以民再次要求说,“我也要你们严肃地答应我。”

两人又认真地点了点头,然而这种严肃并没有保持多久。“你一定是想第一个告诉你的心上人。”王石林笑着说。

青年突然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我没有心上人。”

“瞧他脸红了。”王石林说。

“我没有脸红。”

但他的伙伴们似乎并不在意他说什么,把他晾在一边交谈着。“他从来不会伪装,撒谎的时候总是自己先不好意思。”赵永坚说。

“他瞒得不错,可还是有人知道了。”王石林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了,她也是大姑娘,如果你再不动手,就成别人的了。”

方以民默然不语。他低头拿上两个包,他的朋友还在背后关切地问着:“你如果回北京的话,她怎么办?” hZmxFWsE4shT2D6o4VCqA+4JGnaQOZgGs9RzPCaxA3vXw3v6N+TbTzr25A28V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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